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禮》成書(shu) 於(yu) 魏文侯主政時期

作者：郭偉(wei) 川

來源：《光明日報》

時間：孔子二五六七年歲次丙申八月廿六日辛亥

           耶穌2016年9月26日

《周禮》的成書(shu) 年代問題，是中國學術史上存疑兩(liang) 千多年的曆史懸案。

《周禮》一書(shu) 原名《周官》，其內(nei) 容主要包括兩(liang) 周職官製度及相關(guan) 禮製。自漢代整理先秦經籍，此書(shu) 得以發現而正式問世。同時，又因此書(shu) 在官製、禮製上豐(feng) 富的曆史內(nei) 涵，故為(wei) 曆代學人所重視，有重要的研究及參考價(jia) 值。而《周官》一書(shu) 至西漢末王莽篡政時，始改名為(wei) 《周禮》，及後遂以此名行世。

筆者之所以要撰寫(xie) 《〈周禮〉製度淵源與(yu) 成書(shu) 年代新考》一書(shu) （國家圖書(shu) 館出版社，2016年4月出版），乃有感於(yu) 兩(liang) 千年來，學者對《周禮》一書(shu) 的內(nei) 容與(yu) 成書(shu) 年代的探索，著作甚多，各陳勝義(yi) ，但時至今日，對作為(wei) 《周禮》主體(ti) 內(nei) 容的“六官”係統，從(cong) 其官製淵源及相關(guan) 人物史事等問題的研究上，迄未能中其要旨，以致《周禮》成書(shu) 年代的問題，亦根本沒能得到解決(jue) 。有鑒於(yu) 此，筆者不揣淺陋，另辟蹊徑，從(cong) 如下若幹方麵來研究《周禮》的成書(shu) 年代問題，力求解決(jue) 這一兩(liang) 千多年來的曆史懸案。

其一，筆者從(cong) 《周禮》的“六官”製度淵源入手，從(cong) 早期“六卿”官製之萌芽、發展的形成過程及曆史演變，結合傳(chuan) 世文獻和甲骨、金文的相關(guan) 資料，力求融會(hui) 貫通，闡幽發微，以冀開出新路。而筆者於(yu) 研究過程中發現，從(cong) 帝舜至夏、商、周三代，在以“六卿”官製為(wei) 主體(ti) 的職官製度上，有十分明顯的承襲關(guan) 係。從(cong) 夏啟時“六卿”官製的產(chan) 生，到商代“卿士”和“卿事寮”製度的設立，以及西周初年周公所作《周官》（即《尚書(shu) ·周官》篇）中對“六卿”職官製度的發展，乃至春秋中期晉文公以“被廬之法”所建立的“三軍(jun) 六卿”製度，最後歸結到戰國初年與(yu) 《周官》一書(shu) 關(guan) 係最為(wei) 密切的魏文侯身上。筆者經過反複考證，發現有充分的曆史事實，證明《周官》亦即《周禮》一書(shu) 是在魏文侯主導下，由子夏為(wei) 首的西河學派編製成書(shu) 的。而《周禮》一書(shu) 中的“六官”體(ti) 係，恰好與(yu) 帝舜時代及夏、商、西周乃至春秋時期晉國的“六卿”職官製度，有其一脈相承的曆史軌跡，其影響及於(yu) 後世。所以，在研究方向及方法上，筆者根據曆史事實，首先確立了以“六卿”官製為(wei) 主體(ti) 的中國古代職官製度史的整體(ti) 觀念，而《周禮》一書(shu) 中的“六官”係統，正是這一職官製度中有機的組成部分。可以說，筆者的這一論述，正是本書(shu) 主要的理論框架及借以論證的重要理據所在。

其二，在研究過程中，筆者深刻地認識到，由於(yu) 《周禮》是一本記述兩(liang) 周職官製度的專(zhuan) 書(shu) ，而與(yu) 兩(liang) 周官製有密切關(guan) 係的關(guan) 鍵曆史人物，無論周初的周公，或是春秋時期的晉文公，乃至戰國初期的魏文侯，他們(men) 顯然都屬於(yu) 具有共同血緣關(guan) 係的姬周係統。因此，研究此中的關(guan) 係，關(guan) 鍵在一“周”字。而《周禮》一書(shu) 與(yu) 許多冠以“周”字的經典，如《周易》《周書(shu) 》《周詩》《周禮經》等一樣，在經典的來源及整理編修上，都與(yu) 姬周王室及姬姓侯國有十分密切的關(guan) 係。所以，研究兩(liang) 周時期的社會(hui) 政治、典章製度和相關(guan) 的人物史事及典籍文獻，如果不明周禮“親(qin) 親(qin) ”之義(yi) ，那麽(me) 在考證《周禮》一書(shu) 的製度淵源，以及研究其究竟成書(shu) 於(yu) 何時和成於(yu) 何人之手的問題上，肯定不得要領。

其三，筆者認為(wei) ，對《周禮》成書(shu) 年代問題的論證，必須緊緊把握住此書(shu) 專(zhuan) 述“官製”的性質特點，從(cong) 而實事求是地從(cong) 中國職官製度史的角度加以考索。蓋職官製度及相關(guan) 職官名稱乃政治實體(ti) 之組成部分，具有明顯的時代印記，有曆史痕跡可尋。故按此一方向進行研究，可以循名責實，根據相關(guan) 線索加以考證，較為(wei) 切實可靠。所以，筆者認為(wei) ，隻有從(cong) 中國職官製度史的角度，探究“六卿”官製出現之前的製度淵源，到“六官”體(ti) 係的發端、發展和形成過程，結合周王室和相關(guan) 姬姓侯國的官製、禮製及相關(guan) 的重要人物史事，進行全麵係統和環環相扣、一步一個(ge) 腳印的研究，既溯本求源，又廓清其流，從(cong) 而令《周禮》成書(shu) 年代問題的研究能夠得出較為(wei) 確切的結論，舍此別無他途。

其四，研究《周禮》一書(shu) ，筆者認為(wei) ，首先必須全麵了解此書(shu) 之體(ti) 例及內(nei) 容的主旨，同時要明了此書(shu) 以“周”字冠名的用意所在，尤其要辨明此書(shu) 整體(ti) 的思想哲學傾(qing) 向。

從(cong) “六官”體(ti) 係貫穿《周禮》全書(shu) ，除冬官《考工記》之外，其他天官塚(zhong) 宰、地官司徒、春官宗伯、夏官司馬、秋官司寇五官之卷首，皆書(shu) “惟王建國，辨方正位，體(ti) 國經野，設官分職，以為(wei) 民極”。筆者認為(wei) ，這就是全書(shu) 的主旨所在。而春秋戰國時期，“正名”的問題很重要，孔子對此就很重視，曾有專(zhuan) 論，見諸《論語》。故在兩(liang) 周時期，一本書(shu) 的命名尤其是對王朝或侯國官書(shu) 的命名，決(jue) 不會(hui) 輕易從(cong) 事，必有其立意在焉。而《周官》一書(shu) 既冠以“周”名，其主旨必為(wei) “尊周”無疑。至於(yu) 文中諸“官”卷首一再論述國為(wei) 王建、官為(wei) 王設，顯示“六官”的設置，其職責就是“佐王治國”。因此，《周禮》全書(shu) 反複強調這種觀念，其目的顯然在於(yu) “尊王”。故筆者認為(wei) ，研究《周禮》一書(shu) ，首先必須明了此書(shu) 編製者所秉持的“尊周”“尊王”的本意所在。這一點是客觀事實，十分重要。

至於(yu) 《周禮》“六官”各自統領所屬官員，等級有差，尊卑有別，逐層負責，秩序分明，這正是自古以來“禮”的主要特征和儒家禮治思想的精髓所在。而這一觀念貫串全書(shu) ，可謂是《周禮》的主體(ti) 精神所在，這是治禮學者應了然於(yu) 心的。何況《周禮》“六官”中專(zhuan) 設“春官宗伯”，作為(wei) 王朝最高禮官，統領所屬龐大的職官係統，充分體(ti) 現了兩(liang) 周社會(hui) 尤其是西周重“禮”的曆史事實，這亦是《周禮》一書(shu) 主要的組成部分之一。而禮學是儒學最重要的核心部分，故《周禮》一書(shu) 顯然充分地體(ti) 現了儒家的禮治觀念。至於(yu) 治國方麵，儒家曆來主張禮、樂(le) 、政、刑四者並舉(ju) ，而以禮樂(le) 為(wei) 先，但對刑法並不偏廢。這一點，從(cong) 《周禮》六官中設“秋官司寇”可知。於(yu) 是，國家典章製度既立，禮製昭然，法在其中。故筆者認為(wei) ，從(cong) 《周禮》一書(shu) 的主要內(nei) 容及其所體(ti) 現的治國理念看來，顯然是以“禮”為(wei) 主，“法”為(wei) 其輔。因此，研究《周禮》一書(shu) ，就不能像某些學者那樣，在觀念形態上對此書(shu) 的主旨辨析不清，甚至本末倒置，說此書(shu) 與(yu) 儒家毫無關(guan) 係，而將其視為(wei) 法家著作。實事求是而言，這些看法顯然與(yu) 《周禮》一書(shu) 的內(nei) 容主旨相違背，而且不符合客觀的曆史事實。故筆者認為(wei) ，研究《周禮》一書(shu) ，首先務必辨明其主要的政治理念及哲學傾(qing) 向，這一點至關(guan) 重要。否則，方向錯了，要想得出正確的結論，便難乎其難。

基於(yu) 上述認知，筆者確信主導編寫(xie) 《周禮》一書(shu) 的人，本身必抱持“尊周”“尊王”的思想，且篤信儒家學說。而魏文侯正是這樣的人。作為(wei) 姬姓侯國國君，他確實具有周禮“親(qin) 親(qin) ”的觀念。他既為(wei) 戰國初年的中原霸主，又尊儒好古，不僅(jin) 尊奉孔子門人子夏為(wei) 師，且禮敬以子夏、田子方、段幹木等人為(wei) 主體(ti) 的西河學派，從(cong) 而得到他們(men) 的大力協助。這是魏文侯時期能夠整理編纂大量儒家文獻典籍的必要條件和主要力量。而筆者經過深入考證，認為(wei) 《周官》一書(shu) 以及後來於(yu) 西晉太康年間在河南汲郡發掘魏安僖王墓出土的《周易》《周書(shu) 》《周食田法》等大批儒家經籍，都是在魏文侯時期整理編成的。這與(yu) 魏文侯尊周重儒的思想有十分密切的關(guan) 係。而且他在位五十年，宏謀碩劃，有足夠的時間並具備各種必要的條件去完成這些事。尤其在曆史文獻的記載上，魏文侯的確是唯一與(yu) 《周官》一書(shu) 發生關(guan) 係的先秦曆史人物。據《漢書(shu) ·藝文誌》的記載：

六國之君，魏文侯最為(wei) 好古，孝文時得其樂(le) 人竇公，獻其書(shu) ，乃《周官·大宗伯》之《大司樂(le) 》章也。

可知，《周官》一書(shu) 與(yu) 魏文侯有著極為(wei) 密切的關(guan) 係。因為(wei) 文中首先敘述六國之君中，以魏文侯最為(wei) 好古，及後即述及竇公向漢文帝上獻《周官·大宗伯》中的《大司樂(le) 》之篇章。毫無疑問，竇公所獻的《周官》一書(shu) 的部分篇什，應屬戰國初年的魏文侯所擁有，否則文首說他本人於(yu) 六國之君中“最為(wei) 好古”，便毫無意義(yi) 。故辨析其前後文之語句，其意彰彰明甚。因此，這一史料在考證《周官》一書(shu) 的成書(shu) 年代問題上，便顯得極為(wei) 重要。所以，有此認知，同時綜合各種曆史因素和相關(guan) 資料，魏文侯便成為(wei) 筆者研究這一問題的主要對象和重要線索，從(cong) 而成為(wei) 解開《周禮》一書(shu) 成書(shu) 年代問題的關(guan) 鍵所在。反觀整個(ge) 春秋戰國時期，根本就沒有其他侯國國君或任何一個(ge) 人，能夠具備魏文侯上述主、客觀方麵的必要條件。而據史書(shu) 文獻的記載，除了魏文侯一人與(yu) 《周禮》一書(shu) 有確切的對應關(guan) 係之外，先秦時期確實沒有其他曆史人物與(yu) 《周官》一書(shu) 發生過任何關(guan) 係。因此，《周禮》應成書(shu) 於(yu) 戰國初年魏文侯主政時期，這是拙著《〈周禮〉製度淵源與(yu) 成書(shu) 年代新考》的結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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