中國近代化轉型的內(nei) 在動力

作者：吳鉤

來源：《南方都市報》

時間：孔子二五六七年歲次丙申九月廿三日戊寅

           耶穌2016年10月23日

對於(yu) 中國近代化轉型的發生，學界有兩(liang) 個(ge) 假說最為(wei) 著名，一為(wei) 美國漢學家費正清提出的“衝(chong) 擊-回應論”。何謂“衝(chong) 擊-回應論”？概括地說，就是認為(wei) 中國傳(chuan) 統社會(hui) 隻有在經曆19世紀來自西方的“衝(chong) 擊”之後，產(chan) 生了“回應”，才會(hui) 出現近代化轉型。顯然，“衝(chong) 擊-回應論”的前提便是“中國曆史停滯論”：必須堅持認為(wei) 中國社會(hui) 缺乏內(nei) 在的近代化動力，“衝(chong) 擊-回應”的模型才有解釋力。

另一種假說是日本漢學家內(nei) 藤湖南率先提出的“唐宋變革論”。持“唐宋變革論”的學者相信，宋代中國已經出現了近代化轉型，表現在政治、社會(hui) 、經濟諸層麵。如果說，唐朝是中世紀的黃昏，那麽(me) 宋朝便是現代的拂曉時辰。“唐宋變革論”不但為(wei) 宋史研究提供了一個(ge) 分析框架，也可以給我們(men) 討論中國的近代化轉型帶來啟示。按照“唐宋變革論”的思路，顯然中國的近代化轉型是內(nei) 生的，是傳(chuan) 統文明自發演進的結果。

中國大陸研究晚清近代史的學者，不管是秉持“反帝反封建論”的正統學派，還是親(qin) 西方的自由主義(yi) 知識分子，大都或自覺或不自覺地受了費正清“衝(chong) 擊-回應論”的深刻影響，換言之，在反思傳(chuan) 統的立場上，他們(men) 的觀點是高度一致的。

最近讀到晚清近代史研究方家雷頤先生一篇介紹中國近代公共空間的文章，文中說：在傳(chuan) 統中國，公共空間畢竟非常有限，更不“自覺”，如中國的園林可謂曆史悠久美不勝收，但不是皇家園林就是私家花園，從(cong) 無“公園”；奇禽異獸(shou) 向囿皇家林苑或私人庭院，從(cong) 無公共“動物園”；中國曆來不乏嗜書(shu) 如命的藏書(shu) 家，幾大藏書(shu) 樓至今仍是文化史上的美談，但不是皇家館閣就是私人藏書(shu) 樓，從(cong) 無公共“圖書(shu) 館”；文物古董從(cong) 來是文人學士的雅好，好古博雅者甚眾(zhong) ，但不是皇家珍藏就是私人摩挲把玩之物，從(cong) 無公共“博物館”；從(cong) 來隻有傳(chuan) 抄朝中詔令章奏的官辦“邸報”，從(cong) 無現代意義(yi) 上公開傳(chuan) 遞信息的報紙。而這類“公共”，都是在西學東(dong) 漸影響下，非常晚近才出現在我們(men) 的生活中，使我們(men) 的“公共空間”得到不小的擴展，可謂“獲益匪淺”。

雷頤先生想來也是讚同費正清“衝(chong) 擊-回應論”的。他對於(yu) 中國近代公共空間的形成的分析，放在晚清的特定曆史時空下，也言之成理。然而，如果我們(men) 拉寬視界，從(cong) 更長的曆史時段來看公共空間的形成，卻會(hui) 發現，雷頤先生所說的種種“公共空間”，其實都內(nei) 生於(yu) 傳(chuan) 統，都出現在宋代，而且是“自覺”的。

宋代中國不僅(jin) 有皇家園林與(yu) 私家花園，還有數目眾(zhong) 多的公共園林，這類公共園林通常叫做“郡圃”，為(wei) 政府所修建，定期或常年對公眾(zhong) 開放，任人遊玩。南宋《嘉泰吳興(xing) 誌》記載說：“郡有苑囿，所以為(wei) 郡侯燕衎、邦人遊息之地也。士大夫從(cong) 官，自公鞅掌之餘(yu) ，亦欲舒豫，乃人之至情。方春百卉敷腴，居人士女，競出遊賞，亦四方風土所同也。故，郡必有苑囿，以與(yu) 民同樂(le) 。”這段記載非常清楚地表明：宋代的郡圃，是“邦人遊息之地”，“居人士女”都可以前來遊賞，跟今天的城市公園並沒有什麽(me) 不同。

而且，“郡必有苑囿”，大一點的城市都建有這樣的公園。我們(men) 可以這麽(me) 說，宋代是修建郡圃的鼎盛期，不管宋朝之前，還是宋朝之後的地方政府，都未能像宋代士大夫那樣投入極大的熱情建造郡圃。為(wei) 什麽(me) 宋朝地方政府會(hui) 投入巨大的熱情建造公園呢？用宋人的話來說，是為(wei) “以與(yu) 民同樂(le) ”、“與(yu) 邦人同其樂(le) ”。這應該就是雷頤先生所指的公共意識的自覺。

宋朝也有公共性的“動物園”。北宋皇家林苑玉津園，便是一個(ge) 動物園，當時番邦諸國進貢的珍禽異獸(shou) ，都豢養(yang) 於(yu) 玉津園。但我們(men) 說玉津園是動物園，卻不是因為(wei) 裏麵飼養(yang) 了很多動物，而是因為(wei) 每年三四月份，玉津園對市民開放，市民可以進入玉津園觀賞珍禽異獸(shou) ，洪邁《夷堅誌》提供了一個(ge) 例證：宋徽宗大觀年間，“宿州士人錢君兄弟遊上庠，方春月待試，因休暇出遊玉津園，遇道士三輩來揖談，眉宇修聳，語論清婉可聽，頃之辭去”。可見在開放期間，一般士庶是可以進入玉津園遊覽的。

中國當然也不是“從(cong) 無公共圖書(shu) 館”。宋時，天下各州縣都設有官立的學校，民間也建有大量書(shu) 院，不管是學校，還是書(shu) 院，一般都配套有藏書(shu) 機構，這些藏書(shu) 機構的藏書(shu) 一般都向當地讀書(shu) 人開放，有的藏書(shu) 樓還請允許圖書(shu) 外借，說它們(men) 是“地方圖書(shu) 館”也不為(wei) 過。晚清葉德輝《書(shu) 林清話》記錄的一個(ge) 細節，可以讓我們(men) 了解到宋代地方圖書(shu) 館的借閱規則：“北宋刻大字本《資治通鑒》卷中有靜江路學係籍官書(shu) 朱文長印，第六卷前有朱文木記曰：關(guan) 借官書(shu) ，常加愛護，亦士大夫百行之一也。仍令司書(shu) 明白登簿，一月一點，毋致久假。或損壞去失，依理追償(chang) 。收匿者聞公議罰。”可知宋元時期，讀書(shu) 人向地方圖書(shu) 館借書(shu) ，需要登記，最長可借讀一月，丟(diu) 失或損壞圖書(shu) 則必須賠償(chang) 。

相對而言，宋代的“博物館”公共性質並不明顯，或者說，宋代還沒有出現近代意義(yi) 上的公共“博物館”。不過，宋朝的三館秘閣收藏有大量圖書(shu) 以及古器、琴、硯、圖畫等藏品，兼有“博物館”的一部分功能。更重要的是，每年夏季，宋朝都會(hui) 舉(ju) 行為(wei) 期約兩(liang) 三個(ge) 月的“曝書(shu) 會(hui) ”，“曝書(shu) 會(hui) ”期間，三館秘閣會(hui) 展出藏書(shu) 、古器、琴、硯、圖畫，供詞臣學士觀賞、抄錄。也就是說，宋朝三館秘閣的藏品具有一定的開放性，隻是不可與(yu) 現代博物館相比。

至於(yu) “公開傳(chuan) 遞信息的報紙”，其實在北宋時也已出現了，叫做“小報”、“新聞”。宋朝小報並不是“傳(chuan) 抄朝中詔令章奏的官辦邸報”，而是市場化的民辦報紙，刊印的內(nei) 容一般是辦報人自己刺探來的時政消息，以及約寫(xie) 的意見評論。嚴(yan) 格來說，宋朝小報屬於(yu) 非法經營，但朝廷一直拿它沒辦法，到南宋時，小報的規模更加壯大，每日一期，“遍達於(yu) 州郡監司。人情喜新而好奇，皆以小報為(wei) 先，而以朝報為(wei) 常”，經營小報的人竟能“坐獲不貲之利”。宋朝大都市的早晨，每天都有人賣新聞小報。

明清時期也有傳(chuan) 播於(yu) 民間的報紙，但基本上都是翻印“京報”的內(nei) 容，沒有自己采寫(xie) 的消息與(yu) 言論。如果說，明清京報隻是傳(chuan) 統的邸報，那宋朝小報可以說更接近於(yu) 近代新聞報紙。

當宋人在建造郡圃、刊印小報的時候，費正清所說的“西方衝(chong) 擊”還不知道在哪裏呢。我這麽(me) 說，當然並不是為(wei) 了吹噓“祖上曾經闊過”，我無非是想說明一個(ge) 道理：近代化並不是什麽(me) 外來的異己之物；近代化的需求與(yu) 動力內(nei) 在於(yu) 我們(men) 的傳(chuan) 統中。

可是，既然如此，既然早在11-13世紀的宋代中國就已經產(chan) 生了近代化，那為(wei) 什麽(me) 到了19世紀下半葉，中國的近代轉型還會(hui) 一波三折、以至於(yu) 需要西方來“衝(chong) 擊”一下？我的看法是，宋代之後的元明清三朝，不同程度地出現了回向中世紀的倒退，比如宋人建造郡圃、刊印小報的傳(chuan) 統就中斷了。

責任編輯：柳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