現代性視域下的龔自珍、魏源的經學思想及其影響探微（注[1]）

作者：焦宗燁

來源：作者授權 伟德线上平台 發布

時間：孔子二五六七年歲次丙申九月初六日辛酉

           耶穌2016年10月9日

內(nei) 容提要：從(cong) 龔定菴、魏默深的經學創見入手，去分析和解讀龔魏的儒學貢獻及其影響，可以清晰的發現龔魏新學是以公羊學為(wei) 切入卻又不囿於(yu) 此的一種經學思想，實質上是跨越了漢宋之學和古今經學之爭(zheng) 的一種新儒學，龔魏新學也展示出了跨越如上紛爭(zheng) 的路徑和動力，這個(ge) 特征讓龔魏新學具備了引領時代潮流、懲治時弊和解放思想的條件，尤其是讓其擁有了跨越儒學與(yu) 專(zhuan) 製結合的沉屙而產(chan) 生改革、除弊的因時因革的勇氣，推動了中華大地在十九世紀三四十年代適應時代潮流的近代思想的產(chan) 生，並最終極大地影響了中國的近代化進程。在另一層麵，龔魏新學的生成及其演變是對餘(yu) 英時先生所言的中國文化對於(yu) 社會(hui) 演變具有著一定的“主動意義(yi) ”的一種旁證，意即龔魏新學證明中國傳(chuan) 統儒學本身具有適應和推動社會(hui) 現代的力量，這種力量不僅(jin) 存在至今，而且必將在將來推動中國社會(hui) 和新儒學更加有序的發展。然而，龔魏新學對於(yu) 製度變革的忽視，對後世的中國改革遺留下了不可輕忽的問題，也嚴(yan) 重抑製了中國的現代化進程，可以說，龔魏新學是貢獻巨大，局限亦不可忽視。

關(guan) 鍵詞：三世三統、製夷三條、早期經世派、新儒學、托古改製、邊防

眾(zhong) 多學人將中國的現代化進程歸之於(yu) 第一次鴉片戰爭(zheng) 的刺激，這顯然是高估了第一次鴉片戰爭(zheng) 的影響，也不明了中國根深蒂固的傳(chuan) 統思想豈非英吉利的一些炮火所能改變（注[2]）。實則，龔魏新學（注[3]）的出現給中國近代史帶來了嶄新麵貌，也給近代中國思想添上騰飛的翅膀，是中國近代化的重大推力之一。早期經世派及洋務派尊奉的以夷製夷（注[4]）、維新派的托古改製和對近代以降的經世致用（注[5]）意蘊的拓展深化等都是龔魏新學帶給近代中國的巨大財富。但是，龔魏新學的研究，就其對於(yu) 中國文化乃至社會(hui) 演變影響的研究尚待拓展。其中最值得關(guan) 注的是，隨著對龔魏新學的深入思考，中國近代化的另一脈線——以儒學經典理論為(wei) 指導理念的中國近代化脈絡得以呈現，而由此映射的則是整個(ge) 中國的近代轉變。這一理念，也無疑是對餘(yu) 英時先生曾言及的“中國文化對於(yu) 中國社會(hui) 的現代化也曾發揮過主動意義(yi) ”（注[6]）的一個(ge) 側(ce) 麵印證，也借此給當代“新儒學”的賡續添加了別樣的精神指證。

本文立意於(yu) 此，是以分數節論述。

一，緒論

經世思想乃儒家的固有傳(chuan) 統，核心是“經國”（注[7]）、“經邦”（注[8]），但是後世往往援莊周以入孔孟，推衍其義(yi) 。後人以莊周“六合之外，聖人存而不論；六合之內(nei) ，聖人論而不議。春秋經世先王之誌，聖人議而不辯”（注[9]）跟儒家結合，形成“經世致用”之說。這一學說由來已久，但其在中國近代的展開，則是明末清初的學風影響下的產(chan) 物。儒學發展至明末，雖然其主流從(cong) 程朱理學轉向了陸王心學，但是其發展也是愈走愈偏，在明末時代已成純粹的空談，士大夫們(men) 空談誤國，明朝朝政敗壞、危在旦夕。東(dong) 林黨(dang) 起來之後又陷入黨(dang) 爭(zheng) （注[10]），繼之而起的複社不僅(jin) 沒有清除東(dong) 林毀於(yu) 黨(dang) 爭(zheng) 的教訓，而且黨(dang) 爭(zheng) 變本加厲，清軍(jun) 乘機入關(guan) 並任命熟知江南事務的明朝舊臣征伐江南，南明王朝隨之傾(qing) 覆，大明朝滅亡。晚明的遺老們(men) 有感於(yu) 明王朝的弊端，開始了深切的反思，在多個(ge) 領域取得了非常鮮明的成就，而且其尖銳也是前朝所不能及。如，黃梨洲雖沒認識到製度之弊，但是已將八股文的危害上升到了製度的層次（注[11]），而王船山則直接否定了聖人治世（注[12]），文學作品的代表湯顯祖的《牡丹亭》、孔尚任的《桃花扇》不但樹立起了女權的大旗，而且對程朱理學的倫(lun) 理道德進行了尖銳的批判和反抗（注[13]），固然，這不能借此說明末清初的思想是決(jue) 然的理學的反麵（注[14]）。對此情形，賓四先生有著明晰的論述：

到晚明諸儒起來，激於(yu) 王學流弊，又受時代刺激，頗想由宋明重返到先秦。他們(men) 的思想，顯然從(cong) 個(ge) 人轉向於(yu) 社會(hui) 大群，由心性研討，轉向到政治經濟各問題。有虛轉實，由靜返動。由個(ge) 人修養(yang) 轉入群道建立，這是晚明思想上的一大轉折。東(dong) 林學派是其先驅。惜乎晚明局麵，糜爛腐敗，不可挽回。經曆滿洲入關(guan) 之大變動，學術思想上更受急劇之刺激，更有急劇之轉向。一大批晚明遺老，他們(men) 成書(shu) 著述，都已在清代，他們(men) 的精神誌氣，實在想為(wei) 此後中國學術思想界開辟另一天地。（注[15]）

在明末清初碩儒們(men) 首開清初思想界的風氣後，統治穩定下的清王朝並沒有繼承清初學人們(men) 的博大精深，而是偏居其一。當然，其因素仍在朝堂。清初，為(wei) 了嚴(yan) 防各地起義(yi) ，采取了多種措施，首要的是分化漢族士林。清軍(jun) 入關(guan) 之後便開科舉(ju) 、尊明朝為(wei) 前朝，拉攏士林，以圖奠定自己的合法根基，而麵對明末遺民的華夷論（或曰夷狄論）、以及各地義(yi) 軍(jun) 的此起彼伏，隻能采取嚴(yan) 酷的思想政策——學習(xi) 明朝，遵奉理學為(wei) 合法的指導思想，其餘(yu) 皆為(wei) 異端。

清初這種思想在當時仕清的漢族士大夫的思想糾結中最為(wei) 明顯，如李光地。李厚菴廣通文墨、亦有治世之能，但是其聲名亦受其所累。厚菴治學，繼承諸子語錄體(ti) ，著《榕村語錄》，其思想經義(yi) 盡在其中。但是，正因此書(shu) ，所以廣引爭(zheng) 議。康熙學理，厚菴功勞甚大，“（康熙）四十四年，（厚菴）拜文淵閣大學士。時上（康熙）潛心理學，旁闡六藝，禦纂硃子全書(shu) 及周易折中、性理精義(yi) 諸書(shu) ，皆命光地校理，日召入便殿揅求探討。”（注[16]）死後，康熙更言“李光地謹慎清勤，始終一節，學問淵博。朕知之最真，知朕亦無過光地者！”（注[17]）。但是厚菴不僅(jin) 仕清，而且成為(wei) 康熙朝股肱大臣，為(wei) 當時遺民碩儒所不齒。桐城派領袖方苞受戴名世《南山集》、《孑民錄》案牽連論死，厚菴以其“能作文”而薦於(yu) 康熙，方苞得救。然，方苞論及厚菴，認為(wei) 學術、為(wei) 人皆“平平”（注[18]），方苞此論，正因厚菴媚俗康熙，為(wei) 學人所不齒。李光地之媚俗康熙，可從(cong) 其治學思想的轉變看出。其早期深受王學影響，怎奈康熙專(zhuan) 事理學，厚菴隨即撇清與(yu) 王學關(guan) 係專(zhuan) 攻程朱，並借此執掌權柄，權傾(qing) 朝野（注[19]），是以《清史稿》評曰“光地易文曆中外，得君最專(zhuan) ，而疑叢(cong) 業(ye) 集，委蛇進退，務為(wei) 韜默。聖祖嚐論道學不在空言，先行後言，君子所尚。夫道學豈易言哉？”（注[20]）在那一時代，厚菴之媚俗自有時代之不可妥協。清朝的這種策略及對文人士子的影響，也可從(cong) 對待明末傑出儒生的態度上看出。清朝對於(yu) 程朱、陸王的態度自開始便有明顯的區別，順治二年，為(wei) 鞏固政權，順治帝祭祀曆代先賢，將“……周敦頤、張載、程顥、程頤、邵雍、朱熹，凡六十九人”位列“先賢”，將“……陸九淵、張栻、許衡、真德秀、王守仁、陳獻章、薛瑄、胡居仁，凡二十八人”列為(wei) “先儒”，分祀於(yu) 孔子西、東(dong) 兩(liang) 側(ce) （注[21]）。這種安排可以明顯的看出統治者的意誌。順治八年，科舉(ju) 製正式全麵施行（注[22]），在之後的康熙五十一年，又抬高了朱熹的地位，“以朱子昌明聖學，升躋十哲，位次卜子。”（注[23]）與(yu) 朱熹位置逐步抬高的同時，是“科目取士，承明製用八股文。取四子書(shu) 及易、書(shu) 、詩、春秋、禮記五經命題，謂之製義(yi) 。”（注[24]）科舉(ju) 製的繼續確保了理學地位的延續。之後的清朝政府一直維係著理學的正統性，甚至在十九世紀後期風雨飄搖之時，依舊不改。典型事例是，道光三十二年，一些開明大臣上書(shu) “請以王夫之、黃宗羲、顧炎武從(cong) 祀”，朝廷以“宗羲明夷待訪錄，原君、原臣諸篇，取義(yi) 孟子，似近偏激。惟炎武醇乎其醇，應允炎武從(cong) 祀，夫之、宗羲候裁定”（注[25]）作為(wei) 處理。據此，可看到有清一朝的獨尊理學態度。

亦如前述，在康雍幹盛世之時，大清朝嚴(yan) 防議論，控言路，清初風氣頓失，直到乾嘉學興(xing) 起。此一時，戴東(dong) 原、畢沅、全祖望、錢大昕、章學誠、段玉裁等相率而起，引領一時潮流。此學風影響之下，漢學研究頂居高閣，學人莫不相隨。但是，乾嘉學術的弊端之害也由此廣而眾(zhong) 之。乾嘉學誕生於(yu) 白色籠罩的時代，其複興(xing) 之意有“經世致用”的意義(yi) ，甚至某種層麵沿著清初學術的路子。乾嘉派大師雲(yun) 集、考據所得，雖為(wei) 故紙，卻是實學，是對曆朝曆代學術的大整理。乾嘉學術奉承漢學、行考據之“實學”雖沿著清初的路線進行，卻是偏居其一。頡剛先生對乾嘉學術有著清晰的認知：

清代乾隆年間，中國的學問號稱義(yi) 理、詞章、考據三類。但是當時義(yi) 理、詞章不過複演舊戲，沒有什麽(me) 變化，人家看得難免生厭，他的勢力就漸衰微了。單是求是的考據一項，方興(xing) 未艾。（注[26]）

章、戴二人領導下的學術成果斐然，但是卻忽視了對社會(hui) 的批判性，所以柳詒征先生直言清初諸儒之學，乾嘉僅(jin) 得之一二，“於(yu) 躬行及用世之術，皆遠不迨”（注[27]）不僅(jin) 如此，嘉慶、道光二朝世事多變、歐美諸強崛起、而中國已顯露頹勢，諸般情形，為(wei) 龔魏新學的興(xing) 盛留下機緣。黃仁宇先生在研究中國史後認為(wei) “任何值得提及的事體(ti) 在中國的展開，通常都是以極大規模的方式展開”（注[28]）將此語置於(yu) 今文經學的語境之下，更顯黃先生之灼見。

興(xing) 起於(yu) 莊存與(yu) 的今文經學經其發揚，常州學派應時而起。但是今文經學的發展，尤其是關(guan) 注時政之學，卻是時勢使然。乾隆以後，中國社會(hui) 看似經濟繁榮、國力強大，實則已經是強弩之末。自詡為(wei) “十全老人”的乾隆大帝麵對大英帝國的官方代表團馬戛爾尼一行時，驕傲狂縱，深以為(wei) 中華物產(chan) 豐(feng) 盛、何須交易，隻當是進貢，“係援例而行，並無他意，國王可安心，再來表貢，亦不拘定年限。”（注[29]）殊不知，此刻的英吉利已經是堅船利炮，其對中國的資本擴張之誌已經是箭在弦上。乾隆後的嘉慶二十一年（1816年）英吉利再次派遣使團前來溝通貿易，這次連嘉慶皇帝的麵都沒見，但是這一次英國人卻是有備而來，對此會(hui) 見也做好了相應的準備。他們(men) 發現了鴉片，這個(ge) 能大規模賺取中國白銀的東(dong) 西。英人以行賄、拉攏、收買(mai) 等多種方式與(yu) 沿海中國官僚達成了苟合，鴉片貿易的增加甚至超過了英國人的全部想象，例如僅(jin) 1797年截止5月31日這五個(ge) 月裏東(dong) 印度公司便拖欠中國商人各項貿易款項2151100兩(liang) （注[30]），但鴉片戰爭(zheng) 迅速扭轉了局麵，如1799年一年，澳門一地銷售的孟加拉鴉片便高達三千箱（注[31]），可見當時鴉片貿易數額之大。由於(yu) 1800年開始中國嚴(yan) 禁銷售鴉片，東(dong) 印度公司便偽(wei) 裝轉身，從(cong) 銷售者成為(wei) 了鴉片生產(chan) 者，廣雇人員種植鴉片，到1834年，已經增長到每年21880箱（注[32]）。鴉片的暴力增長，愈加增加了中國的危機。而此時的中華大地，不僅(jin) 人口矛盾極端突出而且官僚貪腐達到極致（注[33]），大清朝在內(nei) 憂外患之下矛盾驟增。在這樣的社會(hui) 環境下，有誌之士開始預感到了社會(hui) 危機，龔自珍、魏源的經學思想借此勃興(xing) 。

二，龔魏新學的誕生及其因時因革性

龔自珍、魏源的經學思想蓋以“經世致用”為(wei) 誌，非常具有獨特性和創建性，這源自龔魏新學的一些優(you) 勢——特別是，龔、魏受古文經學與(yu) 今文經學的雙重影響，也不拘泥於(yu) 漢宋等任何單一學派，這為(wei) 龔魏新學的創造力和開創性打下基礎，盡管龔魏以今文經學名世，但是其思想確是古今文經學的結合體(ti) ，也是跨越了漢宋之爭(zheng) 的，而非偏居其一。（注[34]）

定菴外祖父乃漢學一代大師段若膺。若膺師從(cong) 東(dong) 原，可以說定菴乃東(dong) 原再傳(chuan) 弟子。定菴以其身份，深知戴東(dong) 原、段若膺的思想傳(chuan) 統。戴東(dong) 原乃乾嘉一代大師，其最批判理學者，莫過於(yu) 理學禁錮人欲，“聖人治天下，體(ti) 民之情，進民之欲，而王道備”（注[35]）。東(dong) 原弟子段金沙亦是如此，認為(wei) “人與(yu) 人患隔而不親(qin) ，親(qin) 密之事，心兼富之教亡，未有不使民菽栗於(yu) 水火而責以仁者”。（注[36]）段氏批判理學的倫(lun) 理，不弱乃師。而龔自珍弱冠之時寫(xie) 《明良論》，段氏認為(wei) 是“見此材而死，吾不恨矣”。（注[37]）龔自珍少時習(xi) 從(cong) 金沙，為(wei) 其古文經學打下基礎，到晚年，龔氏還懷念段金沙教化有方，“圖籍移從(cong) 肺腑家，而翁學本段金沙”（注[38]）。而定菴還頗為(wei) 讚同章學誠“六經皆史”觀，是以賓四先生認為(wei) 定菴學問自章門入（注[39]）。可見定菴學問的廣博和多元。

而魏默深亦是如此。魏默深少時，與(yu) 龔定菴一般，從(cong) 古文經學與(yu) 宋學入，這可從(cong) 魏源極具代表性的“尊德性”與(yu) “道問學”的統一論裏看出。“尊德性”與(yu) “道問學”源於(yu) 《中庸》：

故君子尊德性，而道問學，致廣大，而盡精微，極高明，而道中庸。溫故，而知新，敦厚以崇禮。是故居上不驕，為(wei) 下不倍。國有道，其言足以興(xing) ；國無道，其默足以容。詩曰：‘既明且哲，以保其身。’其此之謂與(yu) ？（注[40]）

餘(yu) 英時先生依據中國思想史發展的“內(nei) 在理路”體(ti) 察到了漢學、理學、心學、清末實學直到乾嘉學的發展演變與(yu) “尊德性”和“道問學”的更替，但是實際上，將此語置於(yu) 龔魏新學的視域下，更顯新價(jia) 值。龔魏新學實際上實現了數百年以來的“尊德性”與(yu) “道問學”的結合，龔自珍如是（注[41]），魏默深亦如是，如魏默深認為(wei) ：

君子言覺也，以先覺覺後覺，故莘野以畎畝(mu) 樂(le) 堯、舜樂(le) 君民之道；學之言效也，以後人師前師，故傅嚴(yan) 以稽古陳恭默思道之君，覺伊尹之所覺，是為(wei) 尊德性；學傅說之所學，是為(wei) 道問學；自周以前，言學者莫先於(yu) 伊、傅二聖，君子觀其會(hui) 通焉。（注[42]）

魏源視“道問學”與(yu) “尊德性”“會(hui) 通”，便可以看見魏源思想與(yu) 龔定菴一般，學問來源是多元的。魏源的這一觀點，還可從(cong) 魏源論述儒學各派之爭(zheng) 與(yu) 先秦諸子之關(guan) 係上看出。魏源深以為(wei) 各個(ge) 學派之爭(zheng) 讓孔孟之學的經義(yi) 被忽視，“自明以來，學者爭(zheng) 陸、朱，自本朝以來，學者爭(zheng) 漢、宋”是偏居其一，實則“孔子動教求仁，而孟子獨標集義(yi) ”，是“合德性、問學為(wei) 一”。（注[43]）這裏，可以看出魏默深在後來治今文經學時批評心學、理學、漢學等經學諸派，目的是為(wei) 了糾正其偏居其一,魏默深如龔自珍一般，亦有超越各派紛爭(zheng) 而直追先秦的氣度和誌向。

可以說，如上諸般特點，顯示龔魏新學的一種融合的特質，這個(ge) 特質如放入餘(yu) 英時先生所述的思想史的“內(nei) 在理路”裏，更可看見龔魏新學的這種融合性特點。龔魏新學在這種特質下，給當時的思想界帶來了完全不一樣的空氣，對於(yu) 中國的近代化而言，更是如此。

清中期在今文經學興(xing) 起之後，古、今之爭(zheng) 初興(xing) ，其經義(yi) 涇渭分明。尤其是今文經學之人攻擊古文經學不遺餘(yu) 力，不容混同，但是其爭(zheng) 辯從(cong) 未延伸至時政領域。如龔、魏二人今文經學的老師劉逢祿。

劉逢祿跟隨莊存與(yu) ，將莊氏的思想極大的深入，尤其是對《公羊》學的研究可謂今文經學之典範。典型是，其對《左傳(chuan) 》的反駁：

吾謂此非《公羊》之不及《左氏》，《春秋》之不及《左氏》也。《左氏》祥於(yu) 事，而《春秋》重義(yi) 不重事。《左氏》不言例，而《春秋》有例無達例。惟其不重事，故存什一於(yu) 千百，所不書(shu) 多於(yu) 所書(shu) 。惟其不達例，故有貴賤不嫌同號，美惡不嫌同詞，以為(wei) 待貶絕不待貶絕之分，以寓一見不累見之義(yi) 。如第以事求《春秋》，則尚不足為(wei) 《左氏》之目錄，何為(wei) 遊、夏之讚也。如第一例以繩《春秋》，則且不如畫一之良史，何必非斷爛之朝報也。（注[44]）

劉氏此論，不僅(jin) 批判《左傳(chuan) 》而且更將矛頭指向《春秋》，其“貴賤不嫌同號，美惡不嫌同詞”將學人一貫奉養(yang) 的“聖經”否決(jue) （注[45]），尖銳至極。但是劉逢祿的治學，最為(wei) 遺憾的也是其最擅長的，專(zhuan) 注經學的“桃花源”不聞窗外事，可謂“不知有秦漢，遑論魏晉”（注[46]）。如劉逢祿評價(jia) 封建與(yu) 郡縣之關(guan) 係：

夫周之末，失強侵弱，眾(zhong) 暴寡，士民塗炭，靡有定止。不思其所以失，而曰封建使然，於(yu) 是悉廢而郡縣之，而天下卒以大壞。夫郡縣之法，勢不能重其權，久其任，如古之諸侯也。……秦漢之忽亡，晉季之紛擾，視三代之衰，則奚矣。(注[47]）

這裏，劉逢祿也試圖臧否時事，但是其觀點不可謂不滑稽，其所謂“夫郡縣之法，勢不能重其權，久其任，如古之諸侯也”，置西周封分製之諸侯於(yu) 何處，劉氏此論貌似不僅(jin) 無知曆史，而且無知於(yu) 唐之白居易、柳宗元封建論（注[48]）。或言之，劉氏並非不通曆史，但是其政治觀之迂腐，其思想之局限據此可見矣。可以說，盡管莊、劉建立了新的學派，但是其經義(yi) 之真價(jia) 值還需來者開拓，這責任便落到了學生定菴和默深身上。龔定菴與(yu) 魏默深將經學內(nei) 涵擴延至時弊批評及倡導革新之上，是一大創見。

定菴今文經學的思想，集中於(yu) 利用公羊三世擴延今文經學，使其成為(wei) 變革社會(hui) 的工具。《公羊傳(chuan) 》分春秋為(wei) “所見世”、“所聞世”與(yu) “所傳(chuan) 聞世”三世。定菴治《公羊》，目的便是“三世說”：

問，三世之法誰法也？答：三世，非徒《春秋》法也。《洪範》八政配三世，八政又各有三世。願問八政配三世。曰：食貨者，據亂(luan) 而作。祀也，司徒、司寇、司空也，治升平之世。賓師乃文致太平之世。（注[49]）

在定菴看來，《公羊》三世實際上是據亂(luan) 世、升平世和太平世，這三世不僅(jin) 存在，還與(yu) 八政相對應，因為(wei) 定菴以為(wei) 八政各自也有三世，“八政配三世，八政又各有三世”，從(cong) 而將傳(chuan) 統的“三世說”演繹為(wei) 一個(ge) “世代交替”的進化論觀點。關(guan) 於(yu) 這一點，定菴也是多次論述，如其文曾雲(yun) ：

吾聞深於(yu) 《春秋》者，其論史也，曰：書(shu) 契以降，世有三等，三等之士，皆觀其才；才之差，治世為(wei) 一等，亂(luan) 世為(wei) 一等，衰世別為(wei) 一等。衰世者，文類治世，名類治世，聲音笑貌類治世。……才者自度將見戮，則蚤夜號以求治，求治而不得，悖悍者則蚤夜號以求亂(luan) 。夫悖且悍，則睊然眮然以思世之一便矣，才不可問矣，向之倫(lun) 聒有辭矣。然起視其世，亂(luan) 亦竟不遠矣。（注[50]）

但是定菴的“三世”論的意義(yi) 需要對其“三統”論結合，方可能全麵理解。“三統”源自董仲舒，董氏為(wei) 漢室正名，在《春秋》裏找到了所謂的依據，以神秘性解說所謂的夏商周三代易代，認為(wei) 夏商周三代輪替分別為(wei) 黑統、白統、赤統循環發展，曆史因此“改王朔、易服色”，借此證明漢朝之正（注[51]）。但是龔自珍的所謂“三統”論並沒有比附《春秋繁露》，主要是龔定菴極其厭惡三統背後的迷信、五行之說，所以僅(jin) 僅(jin) 以“才者自度將見戮，則蚤夜號以求治，求治而不得，悖悍者則蚤夜號以求亂(luan) ”隱晦的表達了朝政往替是勢在必然，從(cong) 而繼承了董仲舒“三統說”。但是定菴在這裏更重要的是用三統說解釋朝政輪替，從(cong) 而具有進化論意義(yi) ，定菴治今文經學尤其是《公羊》之誌，意在此處。

正因為(wei) 定菴對朝政變換、盛衰輪流的進化輪替有著明顯的認知，深知對於(yu) 大清朝而言，盛衰交替乃勢在必然之勢，所以過早的感受到了大清的危機。他在《尊隱》文中直言清王朝已經搖搖欲墜，徒有其表：

古先冊(ce) 書(shu) ，聖智心肝，不留京師，蒸嚐之宗之（子）孫，見聞媕婀，則京師賤；賤，則山中之民，有自公侯者矣。如是則豪傑輕量京師；輕量京師，則山中之勢重矣。如是則京師如鼠壤；如鼠壤，則山中之壁壘堅矣。京師之日短，山中之日長矣。（注[52]）

在“京師日短，山中日長”之下，終致“山中之民，有大音聲起，天地為(wei) 之鍾鼓，神人為(wei) 之波濤矣”。定菴將清朝之沒落一言蔽之為(wei) “山中民起”，孰料經年之後太平軍(jun) 自廣西僻壤而起，此文之境可見一斑。正因為(wei) 定菴看到了清朝衰敗跡象，為(wei) 文尤講究經世致用，此所以任公以為(wei) 定菴“察微之識，舉(ju) 世莫能及也”（注[53]）。

而定菴的思變之心，與(yu) 鴉片戰爭(zheng) 關(guan) 聯甚巨，其深知鴉片不禁之害。典型是林則徐禁煙前行之前，定菴建議林則徐采取嚴(yan) 厲措施，以酷刑嚴(yan) 正對待吸食者、種植者和販賣者，以期以此以儆效尤（注[54]）。為(wei) 何定菴推薦如此之酷刑，實為(wei) 定菴深知鴉片之惡，所以唯有嚴(yan) 懲不貸方能“銀價(jia) 平、物力實、人心定”。

可以說定菴在清朝中後期的危機中看到了大清王朝由盛轉衰的必然，並對此做了自己盡可能的努力。而在其1841年便去世的短暫人生歲月下，則可看出其思想的先鋒性，畢竟，直到第二次鴉片戰爭(zheng) 以降，方有大批有識之士認識到大清的危機，而大清朝廷切實認識到此論則已遲至六十年之後的二十世紀初（注[55]）。在追求以經學懲治時弊的路上，定菴還看到了清王朝弊端的核心因子，“一人為(wei) 剛”：

昔者霸天下之氏，稱廟之祖，其力強，其誌武，其聰明上，其財多，未嚐不仇天下之士，去人之廉，以快號令，去人之恥，以嵩高其身。一人為(wei) 剛，萬(wan) 夫為(wei) 柔，以大便其有力強武。（注[56]）

定菴雖看到了中國製度的一人為(wei) 剛，卻沒有引申論之，說明龔氏對於(yu) 製度改革而言，並無創見，顯示了他與(yu) 早期改良派等人的差距（注[57]）。盡管如此，此論不啻是銜接清初鴻儒的宏願。或可言之，定菴此語一出，清初之精粹思想方有真繼承者，也確立了定菴近代啟蒙思想先驅的地位。

魏默深的今文經學研究略遲於(yu) 龔定菴，但是魏默深經世思想並不遲於(yu) 定菴，默深早期經世致用的集大成之作便是受賀長齡委托編輯而成後世經世致用指導文獻的《皇朝經世文編》。該書(shu) 以“事必本夫心”、“法必本於(yu) 人”、“今必本夫古”和“物必本夫我“四項原則選材選文，四原則也成為(wei) 晚清經世致用的思想標杆，這是道光六年，此時的魏默深正值青壯年，可見魏默深經世致用思想的成熟之早。相對於(yu) 經世之學，默深的今文經學與(yu) 定菴一道拜師劉逢祿。默深之今文經學思想，與(yu) 定菴一道，崇尚三統、三世說的公羊學，貶斥古文經學：

今世言學，則必曰東(dong) 漢之學勝西漢，東(dong) 漢鄭許、許之作綜六經。嗚呼！二君唯六書(shu) 三禮並視諸經為(wei) 宏深，故多用今文經法。（注[58]）

至於(yu) 今古文經學之關(guan) 係，則認為(wei) ：

西京微言大義(yi) 之學墜於(yu) 東(dong) 京，東(dong) 京典章之學絕於(yu) 隋唐，兩(liang) 漢詁訓聲音之學熄於(yu) 魏晉。其道果孰降替哉？（注[59]）

而魏默深的思想，較之定菴略有不同。定菴治學，是將公羊學研究與(yu) 批判現實社會(hui) 結合，魏默深則將古今文經學融合，呼喚以“經術為(wei) 治術”的思想：

以《周易》決(jue) 疑，以《洪範》占變，以《春秋》斷事，以《禮》、《樂(le) 》服製興(xing) 教化，以《周官》治太平，以《禹貢》行河，以《三百五篇》當諫書(shu) ，以出使專(zhuan) 對，謂之以經術為(wei) 治術。（注[60]）

魏默深用今文經學的一個(ge) 重要觀點“變易”觀解釋曆史，認為(wei) “五常不襲禮，三王不沿樂(le) ”（注[61]）。此觀依照現代學說評價(jia) ，則屬於(yu) 完全的進化論學說，此觀顯然與(yu) 龔定菴一致，這在那一時代的中國不能不說是難能可貴。魏源甚至認為(wei) 世事通變之後會(hui) 愈加有利於(yu) 民，“變古愈盡，便民愈甚”（注[62]）。在這種思想指導下，魏源的經學思想和懲弊糾偏結合在一起。但是僅(jin) 有理念無實際支撐必然是行不通的，魏默深為(wei) 了增強今文經學的說服力寫(xie) 出了《書(shu) 古微》。這篇寫(xie) 於(yu) 第二次鴉片戰爭(zheng) 稍前的1855年的巨著是對《古文尚書(shu) 》的徹底否定，這種否定力度不亞(ya) 於(yu) 定菴的《五經大義(yi) 終始答問》。魏默深的《書(shu) 古微》從(cong) 今文經學的角度出發，全麵否定了《古文尚書(shu) 》。首先，認定《尚書(shu) 》無所謂古今，“《書(shu) 古微》何為(wei) 而作也？所以發明西漢《尚書(shu) 》今、古文之微言大義(yi) ，而辟東(dong) 漢馬、鄭古文之鑿空無師傳(chuan) 也。”（注[63]）在《尚書(shu) 》僅(jin) 有一家之後，魏默深認為(wei) 漢杜林宣稱得到漆書(shu) 《古文尚書(shu) 》不可信，“自後漢杜林複稱得漆書(shu) 《古文尚書(shu) 》，傳(chuan) 之衛宏，賈逵為(wei) 之作訓，馬融作傳(chuan) ，鄭玄注解，由是古文遂顯於(yu) 世，判然與(yu) 今文為(wei) 二。動輒詆今文歐陽、夏侯為(wei) 俗儒，今文遂為(wei) 所壓。及東(dong) 晉偽(wei) 古文晚出，而馬、鄭亦廢”（注[64]）在批判杜林之後，進一步認為(wei) 孔安國、馬融、鄭玄等人編撰引用的《古文尚書(shu) 》“無一師傳(chuan) 可信”，所以“微言大義(yi) 幾息滅於(yu) 天下”（注[65]）。魏源經過這樣一係列論述之後，便把《古文尚書(shu) 》置於(yu) 死地。而魏源對於(yu) 古文經學的否定並非是為(wei) 否定而否定，實為(wei) “經世致用”。默深認為(wei) 禮樂(le) 本為(wei) 治國之法，但是“君師”之道被後世分離變為(wei) “虛文”，“三代以上，君師道一而禮樂(le) 為(wei) 治法；三代以下，君師道二而禮樂(le) 為(wei) 虛文”，所以“經”之本意乃在於(yu) “製事”，即“以經術為(wei) 治術”（注[66]），這就確立了《公羊》的“致用”地位，也體(ti) 現了魏默深試圖跨越古今、漢宋之爭(zheng) 的努力。

而魏默生的經學思想對經世致用的一個(ge) 傑出貢獻是，在革除利弊的方向上提供了更加厚實的思想、理論基礎。典型是，魏默深視“《中庸》之義(yi) 全通乎《易》”：

<中庸>之義(yi) 全通乎<易>，而‘未發之中’、‘立天下之大本者’，原於(yu) <易>之‘何思何慮’，各經所未泄之蘊，迥異<大學>以意、心、生，為(wei) 家、國、天下之本。（注[67]）

魏默深的《中庸》、《周易》“會(hui) 通”觀，為(wei) 儒家變革思想的產(chan) 生找到了極佳的切入點。《中庸》、《周易》是儒家的至尊經典，而且《中庸》更是士子們(men) 循規蹈矩，不思改製的最根本原因。《中庸》宣揚的明哲保身、中庸之道影響了儒家數千年，成為(wei) 儒家們(men) 的金科玉律，魏源卻視其“通乎《易》”，豈不是將《中庸》與(yu) 《易經》的思想視為(wei) 同等？實則，這正是魏默深本意。魏默深認為(wei) ，《易經》能夠提供改良法度的思想理論，這是因為(wei) ，《易》有雲(yun) ：

窮則變，變則通，通則久。是以“自天祐之，吉無不利”。（注[68]）

魏源將《易經》的這一觀點發展為(wei) “通變論”，來宣揚改革時弊的意念：

天下無數百年不弊之法，無窮極不變之法，無不除弊而能興(xing) 利之法，無不易簡而能變通之法。（注[69]）

正因為(wei) 魏源看到了《易經》所具有的變革思想，故將今文經學治學的一大特色“微言大義(yi) ”施加於(yu) 治《易經》之上，將《易經》的“通變”之語推衍到極致，產(chan) 生了“《易經》深具變革理念”這一思想。據此，魏默深將落腳點放到了《中庸》上，設若能將《中庸》闡釋為(wei) 具有“變革”之義(yi) 的經典，則儒家之守成觀必將坍塌。魏默深操作的這個(ge) 過程便是將《周易》與(yu) 《中庸》等同，產(chan) 生“《中庸》之義(yi) 全通乎《易》”。如此一來，在“微言大義(yi) ”的闡釋原則下，儒家經典盡數具有了變革思想，如此方能自如、輕鬆的跨越派係之爭(zheng) 而實現自己的“以經術為(wei) 治術”的思想。而魏默深這樣做的結果便是產(chan) 生了“師夷長技以製夷”的高妙之論：

鉤稽貫串，創榛辟莽，前驅先路。大都東(dong) 南洋、西南洋增於(yu) 原書(shu) 者十之八，大小西

洋、北洋、外大西洋增於(yu) 原書(shu) 者十之六。又圖以經之，表以緯之，博參群議以發揮之。

何以異於(yu) 昔人海圖之書(shu) ？曰：彼皆以中土人譚西洋，此則以西洋人譚西洋也。是書(shu) 何以

作？曰：為(wei) 以夷攻夷而作，為(wei) 以夷款夷而作，為(wei) 師夷以技以製夷而作。

<易>曰：“愛惡相攻而吉生凶，遠近相取而悔吝生，情偽(wei) 相威而利害生。”故同一

禦敵，而知其形與(yu) 不知其形，利害相百焉；同一款敵，而知其情與(yu) 不知其情，利害相百

焉，古之馭外夷者，諏以敵形，形同幾席；諏以敵情，情同寢饋。（注[70]）

魏默深此處引用《易經》之言為(wei) 自己的“師夷長技以製夷”張目，凸顯了其用“微言大義(yi) ”之法演繹《中庸》的目的，此言也基本奠定了魏默深在近代中國思想史上的大師級地位。

總之，龔魏的今文經學思想是龔魏經學價(jia) 值拓展的關(guan) 鍵連環，特別是二者在公羊學“求變”理念的引導下，讓經學超越了古今、漢宋之爭(zheng) ，而徹底與(yu) 直陳時弊掛鉤，經學從(cong) 此在二人手裏變成了敢於(yu) 直麵問題、審視社會(hui) 弊端的明燈。可以說，龔魏新學展示出試圖超越古今、漢宋以尋求儒學本性的努力，這種努力為(wei) 近代中國思想界確立了“審弊革新”的思想範式，從(cong) 而為(wei) 當時的士子們(men) 提供了一條直麵儒學流弊並力行改變的勇氣和信念，這對於(yu) 近代中國而言，具有絕對的開創意義(yi) 。

三，龔魏新學的致用路徑

龔魏新學的治學路徑是以公羊學的思想來觀照儒家經典，這樣的思考模式使得龔魏新學具備了求革、求變的動力，從(cong) 而為(wei) 龔魏二人產(chan) 生超越時代、推動時代進步的致用舉(ju) 措提供了絕對的動力。實則，龔魏新學的不拘一格確實產(chan) 生了影響中華民族近代化的致用之法，這種致用之法可以以內(nei) 政、外務區分論之。而且，這種路徑也凸顯出了龔魏二人思想的啟蒙意義(yi) ，亦可看出龔魏二人對儒學的開拓性。

（一）反思科舉(ju) ，映射社會(hui) ，重視人才。

就龔魏二人在致用方麵的建樹而言，是各有所重，龔定菴在內(nei) 務方麵的關(guan) 注頗重，而魏默深的洋務事宜貢獻極大，這種差別是二人在關(guan) 注領域和思想意識的不同所體(ti) 現出來的。

龔魏二人對於(yu) 科舉(ju) 製敗壞人才的認識是自我體(ti) 驗的結果，因為(wei) 自身對科舉(ju) 有著深切的體(ti) 驗，所以對於(yu) 科舉(ju) 之於(yu) 人才選拔的優(you) 劣認識清晰，是當時的傑出者。嘉慶十九年春，魏默深赴京求學。按照慣例，魏源登門拜見了寓居京師的鄉(xiang) 黨(dang) 俊秀。自古湖湘多人才，在嘉慶後期的經世派領袖陶澍、李宗翰等人皆為(wei) 三湘典範，魏默深拜訪了陶、李等人。在陶、李等人的舉(ju) 薦下，魏源不僅(jin) 認識劉逢祿等當朝大儒，也與(yu) 龔定菴相識，從(cong) 而為(wei) 後來魏默深的人生軌跡埋下線條。五年之後，魏默深與(yu) 龔定菴一道進京參加鄉(xiang) 試，並一同受教於(yu) 劉禮部，但是這次考試，龔魏二人均無成就。在此之後，二人開始了漫長的科考路程，龔定菴在第六次科考的1829年中三甲十九名，以賜進士出身任職內(nei) 閣中書(shu) （注[71]），魏默深則直到1844年五十歲高齡時中進士，賜同進士出身。龔魏二人的這種經曆，使得他們(men) 對於(yu) 科舉(ju) 之於(yu) 人才的作用體(ti) 悟深刻。

龔自珍早在嘉慶十八年的一群農(nong) 民起義(yi) 軍(jun) 進攻到京畿之地之時，便看到了大清的問題，寫(xie) 出了《明良論》，以“君明臣良”為(wei) 主旨呼喚人才。龔自珍認為(wei) 大清衰敗是因社會(hui) 墨守陳規，毫無生氣，此所以“士大夫所以盡掩麵而無有生氣”（注[72]）。而龔自珍的卓見在於(yu) 不僅(jin) 看到問題，而且找到了問題的根源，這便是科舉(ju) 製。龔自珍對於(yu) 科舉(ju) 製導致的人才問題的探究，著墨極多，究其著作思想而言，可以分為(wei) 數部分。首先是找到人才不濟的根源在於(yu) 科舉(ju) 製度。科舉(ju) 製讓一大批“不工、不農(nong) 、不商”的閑雜居於(yu) “政要”位置，他們(men) 隻知用“車馬服飾”等享受，“以科名長其子孫”，至於(yu) 國家事務一無所能（注[73]）。其次是認為(wei) 當時的社會(hui) 風氣是另一大抑製人才的重要因素。龔自珍名句“九州生氣恃風雷，萬(wan) 馬齊喑究可哀。我願天公重抖擻，不拘一格降人才”，便是直陳社會(hui) 疲敝導致萬(wan) 馬齊喑，人才凋零。其三是確立了人才的評定標準：心力，“心無力者，謂之庸人。”心有力者，則能“報大仇、醫大病、解大難，謀大事，學大道”（注[74]）。這種“以心之力”的“心力”觀，在今日看來，是既要有思想，更要有行動能力，既不能紙上談兵，也不能蒙頭蠻幹。龔自珍關(guan) 於(yu) 人才的最後一個(ge) 環節便是人才之用。龔自珍認為(wei) ，依照這樣的方式挑選出來的人才能夠補弊糾偏、呈現良治，“製策又以一代之治，必有一代之人才任之。”（注[75]）

而龔定菴以引用公羊批評時政的思考模式，使得他成為(wei) 近代中國第一批看出清廷危機的思想家，也借此產(chan) 生了革新時弊的思想。龔定菴的批判思想是那一時代的排頭兵：

一祖之法無不弊,千夫之議無不靡,與(yu) 其增來者以勁改革,孰若自改革?抑思我祖所以興(xing) ,豈非革前代之敗耶?前代所以興(xing) ,又非革前代之敗耶?何莽然其不一姓耶?天何必不樂(le) 一姓耶?鬼何必不享一姓耶?奮之奮之!將敗則豫師來姓,又將敗則豫師來姓。(注[76])

定菴一句“孰若自改革”開啟了後世學人眼中的“晚清自改革”路線，凸顯了啓蒙思想家的特質。但是其呼喊的“自改革”的路在何處、如何切入，均不明。可以說，龔自珍從(cong) 大清衰微看到了其實質在於(yu) 人才凋零，而人才不濟的結果是科舉(ju) ，也一度觀察到了社會(hui) 風氣之於(yu) 科舉(ju) 和人才的影響，卻並未衍生至製度層麵，凸顯了一代啟蒙思想家，盡管身懷經世致用之意誌，盡管頗有繼往開來，敢於(yu) 承擔的責任心，也有批判君主的啟蒙性，卻無法深究其裏的缺陷。

龔自珍的這個(ge) 缺陷，在魏默深身上依然存在。魏源在人才方麵提出了極具創建的“法祖”思想。魏源認為(wei) 當時大清的問題不在財力，而在人才，“今夫財不用足，國非貧，人材不竟為(wei) 之貧”，此所以“先王不患財用而惟亟人材”（注[77]）。國運能否重振、不在財用疏通，而在於(yu) 朝堂之上的君臣們(men) 能否“師法先王”以行“法祖”之誌。而魏源產(chan) 生“法祖”觀的根源是，魏源同龔自珍一道認為(wei) 是科舉(ju) 的問題，魏源認為(wei) “科舉(ju) 以聲音訓詁為(wei) 高”，導致“舉(ju) 天下之才盡出於(yu) 無用之一途”（注[78]）。至於(yu) 八股科舉(ju) 的文筆之法，更是“雕蟲小技”，是完全的“所用非所養(yang) ”。（注[79]）魏源的人才論調，顯然不及定菴的詳細步驟，這是因為(wei) 魏源更加關(guan) 注於(yu) “洋務”所致，如其探討科舉(ju) ，首先想到的便是與(yu) “洋務”相關(guan) 的事務。魏源認為(wei) 當時的武士科舉(ju) 是“陸營有科而水師無科”，完全不同於(yu) 西洋的“以造舶、造火器、奇器，取士搶官”，所以建議清朝應該“增水師一科”（注[80]）。魏源這樣的思想，是絕對具有啟蒙意義(yi) 的思想，但是魏源如同定菴，同樣沒有看到科舉(ju) 問題背後的深層次原因，這是非常遺憾的事情。

(二)，整飭邊防與(yu) 製夷三條

龔定菴與(yu) 魏默深在革新時弊、救亡圖存的具體(ti) 操作層麵中,都凸顯出了超越時代的啟蒙意義(yi) ，但是卻也凸顯出了不同，這種不同體(ti) 現在龔定菴更注重內(nei) 政，而魏默深則更注重外政，二者均脫產(chan) 於(yu) 龔魏二人試圖超越古今文和漢宋之爭(zheng) 而趨向融合的經學思想，或言之，龔魏新學以彼此混溶、不偏居其一而學的姿態為(wei) 二人產(chan) 生超越時代的啟蒙思想披上了翅膀。

此處所言的製夷三條，一言概之，便是魏默深“以夷製夷”思想的具體(ti) 呈現，根源在前文所述的魏默深“師夷長技以製夷”一語。但是其發展，卻有著獨特的脈絡。

製夷三條產(chan) 生的思想便是龔魏新學，尤其是如何麵對洋務之事。就洋務而言，龔自珍思想較為(wei) 簡單。如，其麵對鴉片事宜，龔自珍致信受領欽差大臣銜前往廣東(dong) 禁煙的林則徐雲(yun) ：

食妖宜絕矣，宜並杜絕呢羽毛之至，杜之則蠶桑之利重，木棉之利重，蠶桑、木棉之利重，則中國實。又凡鍾表、玻璃、燕窩之屬，悅上都之少年，而奪其所重者，皆至不急物也，宜皆杜之。此一旁義(yi) 。宜勒限使夷人徙澳門，不許留一夷。留夷館一所，為(wei) 互市之棲止。此又一旁義(yi) 。火器宜講求，京師火器營，乾隆中攻金川用之，不知施於(yu) 海便否？廣州有巧工能造火器否？胡宗憲《圖編》，有可約略仿用者否？宜下君吏議，如帶廣州兵赴澳門，多帶巧匠，以便修整軍(jun) 器。此又一旁義(yi) 。(注[81])

這裏所說的“火器宜講求，京師火器營，乾隆中攻金川用之，不知施於(yu) 海便否？廣州有巧工能造火器否？胡宗憲《圖編》，有可約略仿用者否？”表明龔定菴雖知洋人堅船利炮之“技”，但是卻不究深理，無知於(yu) 西洋之“政”，其主張嚴(yan) 禁洋人居住以斷絕鴉片，完全是治標不治本。這凸顯出盡管龔定菴承認洋人之所善，但是所知和承認度皆有限，對於(yu) 洋務的思想還需魏默深進一步發揮。當然，龔定菴憑借此論，便將自己置身於(yu) 那一時代最為(wei) 先進的一個(ge) 群體(ti) ——早期經世派裏，自己也以此見底成為(wei) 早期經世派的一大領袖人物。

魏默深在思考洋務的路上比龔定菴走得遠，這種距離差距，體(ti) 現在具體(ti) 層麵上，則是魏默深對龔定菴思想的一種承繼和拓展。至少在關(guan) 注邊防事務上，確實如此。

龔自珍關(guan) 注邊防，注重的是西北和東(dong) 南兩(liang) 大方向上的問題。尤其是前者，龔自珍貢獻極大。當時研究西北邊疆問題的學人並不少見，而龔自珍的創建在於(yu) 注意到了攸關(guan) 之後中國發展的一大關(guan) 鍵方略，民族問題。龔自珍是關(guan) 注到西北複雜的民族情事的領袖級人物。龔自珍從(cong) 嘉慶二十五年的喀爾喀回部張格爾（1820年）的叛亂(luan) 中看到了民族問題的重要性。在具體(ti) 的治理措施中，龔自珍提出了數條意見。一是鼓勵內(nei) 地民眾(zhong) 遷徙至回疆各地開墾種植，不僅(jin) 增強防衛勢力，而且有助於(yu) 邊疆穩定團結（注[82]）。二是極為(wei) 重視蒙古、漢、回、維吾爾等各族的相處問題，並且深知個(ge) 民族部落的矛盾，是以建議在天山南北隔區治理（注[83]）。三是，提出“以邊安邊”的具體(ti) 策略，反對以內(nei) 地供養(yang) 兵糧而招致長途運輸，軍(jun) 隊不能急用，認為(wei) 必須在天山南北開墾荒地，“足給足兵”，使得西北、東(dong) 北相互照應，足夠穩定北疆，“常則不仰餉於(yu) 內(nei) 地十七省，變則不仰兵於(yu) 東(dong) 北三省”（注[84]）。這樣的思考結果是，龔自珍以民族問題為(wei) 最終落腳點，批評以往的“安邊之略，不過羈縻之，控製之”（注[85]），從(cong) 而提出了至今影響西北邊疆策略的在新疆設置行省建議，並認定吐魯番的安定之於(yu) 西北國土的安定有序具有莫大功能：

故吐魯番安，則四大城安；四大城安，而天山南路舉(ju) 安；天山南路安，而非回之天山北路安；天山北路安，而安西南路、北路舉(ju) 安。伊犁將軍(jun) 無內(nei) 顧之憂，蘭(lan) 州總督無外顧之憂。（注[86]）

可以說，龔自珍是第一批關(guan) 注到邊疆民族問題或引發變亂(luan) 的學者，這種見底，在六十多年之後的光緒朝，左宗棠揮兵北上，不僅(jin) 鎮定邊戎，而且依龔定庵誌願設立行省，影響則直到今日。此故李鴻章認為(wei) 龔自珍西北邊疆之思，是“古今雄偉(wei) 非常之端”，是“書(shu) 生憂患所得”（注[87]），這評語在今日看來依然振聾發聵。

龔自珍在關(guan) 注西北之外，是對東(dong) 南地域的思考。龔自珍認為(wei) 東(dong) 南地域鹽務、舟師與(yu) 互市彼此牽連，不可阻隔（注[88]）。因為(wei) 龔氏深知貿易攸關(guan) 東(dong) 南地域的經濟民生，所以並不讚同與(yu) 洋人禁絕貿易，他對治理鴉片的建議也是不允許洋人居住，但允許留出驛館允許其貿易期間休憩，“宜勒限使夷人徙澳門，不許留一夷。留夷館一所，為(wei) 互市之棲止。”

而更為(wei) 注意的是，龔氏在思考邊疆地域的發展之時，不僅(jin) 感悟到了民族矛盾問題，而且充分預感到了西方國家對中國的覬覦之心。首先，龔氏認識到了俄羅斯的野心，所以建議西域設立行省，可以充分防備俄羅斯。二是，保持與(yu) 西洋的貿易聯係，必須重視其熱兵器的威力，並身體(ti) 力行寫(xie) 信建議邊疆主官不可輕忽（注[89]）。這種觀點，展示出了啟蒙思想家對國家發展情事的洞察和遠見。畢竟，他是以一種平和的心態和縝密的思考來應對洋人的領土野心及其貿易的，也充分認識到了洋技之魅，但是囿於(yu) 知識、思想所限，他對外國的情況不甚了解，對於(yu) 洋務問題的深入。他遺留的洋務問題，則是由他的同門師弟兼好友魏源等完成的。（注[90]）或言之，在龔自珍之外，對於(yu) 邊防事務做出最大貢獻的莫過於(yu) 魏默深，其“製夷三條”便是代表。

盡管，在某種層麵上，“製夷三條”，是邊防事務的一個(ge) 支流，而且龔定菴的邊疆問題的探究遠比魏默深廣博，但是在那樣一個(ge) 外強湧入的時代裏，魏默深其“製夷三條”所關(guan) 注的“西洋洋務”，其貢獻不比龔定菴的邊疆問題遜色，甚至其影響遠高於(yu) 定菴。

具體(ti) 而言，魏源的“以夷製夷”（注[91]），分為(wei) 四個(ge) 不同層次，“知夷”、“以夷攻夷”、“以夷款夷”和“以夷器製夷”四部分。其具體(ti) 策略分述如下。

第一，悉夷或知夷。魏源認為(wei) 實現“以夷製夷”前必然需要了解：

故同一禦敵，而知其形與(yu) 不知其形，利害相百焉；同一款敵，而知其情與(yu) 不知其情，利害相百焉，古之馭外夷者，諏以敵形，形同幾席；諏以敵情，情同寢饋。（注[92]）

又見：

然則欲製外夷者，必先悉夷情始。欲悉夷情者，必先立譯館，翻夷書(shu) 始。欲造就邊才者，必先用留心邊事之督撫始。（注[93]）

悉夷是魏源“製夷三條”的前提，若無悉夷，其針對策略必然是漫無目的、隨意設計，不但耗費資源、而且錯失良機。這一點，不難理解。

第二，以夷攻夷。以夷攻夷，是魏源建立在熟悉夷情基礎上的一個(ge) 非常重要的政治策略：

內(nei) 守既固，乃禦外攻。嶽飛曰，“以官軍(jun) 攻水賊則難，以水賊攻水賊則易。”今以海夷攻海夷之法如何，籌夷事必知夷情，知夷情必知夷形，請先陳其形勢。英夷所憚之仇國三，曰俄羅斯、曰佛蘭(lan) 西、曰彌利堅。（注[94]）

魏源在“知夷”之後，認為(wei) 英吉利敵人有三，是法蘭(lan) 西、沙俄和美利堅。這種情況下，其利用列強矛盾而“以夷攻夷”的策略就產(chan) 生了，即所謂“調夷之仇國以攻夷”（注[95]）。而魏默深為(wei) 了增強論述，則又引用清朝舊故借以印證。具體(ti) 而言，其“以夷攻夷”蓋分數步，一是利用列強在全球領土爭(zheng) 霸上的矛盾以實現“調度外夷之人”，並認為(wei) “故可乘而不乘，非外夷之不可用也，需調度外夷之人也。”（注[96]）於(yu) 此還有另一方式，利用列強在中國獲取利益多少的矛盾以“調度外夷之人”。（注[97]）魏默深的“以夷攻夷”蓋在此二條，其經義(yi) 盡在其中。可以說，此觀絕非一時權宜之計，而是在縱觀國際、國內(nei) 各時事變革之後的長久之計。

但是“以夷攻夷”一旦實施過久，讓夷國夷人知道了我中國的國情凋敝，必然會(hui) 如英吉利般挾持索要，故中國不可無防備和抗敵之心，這就需要“以夷款夷”，以獲取最大利益。

第三，以夷款夷。雖然“以夷款夷”與(yu) “以夷攻夷”同屬於(yu) 政治策略，也具有承遞之關(guan) 係，但是“以夷款夷”更能體(ti) 現魏默深思考的完備。魏默深此“款”指的是洽談和和談等“議款”事宜，絕非財務。“款”之意義(yi) ，可從(cong) 多處探知。最關(guan) 鍵之處在<議款>一文，文中直言：

是冬佛蘭(lan) 西兵帥，複以兵艘至粵，求麵見將軍(jun) ，密陳軍(jun) 事。請代款，請助兵，以夷攻夷，以夷款夷，在此一舉(ju) 。而又遲疑之，支詘之，延及半載，始令赴江寧，則英夷款議已成數日，視彌利堅原議，相去天淵，故不款於(yu) 可款之時。而皆款於(yu) 必不可款之時，此機會(hui) 可乘不乘者四。此四機者，謹其始機，則鴉片不至流毒。乘其二機，則公司不致桀驁。乘其三機，則不以罷市興(xing) 兵，乘其四機，則不致款議。議款失體(ti) ，一誤再誤，三誤於(yu) 事前，四誤於(yu) 事後，經此四誤，而鴉片之外禁不可行矣。（注[98]）

而“以夷款夷”之“款”最準確的界定，則見於(yu) 其論述“製夷三條”之關(guan) 係裏：

問曰：既款之後，如之何？曰：武備之當振，不係乎夷之款與(yu) 不款。既款以後，夷瞰我虛實，藐我廢弛，其所以嚴(yan) 武備、絕狡啟者，尤當倍急於(yu) 未款之時。……未款之前，則宜以夷攻夷；既款之後，則宜師夷長技以製夷。（注[99]）

根據如上實例，魏源之“以夷款夷”既是“以夷和夷”，其“和”者，和談、洽談之意也。這裏，所謂“主款”即“求和”、“主和”之意，即以洽談、和談解決(jue) 問題。

在明了“以夷款夷”的意義(yi) 之後，來探討魏源此意的作用。魏源認為(wei) ，“以夷款夷”是建立在“以夷攻夷”與(yu) “以夷器製夷”的中間位置。是因為(wei) “款夷”之前，隻有做好了足夠的前提準備，才能在“款夷”之時獲得最大效益。而之前的準備便是利用英國與(yu) 法蘭(lan) 西、沙俄和美利堅的矛盾來獲取自身最大利益的“以夷攻夷”，在獲得利益之後，必然需要保護所有權，此所謂“以夷款夷”，與(yu) 各夷（尤其是英吉利）“議款”以確保自身所得之權力。但是，不能隻顧“以夷款夷”，還要準備武備。關(guan) 於(yu) 武備的問題，魏默深的觀點是極為(wei) 高妙的。默深深以為(wei) “武備之當振，不係乎夷之款與(yu) 不款”（注[100]）。魏源深知僅(jin) 僅(jin) 依靠外夷的彼此矛盾獲得利益，往往不敢長久，所以需要武備，這個(ge) 武備的重要便是做好防守，而且要以攻為(wei) 守，做到有準備的“以守為(wei) 戰”，決(jue) 不可被動應戰：

自夷變以來，帷幄所擘畫，疆場所經營，非戰即款，非款即戰。未有專(zhuan) 主守者，未有善言守者。不能守，何以戰，不能守，何以款。以守為(wei) 戰，而後外夷服我調度，是謂以夷攻夷，以守為(wei) 款。而後外夷範我馳驅，是謂以夷款夷。（注[101]）

魏源的這一策略可以說是典型的“以攻為(wei) 守”，絕非主動的進攻或被動的防守戰略。鴉片戰爭(zheng) 以後，清廷上下，對於(yu) 洋務，不出兩(liang) 種態度，或議和或主戰，從(cong) 未有第三種戰略，魏默深之“以攻為(wei) 守”實為(wei) 第三種，也最符合當時實際。其“以守為(wei) 戰，而後外夷服我調度，是謂以夷攻夷，以守為(wei) 款”說得明白，隻有自己有了談判的本錢，才能夠獲得促使“外夷服我調度”的可能，隻有“服我調度”，方可“以夷攻夷”。而“服我調度”的本錢在何處？武備也。清廷固有的兩(liang) 種觀點，都僵化頑固、不知調和，根本無法順應時局變遷，其戰勝則可，一旦戰敗，必傷(shang) 筋骨。鴉片一役失利之後，在與(yu) 英談判之時，受英人逼迫致使一些經略地方的主戰能臣如林則徐、鄧廷楨、姚瑩等盡遭清洗，清王朝更是底氣不足，無任何東(dong) 西可與(yu) 之權衡攤牌，英人要求隻能全部承受。唯有攻伐策略得當之後，攻守兼備，能進能退，方可以讓夷狄有所忌憚，展示實力之後，亦可讓“外夷服我調度”，不僅(jin) 能實現“以夷攻夷”，還可以將“以夷款夷”的利益最大化，此所謂“不能守，何以戰？不能守，何以款”。

但是，洞悉海內(nei) 外局勢的魏源深知中國之弱，是以在“以夷款夷”之後，必不可掉以輕心，當需增強國力，維護既得之利益，這就更需要強大的武力予以保護，此所謂“既款以後，夷瞰我虛實，藐我廢弛，其所以嚴(yan) 武備、絕狡啟者，尤當倍急於(yu) 未款之時。”（注[102]）至於(yu) 增強武備之法，便是第三個(ge) 步驟，“師夷長技以製夷”，“未款之前，則宜以夷攻夷；既款之後，則宜師夷長技以製夷”。在這裏，不僅(jin) 可看到魏源完整的三步走策略，而且也可粗知其“長技”，幾乎不外乎“武備”事宜，此可稱之為(wei) “以夷器製夷”。

第四，以夷器製夷。“以夷器製夷”的根源是魏默深所謂的“師夷長技”之“長技”僅(jin) 限於(yu) “器物”。當世一些學人對魏默深的“師夷長技”褒揚過多，甚至以為(wei) 觸及到了西方社會(hui) 體(ti) 製等，實際上其“長技”不過僅(jin) 限於(yu) “器物”而已。後者思想，是絕對的早期維新派觀點。李澤厚先生以為(wei) “長技”不過是“養(yang) 兵練兵之法和武器鑄造”之類，確然是高論（注[103]）。為(wei) 何如此定論，可從(cong) 魏默深及早期經世派的視域中得知。

魏源曾在《聖武記》中言“師彼長技，禦彼長技”（注[104]），這話可以看作對“師夷長技以製夷”的準確解釋。而這個(ge) “長技”如何界定？魏源《海國圖誌》雖然章目眾(zhong) 多，實則可分為(wei) 三部分，一為(wei) 目的，是<籌海篇>；二是介紹國情文字，其各洋各洲內(nei) 容莫不如是；三是一些雜藝介紹，這部分篇幅少，內(nei) 容雜亂(luan) ，並無主旨，不過是為(wei) 了“悉夷”做個(ge) 小鋪墊。此三部分，<籌海篇>最關(guan) 緊要，這是因為(wei) 魏源尤為(wei) 關(guan) 注海防安全，其“以夷製夷”立足於(yu) 此。在魏源受林則徐委托寫(xie) 《海國圖誌》之時，《江寧條約》事件傳(chuan) 來，促發了魏源思考“兵事”的誌願，《聖武記》由此而成。《聖武記》受“海夷就款”的《江寧條約》影響，所以做了“涉兵事及所議若幹篇”（注[105]），表明魏源寫(xie) 作的動力是“海夷”事務，即洋人軍(jun) 事的刺激。而魏源清晰的表達“長技”的範疇還是在《海國圖誌》裏。其<議守上>雲(yun) ：“製敵者必使敵失其所長。夷艘所長者，外洋乎？內(nei) 河乎？吾之所禦賊者，不過二端：一曰炮擊；一曰火攻。”（注[106]）魏源看到了西洋人的“長技”之一便是堅船利炮，所以要求中國沿海各地要廣置軍(jun) 械廠房。而為(wei) 了避免船艦過多，甚至建議以軍(jun) 艦標準修建民用船舶，戰時，稍做加工，便可安置炮位，成為(wei) 戰艦：

問曰：“船廠、火器局，設於(yu) 粵東(dong) 矣，其福建、上海、寧波、天津，亦將仿設乎？不仿設乎，戰艦百艘，果足敷沿海七省之用乎？”曰：“沿海商民，有自願仿設廠局以造船械，或自用，或出售者聽之。若官修戰艦、火器局，則止需立於(yu) 粵東(dong) ，造成之後，駛往各岸，無事紛設。蓋專(zhuan) 設一處則技易精，紛設則不能盡精，專(zhuan) 設則責成一手，紛設則不必皆得人。戰艦既成以後，內(nei) 地商艘仿造日廣，則戰艘不必增造。何者？西洋貨船與(yu) 兵船堅固同，大小同，但以軍(jun) 器之有無為(wei) 區別，貨船亦有炮眼，去其鐵板，即可安炮。內(nei) 地平時剿賊，尚動雇閩、廣商艘，況日後商艘盡同洋舶，有事立雇，何難佐戰艦之用。惟水師則必以閩、廣為(wei) 主，而江、浙為(wei) 輔。（注[107]）

此段文字，充分顯示了魏默深的遠見卓識。其一，強調的船不在多，而在精；廠房不在眾(zhong) ，而在精的思想是典型的“精兵簡政”的軍(jun) 事思想。其二，是明顯鼓勵民間商人參與(yu) 軍(jun) 事鍛造，一者減輕財政負擔，二者船艦可以隨時征用。這是因為(wei) 魏源認為(wei) 民間廠房的所修船舶必須與(yu) 官修軍(jun) 艦質地相同，平時可做民用，戰時可做軍(jun) 艦。這是典型的現代化的軍(jun) 備戰略。

而魏默深的這個(ge) “長技”，還包括養(yang) 兵練兵之法。因為(wei) 魏源在強調中國國門失守的原因之時，又認為(wei) ：

人但知船炮為(wei) 西夷之長技，而不知西夷之所長不徒船炮也。每出兵以銀二十元安家，上卒月餉銀十元，下卒月餉銀六元。贍之厚故選之精，練之勤故禦之整。即如澳門夷兵僅(jin) 二百餘(yu) ，而刀械則晝夜不離，訓練則風雨無阻。英夷攻海口之兵，以小舟渡至平地，輒去其舟，以絕反顧。登岸後則魚貫肩隨，行列嚴(yan) 整，豈專(zhuan) 恃船堅炮利哉！無其節製，即僅(jin) 有其船械，猶無有也，無其養(yang) 贍，而欲效其選練，亦不能也。（注[108]）

這裏所謂“（英國軍(jun) 隊）登岸後則魚貫肩隨，行列嚴(yan) 整，豈專(zhuan) 恃船堅炮利哉”便是強調英國軍(jun) 隊不僅(jin) 武器彈藥先進，而且有先進的養(yang) 兵練兵之法。魏源認識到了這個(ge) 優(you) 點，便開始對中國的海軍(jun) 訓練做了相對周全的考慮和建議：

故欲選兵練兵，先籌養(yang) 兵，兵餉無可議加，惟有裁並之而已。粵省水師將及四萬(wan) ，去虛伍計之，不及三萬(wan) ，汰其冗濫，補其精銳，以萬(wan) 五千人為(wei) 率，即以三萬(wan) 有餘(yu) 之糧，養(yang) 萬(wan) 五千之卒，則糧不加而足。以五千卒分防各口炮台，與(yu) 陸營相參，以萬(wan) 人分配戰艦，可得三十餘(yu) 艘。……曰：“水師多而不敷，以無戰艦也。無戰艦出洋，則口岸處處出防，以水師當陸師之用。故兵以分而見寡，今以精兵駕堅艦，晝夜千裏，朝發夕至，東(dong) 西巡哨，何患不周，是兵以聚而見多。英夷各處市埠，自大西洋至中國，首尾數萬(wan) 裏，何以水師不過九萬(wan) ，即能分守各國？又何以入寇之兵不過五十艘，而沿海被其騷動。況水師外，尚有本省綠營數萬(wan) ，何患其無兵分守”。（注[109]）

魏源所說的“今以精兵駕堅艦，晝夜千裏，朝發夕至，東(dong) 西巡哨，何患不周，是兵以聚而見多”便是明顯的學習(xi) “英夷各處市埠，自大西洋至中國，首尾數萬(wan) 裏，何以水師不過九萬(wan) ，即能分守各國？又何以入寇之兵不過五十艘，而沿海被其騷動”所總結的經驗。這個(ge) 經驗，便是前述的養(yang) 兵練兵之法。對此，魏源說的明白，“夷之長技三，一戰艦，二火器，三養(yang) 兵、練兵之法”。（注[110]）

據此，魏默深的“師夷長技以製夷”，便可視為(wei) 是“以夷器製夷”，至於(yu) “器”為(wei) 何物？乃洋人之軍(jun) 械及其所屬的養(yang) 兵練兵之法也，一語概之，洋人之武備諸般事宜。畢竟，一器物有其器物本身所需的人手和規則，尤其是軍(jun) 事機械更是如此。艦船所需人數和操作規則等皆服務於(yu) “器”的具體(ti) 使用，至於(yu) 養(yang) 兵練兵之法更是器物的附屬品，是高效利用器物作戰的必然要求，絕非隨意人為(wei) ，此所以“器”可以概括魏默深之“長技”。在魏默深看來，隻有學習(xi) 西方戰列火炮及其操作之法，方能利用“夷器”“製夷”，實現“既有戰艦為(wei) 外衛，則內(nei) 河近岸，高枕無虞”（注[111]），最終實現“使中國可以駛樓船於(yu) 海外，可以戰洋夷於(yu) 海中”（注[112]）的目的。

總而言之，魏默深的“製夷三條”實際上包含著一大前提，三大步驟。一大前提便是悉夷，或曰知夷。知夷，主要是關(guan) 注洋人彼此的矛盾糾葛以及其技術之優(you) 劣長短，綜合分析，為(wei) 以後之善加利用做好準備工作。“悉夷”之後利用列強之間的矛盾借力使力而實現“以夷攻夷”。此“攻”非彼“攻”，是指有效利用各國矛盾，實現“以它夷”之力量而“製(作為(wei) 敵人的)夷”，即利用夷國彼此矛盾而相互利用，借助其他夷國外力抵抗作為(wei) 中國敵人的夷國，這個(ge) 關(guan) 係在鴉片戰爭(zheng) (或曰《海國圖誌》)的具體(ti) 策略中，則是利用法蘭(lan) 西、沙俄、美利堅等夷國與(yu) 英吉利的矛盾，借助前三國力量抵抗英吉利。在“以夷攻夷”之後則是“以夷款夷”，“款”者，和談、洽談之意，強調與(yu) 夷人洽談合約、達成訴求。最後一步是“以夷器製夷”。“以夷器製夷”必然是要師夷。然，唯有了解之後，方可以“師夷”，而“師夷”必不可不分主次、不分取舍，是故“師夷長技”，此所謂“不善師夷者，外夷製之”（注[113]）。可以說，“以夷攻夷”和“以夷款夷”是一種交往和攻伐策略。“以夷器製夷”聚焦的是“長技”，也是最終目的，即確立和穩固大清朝天朝上國之地位。這三步驟，實則完整的體(ti) 現了《孫子兵法》的禦敵策略：

是故百戰百勝，非善之善者也；不戰而屈人之兵，善之善者也。故上兵伐謀，其次伐交，其次伐兵，其下攻城。攻城之法，為(wei) 不得已。（注[114]）

可以說，魏源將孫子用兵之法異常熟練和有序的運用到了“以夷製夷”的策略當中，其具體(ti) 的步驟和措施及其目的都完全按照孫子用兵之思。

四，龔魏新學之於(yu) 近代中國的現代化

在龔魏二人思想的探析之中，可以充分感知到他們(men) 對於(yu) 時代的感知之力，但是期間，他們(men) 也遺留了一大遺憾，隻問西洋之“技”和中國科舉(ju) 、社會(hui) 風氣之弊，不知西洋之“政”與(yu) 中國之“政”。這種遺憾，不僅(jin) 是龔魏二人的遺憾，也讓中國近代社會(hui) 的變革走上了非常嚴(yan) 重的歧路。

（一）促進了近代第一批具有現代意義(yi) 的經世思想群（早期經世派）的形成

龔魏新學的一大貢獻是促進了早期經世派的誕生，期間，尤其是魏默深的製夷三條的出現，促進了早期經世派的集聚。魏默深三步走雖出於(yu) 其本人，但是其策略則被當時早期經世派所共服膺，可言之為(wei) 早期經世派的共有策略，魏默深不過是總結、概括、提升而完備而已。魏默深製夷三條，可以代表早期經世派的變革（或致用）主張。畢竟,在當時的閉塞時代，能對此三條回應著，幾可以定位為(wei) 先進分子是毋庸置疑的。因為(wei) 這種先進性，所以能對此有所回應和認知的，自然是站在時代前列的人物，早期經世派的誕生可以說明顯受到製夷三條影響。早期經世派的領袖人物，除卻前述龔魏二人之外，尚有包世臣、林則徐、姚瑩三人，這五人之先進思想和致用之能可以說是中國近代第一批（十九世紀三四十年代）具有現代思想和行動意識的集大成者，是站立在鴉片戰爭(zheng) 前後的潮頭人物，中華民族的近代化之旅蓋有其始。而“製夷三條”身為(wei) 龔魏新學的產(chan) 物，也是那一時代啟蒙思想家的共同產(chan) 物，可以視為(wei) 推動早期經世派形成的一大因素，或言之，以製夷三條可以衡量、甄別早期經世派的所屬人物。

需要強調的是，對“製夷三條”的認知，在早期經世派裏，是有序發展的，有時候還會(hui) 出現矛盾狀態。然，這也隻能說是相對矛盾，這種矛盾不僅(jin) 僅(jin) 是龔定菴具備，早期經世派諸人都具備此一特質。包世臣在鴉片戰爭(zheng) 伊始便認識到了洋人的優(you) 勢所在，其所提倡的“以夷敵攻夷，中國之勢也”、“羊所用叫豬去趕”與(yu) 魏默深思想一致，是利用洋人彼此之間的矛盾而“以夷攻夷”，獲得最大利益。其所論述的“以夷器製夷”觀，亦同於(yu) 魏默深。包世臣明確指出洋人的擅長是“一在船隻之堅固，一在火器之精巧”，這又是同於(yu) 默深的“長技”（或曰夷器）論。包世臣的可貴之處在於(yu) 充分認識到了這種擅長“皆非中華所能”，這一句一語道破了中華儒生心目中“天朝上國”的空想。清中期、乃至於(yu) 鴉片初期，上至皇親(qin) 國戚，下至邊關(guan) 小吏，開口閉口是天朝上國，是乾隆眼中的物產(chan) 豐(feng) 盈、無需外物等語言，即使看到了洋人機械也不過是雕蟲小技，視為(wei) 異端。包世臣敢在此時呼喊出“非中華所能”，是直接與(yu) 保守派為(wei) 敵，而包氏鼓勵人們(men) 學習(xi) 英夷長處，“嘉應州貧士，多有就英夷之館者，一請三年，習(xi) 其地勢人情。似宜明示，宥其既往，收為(wei) 我用，或亦可得炮製之法”，更是直接承認了英夷亦有所學之長。這是明顯的“以夷為(wei) 師”的策略，而其具體(ti) 的在夷館裏求學，甚至不追究，而且給予獎賞的做法是鼓勵民眾(zhong) 學習(xi) 英人所善，這樣的步驟魏默深都不曾出現過。（注[115]）

但是包世臣在對待洋務之時，仍然不失固化。如其《說儲(chu) 正文》所言：

永禁東(dong) 南開洋,閩、粵各處央行鬼子，皆給檄罷歸本國，禁大呢、阿登綢、羽毛等物，不許入關(guan) ，非出給賜，不準使用，犯者與(yu) 用黑狐龍鳳袖文同罪。禁出洋貿易及漏米下洋，犯者不分首從(cong) ，與(yu) 私通外國同罪，梟示，產(chan) 籍沒，遷家屯田。禁一切奇器。其逾製工匠人坐奇技淫巧惑世律，立決(jue) ，產(chan) 籍沒，遷家屯田。買(mai) 藏人決(jue) 杖一百，逾製物入官。其外藩歸德入貢者，該地方大吏飛谘鴻臚寺，奏準護送出入。稽查回易，皆如今法。（注[116]）

此論裏，所謂的“禁出洋”、“禁一切奇器”等論滯後之觀，甚至比不反對正常貿易的龔自珍更為(wei) 極端，至於(yu) “非出給賜，不準服用”、“外藩歸德入貢”等語更是典型的天朝上國的“朝貢”理念。從(cong) 前述龔自珍的矛盾言論也可看出，包世臣的此類遺憾並非其一人，盡管掩蓋不了包世臣啓蒙思想家的地位。

與(yu) 龔定菴、包世臣不同，雖然林則徐受到了龔定菴和包世臣的建議，包氏甚至被林氏邀請到欽差住所共商大計（注[117]），但是林則徐之思想不愧為(wei) “睜眼看世界第一人”。林氏思想，並不拘泥於(yu) 龔定菴的保守之論，也不受困於(yu) 包世臣彼此矛盾觀，而是應時而動，有所為(wei) 、有所不為(wei) 。林則徐理論探索的可貴更在於(yu) ，他的思想是魏默深“製夷三條”的最初來源，而這裏也蘊含著局限，這種局限便形成了魏默深“製夷三條”的局限，實則也是早期經世派的集體(ti) 局限。林則徐雖為(wei) 開眼看世界的第一人,但是林氏對西方的認知同樣看重武備領域的優(you) 勢。禁絕鴉片之時，林致信友人言“（英）其(優(you) 勢是)船堅炮利”（注[118]），但是“隻能取勝於(yu) 外洋，不能施伎於(yu) 內(nei) 港”（注[119]）。林氏對於(yu) 英人之擅從(cong) 此定型，一直不曾改變，“夫震於(yu) 英吉利之名者，以其船艦利炮而稱其強，以其奢靡揮霍而豔其富”（注[120]），林甚至極端認為(wei) “夷兵除槍炮外”之於(yu) 戰備、刺伐等均所不擅（注[121]），此觀顯然又比魏默深落後。英人強大的炮火給林則徐留下了極深的印象，致使林則徐在第一次鴉片戰爭(zheng) 時非常注重英人的技術優(you) 勢，多次身先士卒，以身示範去學習(xi) 洋人技術。1839年中期，林便感受到了英人攻掠沿海的意圖，與(yu) 鄧廷幀、關(guan) 天培合力整修炮台、督軍(jun) 備戰，並根據英人船艦以船頭掌握炮火方向、行進航線的“頭鼻”式風格，改變戰法，關(guan) 天培更身先士卒，親(qin) 上前線指揮軍(jun) 隊專(zhuan) 攻“頭鼻”，數戰皆勝（注[122]）。不僅(jin) 如此，林更有組織、有規劃、有目的的翻譯、搜集洋人的軍(jun) 事、政治、經濟各類情報，組織編譯成《澳門月報》、翻譯英人著作成《四洲誌》及研究槍炮等。而且，林則徐在禁煙期間，明顯使用了分化策略，保護合法貿易的商船及洋人的利益（注[123]），這顯然是“以夷製夷”的策略。而林的良苦用心當局多不理解，但依然堅持上奏朝堂，望能摒棄常見，察查夷人優(you) 劣，合力治理夷務，“此間夷務情形，節次疏陳自遨鑒及。弟總惟據事直書(shu) ，不敢掩飾，明知中朝均不以為(wei) 然也。”（注[124]）林則徐北走新疆之時將“察查夷務”事宜交代於(yu) 魏默深，成就了默深的《海國圖誌》於(yu) 鴉片戰爭(zheng) 爆發次年編成。可以說林則徐在廣州的具體(ti) 實踐基本是依照“製夷三條”在走，隻不過林則徐並未出現係統的論述而已。

而早期經世派裏，最特殊的一個(ge) 便是姚瑩。姚瑩一身的最光輝時代便是在台灣抗英期間和遠走滇藏之時。前者讓姚瑩成為(wei) 一代名臣，後者讓姚瑩成為(wei) 邊疆問題專(zhuan) 家，二者結合，體(ti) 現的是身為(wei) 早期經世派領袖的家國責任，展示的是身為(wei) 啓蒙思想家的開拓進取及他不受華夷之辨局限的深邃目光。

姚瑩是早期經世派裏較早便中進士的人，青年高中的姚瑩在年輕時便涉入官場，又因姚瑩官職多在東(dong) 南一帶，較早知悉洋務，甚至可以說姚瑩對於(yu) 洋務的關(guan) 注是早期經世派裏最早的一個(ge) 。早在道光四年（1824年），姚瑩從(cong) 夷船滯留雞籠（今基隆）港口偷販鴉片之時，便建議台灣道台孔昭虞整飭軍(jun) 備，以堅決(jue) 阻止夷人在台灣沿海的活動並要堅決(jue) 準備夷人隨時而至的侵略，“（夷人）及往來台灣，海道既熟，又見我海防之疏忽、水師之懦，萬(wan) 一回至彼國，言及此地本紅毛舊土，忽起異謀，能保無他日之憂耶?”（注[125]）可以說姚瑩與(yu) 龔自珍二人是極早便關(guan) 注到夷人懷有覬覦中華的野心之人，也是極早認識到中國水師與(yu) 英吉利海軍(jun) 差距的人。而在鴉片爆發後，深受上峰林則徐經世致用思想影響下的姚瑩，已經升職為(wei) 經略台灣一方的地方大員，身為(wei) 道台的姚瑩可以隨時按照自己的想法實現台灣巡防，從(cong) 而為(wei) 台灣保衛戰打下堅實的基礎。姚瑩深以為(wei) 欲製外夷，必先知夷情，“天下有道，守在四夷，豈可茫然存而不論乎？瑩自嘉慶中每聞外夷桀驁，竊深憂憤，頗留心茲(zi) 事。”（注[126]）姚瑩在台灣道台任上的勝利，跟他的“知夷”之策緊密相關(guan) 。而姚瑩作為(wei) 陶澍、林則徐的下屬，被陶、林二人所賞識，其行為(wei) 更是不遑多讓，一如定菴一般，其在四野閉塞的環境裏“悉夷”，而且在急早的時間裏預知了“夷患”，決(jue) 定了姚瑩一代啓蒙思想家的地位，而其《康輶紀行》的出現更是鞏固了這一位置，“（姚瑩因為(wei) 抗英得罪權貴而被貶往滇藏）期間兩(liang) 次奉使，往返萬(wan) 裏，冰山雪窖中，崎嶇備至，處之恬然，途中誦讀吟詠不輟。所至於(yu) 地方道裏遠近、山川、風俗，詳考博證，而於(yu) 西洋各國情事及諸教源流，尤深致意焉。成書(shu) 十五卷，名日<康輶紀行》，附<中外四海地形圖說>一卷。”（注[127]）姚瑩的《中外四海地形圖》是結合自己的考察經曆和魏默深《海國圖誌》而成的全域地圖，對當時隻知天朝不知環宇的士子們(men) 是一個(ge) 極大的警醒，也從(cong) 側(ce) 麵印證了魏默深之於(yu) 姚瑩的影響。而在這樣的努力下，姚瑩成為(wei) 從(cong) 古文經學入，而不宥於(yu) 古文經學的一代先驅，尤其是其所言的“知夷”而後“製夷”進而國強的治學目的，“欲吾中國童叟皆習(xi) 見習(xi) 聞，知彼虛實，然後徐圖製夷之策，是誠喋血飲恨而為(wei) 此書(shu) ，冀雪中國之恥，重邊海之防，免晉淪於(yu) 鬼域。豈得已哉”（注[128]），凸顯了啓蒙思想家才有的特質，是全然通於(yu) “製夷三條”的理念，姚瑩也由此與(yu) 龔、魏、林、包一道成爲了早期經世派的領袖人物。（注[129]）

據此可言，“製夷三條”是早期經世派共有的誌向，集中體(ti) 現了早期經世派的意誌和思維，從(cong) 而促進了早期經世派的形成，至少可以說，“製夷三條”在以魏默深、龔定菴、林則徐、姚瑩、包世臣等為(wei) 核心的中國近代化之初的第一批經世派的思想家群體(ti) 裏起著提綱挈領的作用。而在“製夷三條”來自於(yu) 龔魏新學之於(yu) 儒學經典的突破和發揮下的邊疆問題思考，龔魏二人領袖地位也可以藉此看出。

而“製夷三條”的真正價(jia) 值在與(yu) 自此言一出，奠定了此言在當時時代的話語地位，又因“製夷三條”本身蘊含著“致用”和“洋務”的思想，早期經世派的啓蒙性、現代性意義(yi) 也據此得以展示。

（二）對近代中國社會(hui) 、人文思想的深遠影響。

其一，龔魏新學成就了早期經世派卻也展示了早期經世派的極端缺陷，給後來的有誌之士提供了極為(wei) 狹隘的“製夷”理念，誤導了中國的現代化努力方向，從(cong) 而抑製了中國的近代進程。

龔魏新學的最大缺陷在於(yu) 對洋務的知曉和體(ti) 製的認知上，尤其是龔定菴與(yu) 魏默深看到了科舉(ju) 製也觸摸到了社會(hui) 風氣卻忽視了背後隱藏的製度因素，二者看到了邊防的民族問題、也感悟到了洋人長技，卻忽視了誕生長技的西洋製度的優(you) 越性，二者結合，充分展示了龔魏新學之於(yu) 製度的忽視和洋務的片麵。這種思想，對中國的現代化進程所造成的一係列惡性發展。尤其是，“長技”僅(jin) 限於(yu) 武備事宜，這樣的觀點與(yu) 來自於(yu) 身居一線的林則徐、姚瑩等人類似，實在遺憾。在正值歐美列強在全球範圍內(nei) 爭(zheng) 奪自然資源、擴展商品市場和掠奪廉價(jia) 勞動力的時刻，去界定英人的長技乃“器”，顯然忽視了產(chan) 生人才和“長技”背後推動工業(ye) 生產(chan) 力和高效選拔體(ti) 係的近代政治體(ti) 製。期間，盡管龔魏新學以嶄新的思維，甚至以“《中庸》通乎《易經》”這類奇異的觀點去嚐試化解甚至是消解統治者們(men) 心頭深深紮根的抱守殘缺之道，也確然有影響，在某種層麵上促進了早期經世派的誕生，但是卻無法更進一步去深入探索導致大清衰弱的製度問題。可以說，龔魏新學的最大缺陷便是對於(yu) 造成科舉(ju) 之患的中國的兩(liang) 千餘(yu) 年的專(zhuan) 製製度的不問津和對能夠出現“長技”的歐美製度和社會(hui) 主導思想的認知的殘缺，這樣的影響貫穿了晚清七十年（鴉片戰爭(zheng) ——清末新政）。

受龔魏新學及早期經世派思想的影響，洋務派呼喊出了“師夷長技以製夷”和“師夷長技以自強”的雙重口號，也選派人才學習(xi) 洋技以興(xing) 辦工廠，以圖藉此振興(xing) 清王朝。應該說，在第二次鴉片戰爭(zheng) 之後，大清帝國的精英們(men) 應該能夠以一種更為(wei) 燎原和深廣的眼睛去看西方世界，也可以以一種世界性的目光審視大清的製度問題，但是實然沒有，他們(men) ，曾國藩、李鴻章、張之洞、左宗棠等等俊傑依然沉浸在龔魏極具局限性的思想裏不可自拔。這樣的努力，較之於(yu) 日本明治維新之後的國家崛起，自然是必敗無疑，這種敗，自中國選擇批判科舉(ju) 、標舉(ju) “器物”，日本選擇“製度”之時便已經注定。洋務之後，維新派上台了。康梁等人深知西方製度之優(you) 越，但大清朝的統治者，慈禧諸人還頑固不化、不以為(wei) 然，悍然扼殺了維新變法，也就此喪(sang) 失了重生的最後一次機會(hui) 。等大清朝的統治者們(men) 意識到製度變革的重要性而進行“清末新政”之時，民眾(zhong) 早已對這個(ge) 墨守成規、屢失機遇的朝廷不抱期待。當然，其對製度的不問津必然需要另外的思想家門出來彌補缺陷，以徐繼畬、馮(feng) 桂芬、鄭觀應、王韜等人所主張的改變製度的探索便進入到了曆史的視線裏，早期維新派（或曰早期改良派）的名稱也是由此而來。中國社會(hui) 必然由徐、馮(feng) 一眾(zhong) 的思想帶來另一條極具創建的線索，畢竟，從(cong) 早期維新派到他們(men) 的直接繼承人康梁為(wei) 首的維新派（或曰改良派），以及清末新政期間直接奉早期維新派的思想為(wei) 指導精神的製度變革是中國近代化的另一條脈線，隻不過這個(ge) 脈線，在相對保守的龔魏新學的強勢下，生長發育的過於(yu) 緩慢，中國的近代變革必然長路漫漫、布滿荊棘。

其二，龔魏新學給後世的“托古改製”做了鋪墊，特別是維新派與(yu) 清末新政的改革，也借此延續的儒學的生命力，對儒學的近代轉變開啟了嶄新的大道。

龔魏新學之於(yu) 中國社會(hui) 的現代化，除了前述外，還有另一大貢獻，即托古改製，這個(ge) 思想也如邊疆民族問題和“製夷三條”一般，是龔魏新學影響中國近代化的另一例證，而且，托古改製幾乎是近代至今中國社會(hui) 變革的核心指導思想之一，這種魅力凸顯了龔魏新學的穿透力和創造力。而在這思想的綿延期間，中國儒學思想也因此得到了賡續，這在曆經磨難而存留至今的儒學而言，是一個(ge) 巨大的推動力。

當然，托古改製，並非龔魏專(zhuan) 屬。在龔魏之前，托古改製便已經存在，其脈絡長遠，但其意旨並非同於(yu) 龔魏。

托古改製的典型代表是王莽。王莽代漢之後，開始以自己的想法改革法度，王莽的切入點便是“托古改製”。王莽的“托古改製”依據的是“三禮”，尤其是《周禮》，這可從(cong) 王莽依照禮製設置“明堂、辟雍、靈台，為(wei) 學者築舍萬(wan) 區，作市、常滿倉(cang) ”(注[130])等看出，王莽也借“托古改製”取得了公認的地位。（注[131]）

王莽在建製之後，以“三禮”爲準繩“托古改製”，施行新政。王莽新政以來，其禮製、田畝(mu) 、官職等名稱依據三禮而一年數變，結果民聲鼎沸，終致綠林赤眉起義(yi) ，被劉秀取而代之。王莽改製，尊奉的是“三禮”，施行的是“托三禮改製”的路線。這是典型的古文經學路線,王莽的這種路線特征可以從(cong) 其設立古文經學的經學博士看出。王莽癡迷儒學，封古文經學大師劉向之子劉歆為(wei) “國師”，王莽大凡改製政策，皆出自劉氏。（注[132]）

身為(wei) 古文經學大家的劉歆給王莽一係列不切實際的改製策略，招致王莽新政數年便夭折，由劉氏的參與(yu) 以及王莽的意願便可看出王莽之“托古改製”圍繞的全是古文經學。劉歆也因此成為(wei) 後世今文經學家們(men) 攻擊的對象（注[133]）。

自王莽尊劉氏置古文經學博士以後，儒學徹底成為(wei) 古文經學一家獨大，直到明末。明末碩儒攻擊劉氏不遺餘(yu) 力，皆因劉氏誤導儒學，走上了愈來愈偏、愈來愈窄的軌道上。（注[134]）在清初的思想解放被康幹壓製之後，對於(yu) 劉氏的質疑直到龔魏而再起。龔魏的建樹立足今文經學之上，起源於(yu) 三統三世說。本文前述已經提及，龔定菴與(yu) 魏默深鼓吹的“據亂(luan) 世、升平世、太平世”三世是對《公羊學》的推衍，其目的是爲了強調世襲罔替，借此說明出於(yu) 衰世的大清朝應該直麵危機、懲治時弊，為(wei) 革新法度找理論依據，認定儒家經典具有公羊學所宣揚的革新法度的思想，從(cong) 而實現跨越古今、漢宋之爭(zheng) 而展示出儒家尤其是孔夫子自古便有“改革”的意誌。

龔魏新學的這種觀點，雖仍局限在中國王朝史觀的框架下，其所謂的三世三統並沒有超脫出中國古代社會(hui) 盛衰的範疇，但是其思想卻已經為(wei) 後世做了指引，如廖平、康有為(wei) 、譚嗣同、皮錫瑞等人，特別是康有為(wei) 。康有為(wei) 在龔魏新學的基礎上，將三統三世發揮到極致，認為(wei) 三世、三統乃孔子之“非常大義(yi) ”，在龔魏認定的“據亂(luan) 世、升平世、太平世”三世基礎上進一步將“三世”改造為(wei) ”文教未明世、漸有文教的小康世、文教備全的大同世”三世，從(cong) 而完整的樹立了康氏“托孔改製”實現君主立憲製的理論基礎：

三世為(wei) 孔子非常大義(yi) ，托之《春秋》以明之。所傳(chuan) 聞世為(wei) 據亂(luan) ，所聞世托升平，所見世托太平。亂(luan) 世者，文教未明也。升平者，漸有文教，小康也。太平者，大同之世，遠近大小如一，文教備全也。大義(yi) 多屬小康，微言多屬太平。為(wei) 孔子學，當分二類乃可得之，此為(wei) 《春秋》第一大義(yi) 。自偽(wei) 《左》滅《公羊》而春秋亡，孔子之道遂亡矣。（注[135]）

康有為(wei) 在這裏說了三個(ge) 意義(yi) ，首先是“三世”說是孔子的“非常大義(yi) ”，為(wei) “三世”論找到依附點；其次是將龔魏的“據亂(luan) 世、升平世、太平世”修正為(wei) “亂(luan) 世者，文教未明也。升平者，漸有文教，小康也。太平者，大同之世，遠近大小如一，文教備全也。”這一變換，已經徹底讓龔魏學術裏具有進化觀的“三世”說成為(wei) 衡量社會(hui) 現代化程度的進化觀，這是明顯的來自西方的極具現代（或近代）意識的社會(hui) 理論；最後是以《左傳(chuan) 》為(wei) 代表的古文經學是背離孔子之誌的邪說觀，為(wei) 自己的今文經學正名。康有為(wei) 的真正目的由此凸顯：利用孔子的旗號來改革清朝製度，挽救大清，這也是維新派的主旨。在今日看來，盡管維新派被扼殺，但是最後的清政府還是進行了龔定菴眼裏的“自改革”，而其方略幾乎完全是維新派的理論思想，這顯示了龔魏新學裏“托古改製”這一理論的影響。

另外，龔魏的“托古改製”為(wei) 已經淪為(wei) 集權體(ti) 製一份子的儒學找到了適應時代潮流的路徑，這種路徑，從(cong) 鴉片戰爭(zheng) 以降的晚清社會(hui) 的救亡思潮裏便可看出。從(cong) 早期經世派到維新派再到清末新政，孔子從(cong) 維護禮製、護佑專(zhuan) 製、禁錮思想進而阻礙社會(hui) 變革的角色轉變為(wei) 推動社會(hui) 演變的角色是龔魏新學的巨大貢獻。特別是，在五四新文化期間，先驅們(men) 對於(yu) 孔孟的批判已經走上了決(jue) 然的極端和不理智層麵，讓孔孟儒學、老莊道學乃至釋迦佛學這中華文化的三大源流都麵臨(lin) 著前所未有的生存危機。而在胡適之、錢玄同、魯迅、陳獨秀、劉半農(nong) 、吳虞等人的宣揚下，孔子成為(wei) 抑製社會(hui) 發展的大毒瘤。不僅(jin) 如此，大陸經文革一役，孔子思想徹底被宣揚為(wei) 時代逆流的所謂“封建思想”，從(cong) 而將儒家思想置於(yu) 死地。所幸的是，在龔魏新學的內(nei) 核裏，可以明顯感知儒學本身具有著推動社會(hui) 進步的力量，這顯然為(wei) 儒學在今日的複興(xing) 提供基礎，而在另一層麵，龔魏新學以公羊學為(wei) 切入，而使其深具“變革”思想，這為(wei) 今日的中華，尤其是大陸，提供了一個(ge) 可以賡續儒學生命力的理由。這在今日金錢本位、馬列高居的大陸顯得極為(wei) 可貴。而儒家的這個(ge) 特性，一如餘(yu) 英時先生所說的，中國文化在中華民族追求現代化方麵有著主動地推動力，這種推動力無疑為(wei) 中華民族的現代社會(hui) 構建提供了不可或缺的永久動力，從(cong) 而無形之中，在日益物質化和資本化的時代裏，為(wei) 儒家的進一步擴延找到了極佳的切入點（這一點實際上符合今日均以資本為(wei) 上的兩(liang) 岸四地，乃至環宇），現代新儒學的生命力必然能進一步的繁衍。

再者，龔魏新學並非傳(chuan) 統意義(yi) 上的涇渭分明的經學，是蘊含著古、今文經學並深具現代啟蒙意義(yi) 的新的學說，其誕生時囊括了漢學、宋學，可以說是展示出了龔魏試圖跨越儒學的派係之爭(zheng) 而直入儒家本性的努力，這種努力實際上也是符合了今日儒學複興(xing) 的時代潮流的。有清一代，漢、宋之爭(zheng) 極其激烈，龔魏之學起於(yu) 古今之爭(zheng) 、漢宋衝(chong) 突的時代，卻高於(yu) 漢、宋也超越古今，至少在思想的宏遠上確然如是。而由龔魏濫觴的托古改製又為(wei) 後來的康有為(wei) 、譚嗣同、唐才常、皮錫瑞等維新誌士的新學的誕生做了鋪墊。所以說，龔魏新學展示了儒學這種多元混溶的特色。而在龔魏新學一百五十年後的今日，儒學在華夏大地的再次複興(xing) 已經曙光初現。當代新儒學基本呈獻出了不拘泥於(yu) 儒學的漢宋、古今之爭(zheng) 的尋道路徑，有學者視其為(wei) “漢宋並重”，並且直言對馬一浮、牟宗三等人思想的關(guan) 注必然推動儒學的新的鼎盛（注[136]）。或然此論有著一種過於(yu) 樂(le) 觀的態度，但是就其實質而言，龔魏新學不正是在漢宋並重、古今並同的路徑下產(chan) 生的麽(me) 。

總之，定菴、默深看到了當時社會(hui) 的流弊和困境，從(cong) 而思考出路。定菴、默深將經世致用與(yu) 社會(hui) 改造連為(wei) 一體(ti) ，為(wei) 後世晚清七十年思想打下基礎，也為(wei) 後世的改革提供了一種路徑，並借此為(wei) 中國的近代化，尤其是儒學的近代化，開拓了航向。（注[137]）

餘(yu) 論

龔魏新學的誕生是一件大事，其開創性也是不可否認。默深與(yu) 定菴都不屑於(yu) 皓首群經、不屑於(yu) 鑒定考據，均身懷經世之誌。而這同反對漢學的典章辭故、反隨朱王學說的空疏繁瑣，利用今文經學，尤其是公羊學的“改革”意念，學以致用，以此懲治學弊，進而思考時局，譏切時政。在二人的影響之下，一批學人開始審視大清朝，也開始睜眼向外。龔自珍的治疆策略與(yu) 魏默生的“製夷三條”的理論給大清朝帶來了並非絕佳但是適逢其時的振興(xing) 方法。這些努力為(wei) 早期經世派的誕生提供了理論基礎，也為(wei) 洋務派提供了養(yang) 料，也安定了西北邊疆，卻也因此誤導了中國的近代路徑。可以說，龔魏新學的來源並不複雜，二人以公羊學為(wei) 鵠，借用公羊學的微言大義(yi) 闡釋盛衰罔替、因時因革的變革理念而跨越古今文經學和漢宋之爭(zheng) 的努力使得他們(men) 在時代的洪流裏脫穎而出，成為(wei) 新時代的啟蒙思想家。這期間，龔魏及他們(men) 的同道林則徐、包世臣、姚瑩等人是第一批探索域外世界、向西學習(xi) 的人群，他們(men) 的膽識和魄力在那一閉鎖的時代顯得極為(wei) 困難和不易。而龔魏二人的極負預見的認知及其力陳時弊的經學路徑，不僅(jin) 豐(feng) 富了經世致用並據此產(chan) 生了符合時代的振興(xing) 措施，也推動了早期經世派的誕生，且為(wei) 後世的改良提供了思想指引並藉此為(wei) 儒學的適應時代做出了開拓性的貢獻，特別是二人對三世三統論的推衍給後世的康有為(wei) 以“今文經學”行“改良”的“托孔改製”方式奠定基礎，從(cong) 而推動了近代中國的現代化，延展了儒學的意義(yi) ，賡續了儒學的生命力。

在另一層麵，龔魏新學的崛起時代是中國傳(chuan) 統經學的沒落時代，這一時代裏，中國傳(chuan) 統學術思想已經完全不能適應於(yu) 社會(hui) 發展和沿革，在宋學、漢學之爭(zheng) 之下再次提倡的“經世致用”實際上是對清初思想的一種回歸。這種回歸放置於(yu) 經學的發展脈絡裏便更顯清晰。今文經學的起源正是因為(wei) 既不滿官方的獨尊理學（即宋學），也不滿乾嘉嚐以考據、辨析為(wei) 主的治學思路（即漢學），尋求一條與(yu) 眾(zhong) 不同之道，以莊存與(yu) 為(wei) 代表的常州學派找到了一條異徑，即研究漢代風靡一時的今文經學，但是其體(ti) 係和結構遠未出現，甚至不曾明言何謂“微言大義(yi) ”，僅(jin) 僅(jin) 指出了粗略的路徑。莊氏門從(cong) 對於(yu) 今文經學的開創僅(jin) 在於(yu) 對《公羊》的演繹疏證上，若劉逢祿、淩曙、陳立莫不如是，而真正讓公羊學進入世人眼中的則非龔魏莫屬。二人的出現讓經學乃至儒學找到了真正適應社會(hui) 前進的路子，從(cong) 而讓儒學有了更為(wei) 廣闊的天地，經學作為(wei) 中國最權威、最核心的學術在這裏被拓展和進化，實在是在經學末期的一種拯救，遠看則是一種回返，這種回返的道路還必然繼續走下去，維新派的今文經學乃至清末新政便是這種回返的明證。

不盡如此，龔魏新學給經學帶來了嶄新的思想，也給儒家學說帶來了新方向，這種方向一旦進入到“有心者”眼中，便成為(wei) 改良社會(hui) 的利刃，如“因時因革”，如“托古改製”。更進一步，龔魏新學證明了中國儒學有著推動社會(hui) 進步、改良社會(hui) 體(ti) 製的細胞，而且也證明中國儒學之於(yu) 現代社會(hui) 及其價(jia) 值觀不僅(jin) 不衝(chong) 突而且有助當代人符合現代社會(hui) 的價(jia) 值觀念的塑造，這就為(wei) 今後的中華民族如何在現代化的社會(hui) 裏保存和賡續儒學提供了足夠的理由和光環，這種理由便是我們(men) 中華民族今後需要堅守以儒家文化為(wei) 核心的民族文化的由來，這種光環則是當代的新儒學不僅(jin) 不會(hui) 滅亡而且能繼續進化和完善並推動時代。最後，則是龔魏新學的思想光輝給今日的人文學者帶來了延續儒家經學文明，這一不可推卸的責任。而這責任的繼承，非龔魏所能料及，亦非此文能及。

注釋：

注[1]本文的寫(xie) 作得到了匿名審委的大力指引，以及編輯部多名專(zhuan) 家學人的指點，在此謹致謝忱，不甚感激。

注2學界對於(yu) 第一次鴉片戰爭(zheng) 實際上已經形成了定論，即第一次鴉片戰爭(zheng) 對中國的影響極其有限，持此觀點的學人眾(zhong) 多，代表性學者如蔣廷黻、郭延義(yi) 等知名學人。筆者深以為(wei) 此觀正確。

注[3]龔魏新學，即龔自珍、魏源的經學學說，此乃同義(yi) 詞。

注[4]本文所言的“以夷製夷”源自魏默深的《海國圖誌》，理論來源、意涵等請看下文。

注[5]此處的經世致用並非傳(chuan) 統意義(yi) 上的經世致用，而是指受龔魏新學影響下的經世致用，具體(ti) 論述見下文，本段文字之“經世致用”皆指此意。

注[6]餘(yu) 英時先生關(guan) 於(yu) “中國文化之於(yu) 中國社會(hui) 變革有著一定的主動意義(yi) ”是一個(ge) 非常重要的命題。先生認為(wei) 中國文化的演變，存在著“道問學”與(yu) “尊德性”的差異，理學乃至心學是“尊德性”，而王學（陽明學）末流則是“尊德性”的極端，而道問學的代表則是明末清初的實學，乃至乾嘉漢學。並以此作為(wei) 論述戴東(dong) 原、章學誠的一大理論支撐。期間，先生自認為(wei) 這一觀點是根據中國文化發展的內(nei) 在脈絡或理論產(chan) 生的，即“道問學”與(yu) “尊德性”的觀點來自於(yu) 中國思想史發展的“內(nei) 在理路”，正因為(wei) 這樣的思考依據，所以英時先生認為(wei) 中國文化自身對社會(hui) 進步有著“主動力量”。筆者以為(wei) ，將這一觀點放置入本文所探討的龔魏經學（龔魏新學）的框架裏，依然顯得形象生動。龔魏新學，在某種意義(yi) 上，便是“道問學”與(yu) “尊德性”的統一結合體(ti) ，此觀本文會(hui) 詳述。更有意思的是，此命題在今日，可以視之為(wei) 新儒學得以存在的根本性因子。作為(wei) 人文學術在當代的領袖級人物，餘(yu) 英時先生對於(yu) 中國文化之於(yu) 中國的現代化有著深層次的憂慮，這種憂慮是先生發出“中國文化之於(yu) 中國社會(hui) 變革有著一定的主動意義(yi) ”的重要背景。餘(yu) 英時先生論述，見餘(yu) 英時：<總序>，《論戴震與(yu) 章學誠（增訂本）——清代中期學術思想史研究》，北京：三聯書(shu) 店，2012，頁1-9。

注[7]<隱公十一年>,《左傳(chuan) 》，通行本。

注[8]<天宮，大宰>,《周禮》，通行本。

注[9]莊周：<內(nei) 篇，齊物論>,《莊子》，通行本。

注[10]關(guan) 於(yu) 東(dong) 林黨(dang) 從(cong) 較具革新意識的政黨(dang) 淪落為(wei) 朋黨(dang) ，任公先生在其名著《中國近三百年學術史》裏有詳述。任公雲(yun) ：“到最後二十年間，道學派的大本營，前有東(dong) 林，後有複社，都是用學術團體(ti) 的名義(yi) ，進行政黨(dang) 式的活動。他們(men) 對於(yu) 惡勢力，拚命奮鬥的精神，固然十分可敬可佩，但黨(dang) 勢漸成之後，依草附木的人日多，也不免流品混雜。”梁啟超：<中國近三百年學術史>，《梁啟超全集》，北京：北京出版社，1999年，頁4429。

注[11]黃宗羲批判科舉(ju) 、八股的文本，可參見黃宗羲：<學校>,《明夷待訪錄》；<科舉(ju) >，《破邪論》，通行本。

注[12]焦宗燁：<王夫之‘老子衍’與(yu) 中國文化的近代轉變>,《鵝湖》，台灣：2014年2月號。

注[13]有關(guan) 明末清初的新思想，任公曾言“清代思潮”（這裏指早期清朝思潮）動機及內(nei) 容皆與(yu) “文藝複興(xing) ”相類，諸類人則屬“啟蒙運動之代表人物”。任公此言參見梁啟超：<清代學術概論>，楊佩昌整理，《梁啟超：國學講義(yi) 》，北京:中國畫報出版社，2013年，頁73。關(guan) 《牡丹亭》、《桃花扇》的價(jia) 值意義(yi) ，參見焦宗燁、景菁：《<牡丹亭>與(yu) <桃花扇>的現代性萌芽略探》,《劍南文學》，成都：2013年1月號。

注[14]理學與(yu) 明末清初的學術有何關(guan) 聯，是學界大爭(zheng) 議，認為(wei) 絕對反麵的，尤以任公、適之二先生鼓吹最得力；認為(wei) 繼承宋學的，則以賓四、馮(feng) 友蘭(lan) 二先生為(wei) 要。在此之外，另有餘(yu) 英時先生，英時先生深以為(wei) 此時之學術差異蓋因路徑不同，但是如果按照任公以《清代學術概論》所言將明末清初視為(wei) 中國之文藝複興(xing) 而言，則明末清初之學術必有宋學之遺跡。筆者深以為(wei) 餘(yu) 英時先生此言頗為(wei) 緊要，很是讚同，是以視宋學為(wei) 明末清初學術之溯源之一，但是明末清初之學亦有反對之境界，亦可以“中國之文藝複興(xing) ”稱之。本文以此立意，是以說明。餘(yu) 英時：《中國思想傳(chuan) 統的現代詮釋》，南京：江蘇人民出版社，1988年，頁171。

注[15]錢穆：《中國思想史》，北京：九州出版社，2012年，頁238。

注[16]<列傳(chuan) 四十九，李光地>，《清史稿》。《清史稿》，民國初年清史稿館編寫(xie) 本，趙爾巽等主編。本文參考《清史稿》全部依據此版。

注[17]<列傳(chuan) 四十九，李光地>，《清史稿》。

注[18]方苞：<安溪李相國逸事>，《方苞集，集外文》卷六。

注[19]關(guan) 厚菴治學變遷之論以及與(yu) 康熙之媚俗，可見陳祖武：《清儒學術拾零》，北京：故宮出版社，2012年，頁164-165。

注[20]<列傳(chuan) 四十九，李光地>，《清史稿》。

注[21]<誌五十九（禮三）>，《清史稿》。此祭祀名單在後期有所增加，分別增加了範仲淹、顧炎武等人。

注[22]順治八年三月，下詔“許滿洲、蒙古、漢軍(jun) 子弟科舉(ju) ，依甲第除授。”。<本紀七>，《清史稿》。但是，這次科舉(ju) ，頗有限製，是清朝科舉(ju) 製的早期形態。康熙二十八年三月，下詔“命八旗科舉(ju) 先試騎射”，對八旗子弟的科舉(ju) 製做了“文武”齊備的要求。在清早期，多次開“博學鴻儒”科，麵對的是明末遺老故舊，將大量明末遺宿招之朝廷，有效地實現了對“反清勢力”的管控。

注[23]<誌五十九，禮三>，《清史稿》。

注[24]<誌八十三，選舉(ju) 三>，《清史稿》。

注[25]<誌五十九，禮三>，《清史稿》。

注[26]顧頡剛：<中國近來學術思想界的變遷觀>，桑兵等編《近代中國學術思想》，北京：中華書(shu) 局，2008年，頁101。

注[27]柳詒征：《中國文化史》，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1年，頁797。

注[28]黃仁宇：《中國曆史》，北京：三聯書(shu) 店，2003年，頁29。

注[29]<本紀十五，高祖本紀六>，《清史稿》。

注[30]（美）馬士：《東(dong) 印度公司對華貿易編年史》卷一，中國海關(guan) 史研究中心譯，廣州:中山大學出版社，1991年，頁606。

注[31]（美）馬士:《東(dong) 印度公司對華貿易編年史》卷一，頁639。

注[32]轉引自馮(feng) 天瑜、黃長義(yi) :《晚清經世實學》，上海:上海社科院出版社，2002年，頁61。

注[33]馮(feng) 天瑜、黃長義(yi) :《晚清經世實學》，頁47-58。

注[34]在此處，為(wei) 避免重複，僅(jin) 敘述龔魏之於(yu) 古文經學的淵源以及跨越漢宋的努力，其今文經學之創建等下文將詳述。實則此乃學界共識，舉(ju) 一二專(zhuan) 著為(wei) 證：見豐(feng) 克誠主編：《龔自珍、魏源今文經學思想與(yu) 教育論著選讀•中國教育名家名作精品叢(cong) 書(shu) （第四輯第六卷）》，北京：中國環境科學出版社、學苑音像出版社，2006年；又見，陳銘：《龔自珍綜論•中國近代文學研究叢(cong) 書(shu) 》（第一輯），桂林：漓江出版社，1991年。

注[35]戴震：《孟子字義(yi) 疏證》，北京：中華書(shu) 局，1982年。

注[36]段玉裁：《經韻樓集》卷三，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8年。

注[37]段玉裁語，語出《龔自珍全集》，頁36。

注[38]龔自珍：《已亥雜詩》，《龔自珍全集》,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9年，頁46

注[39]錢穆：《中國近三百年學術史》，北京：商務印書(shu) 館，1997年，頁605。

注[40]<二十七章>，《中庸》，通行本。

注[41]龔自珍之於(yu) “尊德性”、“道問學”的統一問題，論著較多，此處不述。典型見豐(feng) 克誠主編：《龔自珍、魏源今文經學思想與(yu) 教育論著選讀•中國教育名家名作精品叢(cong) 書(shu) （第四輯第六卷）》，頁19—21。

注[42]魏源：<默觚，學篇一>，《魏源集》上，頁1。

注[43]魏源：<論語孟子類編序>，《魏源卷》，夏劍欽編，北京：中國人民大學出版社，2013年，頁69-70。文中對今古文經學及宋學、漢學、心學等論述頗著。

注[44]劉逢祿：<春秋論上>,《劉禮部集》卷三，道光十年思誤齋刻本（現代影印本），杭州：浙江圖書(shu) 館藏本。

注[45]四書(shu) 五經之一便為(wei) 《春秋》，此乃經學（包括理學）的最經典之作之一。

注[46]陶淵明：《桃花源記》，通行本。

注[47]，劉逢祿，<例第二十五>，《春秋公羊經何氏釋例》。

注[48]若說劉逢祿不知白、柳封建論,則不盡現實。其弟子龔自珍曾直引柳宗元封建論論證自古天下是先有民而後有君.從(cong) 此事可知劉逢祿不知封建論應該頗有誇張,準確說應是劉氏根本不懂時政,故而謬誤百出,貽笑大方。龔自珍論述見<農(nong) 宗>,《龔自珍全集》，頁52。柳宗元、白居易曾多次評價(jia) 封建製度，其文本見柳宗元：《柳宗元集校注》，北京：中華書(shu) 局，2013年；白居易：《白居易集箋校》，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8年。

注[49]龔自珍：<五經大義(yi) 終始答問一>，《龔自珍全集》，頁46。

注[50]龔自珍：<五經大義(yi) 終始答問八>，《龔自珍全集》,頁6-7。

注[51]“張三世、統三統”觀點乃董仲舒經學核心論點，精神大義(yi) 等參見其著作《春秋繁露》一書(shu) ，通行本眾(zhong) 多，此處不列、不贅。本文所引見董仲舒：<楚莊王>，《春秋繁露》。

注[52]龔自珍：<尊隱>，《龔自珍全集》,頁87-88。

注[53]梁啟超：<論中國學術思想變遷之大勢>，《飲冰室文集點校》，頁297。

注[54]龔自珍:<送欽差侯官林公序>,《龔自珍全集》，頁169。

注[55]大清王朝的認識是在清末新政期間。這是因為(wei) 慈禧等當權派對於(yu) 康梁等人的維新變法並不讚同，否則不至於(yu) 趕盡殺絕而發生“戊戌六君子”事件。至於(yu) 有誌之士認識到這一問題，則可從(cong) 洋務運動反映出來，其所秉承的思想類於(yu) 龔定菴魏默深，尤其是“師夷長技”。至於(yu) 魏默深，下文詳述。

注[56]龔自珍:《龔自珍全集》，頁20。

注[57]龔自珍和魏源對於(yu) 製度改良均無涉獵，其言語不過是一時之為(wei) ，典型是龔魏二人對於(yu) 西方之能在於(yu) 西方之技，而不在其政，後者是早期改良派的馮(feng) 桂芬、徐繼畬、薛福成、王韜、鄭觀應等賢達才有的觀點。此論亦可見：蔣國寶、餘(yu) 秉頤、陶清：《晚清哲學》，合肥：安徽人民出版社，2002年，頁29-37。

注[58]魏源:<劉禮部遺書(shu) 序>，《魏源集》上]，北京:中華書(shu) 局，1983年，頁242。

注[59]魏源:<劉禮部遺書(shu) 序>，《魏源集》上]，頁242。

注[60]魏源:<默觚上，學篇九>《魏源集》上]，頁24。

注[61]魏源：<默觚,治篇五>，《魏源集》上，頁48－49。

注[62]魏源：<書(shu) 古微敘>，《魏源集》上，頁109－110。

注[63]魏源:<書(shu) 古微敘>，《魏源集》上，頁109。

注[64]魏源：<書(shu) 古微敘>，《魏源集》上，頁109-110。

注[65]魏源：<書(shu) 古微敘>，《魏源集》上，頁110。

注[66]魏源:<默觚上，學篇九>，《魏源集》上]，頁24。

注[67]魏源：<庸易通義(yi) >，《魏源集》上，頁100-101。

注[68]<係辭下>，《易經》，通行本。

注[69]魏源：《魏源集》下，頁432。

注[70]魏源：<海國圖誌敘>，《魏源集》上，頁207。在該文《敘》裏，“為(wei) 以夷款夷而作”數字被刪，以批注方式增補。實際上，這可能是在《古微堂集》（光緒四年刻）或稍前所刪。因，此《海國圖誌敘》於(yu) 道光二十二年刻本、道光二十六年修訂本（刻本）裏均存，而中華書(shu) 局版《魏源集》的文本援引自黃象離編著之《古微堂集》（光緒四年刻本），所以說其刪除時間不會(hui) 遲於(yu) 光緒四年。本文援引文本為(wei) 《魏源集》所參照《古微堂集》，又參閱道光刻本，前者為(wei) 主。

注[71]龔自珍1820年中舉(ju) 人之後，便任職於(yu) 內(nei) 閣中書(shu) ，中進士之後，依然任原職，並未變動。

注[72]龔自珍：<明良論>三，《龔自珍全集》，頁33。

注[73]龔自珍：<明良論>二，《龔自珍全集》，頁31。

注[74]龔自珍：<壬癸之際胎觀第四>,《龔自珍全集》，頁15。

注[75]龔自珍：<乙丙之際著議第九>,《龔自珍全集》，頁6。

注[76]同上。

注[77]魏源：<聖武記敘>，《魏源集》上，頁166-167。

注[78]魏源：<明代食兵二政錄敘>，《魏源集》，頁163。

注[79]魏源：<都中吟>，《魏源集》下]，頁675-676。

注[80]魏源：<籌海篇>，《魏源集》下]，頁871。

注[81]龔自珍:<送欽差侯官林公序>,《龔自珍全集》，頁169。

注[82]龔自珍：<對策>，《龔自珍全集》，頁107.

注[83]這個(ge) 矛盾尤其指的是當時的準格爾部、喀爾喀部、土爾扈特部和北部蒙古各部，可惜的是關(guan) 於(yu) 北部蒙古部落的《蒙古圖誌》文稿因城樓失火而毀，其北部蒙古的具體(ti) 策略不能詳解。

注[84]龔自珍：<禦試安邊綏遠疏>，《龔自珍全集》，頁113。

注[85]龔自珍：同上。

注[86]龔自珍：<上鎮守吐魯番領隊大臣寶公書(shu) >，《龔自珍全集》，頁311。

注[87]李鴻章：<黑龍江述略序>,轉引自吳昌綬:<定庵先生年譜>,收編入《龔自珍全集》（第十一輯）。

注[88]龔自珍：<書(shu) 番禹許君>，《龔自珍全集》，頁178。

注[89]龔自珍就邊疆問題，曾多次致信，如新疆問題曾上書(shu) 吐魯番領隊大臣寶興(xing) ，鴉片問題則致信林則徐。

注[90]關(guan) 於(yu) 洋務等事務裏，龔定菴與(yu) 魏默深的關(guan) 係，可以其溝通信件及相關(guan) 論述為(wei) 佐證。魏默深曾在1823年致龔定菴三書(shu) 並手批定菴文集，又在1842年為(wei) 定菴文集作序，其言論可做旁證，此處不詳述。具體(ti) 見《魏源集》。

注[91]此“以夷製夷”非後世洋務派李鴻章的“以夷製夷”，前者為(wei) 魏源係列製夷策略的簡稱，後者為(wei) 李鴻章應對多國的一種談判策略，後者實則更接近於(yu) 魏默深“以夷攻夷”的意義(yi) 。

注[92]魏源：<海國圖誌敘>，《魏源集》上，頁207。

注[93]魏源：<籌海篇，議戰>，《魏源集》下，頁868-869。

注[94]魏源：<籌海篇，議戰>，《魏源集》下，頁866。

注[95]魏源：<籌海篇，議守>，《魏源集》下，頁839。

注[96]魏源：<籌海篇，議戰>，《魏源集》下，頁866。

注[97]魏源：<籌海篇，議戰>，《魏源集》下，頁867。

注[98]魏源：<籌海篇，議戰>，《魏源集》下，頁887。

注[99]魏源：<籌海篇，議戰>，《魏源集》下，頁869。

注[100]同上。

注[101]魏源：<籌海篇，議守>，《魏源集》下，頁839。

注[102]魏源：<籌海篇，議戰>，《魏源集》下，頁869。

注[103]關(guan) 於(yu) 魏默深此“長技”的優(you) 劣及其弊端、影響等相關(guan) 問題下文將著重分析，此處僅(jin) 論證“長技”之範疇。李澤厚先生論述，見李澤厚：《中國近代思想史論》，北京：三聯書(shu) 店，1979年，頁38。

注[104]魏源：<軍(jun) 政篇>，《聖武記》下,北京：中華書(shu) 局，1984年，頁545。

注[105]魏源《聖武記》的寫(xie) 作因由、目的等，及所引語句均見<聖武記敘>。魏源：<聖武記敘>，《魏源集》上，頁166-167。

注[106]魏源，<籌海篇，議守>，《魏源集》下，頁839。

注[107]魏源：<籌海篇，議戰>，《魏源集》下，頁876。

注[108]魏源：<籌海篇，議戰>，《魏源集》下，頁874。

注[109]魏源：<籌海篇，議戰>，《魏源集》下，頁874-875。

注[110]魏源：<籌海篇，議戰>，《魏源集》下，頁869。

注[111]魏源：<籌海篇，議戰>，《魏源集》下，頁879。

注[112]魏源：<籌海篇，議戰>，《魏源集》下，頁870。

注[113]魏源：<歐羅巴洲各國總序>，《海國圖誌》，鄭州：中州古籍出版社，1999年，頁268。

注[114]孫武：<謀攻第三>，《孫子兵法》，通行本。

注[115]包世臣關(guan) 此係列論述，見包世臣：<與(yu) 果勇侯筆談>一文。包世臣：<與(yu) 果勇侯筆談>，劉平、鄭大華主編《包世臣卷》，北京：中國人民大學出版社，2013年，頁473-474。下文該文的引用蓋出於(yu) 此注。

注[116]包世臣：<說儲(chu) 正文>,《包世臣卷》，頁499。

注[117]有關(guan) 包氏被林氏邀請之說，見胡樸安：<包慎伯先生年譜>，《包世臣卷》，頁532。

注[118]林則徐：<致蓮友書(shu) >（1839年5月1日），楊國楨編《林則徐卷》，北京：中國人民大學出版社，2013年，頁216。

注[119]同上。

注[120]林則徐：<會(hui) 奏細察夷情務絕鴉片來源片>（1839年9月1日），《林則徐卷》，頁230。

注[121]同上。

注[122]關(guan) 此論述，見林則徐，鄧廷幀、怡良、關(guan) 天培，豫堃：<會(hui) 奏穿鼻尖沙嘴疊次轟擊夷船情形折>（1839年11月21日），《林則徐卷》，頁238-240。。

注[123]林則徐關(guan) 於(yu) 分化洋人，保護合法貿易之事極多，如其在禁煙期間，對於(yu) 遵紀守法、不販賣鴉片者不僅(jin) 給予通行而且鼓勵其貿易等等，此處不贅。

注[124]林則徐：<致望雲(yun) 廬書(shu) >（1839年9月26日），《林則徐卷》，頁235。

注[125]姚瑩：《東(dong) 溟文集》卷4，台北：文海出版社，1974年。

注[126]姚瑩：<敘>，《康輔紀行》，西藏漢文文獻匯刻（第一輯），西藏社會(hui) 科學院西藏學漢文文獻編輯室編，1991年，頁3。

注[127]姚浚昌：<年譜>,《中複堂全集》，台北：文海出版社，1974年。

注[128]姚瑩：《東(dong) 溟文後集》卷8，台北：文海出版社，1974年。

[129]關(guan) 於(yu) 林則徐、包世臣、姚瑩、魏源和龔自珍五人彼此的交集，相關(guan) 遺留文本委實眾(zhong) 多，本文為(wei) 節約篇幅，無關(guan) 扼要者均不予論述，是以僅(jin) 提及姚瑩與(yu) 魏源之關(guan) 係。關(guan) 於(yu) 其他諸人之聯係具體(ti) 可見，本文所引之《龔自珍全集》，《林則徐全集》，《魏源集》，《包世臣卷》諸文本，內(nei) 中涉此信函、誌文等眾(zhong) 多。

注[130]班固：<王莽傳(chuan) ，第六十九>，《漢書(shu) 》，通行本。

注[131]同上。

注[132]司馬光：<王莽>下，《資治通鑒》，通行本。

注[133]後世的今文經學大師們(men) 往往是從(cong) 批評劉歆為(wei) 切入點，建立今文經學的所謂正統性。如廖平、康有為(wei) 等人。鑒於(yu) 內(nei) 容主題所限，此處不論。

注[134]明末清初批評劉氏聲音眾(zhong) 多，列舉(ju) 船山理論以作旁證，“（道）義(yi) 不相授受，而強相綴係以揜篡奪之跡；抑假鄒衍五德之邪說與(yu) 劉歆曆家之緒論，文其詖辭；要豈事理之實然哉？”見王夫之:《讀通鑒論》卷末，通行本。

注[135]康有為(wei) ：<春秋董氏學>，《康有為(wei) 全集》第二集，北京：中國人民大學出版社，2007年，頁325。

注[136]當代儒學的發展趨勢的“漢宋並重”，是一個(ge) 較為(wei) 新的話題，有關(guan) 此趨勢可參閱王學典：<走漢宋並重之路>，《曆史學家茶座》三十一輯，濟南：山東(dong) 人民出版社，2013年。

注[137]當然，龔魏新學也遺留了不少缺陷，典型還是在今、古文經學層麵。如龔魏新學都從(cong) 公羊說的三世三統切入論述社會(hui) 演變更迭的必然性，但魏默深對於(yu) 三世三統的觀念，更側(ce) 重於(yu) 曆史層麵而非現實層麵，這未必具備今文經學意義(yi) 。如魏默深以為(wei) 孔子、太史公等論述五帝而不言少昊，是因為(wei) “此正統本於(yu) 三統之明證”，對更替之論絲(si) 毫不涉。定菴僅(jin) 僅(jin) 以<六經正名>支撐孔子之前已有六經，所以十三經為(wei) 偽(wei) ，藉此抬升《公羊》地位，這隻能是一種論辯，不能是事實稱述。總之，龔定菴與(yu) 魏默深的今文經學漏洞頗多。盡管如此，筆者仍以為(wei) 瑕不掩瑜。二人都從(cong) 古文經學入，所以其批判古文經學的目的是意圖造成一種古、今文經學混溶的意味，此所以有學者甚至利用魏默深關(guan) 於(yu) “經術為(wei) 治術”的語句判定二人實際上是在努力繞過今、古文經學之爭(zheng) 而直接進入先秦經學的本源中。筆者竊以此論有合理之處，本文亦是如此以為(wei) 。因為(wei) 龔魏二人本身的蒙學根基便來自於(yu) 古文經學，且二人年輕時也是浸淫於(yu) 古文經學的，這也決(jue) 定了二人對於(yu) 古、今文經學界限的不清晰。後世大儒從(cong) 未將龔魏視為(wei) 今文經學的集大成者，而是康南海，或然也有如上顧慮，鄙人對此不曾祥考，不敢斷言。此段文字是對龔魏新學一些補充說明，鑒於(yu) 文本篇幅，正文不予論述。因為(wei) 此，本文對於(yu) 魏默深的“三世三統”論不予論及，僅(jin) 在此提及。魏默深三世三統論，見魏源：<公羊春秋論>上、下，《魏源集》；龔定菴相關(guan) 觀點見，龔自珍：<六經正名>，《龔自珍全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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