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羽戈，自由撰稿人

中央電視台開播的連續劇《施琅大將軍》，以及引發的喧囂爭論，再次將我們的目光拉回三百多年前的那段曆史。不過我對這位大名鼎鼎的靖海侯的了解，卻非來自堂皇的正史，而是受益於真正的野狐禪：一個是幼時收聽的單田芳先生主講的評書《施公案》，其主角施世綸，正是施琅之子，兒子是著名的清官，老子的德行想必不會太差——當然，那時還不曉得施琅創下的一番功業；另一個則是金庸先生的小說《鹿鼎記》，其中對施琅的描繪，雖然算不上濃墨重彩，起碼也是棱角分明的三號配角，尤其是他與韋小寶在通吃島的鬥智鬥力，讀來令人忍俊不禁。而我對施琅的印象，便定格於《鹿鼎記》中的那位際遇坎坷的將軍：起先是遭遇大難的末路英雄；最終諸事順遂，卻有些小人得誌，因此活該被韋大人戲耍。

這雖是不足為憑的小說家言，但亦很能代表一部分人對施琅的看法。曆史中的施琅是什麽樣子呢？我隻讀過柯劭忞所著的《清史稿》及其它一些二手的評論，所記所感如下：施琅之所以投降開國不久的清朝，並非如《鹿鼎記》中說的那樣，他是為了嚴明軍紀而處罰一個犯法的部下，得罪了鄭成功的夫人董氏，以至被投入監獄，最後固然僥幸逃脫，全家卻不幸罹難；《清史稿》記載的情形是，做老子的鄭芝龍歸順清朝，做兒子的鄭成功卻割據台灣自成一國，施琅原是鄭芝龍的老部下，鄭成功到台灣之後：“招琅，不從。成功執琅，並縶其家屬。琅以計得脫，父大宣、弟顯及子侄皆為成功所殺。”這裏將施琅美化得大義凜然，不知是否可信？而依此來看，作為大清朝的耿耿忠臣，施琅攻打台灣，不僅是出於私仇，更是出於公義。
　　
柯劭忞的施琅列傳寫到最後，來了一筆漂亮的首尾呼應。當施琅收複台灣，有人推測他必定為報家仇而毒殺鄭成功的後人，施琅回答：“絕島新附，一有誅戮，恐人情反側。吾所以銜恤茹痛者，為國事重，不敢顧私也。”這話說的很微妙，表示他不忘私，亦不至因私廢公——這正是人之常情，比那些號稱“大公無私”的假道學先生坦誠百倍。不過施琅為台灣之公，真做了一件大好事。台灣歸附之初，朝中有官員建議“遷其人、棄其地”，讓台灣成為荒涼的不毛之地，從此自生自滅。施琅上疏反對，認為台灣已有雄厚的民生基礎，“若棄其地、遷其人，以有限之船，渡無限之民，非閱數年，難以報竣。倘渡載不盡，竄匿山穀，所謂藉寇兵而齎盜糧也”；而且趁這一間隙，被趕走的荷蘭人可能去而複返，再來荼毒生靈，“至時複勤師遠征，恐未易見效”。鑒於這兩點困難，不如就此設立政府，為民休養生息。顯然，這番道理打動了康熙，最後，批準施琅的建言，“設縣三、府一、巡道一”。評價這一段曆史，我們還必須注意到，施琅打回台灣之時，一直被當地人罵為“漢奸”、“叛徒”，幾乎是惡名昭彰，而他能在如此非議的情境公正處事——並不是圖謀報複，順勢主張舍棄寶島——可見是有些氣象的。

曆史變幻無常，沒料想三百年之後，施琅重新被扣上“漢奸”的帽子，而且來勢洶洶，不減當年。在二十世紀，特別是共和國建立以來，人們對施琅的重視，肯定比不上他的同時代人，同樣收複過台灣的鄭成功，後者的榮耀，相當於進入曆史教科書圈定的先賢祠。而今《施琅大將軍》的播放，卻有反撥與正名之嫌，正如要剝奪嶽飛“民族英雄”的桂冠，讓秦檜下跪的雕像起立，怎能不讓人痛心疾首？施琅先事明朝及鄭家父子，然後投降清朝，在政治倫理，是為不忠；施琅是漢族人，卻剃發留辮，為滿族人服務，在民族倫理，是為不忠；而其最大的不忠，是代表滿族人統治的清朝政府，反咬漢族人統治的明朝與台灣鄭氏政府一口，這種惡徒，難道不該永世不得翻身？
　　
我先聲明，我不打算為施琅翻案，隻是力圖驅散蒙蔽這段曆史的煙霧，還局中人一個公道——當然，這個公道隻是我的一家之言。先說施琅的兩不忠，第一點，叛明（鄭）投清，原本是朝代更替之時最為平常的事情，依照現代人的曆史觀，天下，並非一家一姓之天下，而是全民之天下，哪個朝代對民眾好，便是有德者，聖人們都說，天下，為有德者居之，這是千古不變的恒常真理，而死抱著無德者那棵大樹——或許隻是一根稻草——是為“愚忠”，這個定論亦很微妙。對施琅而言，照《鹿鼎記》的說法，他連盡“愚忠”都沒有可能，鄭成功衝冠一怒為夫人，不僅殺他的頭，而且還會扣上“叛將”的罪名：隻愚，但不忠。因此，施琅降清是最好的出路。而照《清史稿》的說法，施琅是跟隨老上級鄭芝龍一同叛朝投降的，加以“不忠”之罪，可能要將矛盾擴大化。況且真的要論不忠，鄭成功放著明朝的宗室不立，卻自立為王，正是最大的不忠。所以，以一家一姓的標準衡量忠與不忠，實在是文人的搗糨糊遊戲。施琅的忠誠與否，則要看他先後侍奉的兩個朝代哪個好，哪個壞，哪個更得民心。三百年前的先人之思維衝不出傳統禮法的桎梏，難道今日的我們沒一點長進？

第二點，種族之爭，漢族與滿族，或者其它民族的爭鬥。這該是曆史悠久，但我以為這是最為無聊之事。如果將民族主義分為三層，那麽以血緣為界限的民族主義可謂最低的層次，遠遠不如以政治為界限的民族主義與以文化為界限的民族主義功力深厚。不過血緣民族主義一直很有市場，或許是因為它的直觀，很容易激蕩人心的好惡。而論及滿族人統治的清朝，後人的同仇敵愾，一者是因為清朝開國之時的揚州、嘉定等屠城，我想凡是正常理智之人，都會仇恨屠城者，不是因為他們的滿族人身份，而是因為他們胡亂殺人，無論是殺市民，還是殺學生；二者，是清朝所開創的“辮子”傳統，這確實是很混帳的做法，正如當年某些人勸女同胞裹小腳、創設太監製度一樣影響惡劣——實在是有損身體的美觀和健康（留辮子容易積累頭皮屑），卻不至於上升到莊嚴的民族大義。除此之外，還有什麽解不開的深仇大恨呢？即便孫中山的“驅逐韃虜”，後來也換成“五族共和”，即從“民族革命”進步到“民主革命”。而這一重革命綱領的跳躍，枉費了多少人的鮮血與多少年的光陰。對照之下，施琅在民族正義上的不忠，是否還能夠成立呢？

施琅最為人詬病的一點，就是收複台灣：論身份，那是他的故土，引狼入室，不忠不孝；論勢力，清朝強而台灣弱，恃強淩弱，不仁不義。因為這一常識性的罪過，施琅蒙受何等洶湧的罵名，都在想象之中。因此，後人若企圖以施琅為榜樣，來張揚領土與主權完整的大義，可謂不智，結果隻會適得其反。為什麽這樣說呢？用民族主義來詮釋施琅的行為，恐怕無法得以完滿的合攏——與其說這是施琅自身的分裂，不如說是民族主義自身的分裂。從血緣民族主義上講，施琅背叛了所歸屬的民族；從政治民族主義上講，施琅因維護領土與主權的完整而成為效忠者：在這裏，民族主義出現了內耗的危機。自顧尚且不暇，何能及於他人？《施琅大將軍》的創詣者理當考慮到這一步敗著以及化解之道，不然還不如將施琅的兒子大清官施世綸塑造成先進性教育的典型——對於中國的政治家們，反腐敗才是永不過時的政治正確。
　　
那麽，如何化解民族主義的內在危機？我想起了《鹿鼎記》裏的韋小寶。我是極佩服這廝的，不止因為他娶了七個老婆，睡過清朝皇帝的妹妹，還上了俄羅斯女王的象牙床——這可是中華民族外交史上的大勝利——而且，當韋大人遭遇到某些重大難題，譬如說，滿漢之爭，朝野之爭等，在我們看來，這都是利弊參半的兩難抉擇，當然，韋大人也煩惱過，但依他的聰明，轉身就給出解決的法子：“老子不幹了”，不做選擇——為什麽要把自己放進民族主義的囚籠中呢？為什麽一定要爭個種族的優勝劣汰呢？為什麽要披掛那麽多“主義”枷鎖上陣廝殺呢？……韋小寶一記虛無主義的雲手，就揮斷萬千煩惱絲。依他的聰明，自然不肯充當意識形態之爭的無謂炮灰，他要做維權運動的急先鋒：為維護自己的金銀財寶、寶馬香車的所有權奮鬥不止、生生不息。而覺悟到這一精神高度，實在難比登天。中國少的是韋小寶，多的是時常被他的三言兩語糊弄得滿頭大汗的施琅，以及更加等而下之的東西——他們寧可關注遠在天涯的台灣島，而不是近若咫尺的太石村。也許，這正是在一個後極權主義時代，《施琅大將軍》能夠激起一壇混水，民族主義思潮長盛不衰，維權運動卻舉步維艱的最大原因。
　　
2006年4月1日於寧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