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標題：為(wei) “正名”正名

作者：楊清蓮、高培華（河南教育報刊社、河南省教科所）

來源：《光明日報》

時間：孔子二五六七年歲次丙申九月初十日乙醜(chou)

           耶穌2016年10月10日

自從(cong) 胡適於(yu) 《中國哲學史大綱》稱孔子的政治哲學為(wei) “正名主義(yi) ”，視作“孔子學說的中心問題”，孔子所言“正名”就被泛化為(wei) 普適性政綱。以後論者無不受此影響，批評孔子“企圖用過時的舊名來糾正改變了的現實，乃是逆曆史潮流而動”的觀點成為(wei) 主流。新時期以來，說孔子政治上“保守、落後以至反動”者不乏其人，對其政治哲學與(yu) 治國方略誤解尤甚。正本清源，廓清誤解，已成為(wei) 增強文化自信、繼承和弘揚中華優(you) 秀傳(chuan) 統文化的當務之急。

為(wei) 了辨疑糾誤，茲(zi) 引錄《論語·子路》第三章：

子路曰：“衛君待子而為(wei) 政，子將奚先？”子曰：“必也正名乎！”子路曰：“有是哉，子之迂也！奚其正？”子曰：“野哉，由也！君子於(yu) 其所不知，蓋闕如也。名不正，則言不順；言不順，則事不成；事不成，則禮樂(le) 不興(xing) ；禮樂(le) 不興(xing) ，則刑罰不中；刑罰不中，則民無所措手足。故君子名之必可言也，言之必可行也。君子於(yu) 其言，無所苟而已矣。”

此章應係哀公六年（公元前489年），子路所謂“衛君”乃衛出公。據《左傳(chuan) 》，定公八年（公元前502年）晉衛會(hui) 盟時，趙簡子慫恿部下羞辱衛靈公，嚴(yan) 重傷(shang) 害了衛國的尊嚴(yan) 。靈公君臣歸國先谘詢於(yu) 大夫，獲得貴族上層支持；又“朝國人”問：“若衛叛晉，晉五伐我，病何如矣？”皆曰：“五伐我，猶可以能戰。”衛國遂斷絕了衛晉聯盟。而衛太子蒯聵謀刺南子不成流亡國外，卻投靠了趙簡子。哀公二年（公元前493年）衛靈公歿，趙簡子企圖送蒯聵歸國繼位以控製衛國；忠於(yu) 靈公的大臣則擁立蒯聵之子公孫輒繼位，拒蒯聵於(yu) 衛晉邊界的戚邑（輒年少，掌實權的是孔文子等大臣），形成表麵上是衛出公父子爭(zheng) 國，實際是衛以齊魯為(wei) 後援抵禦晉國幹涉，長期相持不下的局麵。哀公六年孔子自楚返衛，所言“正名”，正是針對衛國君臣父子名分紊亂(luan) 之局。朱熹注引“謝氏曰：正名雖為(wei) 衛君而言，然為(wei) 政之道，皆當以此為(wei) 先”。誤將“名不正，則言不順”等語作為(wei) 一般道理的正確性，混同於(yu) “正名”治國方略的普適性，忽略了首先要實施“正名”的前提條件。胡適受此影響，在《中國哲學史大綱》中引述了“正名”一章，又引孔子“觚不觚，觚哉？觚哉”“政者，正也”等語及“齊景公問政”章，說“‘君君臣臣父父子子’，也隻是正名主義(yi) ”。勉強完成“正名”的普適性論證。其實，齊、衛政局不同，孔子開的藥方也不同，“君君臣臣”雲(yun) 雲(yun) ，是要求君臣父子的行為(wei) 符合各自身份，到位而不逾越本分。這分明是正身、正行，而非正名；硬說是正名，是偷換概念。如果說齊國“君不君、臣不臣”等亂(luan) 象在春秋時代確有普遍性，此藥方也具有普適性的話，那麽(me) ，衛國君臣父子名分紊亂(luan) 卻是一個(ge) 特殊現象，“正名”並無普適性，將其泛化為(wei) “正名主義(yi) ”是莫大誤解。如此違反邏輯的論證，卻被學界普遍接受。直到胡適提出“正名主義(yi) ”60年後，張岱年教授始醒悟道：“以前，很多人（包括我在內(nei) ）解釋正名，都以‘君君、臣臣、父父、子子’為(wei) 正名的主要內(nei) 容，這在事實上恐怕並不切合於(yu) 正名的含義(yi) 。‘君君、臣臣、父父、子子’，可以說是‘循名責實’，而正名是糾正名義(yi) ，並不是一回事。”此論發表35年了，對於(yu) “正名”的誤解，依舊充斥於(yu) 各種《論語》注本和有關(guan) 論著。

如能摒棄流行的偏見，則不難發現：孔子的政治哲學是崇仁尚德的民本主義(yi) 。

先秦民本思潮發源甚早。據《尚書(shu) 》：夏初的《五子之歌》就提出“民惟邦本，本固邦寧”，伊尹授政太甲有“無輕民事”之訓，盤庚遷殷有“重我民”之諭。武王大會(hui) 諸侯於(yu) 孟津作《泰誓》三篇，其“天矜於(yu) 民，民之所欲，天必從(cong) 之”“天視自我民視，天聽自我民聽”等句屢被後世引用；周公作《康誥》《酒誥》《梓材》，提出“明德慎罰”“用康保民”“無於(yu) 水監，當於(yu) 民監”等思想。

政治哲學是政治與(yu) 倫(lun) 理的耦合體(ti) ，是如何獲得美好生活和良序社會(hui) 的理性反思與(yu) 實踐智慧。孔子搜集研究古文獻，對夏、商、周三代政治進行了道德的、價(jia) 值的反思，又汲取前人思想精華，標舉(ju) 仁學的旗幟，對於(yu) 政治的目的、規律、規範、為(wei) 政方略、理想的政治生活等都有深刻論述，構成了含蘊豐(feng) 富的政治哲學。這裏，主要依據《論語》概括如下：

一是“仁者愛人”，推行忠恕。《顏淵》篇：“樊遲問仁。子曰：愛人”；“仲弓問仁。子曰：出門如見大賓，使民如承大祭。己所不欲，勿施於(yu) 人”。仁是協調人際關(guan) 係特別是君臣父子等宗法政治關(guan) 係的根本原則，是政治活動的發端和歸宿。使民即行政，仁者行政須秉持忠恕：“己欲立而立人，己欲達而達人”是忠；“己所不欲，勿施於(yu) 人”是恕。仁的基本理念是愛人。仁愛是一種普遍的愛，但不是一視同仁，而是由親(qin) 及疏有差等的愛。《學而》篇：“子曰：弟子入則孝，出則弟，謹而信，泛愛眾(zhong) 而親(qin) 仁。”有若曰：“孝弟也者，其為(wei) 仁之本與(yu) 。”可見仁以孝悌為(wei) 基點，逐步推廣達到泛愛眾(zhong) ；雖有維護宗法等級製度的局限性，卻不掩蓋其人道主義(yi) 的光輝，確實蘊含著人類永恒價(jia) 值。

二是“使民以時”，惠民安民。仁者為(wei) 政務使“近者說，遠者來”（《子路》）；“遠人不服，則修文德以來之。既來之，則安之”（《季氏》）。欲安之，必富之。《堯曰》記孔子“所重：民、食、喪(sang) 、祭”。民與(yu) 食，是政治的群眾(zhong) 基礎和物質保障；喪(sang) 與(yu) 祭，是“慎終追遠”教化安民。《學而》載：“子曰：道千乘之國，敬事而信，節用而愛人，使民以時。”統治者節製用度才能薄賦斂，使民不違農(nong) 時才能發展生產(chan) ，這是富民安民的基本準則。孔子稱讚子產(chan) “其養(yang) 民也惠，其使民也義(yi) ”（《公冶長》）。義(yi) 者，宜也。使民也義(yi) ，即使民以時、賦役有度；養(yang) 民也惠，即惠民安民。

三是“為(wei) 政以德”，政者正也。《顏淵》篇中：“季康子問政於(yu) 孔子。孔子對曰：‘政者，正也。子帥以正，孰敢不正？’”季康子問：“如殺無道，以就有道，何如？”孔子對曰：“子為(wei) 政，焉用殺？子欲善而民善矣。君子之德風，小人之德草。草上之風，必偃。”論者或謂“孔子具有英雄史觀”，這是把社會(hui) 道德風氣的養(yang) 成混同於(yu) 曆史發展的根本動力，既曲解了英雄史觀，也誤解了孔子。孔子對政治的基本定義(yi) 是：“政者，正也。”其道德要求首先是針對執政者或準備從(cong) 政者提出的。“為(wei) 政以德，譬如北辰居其所而眾(zhong) 星共之。”（《為(wei) 政》）“其身正，不令而行；其身不正，雖令不從(cong) 。”（《子路》）要求統治者以身作則、示教垂範，反對“不教而殺”的虐民暴政，才是孔子倡導德政的真諦。

四是“為(wei) 國以禮”，寬猛相濟。孔子主張“為(wei) 國以禮”，並不反對法治。他講“道之以政，齊之以刑，民免而無恥；道之以德，齊之以禮，有恥且格”（《為(wei) 政》），是說為(wei) 政要崇禮尚德，不能單靠政令刑罰。《左傳(chuan) ·昭公二十年》記仲尼曰：“政寬則民慢，慢則糾之以猛。猛則民殘，殘則施之以寬。寬以濟猛，猛以濟寬，政是以和。”可見不排斥刑罰。他曾任魯國司寇，是最高司法官；其弟子從(cong) 政，也不免斷獄執法。徐複觀曾講：“說儒家重人治而不重法治，便首先要看對‘法’的解釋……若將法解釋為(wei) 刑法，則儒家確是不重視刑法，但並不否定刑法……若將法解釋為(wei) 政治上所應共同遵守的若幹客觀性的原則，及由此等原則而形之為(wei) 製度，見之於(yu) 設施”，則孔子“‘齊之以禮’的‘禮’，其基本精神正合於(yu) 現代之法治，而法家的‘法’，偏於(yu) 刑法的意味重，並與(yu) 現代的法治不同。因此，‘齊之以禮’即是主張法治”。此論當能糾正一些人對於(yu) 孔子、儒家和現代法治的偏見。

五是“選賢與(yu) 能，講信修睦”。此為(wei) 《禮記·禮運》載孔子之語，是其用以支撐良序社會(hui) 和美好生活的兩(liang) 塊基石。《子路》記仲弓問政，“子曰：先有司，赦小過，舉(ju) 賢才”。《為(wei) 政》記孔子對哀公曰：“舉(ju) 直錯諸枉，則民服；舉(ju) 枉錯諸直，則民不服。”錯，放置；枉，邪曲。舉(ju) 直即舉(ju) 賢，使正直者位居邪曲者之上，才能夠服眾(zhong) 。在孔子心目中，誠信是為(wei) 人之本、為(wei) 政之本、立國之本。他對此論述頗多，學界耳熟能詳，後麵談治國方略還有引述，此不贅。

六是尊君權，張公室，大一統。春秋時代王綱解紐，戰亂(luan) 頻仍，民不聊生。孔子尊王以崇尚天下一統，尊君以求張公室、抑私門、惠民生，故有“墮三都”等舉(ju) 措，有“謂季氏，‘八佾舞於(yu) 庭，是可忍也，孰不可忍也”等反對僭越的言論。當時除了君主製別無選擇，孔子維護君主製，卻反對君主專(zhuan) 製，反對愚忠愚孝。《憲問》中：“子路問事君。子曰：‘勿欺也，而犯之。’”認為(wei) 犯顏直諫是大臣本色，諫諍不聽則可以另擇明君。他要求大臣“以道事君，不可則止”（《先進》）；“君使臣以禮，臣事君以忠”（《八佾》），對君父的要求，並不亞(ya) 於(yu) 臣子。當時“忠”是人際關(guan) 係普遍準則，如“為(wei) 人謀而不忠乎”（《學而》）、“居處恭，執事敬，與(yu) 人忠”（《子路》），並不專(zhuan) 指事君。至於(yu) 《季氏》篇“天下有道，則禮樂(le) 征伐自天子出；天下無道，則禮樂(le) 征伐自諸侯出”那一章，曾被視作孔子政治上複古倒退的佐證，其實是他維護統一，反對分裂戰亂(luan) ，期盼政治有序社會(hui) 和諧的“大一統”主張。這一主張經過“春秋公羊學”進一步闡發，對於(yu) 曆代仁人誌士維護統一、反對分裂，發揮了重要作用。

 注：本文係河南省哲學社會(hui) 科學規劃項目“從(cong) 教育經典的視角看《論語》”階段性成果

責任編輯：柳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