閱讀《論語》，選對注本很重要

作者：楊逢彬

來源：《論語(閱讀無障礙本)》導言（楊伯峻 楊逢彬 譯注，嶽麓書(shu) 社出版）

時間：孔子二五六七年歲次丙申六月廿二日戊申

           耶穌2016年7月25日

楊伯峻先生的名著《論語譯注》是目前質量最高、流行最廣的《論語》譯注本，它深入淺出，既可供專(zhuan) 家作研究之用，也可供一般讀者閱讀，因而廣受歡迎。

《論語》是用先秦時期的漢語寫(xie) 成的。如果不懂一點普通語言學的基本知識，不懂一點文字音韻訓詁的常識，便試圖給《論語》作出新的解釋，無疑是不會(hui) 成功的。楊伯峻先生的《論語譯注》之所以成功，乃是因為(wei) 楊先生是一位傑出的語言學家和文獻學家;坊間的許多《論語》注本之所以不成功而錯誤百出，即由於(yu) 注釋者缺乏普通語言學基本知識與(yu) 文字音韻訓詁的常識。市麵上流行的一些隨意給《論語》中某句話斷句或給某些字詞作出“新解”的注本，大多如此。還有某些注本沿襲一些由來已久的錯誤，如讀“知者樂(le) 水，仁者樂(le) 山”的“樂(le) ”為(wei) ào，為(wei) 楊伯峻先生所不取，卻還有人好意地“糾錯”。

可見，讀《論語》，選取一個(ge) 好的注本，是何等重要。

楊伯峻先生注《論語》的時候，沒有計算機，沒有相關(guan) 軟件，以他老人家學問的廣博與(yu) 精深，白璧微瑕、千慮一失仍在所難免;我們(men) 用楊先生倡導的語言學方法和文字音韻訓詁知識，輔以計算機檢索手段，對古今注釋《論語》的大學者看法有所歧異的地方，進行全麵的調查，以得出正確的、經得起時間檢驗的結論，這樣不可避免地對《論語譯注》的少數地方有所修正。例如，《衛靈公篇》的“小不忍，則亂(luan) 大謀”的“忍”，曆來有忍心、忍耐兩(liang) 種解釋，而楊先生選取後者。我們(men) 通過計算機全麵檢索發現，從(cong) 《論語》《左傳(chuan) 》時代直到《史記》時代，凡是不帶賓語的“不忍”，都是“不忍心”的意思;因而，“小不忍，則亂(luan) 大謀”意為(wei) “小小的仁慈，有時會(hui) 敗壞大事情”。

看到這裏，如果讀者朋友還有耐心，請看下文較為(wei) 詳盡的解說。

如前所述，現在市麵上流行的《論語》注譯本，毫無疑問，楊伯峻先生的《論語譯注》公認是最好的。不但公眾(zhong) 這樣認為(wei) ，學術界也同樣如此。著名的古文字學家張政烺先生就曾撰寫(xie) 專(zhuan) 文，讚譽《論語譯注》和《孟子譯注》為(wei) 同類著作的典範。

楊先生譯注《論語》為(wei) 什麽(me) 能做到最好呢?這得力於(yu) 他的知識結構。楊先生是一位傑出的文獻學家，同時還是一位傑出的語言學家，他在語法學上的貢獻尤其突出。譯注《論語》須得力於(yu) 熟悉古代文獻，這是無需多講的。那麽(me) 為(wei) 什麽(me) 注譯好《論語》還必須借重於(yu) 掌握語言學特別是語法學呢?《論語》是用兩(liang) 千多年前的春秋末期接近於(yu) 當時口語的漢語寫(xie) 的，研究《論語》實際上就是研究當時的漢語(一般稱之為(wei) “上古漢語”);上古漢語當然也是屬於(yu) 語言學研究的範疇，因此當然應該懂一點普通語言學即語言內(nei) 部的最普通的規律才可言及“研究”;語言最基本的規律是，它具有社會(hui) 性，它具有曆史性。我們(men) 總結這兩(liang) 點基本規律，就是切忌“盲人摸象”，切忌“刻舟求劍”。還是通過例子來說明它吧。

有人認為(wei) ，如果孔子說出“民可使由之，不可使知之”這樣的話，豈不是推行愚民政策嗎?於(yu) 是覺得應該這樣讀：“民可，使由之;不可，使知之。”可是，語言是具有社會(hui) 性的。在某一社群中生活的個(ge) 人，如果想與(yu) 別人交流，就不能說些讓誰也聽不懂的話。因此，無論是詞語還是句式，在某一時代的某一社群，都不可能孤立存在，而是帶有普遍性的。“民可使由之，不可使知之”這樣的說法是帶有普遍性的，如《孟子·盡心上》就有“民可使富也”這樣的話，《左傳(chuan) 》莊公十六年也有“不可使共叔無後於(yu) 鄭”這樣的話;相反，與(yu) “民可，使由之;不可，使知之”類似的話在那一時代的典籍中就找不到。首先，找不到“民可”這樣的主語直接接上“可”作謂語的例證;其次，正如楊伯峻先生在《論語譯注》中指出的，當時沒有“使由之”“使知之”這樣承接上文的，通常應為(wei) “則使由之”“則使知之”。因此，讀為(wei) “民可，使由之;不可，使知之”是靠不住的。正因為(wei) 語言具有社會(hui) 性，決(jue) 定了某詞的每一含義(yi) 和每一用法一定是“無獨有偶”的。

某學者讀“唯女子與(yu) 小人為(wei) 難養(yang) 也”為(wei) “唯!女子與(yu) !小人為(wei) 難養(yang) 也”;並解釋說這一句中的“女子”為(wei) “你這位先生”。將這一說法拿到先秦典籍中去驗證，找不到任何另外一例可以證明它，這就決(jue) 定了這個(ge) 說法一定是不可靠的。由此可知，如果我們(men) 對古書(shu) 如何讀有“新穎可喜”的想法，一定要拿到那一時代的語言中去驗證，看是否具有普遍性。這一驗證就好比觀察一頭大象，一定要站在一定距離之外從(cong) 各個(ge) 角度看它，才能對它的輪廓有個(ge) 大致的了解。如果不加以必要的驗證而“自說自話”，那就好比“盲人摸象”，其結果就可想而知了。類似的對《論語》來一通盲人摸象的還有把“唯女子與(yu) 小人為(wei) 難養(yang) 也”讀為(wei) “唯女，子與(yu) 小人為(wei) 難養(yang) 也”以及“唯女(汝)子與(yu) 小人為(wei) 難養(yang) 也”的，這裏就不多說了。

“刻舟求劍”忽略了船在河中是移動的，語言，包括其中各個(ge) 要素如語法、語音以及詞匯，從(cong) 古至今也是不斷變化的;忽略了這種變化，以對現代漢語的理解去理解古代漢語，就好比刻舟求劍。不同的是，在船舷上刻記號，等船移動了再去撈劍的人，大家都說是傻瓜，而以對現代漢語的理解去理解古代漢語的人卻比比皆是，其中還不乏著名人士。

例如，“自古皆有死，民無信不立”的“信”，在《論語》時代，有誠信、守信、相信等意義(yi) ，可是卻沒有“信仰”義(yi) ;但卻有人解釋“民無信不立”為(wei) “最可怕的是國民對這個(ge) 國家失去信仰”雲(yun) 雲(yun) 。《莊子·秋水》中的“望洋向若而歎”的“望洋”是連綿詞，仰視貌;許多人包括一些學者卻“望文生義(yi) ”，說就是“望著海洋”;可是“洋”之有“海洋”義(yi) 是北宋才開始的。

其實古人也不大明白語言是變化的，他們(men) 經常犯“刻舟求劍”的錯誤;直到明代的陳第才說出“時有古今，地有南北，字有更革，音有轉移”這樣清醒的話，但陳第以前的人不大懂得這個(ge) 道理。今天讀《詩經》，有些該押韻的地方卻不大押韻，我們(men) 明白是語音變化了的緣故;可是六朝到宋代的人卻不明白此理，他們(men) 以為(wei) 古今語音是一貫不變的，當時不押韻的字，《詩經》時代也不押韻。但作詩必須押韻，於(yu) 是他們(men) 幫他們(men) 的古人解決(jue) 這一難題，這便是“葉(讀作xié)音”。所謂“葉音”就是六朝到宋代的人們(men) 認為(wei) ，上古時的人臨(lin) 時改變一個(ge) 或幾個(ge) 韻腳字的讀音，來使詩歌押韻。

語言學的一個(ge) 起碼的原則是，語言是具有“強製性”的，任何人都不能根據自己的意願顛倒黑白，指鹿為(wei) 馬。不信您可以把“好”讀作huài試試，早上見到熟人即打招呼道：“嗨，ni huài!”看會(hui) 是個(ge) 什麽(me) 結果。因此，葉音說是荒謬的。《經典釋文》中記載了《詩經·關(guan) 雎》中“參差荇菜，左右芼之;窈窕淑女，鍾鼓樂(le) 之”一句中“樂(le) ”的葉音為(wei) 五教切或義(yi) 效切，就是讀作ào或者yào，來和前麵的“芼”(音mào)押韻。古代有些字書(shu) 、韻書(shu) 就把“樂(le) ”的這兩(liang) 個(ge) 讀音記錄下來了，說“樂(le) ”也讀作ào或者yào，意為(wei) “愛好”。楊伯峻先生當然明白葉音荒謬這個(ge) 道理，雖然他在《論語譯注》附錄的《論語詞典》中注釋“樂(le) ，舊或讀五教切”，可是在諸如“知者樂(le) 水，仁者樂(le) 山”的正文中他並未出注，表示並不讚同讀為(wei) ào，那麽(me) 理所當然應當讀作lè，意動用法，智者以水為(wei) 樂(le) ，仁者以山為(wei) 樂(le) 的意思。如果讀ào，意為(wei) 愛好，那麽(me) “好之者不如樂(le) 之者”該如何理解呢?

語言學的另一個(ge) 原則是“約定俗成”，那麽(me) 不管某個(ge) 字或詞的意義(yi) 或讀音，其來源如何荒誕不經，隻要它為(wei) 現今大多數人所接受，就是正確的。“知者樂(le) 水”的“樂(le) ”之讀為(wei) ào，顯然還沒有達到這個(ge) 程度。比較好的《論語》注本，如清代劉寶楠《論語正義(yi) 》，都不注“樂(le) ”應讀五教切。可見，楊伯峻先生的不注“樂(le) ”讀為(wei) ào，正體(ti) 現了他的深厚的文獻學和語言學素養(yang) 。

我們(men) 以為(wei) ，將這些地方改正過來，將使得這一注本對《論語》原文的理解較舊版《論語譯注》更為(wei) 貼切。

20世紀90年代初，經過楊伯峻先生授權，筆者在《論語譯注》的基礎上編寫(xie) 成嶽麓書(shu) 社後來出版的《十三經今注今譯》的《論語》《孟子》部分，以楊先生和筆者共同署名。後來嶽麓書(shu) 社將這兩(liang) 部分作為(wei) “國學基本叢(cong) 書(shu) ”的《論語》和《孟子》出了單行本。當時勇氣可嘉，學力有限，因而這兩(liang) 個(ge) 單行本實在未能盡善盡美，未必對得起當時已經長眠地下的楊先生。筆者早就有意修訂，這次承嶽麓書(shu) 社提出加以修改重版，當然令筆者歡欣鼓舞。因為(wei) 整個(ge) 注本還是以《論語譯注》為(wei) 基礎，當然應該一仍其舊，將楊伯峻先生列於(yu) 筆者之前。這是應該鄭重說明的。

注：本文為(wei) 《論語(閱讀無障礙本)》導言，楊伯峻 楊逢彬 譯注，嶽麓書(shu) 社出版。

《論語(閱讀無障礙本)》

內(nei) 容簡介：《論語》記載著孔子的言語行事，也記載著孔子的若幹學生的言語行事。《論語(閱讀無障礙本)》用語言學方法和文字音韻訓詁知識，輔以計算機檢索手段，改正之前注本的少數地方，幫助讀者更為(wei) 貼切地理解《論語》原文。

作者簡介：楊伯峻，著名語言學家，湖南長沙人。1932年畢業(ye) 於(yu) 北京大學中文係，後曆任湖南《民主報》社社長、湖南省政治協商會(hui) 議秘書(shu) 處處長、中共湖南省委統戰部辦公室主任、北京大學中文係副教授、中國語言學會(hui) 理事等。他在語言文字領域的貢獻主要體(ti) 現在古漢語語法和虛詞的研究方麵以及古籍的整理和譯注方麵。楊逢彬，語言文字學研究者，湖南長沙人，武漢大學文學院教授、博士生導師。現為(wei) 上海大學中文係教授，兼任武漢大學中國傳(chuan) 統文化研究中心研究員、南開大學中國文字研究中心兼職教授。他是國學大師楊樹達的嫡孫，文史名家楊伯峻的堂侄。

責任編輯：葛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