朱熹詩學與(yu) 孔子詩學

作者：劉娟

來源：《光明日報》（2016年07月29日08版）

時間：孔子二五六七年歲次丙申六月廿六日壬子

           耶穌2016年7月29日

孔子解《詩》對本旨與(yu) 語句不作深求，注重大義(yi) 體(ti) 悟，其詩學體(ti) 現出簡潔弘通而啟人心智的氣象，開啟了義(yi) 理解詩的先河。與(yu) 漢儒相比，強調通過涵泳文本、玩味義(yi) 理來“正心導情”的朱熹，更直接承襲了孔子建立在心性哲學基礎之上的詩歌理論。

春秋時期，諸侯會(hui) 盟聘問多賦詩言誌，在“稱詩喻誌”的過程中，詩與(yu) 禮樂(le) 的關(guan) 係逐漸疏離，文本意義(yi) 愈發凸顯，帶有明顯的政治性與(yu) 道德性取向：“《詩》《書(shu) 》，義(yi) 之府也。”賦詩言誌的特點是斷章取義(yi) ，但賦詩者對詩句意義(yi) 的引申和闡發仍不離文本。原典式闡發至孔子而轉變為(wei) 引申譬喻、聯想感悟的闡釋方式。孔子說《詩》多從(cong) 政治和教化方麵著眼，是《詩經》研究走向義(yi) 理化的開端。以《關(guan) 雎》為(wei) 例，孔子在肯定其為(wei) 相思戀歌的基礎上更強調詩人對情感的理性反思與(yu) 適度調節。《論語·八佾》以“樂(le) 而不淫，哀而不傷(shang) ”來評判詩中所體(ti) 現的“樂(le) ”“哀”之情皆不失其度，合於(yu) 禮儀(yi) ，體(ti) 現了因情製禮的主題。《孔子詩論》曰：“《關(guan) 雎》以色喻於(yu) 禮，……好，反納於(yu) 禮，不亦能改乎？”馬王堆帛書(shu) 《五行》篇對此有很到位的注解：“‘喻而知之，謂之進之。’弗喻也，喻則知之矣，知之則進耳。……由色喻於(yu) 禮，進耳。”“進”即“改”，通過以小喻大來不斷提高修養(yang) 。《韓詩外傳(chuan) 》卷五載子夏語曰：“大哉《關(guan) 雎》，乃天地之基也。”從(cong) 《論語》到《孔子詩論》，義(yi) 理始終是論詩的出發點。而《韓詩外傳(chuan) 》將《關(guan) 雎》視為(wei) “萬(wan) 物之所係，群生之所懸命”的綱紀之首，已是漢人觀念。

盛行於(yu) 西漢的齊、魯、韓三家詩皆將《關(guan) 雎》定為(wei) 批判君主好色的刺詩，在教義(yi) 化解讀的同時尚能顧及原詩本義(yi) ，而《毛詩》將重點從(cong) 君子之德轉化為(wei) 後妃之德，這與(yu) 漢代後妃幹政、外戚作亂(luan) 的政治環境有關(guan) ，漢儒曲解詩義(yi) 來表達政治訴求，與(yu) 孔子解詩的距離似乎越來越遠。

有宋一代，經學與(yu) 理學相互滲透，宋儒既在其語錄類著作中努力將儒家的道德理性灌注於(yu) 日用倫(lun) 常，又在其經注類著作中強調要通過“下學上達”的路線來盡心知性。朱熹提倡廢《序》，盡滌舊說，但他要廢除的是依《序》解詩之法，《詩集傳(chuan) 序》認為(wei) 古人作詩亦是感物道情，不能緣《序》立例，篇篇作美刺解說。實則朱熹說詩仍以儒家倫(lun) 理為(wei) 主，《詩集傳(chuan) 》既要彰顯六經之大旨，又要通過闡發儒家“十六字心傳(chuan) ”來“存天理，滅人欲”，以求複歸人性之本善。

《詩集傳(chuan) 》釋“窈窕淑女”曰：“窈窕，幽閑也。淑，善也。”“窈”本義(yi) 為(wei) 洞穴幽深、路徑遙遠，《說文解字》曰：“窈，深遠也。從(cong) 穴，幼聲。”“窕”義(yi) 同“窈”，《說文解字》曰：“窕，深肆極也，從(cong) 穴，兆聲。”鄭玄訓“窈窕淑女”為(wei) “幽閑處深宮貞專(zhuan) 之善女”當為(wei) 曲解，此處應指女子身材高大豐(feng) 滿。蔡英傑《從(cong) 同源關(guan) 係看“窈窕”一詞的釋義(yi) 》考察“窈”“窕”的同源係列有二，一為(wei) 長，一為(wei) 曲，以此得出結論：“‘窈窕’自當是‘長且曲’之義(yi) ，‘窈窕淑女’就是身材修長、曲線玲瓏的賢淑女子。”《關(guan) 雎》對“碩人”的強調與(yu) 讚美印證了先秦時代的審美及評價(jia) 標準：“《詩經》的《風》《雅》《頌》各部分中，有相當數量的篇章述及‘婦’在家庭和社會(hui) 生育文化中的作用，這是先秦‘婦德’的重要內(nei) 容。作為(wei) 社會(hui) 意識形態的一部分，古代社會(hui) 對女子的道德乃至審美要求皆與(yu) 此相關(guan) ，並構成全社會(hui) 道德準繩之有機組成部分。”朱熹解“窈窕”為(wei) “悠閑”，側(ce) 重對理性道德的強調並非偶然，求理始終是其治經的終極宗旨。《衛風·淇奧》之“綠竹猗猗”句，《詩集傳(chuan) 》曰：“猗猗，始生柔弱而美盛也。”“猗猗”並無柔弱之意，《小雅·節南山》以“節彼南山，有實其猗”來形容草木之豐(feng) 茂，晉陸雲(yun) 《高岡(gang) 詩》有“瞻彼高岡(gang) ，有猗其桐。”朱熹為(wei) 使詩篇三章實現義(yi) 理上的連貫，一章釋“猗猗”為(wei) “始生柔弱而美盛”，二章釋“青青”為(wei) “堅剛茂盛之貌”，三章釋“如簀”來說明綠竹“盛之至”。實則本詩三章並無遞進之意，“猗猗”“青青”“如簀”也不必強釋為(wei) 綠竹的生長過程。朱熹意在強調君子修德的過程：“‘如切如磋’者，道學也；‘如琢如磨’者，自修也。”在朱熹看來，君子應通過將六經義(yi) 理內(nei) 化於(yu) 心而達到先秦儒家學者“心正而後身修，身修而後家齊，家齊而後國治，國治而後天下平”的境界，從(cong) 而實現自身價(jia) 值的不朽。

朱熹詩學與(yu) 孔子詩學的詩教觀基礎皆為(wei) 儒家心性哲學，孔子所言的“性相近，習(xi) 相遠”為(wei) 其詩教觀打下理論基礎，郭店楚簡《性自命出》開篇即言“凡人雖有性，心無定誌，待物而後作，待悅而後行，待習(xi) 而後定”，從(cong) 邏輯上論證了《詩》《書(shu) 》在心性培養(yang) 過程中的作用。《孔子詩論》第十簡詳論了詩教的具體(ti) 過程：“《關(guan) 雎》之改，《樛木》之時，《漢廣》之智，《鵲巢》之歸，《甘棠》之保，《綠衣》之思，《燕燕》之情，曷？曰：童而皆賢於(yu) 其初者也。”《關(guan) 雎》之改基於(yu) 生理衝(chong) 動的原始欲望而為(wei) 理性反思；《樛木》指品學兼備的君子必遇其時，得享福祿；《漢廣》之智指明知女子難求卻無思犯禮，體(ti) 現了“不為(wei) 不可成，不求不可得”之智；《鵲巢》以禮迎具備來強調婚姻“合二姓之好，以繼先聖之後”的大義(yi) ；《甘棠》之保是說百姓敬重愛護召伯蔽身之樹來報答其厚恩，體(ti) 現了人性中的“誠敬”；《綠衣》因睹故人之物而起相思，描繪了“物是人非事事休”的悲酸感；《燕燕》悲女子遠嫁，遠送於(yu) 野後仍在原地目送流淚，真情流溢，動人心魄。哀樂(le) 之情乃人性使然，詩歌可真實表達各種情緒，讀者會(hui) 從(cong) 中受到觸動，進行自我反思，最終達到“賢於(yu) 其初”的效果。《孔子詩論》體(ti) 現了早期儒家依人性情而行教化、情理統一的價(jia) 值取向。

在孔子看來，《詩》的教化作用是讀者通過聯想感悟而實現自我完善，而不是強加以外在的禮儀(yi) 規範，即“體(ti) 其義(yi) 而節度之，理其情而出入之，然後複以教”。王承略先生《〈孔子詩論〉說〈關(guan) 雎〉等七篇義(yi) 解》認為(wei) ，孔子“是要建立一種新的詩教觀，為(wei) 理想政治和道德修養(yang) 服務”。

宋初周堯卿批評《毛傳(chuan) 》寡於(yu) 義(yi) 理，《鄭箋》遠於(yu) 性情，宋儒解經情理兼具：“《詩》出於(yu) 民之情性，情性其能無哉？”洪嘉植《朱子年譜·紹興(xing) 二十年下》載朱熹致信程洵曰：“三百篇，性情之本……學詩而不本之於(yu) 此，是亦淺矣。”朱熹承襲了張載和二程的思想，認為(wei) “性”分為(wei) “天命之性”與(yu) “氣質之性”：“天命之性”是心的本然之性，即“人所受之天理”，為(wei) 至善至美的道德倫(lun) 理規範；“氣質之性”是心的發用之處，由理氣混雜而成，善與(yu) 不善並存。但朱熹單講“性”時，皆為(wei) “天命之性”。天命未發為(wei) 性，已發為(wei) 情，性無不善，情有善惡，詩歌的功能通過“正心導情”而“複性”。

宋代理學文化思潮的崛起，乃衰微的儒家自我振興(xing) 以對抗佛道的一次文化運動。朱熹以格物窮理之法解經，目的是以儒家的道德訓誡來取代佛教的教義(yi) 。以朱熹為(wei) 代表的宋儒與(yu) 孔子、漢儒在治學目的上都是一致的，即通過教化人心來複性求善，從(cong) 而改良社會(hui) 、造福民眾(zhong) 。這始終是中國古代經典的第一要義(yi) 和學者們(men) 的終極目標。

（作者單位：嶺南師範學院文學與(yu) 傳(chuan) 媒學院）

責任編輯：葛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