吾生有涯願無盡：紀念梁漱溟誕辰123周年

作者：梁漱溟

來源：騰訊儒學

時間：孔子二五六七年歲次丙申九月十八日癸酉

          耶穌2016年10月18日

作者簡介：

梁漱溟（1893—1988），20世紀中國獨具風骨及知行合一的思想家、社會(hui) 實踐者。早歲信佛而後歸儒，亦不廢佛；以中學學曆而執教北京大學。壯年辭去教職，長期從(cong) 事鄉(xiang) 村建設；發起民盟，為(wei) 調停國共奔走呼號。1949年後屢受批判而始終不屈，傲然宣稱“三軍(jun) 可奪帥也，匹夫不可奪誌”。一生以“認識老中國，建設新中國”相號召，在兩(liang) 個(ge) 問題上追求不已：一是人生問題，即人為(wei) 什麽(me) 活著；二是社會(hui) 問題，亦可雲(yun) 中國問題，即中國向何處去。

梁漱溟先生（資料圖 圖源網絡）

我生於(yu) 甲午中日戰爭(zheng) 前一年[1893]。此次戰爭(zheng) 以後，國際侵略日加，國勢危殆。1937年“七七”事變，我國又遭受日寇長達八年之久的入侵。我的大半生恰是在這兩(liang) 次中日之戰中度過的。

我的大半生恰是在戰爭(zheng) 中度過的（資料圖 圖源網絡）

我原名煥鼎，祖籍廣西桂林。但自曾祖起來京會(hui) 試中進士後，即宦遊於(yu) 北方。先父名濟，字巨川，為(wei) 清末內(nei) 閣中書(shu) ，後晉為(wei) 後補侍讀，其工作主要為(wei) 皇史宬抄錄皇家檔案。先父為(wei) 人忠厚，凡事認真，講求實效，厭棄虛文，同時又重俠(xia) 義(yi) ，關(guan) 心大局，崇尚維新。因此不要求子女讀四書(shu) 五經，而送我入中西小學堂、順天中學堂等，習(xi) 理化英文，受新式教育。這在我同輩人中是少見的。由於(yu) 先父對子女采取信任與(yu) 放寬態度，隻以表明自己意見為(wei) 止，從(cong) 不加幹涉，同時又時刻關(guan) 心國家前途，與(yu) 我議論國家大事，這既成全了我的自學，又使我隱然萌露對國家社會(hui) 的責任感，而鄙視隻謀一人一家衣食的“自了漢”生活。這種向上心，促使我自中學起即對人生問題和社會(hui) 問題追求不已。於(yu) 社會(hui) 問題，最初傾(qing) 向變法維新，後又轉向革命，並於(yu) 中學畢業(ye) 前參加了同盟會(hui) 京津支部，從(cong) 事推翻滿清的秘密活動。辛亥革命爆發，遂在同盟會(hui) 《民國報》任外勤記者，因而得親(qin) 睹當時政壇上種種醜(chou) 行。這時我又讀了日人幸德秋水所著《社會(hui) 主義(yi) 神髓》，受書(shu) 中反對私有製主張的影響，因而熱心社會(hui) 主義(yi) ，曾寫(xie) 有《社會(hui) 主義(yi) 粹言》小冊(ce) 子，宣傳(chuan) 廢除財產(chan) 私有製，油印分送朋友。

1913年退出《民國報》，在革命理想與(yu) 現實衝(chong) 突下，自己原有的出世思想抬頭，於(yu) 是居家潛心研究佛典，由醉心社會(hui) 主義(yi) 而轉為(wei) 傾(qing) 向出世。在此種思想下，1916年我寫(xie) 成並發表了《究元決(jue) 疑論》，文中批評古今中外諸子百家，獨推崇佛法。隨後我以此文當麵求教於(yu) 蔡元培先生，遂為(wei) 先生引入北大任教。

《究元決(jue) 疑論》（資料圖 圖源網絡）

1917年起我在北大哲學係，先後講授“印度哲學概論”、“儒家哲學”等課。此時正值“五四”運動前後，新思潮高漲，氣氛對我講東(dong) 方古學術的人無形中有壓力。在此種情勢下，我開始了東(dong) 西文化的比較研究，後來即產(chan) 生了根據講演記錄整理而成的《東(dong) 西文化及其哲學》一書(shu) 。書(shu) 中我提出了人類生活的基本方式可分為(wei) 三大路向的見解，同時在人生思想上歸結到中國儒家人生，並指出世界最近未來將是中國文化的複興(xing) 。這些見解反映自家身上，便是放棄出家之念，並於(yu) 此書(shu) 出版之1921年結婚。

北京大學文科哲學門第二次畢業(ye) 合影（資料圖 圖源網絡）

隨著在北大任教時間的推移，我日益不滿於(yu) 學校隻是講習(xi) 一點知識技能的偏向。1924年我終於(yu) 辭去北大教職，先去山東(dong) 曹州辦學，後又回京與(yu) 一般青年朋友相聚共學，以實行與(yu) 青年為(wei) 友和教育應照顧人的全部生活的理想。

1927年在朋友的勸勉下，我南下到北伐後不久的廣州。在這裏我一麵覺得南方富有革命朝氣，為(wei) 全國大局好轉帶來一線曙光，一麵又不同意以俄為(wei) 師，模仿國外，背棄中國固有文化的做法，因此我雖接辦了廣東(dong) 省一中（今廣州廣雅中學前身），但此時更多考慮的乃是自己的“鄉(xiang) 治”主張。依我看來，由於(yu) 中西文化的根本差異，唯有先在廣大農(nong) 村推行鄉(xiang) 治，逐步培養(yang) 農(nong) 民新的政治生活習(xi) 慣，西方政治製度才得在中國實施。1929年我在考察了陶行知的南京曉莊學校、黃炎培先生江蘇昆山鄉(xiang) 村改進會(hui) 、晏陽初先生河北定縣平教會(hui) 實驗區及山西村政之後，適逢彭禹廷、梁仲華創辦河南村治學院，我應邀任學院教務長。這是我投身社會(hui) 改造活動的開端。但因軍(jun) 閥蔣閻馮(feng) 中原大戰，開學未滿年而停辦。旋於(yu) 1931年與(yu) 同仁赴山東(dong) 鄒平創辦山東(dong) 鄉(xiang) 村建設研究院。該院設研究部與(yu) 鄉(xiang) 村服務人員訓練部，並劃鄒平縣為(wei) 實驗區（後擴大為(wei) 十餘(yu) 縣）。實驗區有師範、實驗小學、試驗農(nong) 場、衛生院、金融流通處等。縣下設鄉(xiang) 學、村學。鄉(xiang) 學村學為(wei) 政教合一組織，它以全體(ti) 鄉(xiang) 民或村民為(wei) 對象，培養(yang) 農(nong) 民的團體(ti) 生活習(xi) 慣與(yu) 組織能力，普及文化，移風易俗，並借團體(ti) 組織引進科學技術，以提高生產(chan) ，發展農(nong) 村經濟，從(cong) 根本上建設國家。此項試驗在進行七年之後，終因1937年日寇入侵而被迫停止。

山東(dong) 鄒平創辦山東(dong) 鄉(xiang) 村建設研究院（資料圖 圖源網絡）

抗日戰爭(zheng) 爆發，發動民眾(zhong) 與(yu) 國內(nei) 團結為(wei) 抗戰所必需，於(yu) 是我開始追隨於(yu) 國人之後，也為(wei) 此而奔走。1937年8月應邀參加最高國防會(hui) 議參議會(hui) ，曾對動員民眾(zhong) 事有所建議。1938年我訪問延安。這是我奔走國內(nei) 團結的開始。訪問目的不外考察國共再度合作，民族命運出現一大轉機，共產(chan) 黨(dang) 方麵放棄對內(nei) 鬥爭(zheng) 能否持久，同時探聽同仇敵愾情勢下，如何努力以鞏固此統一之大局。為(wei) 此曾與(yu) 毛主席會(hui) 見八次，其中兩(liang) 次作竟夜談。關(guan) 於(yu) 對舊中國的認識，意見不同，多有爭(zheng) 論。但他從(cong) 敵友我力量對比、強弱轉化、戰爭(zheng) 性質等分析入手，說明中國必勝、日本必敗問題，令我非常佩服。1939年留在西南大後方感到無可盡力，我又決(jue) 心去華北敵後遊擊區，巡視中得到國共雙方協助。經皖、蘇、魯、冀、豫、晉六省，沿途動員群眾(zhong) 抗戰，曆時八個(ge) 月，曆經艱險。在戰地目睹兩(liang) 黨(dang) 軍(jun) 隊摩擦日增，深感如任其發展，近則妨礙抗戰，遠則內(nei) 戰重演，於(yu) 是返回四川後方，除向國共雙方指陳黨(dang) 派問題尖銳外，更與(yu) 黃炎培、晏陽初、李璜等共商組織“統一建國同誌會(hui) ”，以增強第三方麵力量，為(wei) 調解兩(liang) 黨(dang) 紛爭(zheng) 努力。1941年年初，皖南事件爆發，國內(nei) 團結形勢進一步惡化，遂又與(yu) 黃炎培、張君勱、左舜生發起將“同誌會(hui) ”改組為(wei) “中國民主政團同盟”（民盟前身），同時被推赴香港創辦民盟機關(guan) 刊物《光明報》，向海內(nei) 外公開宣告民盟的成立。不料報紙創刊僅(jin) 三月餘(yu) ，即因日軍(jun) 攻占香港而停刊。我不得不化裝乘小船逃離香港，來到桂林。在此我負責民盟華南地區工作，邊從(cong) 事爭(zheng) 取民主、宣傳(chuan) 抗日活動，邊從(cong) 事寫(xie) 作。

邊從(cong) 事爭(zheng) 取民主，邊從(cong) 事寫(xie) 作（資料圖 圖源網絡）

1945年8月日軍(jun) 投降，抗戰宣告結束，兩(liang) 黨(dang) 領導人又會(hui) 晤於(yu) 重慶。眼見敵國外患既去，內(nei) 部問題亦可望解決(jue) ，我即有意退出現實政治活動，而致力於(yu) 文化工作。及至參加（重慶）政治協商會(hui) 議，協議告成，我更以為(wei) 中國步入坦途在望，於(yu) 是托周恩來先生帶信給毛主席，說明自己退出現實政治之意，同時發表《八年努力宣告結束》等文，向社會(hui) 表明心跡。因未獲毛周二位諒解，我於(yu) 1946年3月再度訪問延安。但時局旋即惡化，我不得脫身，反被推任民盟秘書(shu) 長，參與(yu) 國共和談。至1946年年底，終因國民黨(dang) 決(jue) 心發動內(nei) 戰，和談破裂，我即辭去秘書(shu) 長，去重慶北碚，創辦勉仁文學院，並在此講學和完成了《中國文化要義(yi) 》的撰寫(xie) 工作。書(shu) 中總結了我對中國曆史和文化的見解，並指出“中國文化之偉(wei) 大非他，隻是人類理性之偉(wei) 大。中國文化的缺欠，卻非理性的缺欠，而是理性早啟、文化早熟的缺欠。”

國共和談時期民盟主要成語合影（資料圖 圖源網絡）

全國解放，1950年我由四川來到北京，得與(yu) 毛主席多次談話，表示願在政府外效力國家，並建議設中國文化研究所，或世界文化比較研究所，終因故未能實現。1952年為(wei) 對解放前的思想與(yu) 政治活動做一番回顧與(yu) 初步檢討，寫(xie) 成《我的努力與(yu) 反省》一長文。1953年9月在中央人民政府擴大會(hui) 議上發言，受到毛主席嚴(yan) 厲批評。1955年批判更在全國展開。自此以後我即將主要時間與(yu) 精力投入著述之中。

1950年發表《我的努力與(yu) 反省》一文（資料圖 圖源網絡）

1960年著手寫(xie) 《人心與(yu) 人生》一書(shu) 。這是早自20年代即醞釀於(yu) 心的著作，自認為(wei) 最關(guan) 緊要，此生定須完成。不料因“文化大革命”開始，參考書(shu) 盡失，寫(xie) 作工作被迫中斷。於(yu) 是在抄家未逾月的困難情況下，另寫(xie) 《儒佛異同論》及《東(dong) 方學術概觀》等。至1970年，才得重理舊業(ye) ，續寫(xie) 《人心與(yu) 人生》。但不久又逢“批林批孔”運動。因我堅持“隻批林，不批孔”，為(wei) 大小會(hui) 所占去的時間更多，寫(xie) 作近於(yu) 停頓。至1975年中，此書(shu) 終告完成。如在此書(shu) 《後記》中所說，“卒得償(chang) 夙願於(yu) 暮年”，了卻一樁心事，而我的著述活動也隨之基本結束。

梁漱溟書(shu) 法（資料圖 圖源網絡）

最後，我以《中國文化要義(yi) 》自序中的一段話，作為(wei) 此文的結束語：

“就以人生問題之煩悶不解，令我不知不覺走向哲學，出入乎百家。然一旦於(yu) 人生道理若有所會(hui) ，則亦不複多求。假如視哲學為(wei) 人人應該懂得的一點學問，則我正是這樣懂得一點而已。”“卒之，對人生問題我有了我的見解思想，更有了我今日為(wei) 人行事。同樣地，以中國問題幾十年來之急切不得解決(jue) ，使我不得不有所行動，並耽玩於(yu) 政治、經濟、曆史、社會(hui) 文化諸學。然一旦於(yu) 中國前途出路若有所見，則亦不複以學問為(wei) 事。究竟什麽(me) 算學問，什麽(me) 不算學問，且置勿論。卒之，對中國問題有了我的見解思想，更有了今日的主張行動。”

回顧過去，我就是這樣跋涉在自己的人生征途上。

責任編輯：柳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