電視劇《施琅大將軍(jun) 》一經播出，立即引發軒然大波，叫好聲與(yu) 批評聲此起彼伏，頓時成為(wei) 各界關(guan) 注的熱點。就如有“大陸新儒家”之稱的陳明所言，“策劃這個(ge) 選題，主要是想喚起國人對台灣問題的關(guan) 注，其次是想振作決(jue) 策層對解決(jue) 台灣問題的意誌力和決(jue) 心”。所以，這不僅(jin) 關(guan) 涉到對曆史人物施琅的評價(jia) 以及由此引發的民族主義(yi) 問題，也直指現實中的台海關(guan) 係中的政治認同、文化認同所引發的“中國認同”問題。陳明以儒家身份和民族主義(yi) 立場肯定施琅，引發種族主義(yi) 者、道德主義(yi) 者以及形形色色的對當局不滿者的激烈批評，屬意料中事。至於(yu) 由此文化事件所引發的對民族主義(yi) 的高度關(guan) 注和深入思考，則具有深刻的思想意義(yi) 。

    網絡上對《施》劇及陳明等人的批評，雖然情緒化謾罵大於(yu) 理性討論，但其背後的確是有各種理論資源的支撐。極力鼓吹漢族的優(you) 越性、正統性、主導性，並不時高調要清算蒙元、滿清“遺毒”的“漢族主義(yi) ”者們(men) ，雖然也標榜為(wei) 民族主義(yi) 者，但實質上是血統論意義(yi) 上的種族主義(yi) 者。這些人對《施》劇批評最起勁，幾近於(yu) 狂熱。這些人如陳明所言，“除了尋章摘句，就是破口大罵，哪有半點主義(yi) 可言？”但是，“他們(men) 的表演現實危害性很大很大，可輕視不得！”

    而眾(zhong) 多的傳(chuan) 統文化及儒學愛好者，大多隻從(cong) 價(jia) 值信仰和道德評價(jia) 的角度進行批評，根本不理會(hui) 陳明所強調的“應該把施鄭兩(liang) 家的恩怨跟大陸與(yu) 台灣的關(guan) 係區分開來，把施琅的私德與(yu) 收複台灣的事業(ye) 區分開來，把康熙作為(wei) 國家的代表者與(yu) 滿漢的衝(chong) 突區分開來”，也不去分辨曆史、民族與(yu) 文化之間的複雜關(guan) 係。對此，儒學聯合論壇的主持者王達三疾言道：“賢者識其大，不賢者識其小。先人有功於(yu) 國家民族，未若空談心性之腐儒。到得頭來，投降賣國的恰恰是空談心性之腐儒。施琅真真大英雄！”陳明與(yu) 王達三這一態度，激起了儒學內(nei) 部的爭(zheng) 議，認為(wei) 陳明、王達三違背了儒學精神，是偽(wei) 儒、小人儒。不過，我以為(wei) 恰陳明、王達三代表了儒家的真精神，其重視立德立言立功並舉(ju) ，以及道德理想與(yu) 政治現實的結合，以情境主義(yi) 判斷具體(ti) 事項，以中庸之道為(wei) 指導因革損益和經守權變，反對高調的道德苛求，“法聖人之所以為(wei) 法”，而不僅(jin) 僅(jin) 隻是抱殘守缺，守死善道。而且，儒家強調天下觀念，強調文化意義(yi) 上的“夷夏之辨”，但絕非不重視民族情感和民族利益，不然，如何理解儒家聖人孔子對管仲的讚許。所以，一個(ge) 儒者，首先是一個(ge) 民族主義(yi) 者。這樣的儒者，才可與(yu) 時偕行，修齊治平。

    中國作為(wei) 一個(ge) 曆史悠久的多民族國家，在曆史上發生過很多民族恩怨，在今天看來，是曆史悲劇。悲劇的產(chan) 生是不可避免的，關(guan) 鍵是如何避免悲劇的再發生。正確的態度就是淡忘曆史恩怨，不翻曆史舊帳，這也是儒家所強調的仁愛、中和思想以及實用理性精神的體(ti) 現。對於(yu) 曆史遺留問題，尤其是關(guan) 聯到現實政治的問題，絕不能隻從(cong) 單純的道德、情感、學理的角度來對待。曆史是生成變動的，不是凝固靜止的。在今天還否認蒙元、滿清的非中國性，繼續反蒙排滿，不僅(jin) 是對曆史文化所賦予的政治合法性的無知否定，也因曆史而傷(shang) 害現實，完全沒有意識到中華民族大融合給今天的中國帶來的正麵意義(yi) 。誠如另一位“大陸新儒家”代表人物蔣慶所言：“我們(men) 應該從(cong) 中華民族的整體(ti) 利益、長遠利益和中國文化的價(jia) 值要求來思考問題，不應該具有狹隘的種族主義(yi) 傾(qing) 向，這就是《春秋》‘夷夏之辨’的根本含義(yi) 。”

    因《施》劇引發的這場爭(zheng) 論絕非是一個(ge) 文化事件，而是一個(ge) 思想事件。這場爭(zheng) 論的重要之處不在於(yu) 結果如何，而在於(yu) 將隱藏的很多問題凸現出來。

    西曆2006年3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