去與(yu) 留——從(cong) 熊十力信劄民國新儒家的建國理念與(yu) 政治選擇

作者：唐文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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時間：孔子二五六七年歲次丙申九月十四日己巳

          耶穌2016年10月14日

編者按：熊十力與(yu) 其弟子唐君毅、牟宗三、徐複觀等，為(wei) 民國新儒家代表，在現代思想史上具有極重要的地位。近日讀熊十力在1948-1949年間寫(xie) 給徐複觀等人的書(shu) 信，理解其處境，體(ti) 會(hui) 其心情，感慨生乎凝神冷思之際。

熊十力像（攝於(yu) 1947年）

在1949年，對於(yu) 這些服膺儒門的學人而言，走還是留，的確是個(ge) 大問題。其時，身在廣東(dong) 番禺、年紀已經65歲的熊十力對於(yu) 政治局勢有冷靜的觀察。1949年4月，發生了兩(liang) 件大事：國際上是北大西洋公約的成立，國內(nei) 則是國共最後一次和談。於(yu) 此前後，南北分治之議，甚囂塵上，而熊十力始終懷疑其可行性。在3月28日寫(xie) 給徐複觀和陳雪屏的信中，熊十力對國民黨(dang) 政府能否維持半壁江山心存疑慮，其論調則是一貫的高標、尖銳、任性：“目前國內(nei) 之局，如當道真能革心易麵，另作良圖，保持半壁，自是佳事。如心猶已往之心也，麵猶已往之麵也，欲收已潰之人心，而支此殘局，絕不可能。則不如老實投降，無以戰火毀蒼生，較為(wei) 心安理得。”

1946年9月返漢口經上海時在學生朱慧清家與(yu) 學生牟宗三等合影留念。由右至左為(wei) :丁實存、熊世菩、徐複觀、朱霈（男童）、熊十力、高紉秋（後立）、 朱宣琪（女孩）、張立民、朱雷民、牟宗三

作為(wei) 一名參加過辛亥革命的同盟會(hui) 老黨(dang) 人，熊十力對國民黨(dang) 的基本心態是恨其不爭(zheng) ，而又將“根本的問題”追溯至清末民初以來學風士習(xi) 的淺薄不誠、精神無歸。至於(yu) 共產(chan) 黨(dang) ，他幾乎視之為(wei) 洪水猛獸(shou) ，故對於(yu) 共產(chan) 黨(dang) 之“圖南”有“黃農(nong) 虞夏之胄真完了”的擔憂。這種政治立場和政治態度，在民國時期的新儒家那裏非常典型。國民黨(dang) 聲稱孫中山、蔣介石是儒家道統的繼承者，共產(chan) 黨(dang) 則繼承了“五四”以來激進的反傳(chuan) 統主義(yi) ，雙方在文化問題上呈現出尖銳對立。也正是因為(wei) 這一點，民國時期的新儒家在政治上大多是親(qin) 政府的，雖然其政治立場未必與(yu) 國民黨(dang) 一致，且其言論仍能保持一定的獨立性。

熊十力

致徐複觀信劄

1948年寫(xie) 本

1通1頁紙本

18.5 × 25.5 cm

熊十力、牟宗三

往來信劄

1949年寫(xie) 本

2通2頁附1封  紙本

於(yu) 是，走還是留，對於(yu) 熊十力等人而言，既是一個(ge) 涉及政治理念和文化信念的公共問題，也是一個(ge) 事關(guan) 個(ge) 人出處、身家性命的個(ge) 人問題。在這些書(shu) 信中我們(men) 看到，熊十力和他的弟子們(men) 討論過幾種出走的設想：去印度、去香港、去台灣、去美國。去印度之議是由謝幼偉(wei) 提出的，估計是考慮到熊十力在唯識學方麵的造詣，擬在印度的大學為(wei) 他謀求一教職。牟宗三在給熊十力的信中轉達了這一提議，但這一提議似乎從(cong) 未具體(ti) 落實。去香港之議可能是牟宗三等人提出的，但熊十力不甚措意，認為(wei) 香港並不容易住，隻願意在危急時考慮去。熊十力最不想去的是台灣，理由並不是政治上的，而是認為(wei) 共產(chan) 黨(dang) 肯定會(hui) 攻打台灣，台灣肯定守不住。如在4月10日寫(xie) 給徐複觀的信中，熊十力主要從(cong) 安全問題考慮，勸徐複觀不要把家眷送到台灣：

你眷赴台，吾覺不必。大戰不能久延，轟炸不能避，城市離之半步，台人必加害，此必然也。即大戰稍緩，而當道人心全失，台灣決(jue) 不能固。兵敗如山倒，古語可玩。胡適不留其間，他也聰明。日人似已在運動台人，前天報上有此消息。

熊十力

致徐複觀信劄

1949年寫(xie) 本

1通2頁  紙本

此後的書(shu) 信中，熊十力幾次重申不願赴台的意向，即使在8月同意赴台之議，亦是想以台灣為(wei) 去美國的中轉：“赴台暫時可安一會(hui) ，將來或謀赴美教書(shu) ，不知能否？若想安於(yu) 台亦不可能也。”

雖然視共產(chan) 黨(dang) 為(wei) 洪水猛獸(shou) ，以夷夏之辨的《春秋》大義(yi) 看待1949年的變局，但對於(yu) 留下，熊十力倒沒有特別害怕，而是保持了一份內(nei) 在的安定：“我就在此聽天由命，亦無不可者。年已到此，拿定聽天，心亦自安也。”熊十力和弟子們(men) 討論過去上海、去重慶、去北京等不同方案，更是多次談到想回湖北老家，有一次則說，若不能回鄉(xiang) ，則赴台，其心境卻是：“不如出遊一番，隨時隨地死了算事。”

然而，疑慮乃至恐慌的時候總是有的。熊十力也多次談到，如果留下，他必須考慮麵對死的可能。如8月13日他寫(xie) 給徐複觀、牟宗三、程兆熊的信中說：“吾欲囑艮庸買(mai) 點安眠藥，留在身邊，萬(wan) 一太不堪，即作了計。猶可忍當然忍住，候自然了結，別無可說者。”又如9月7日他寫(xie) 給張丕介、徐複觀、唐君毅、錢穆、牟宗三的信中說：“中共既決(jue) 定某國路線，民族之命難知。士者以亡以為(wei) 樂(le) ，又何話說！老夫本可速了，但亦願得苟全性命時，也如武侯之苟全，看看世事浮雲(yun) 蒼狗之變。如義(yi) 不容苟全，則亦自了而已。”最讓人唏噓不已的是9月19日他寫(xie) 給唐君毅、錢穆、徐複觀、胡秋原、張丕介的信中所發的關(guan) 於(yu) “世道至於(yu) 無死道，而人道乃真窮”的一段議論，其弘道之堅定與(yu) 內(nei) 心之淒苦對比鮮明地躍然紙上：

熊十力

致徐複觀、牟宗三、程兆熊信劄

1949年寫(xie) 本

1通1頁附1封  紙本

19.3 × 29.5cm

世道至於(yu) 無死道，而人道乃真窮矣。船山、亭林、念台諸公，或生或死於(yu) 明季，皆易為(wei) 。我輩今日，乃真無以自靖，老夫真苦矣！然老夫自定有不易之矩焉。將來學校不能容餘(yu) 說所欲說之話，而或容吾說其勉強可說之話，吾當教書(shu) ，冀存一分種子也；如必迫吾說所不可說之話，則必不入學校，或餓死亦聽之安之。如可容身社會(hui) ，過苦日子，隨大化遷，則亦無不可。如不容為(wei) 此，則亦死耳！死為(wei) 自靖之事，當有義(yi) 在。是則老夫所早自計，所必持而決(jue) 不易之道也。

熊十力

致唐君毅、錢穆、徐複觀、胡秋原、張丕介信劄

1949年寫(xie) 本

1通7頁紙本

39 × 29.5cm

1962年10月，董必武與(yu) 熊十力先生在北京民族飯店交談

熊十力最終沒有走。麵對1949年的政治巨變，麵對一個(ge) 以徹底的反傳(chuan) 統主義(yi) 確立自身、主張全盤革命的新政權，他遲遲不行，最終留在了大陸，說不上是真正心甘情願的積極選擇，也說不上是完全無可奈何的消極承受。而他的弟子們(men) 大都選擇了走：徐複觀、牟宗三、唐君毅都走了，牟宗三更是恓惶，不得不舍下家人，孤身出走。後來的故事我們(men) 現在也都知道了。新的國家建立以後，熊十力又返回北大任教，也得到共產(chan) 黨(dang) 當局的禮遇，也寫(xie) 出了一些新作品，然而他最後的形象還是定格在了1967年遭批鬥之後的那個(ge) 廣為(wei) 人知的情景：

批鬥結束後，熊十力常獨自到街上或公園，跌跌撞撞地走著，雙淚長流，口中念念有詞：“中國文化亡了！中國文化亡了！……”直到實在走不動了，才坐到地上休息。

而他的弟子們(men) ，在港台經曆了一段艱難困苦之後，也獲得了較為(wei) 安定的生活，在港台的大學裏任教，教出了不少的弟子，寫(xie) 出了平生最重要的著作，成就了新儒家的學術事業(ye) ，也為(wei) 港台當地的文化提升做出了巨大的貢獻。上世紀90年代末，有一次我去拜訪周輔成先生，談到1949年赴港台的這批民國學人時，周先生不無動情地說：“他們(men) 到了港台，雖然開始時環境也很艱苦，但總還能放得下一張書(shu) 桌，所以著作一本接著一本。我們(men) 留在大陸，則是一個(ge) 運動接著一個(ge) 運動，苟延殘喘，乃至於(yu) 今。”

對於(yu) 今天的儒門服膺者，這種巨大的反差必然會(hui) 引出一個(ge) 尖銳而複雜的問題：應該如何重新看待1949年的大變局？這個(ge) 問題之所以尖銳而複雜，一方麵是因為(wei) 我們(men) 知道了後來的曆史，另一方麵，作為(wei) 生在新中國、長在新中國的新世代，我們(men) 不可能淡然地像一個(ge) 旁觀者那樣對待建國後的這段曆史。我們(men) 常常看到的，倒是在這個(ge) 問題上的情緒兩(liang) 偏，乃至走向兩(liang) 個(ge) 極端。一個(ge) 極端來自一些被稱為(wei) 或自稱為(wei) “民國範兒(er) ”的人，他們(men) 懷著強烈的痛與(yu) 恨企圖在對現代中國的曆史理解中把共產(chan) 黨(dang) 及其時代徹底否定。這種痛恨的情緒其來有自，也有其正當性，但由此種情緒籠罩而形成的曆史理解既淺薄又不嚴(yan) 肅。另一個(ge) 極端來自一些被稱為(wei) 或自稱為(wei) “毛左”的人，他們(men) 像紅衛兵一樣被人間天堂的幻象所蠱惑，逐漸進入迷與(yu) 醉的狀態，對新中國的曆史毫無反思，連“文革”一起全部狂熱地肯定，其中不乏對共產(chan) 主義(yi) 邏輯有深刻洞察者甚至以“文革”為(wei) 最值得肯定者。這種迷醉有其病理學根源和思想史脈絡，可恰當地追溯至現代以來肇始於(yu) 西方、又獲得中土文化資源的推波助瀾而形成的政治彌賽亞(ya) 主義(yi) ，或者說是在中國思想界仍未經過徹底檢討的啟蒙的辯證法。

如果輕易地否定和盲目地肯定都不是合適的態度，而是缺乏反思的表現，那麽(me) ，理性的中道又在哪裏？若從(cong) 我們(men) 的情緒出發談起，誰都無法否認，“文革”是我們(men) 集體(ti) 記憶中的一種巨大的痛苦。我們(men) 要珍惜我們(men) 的痛苦，就既不能無視這種痛苦的存在及其意義(yi) ，反過來，我們(men) 也不能讓這種痛苦把我們(men) 的理智燒掉。在我看來，要具備比較健全的政治意識和文化意識，必須放在文明更新的宏大視野中看待現代中國的建立，必須意識到中國的意義(yi) ，她過去是、未來也應當是一個(ge) 文明的承擔者，用著名政治學家亨廷頓的說法，中國過去是、未來也會(hui) 是儒教文明的核心國家。無可否認，在走向民族國家的道路上，中國一直向外探索，逐漸從(cong) 原來的主動學習(xi) 變成了被動模仿，以至於(yu) 經曆了徹底的自我否定，其後又在自我否定與(yu) 自我肯定的矛盾中掙紮、前行。如果說新文化運動意味著作為(wei) 文明承擔者的中國走向了徹底的自我懷疑和自我否定，那麽(me) ，在民國新儒家身上，恰恰以最典型的方式體(ti) 現出了中國文明的苦惱意識。由此我們(men) 可以恰當地定位民國新儒家的思想史意義(yi) ：他們(men) 代表了在儒教文明的自我更新過程中中國文明的自我意識恢複的一個(ge) 必經的階段。

熊十力、牟宗三

往來信劄

1949年寫(xie) 本

2通2頁附1封  紙本

亨廷頓的重要性在於(yu) 揭示出，在當今這個(ge) 以民族國家為(wei) 法權主體(ti) 的世界格局中，如果一個(ge) 文明缺乏一個(ge) 核心國家，則無法獲得真正的發展，更遑論文明的世界曆史意義(yi) 了。這裏隱含的文化政治意識一言以蔽之即是文明與(yu) 國家的互相需要。就這一點而言，構成我們(men) 肯定1949年的理由：辛亥革命以地方獨立開始，意味著君主製中國的解體(ti) ，到1949年建立了一個(ge) 中央集權的、統一的新中國。也就是說，以文明更新的宏大關(guan) 切看待現代中國的曆史，1949年的建國行動是儒教文明複興(xing) 的一個(ge) 必要步驟，是一個(ge) 了不起的政治成果。因此，對於(yu) 具有文明意識的中國人而言，特別是對於(yu) 當下的儒門服膺者而言，政治成熟的一個(ge) 標誌就在於(yu) 能否在文明更新的高度上充分肯定1949年的建國行動。

那麽(me) ，那個(ge) 尖銳問題的另一麵又如何處置：一個(ge) 儒門服膺者如何去肯定一個(ge) 以徹底打倒孔家店而自我確立的政黨(dang) 國家？傳(chuan) 統的夷夏之辨以其教化含義(yi) 為(wei) 首要，肯定這樣一個(ge) 新中國將置這一經義(yi) 於(yu) 何地？對此，我們(men) 仍能從(cong) 文明更新的視野獲得一個(ge) 可能的解決(jue) 。建立一個(ge) 有文明擔當的新中國，其前提是打破傳(chuan) 統形態的舊中國。革命僅(jin) 僅(jin) 在這個(ge) 意義(yi) 上才能獲得其充分的正當性。用尼采的話來說，隻有重建才能為(wei) 破壞提供正當性。這樣，辛亥革命和己醜(chou) 建國，都是一個(ge) 文明國家自我更新的不同政治步驟，而政治的更新與(yu) 文化的更新注定不能同步，因為(wei) 政治的更新必然會(hui) 受到舊有形態的文化的阻礙，從(cong) 而必須將其破壞才能獲得成功。換句話說，既然政治形態與(yu) 文化形態緊密相連，政治更新必然意味著文化破壞，那麽(me) ，文化更新也必然以舊的文化形態的破壞為(wei) 前提，也必須考慮與(yu) 新的政治形態相適應。這顯然是一條從(cong) 革命到重建的道路：革命是為(wei) 了重建，重建並不是複古；或者從(cong) 另一個(ge) 角度也可以說是從(cong) 疏離到回歸的道路：疏離是為(wei) 了回歸，回歸並不是守舊。

熊十力

致徐複觀信劄

1949年寫(xie) 本

1通2頁附1封  紙本

39.5 × 29.5cm

熊十力

致徐複觀、陳雪屏信劄

1949年寫(xie) 本

1通9頁  紙本

然而，這個(ge) 可能的解決(jue) 思路並不能夠讓我們(men) 感到輕鬆，很大程度上是因為(wei) 中國的政治更新與(yu) 文化更新到目前仍遠未完成。中國的方向仍然是懸而未決(jue) 的，無論政治上還是文化上。除了能夠抱著文明的信念合理地期待之外，作為(wei) 服膺儒門的學者，我們(men) 所能做的就是澄清我們(men) 應有的文明意識，深化我們(men) 對於(yu) 世界曆史的理性認識，而不是被一些迎合性的流俗之見所左右。在熊十力的書(shu) 信中可以讀到他對名士、名流的多次猛烈批評，我認為(wei) 在當下仍有警醒的意義(yi) ，茲(zi) 錄如下，與(yu) 有識者、有誌者共勉：

中國自漢以下有名士之風，一為(wei) 名士，其學不求真知，其人全習(xi) 世故，其行全是虛浮。顧亭林、王船山皆恨文人與(yu) 名士，而船山罵之尤甚。蓋船山亡國之恨，比亭林尤真也。吾眼見清代以來名流之造亡，故罵之毒。

吾敢斷言，鹹同諸公不同今人。而今之知識分子，無論為(wei) 左為(wei) 右，對根本切要之各大問題，同不注意，同不說半字。或空呼民主而外倚，或順從(cong) 危亂(luan) 之政府，或漠然無感覺，一切不關(guan) 心，還想現局可安，不會(hui) 有事。北平學界如此，全國學界如此。

責任編輯：柳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