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方非（中山大學博士生）

圍繞《施》劇引發了這麽大的爭論，這其中到底有多大的合理意義，以及反映出傳統文化陣營內部什麽樣的問題，應該進行一下反思。

既然爭論各方都是打著華夏文明的名號，那麽就在這個前提下檢討一下有關爭論。爭論因施琅這個曆史人物的評價而起，而爭論的背後卻完全可以撇開這個人物來談。首先，台灣問題對於華夏文明究竟有著什麽樣的重大意義，國人固然應當關注台灣問題，在華夏文明的框架內也是決不能容忍台灣分裂的。然而，這僅僅是就分裂的事實而言，而就統一的事實而言，不惜以武力讓台灣就範，就意味著華夏文明的複興了嗎？難道還是台灣問題造成華夏文明的衰微，或者成為了華夏文明複興的絆腳石？否則，作為傳統文化的支持者，何以要在這種時候表明“血戰到底”的決心？眾所周知，台灣的分離狀態其實是曆史的遺留問題遇上了現實的政治瓶頸，台灣問題的現狀主要還是政治上的分離，兩岸的文化卻從來就是血脈相通的。海峽兩岸之間的問題很多時候都發生在政治層麵上，而且主要是為某些政客所一手炮製。台灣問題的解決需要更多政治上的技術和膽識，而作為文化人，主要還是在於充分地推動兩岸之間的文化交流和合作，依托民間的力量恢複和整合傳統文化，而不是幻想走政治上的捷徑。對於華夏文明的複興而言，武力統一台灣比維持現狀要糟糕得多。

其次，漢族統治與蒙滿異族統治之辨對於華夏文明的複興又有多大的意義？難道果真是如某些所謂漢族主義者所宣稱的那樣，竟然是滿清統治造成了華夏文明的衰微？既然明末的腐朽統治抵擋不了滿族旗兵的鐵騎入侵，難道還能阻擋西方列強的船堅利炮？漢族主義者們難道連這點常識都不懂，莫非他們會認為若換了漢族人統治了那個兩三百年，華夏文明就會發展出強大的資本主義經濟？可笑的是，漢族主義者們居然將帝王政治下的野蠻性和殘酷性統統歸結為蒙滿異族的特征，仿佛這一切都會因漢族人的統治而消失。蒙滿統治固然會帶上種族本身的野蠻性和殘酷性，但這更多地是依附在帝王專製統治下造成的。現代政治的特征之一就是剝掉政權的種族特征，而不是努力確立一個最“英明”的種族。漢族主義者們難道不明了現代政治的這種趨勢，而一定要去清算種族統治的舊帳？即便漢族主義者充分挖掘曆史材料論證出，滿清統治者接受華夏文明隻是其實施統治的一種策略，這也絲毫不能給他們的立場帶來助益。怎麽，自古以來，難道意識形態的本質不是一種權力上的策略？難道漢族統治者們一個個都是孔孟之道的忠誠信徒？我並非不知道蒙滿異族與漢族之間的統治在對待華夏文明上的距離，但他們卻在帝王專製的政權性質上接近得多。作為一種統治的策略而接受華夏文明，這種意義難道還不夠大嗎？這對於華夏文明而言，恰恰意味著它的強大生命力而沒有導致滅亡。在異族統治過程當中，不管統治者自身在多大程度上接受華夏文明，但至少是強大的華夏文明一直在製約和塑造著它們。對於傳統文化的支持者而言，最具意義的一點是，華夏文明終究以其強大的生命力走過來了，當政權已經成為過去的時候，華夏文明的生命力卻依然存在。然而，當華夏文明在20世紀遭遇到前所未有的衰敗景象時，卻反過頭去清算種族統治的舊帳，這可不可以算是吃錯藥了？

既然是打著華夏文明的名號卷入爭論，就得問清楚當前複興華夏文明的最大問題是什麽。是劃清漢族統治與異族統治之間的界限以獲得所謂正統的華夏文明，還是徹底解決台灣問題取得政治上的統一以顯示華夏文明的凝聚力？我認為兩者都不是，基於兩種立場上的爭論對於華夏文明的複興而言都沒有什麽重大的意義。如果具體到《施》劇的爭論上來，我個人認為，在兩岸的這種現狀中，拿施琅這樣一個有爭議的人物來宣揚確實有失明智。而且，作為傳統文化的支持者，基於上麵所提到的理由，我個人反對文化人借《施》劇來在台灣問題上表達一種高姿態。但在對施琅這樣一個曆史人物的定位問題上，與蒙滿異族統治的定位一樣，完全可以作為一個學術問題去考察和論證。站在哪種立場上都並不代表涉及到了民族大義，而隻是學理上的差異。實際上，《施》劇主要還是一個官方的舉動，政權可是不講學理的。陳明先生作為一介學人，他的介入有他自身的學理，他的表態也表明了他個人的看法。大家可以對《施》劇進行指責，對陳明先生的表態進行評價，但不要將兩者攪在了一塊，尤其是不要陷入到“主義”之爭當中。某些漢族主義者將對《施》劇的指責統統轉向對陳明先生的討伐乃至辱罵，隻能暴露出自身的膚淺和無知。在這種具體層麵的爭論上，基本上成了漢族主義者們的攻伐場所，學理意義已經盡失。

當前華夏文明的最大問題是什麽？其一是強勢的西方文化的全麵侵蝕，這不僅是海峽兩岸的，同時也是當前大多數非西方的傳統文化所共同麵對的。其二是意識形態上的瓶頸，這當然就大陸而言。華夏文明在20世紀的式微，最根本的還是西方文化的強勢所造成的，這已經是文化進程當中的常識。當前西方文化的侵蝕仍在繼續，但並沒有再依附於明確的侵略主體。我們在華夏文明的旗號下走在一塊，倒不擔心喪失自身的文化性，卻打定主意要盲目以自身文化的優越性自守的話，就隻會自取滅亡。西方文化既有侵蝕的一麵，也有借鑒和挑戰的一麵。麵對強勢的西方文化，重要的是在調適和整合自身傳統文化的同時，獲得更多的對話與交流。在當前，一方麵，需要一批一流的國際型的學者在國際上廣泛開展與西方主流文明之間的對話，另一方麵，高校內的學者對中西文化深入進行學理上的比較研究，從理論上對自身的傳統文化做出現代性的轉化。在這兩個方麵都有大陸和港台的學者在進行著，但另一個更為廣泛的層麵則是需要大量傳統文化的愛好者和支持者，憑著自身的熱望在了解和掌握傳統精神資源的同時，投身到廣闊的民間社會中去踏踏實實做一些事情。在當前廣闊的農村社會裏，很多傳統的東西都已經消失或正在消失，農村文化幾近荒蕪。以經濟建設為中心的主流聲音強調以城市帶動農村，卻無視農村文化的傳統性和自體性，對農村文化所遭受到的全麵破壞和瓦解熟視無睹。因此，對於真正熱愛和支持傳統文化的人來說，有相當多的事情可以讓我們去做，去恢複和重建。這種工作不需要表姿態、喊口號，也不需要建立流派標榜主義，當然也不能吸引媒體的關注，不能引起網絡的轟動。然而，這才是對傳統文化的延續和發展所做出的最為真誠貢獻。

當前，傳統文化出現某種興盛的同時，針對自身的傳統會出現各種不同的立場和姿態，這也應當是正常的現象。出於對西方強勢文化的反彈，出現某種比較極端的立場也在所難免。某些人一定要表明一種漢族主義的立場，我個人覺得也未嚐不可。但關鍵是要身體力行地走民間路線，踏踏實實地在民間社會做一些事情。固如是，即便極端者如蔣慶先生，雖然立場不敢苟同，但他那身體力行的精神卻讓人非常欽佩。因此，不管如何，各種立場都要統一到華夏文明的大局之下，針對西方文化做出溝通，針對民間社會做出重建。若能識此大體，對於所謂《施》劇之爭便可休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