百年浙東(dong) 學派研究誤區拾零

作者：金曉剛（浙江大學曆史係）

來源：《光明日報》2016年7月4日

時間：孔子二五六七年歲次丙申六月初一日丁亥

           耶穌2016年7月4日

全祖望在《宋元學案》中稱“慶曆之際，學統四起”，慧眼獨具地點出北宋以降學術日趨明顯的地域化形態。而在群星璀璨的近世地域學術流派中，浙東(dong) 學派的思想與(yu) 活力的表現似乎更勝一籌，廣受矚目。近代以來，對浙東(dong) 學派的關(guan) 注有增無減，湧現出前所未有的研究成果。但在欣欣繁盛之時，大量的錯讀、誤解也隨之俱來。這些誤區既破壞了浙東(dong) 學派的曆史複原，亦嚴(yan) 重羈絆中國學術史的研究進程，故有盤點、梳理、反思之必要。

其一，割裂心性與(yu) 事功。浙東(dong) 學派最初被朱熹斥為(wei) “功利”“重史”，明顯帶有貶低、責難的意味。後世學者雖有不滿，但延繼了朱熹的理解內(nei) 涵，多指浙東(dong) 的事功、經史之學。尤其經過章學誠《文史通義(yi) ·浙東(dong) 學術》的譜係建構與(yu) 宗旨揭櫫，“言性命者必究於(yu) 史”陡然成為(wei) 此後浙東(dong) 學派研究的圭臬。民國梁啟超、何炳鬆等新史學建構者，為(wei) 重塑民族信心，則有意凸顯浙東(dong) 之學的史學造詣。受愛國、民族主義(yi) 的激發，抗戰期間的學者，亦大力闡發浙東(dong) 學派的史學、事功精神。新中國成立後三十年內(nei) ，在唯物、唯心主義(yi) 的二元模式下，陳亮、葉適被貼上唯物主義(yi) 的標簽。20世紀80年代以來，市場經濟的浪潮又不斷催化學者對浙東(dong) 學派的經濟、貨幣、改革思想的詮釋。經過百年的反複申說與(yu) 共同推闡，史學與(yu) 事功被單獨抽離，成為(wei) 浙東(dong) 學派的兩(liang) 大標識。“有事功而無心性”“反理學的代表”，深深鐫刻在諸多學者的頭腦中。考察浙東(dong) 學派“注重事功”的形象，很大程度是由於(yu) 近代以來學者的持續塑造。“史學”“事功”等特點、標簽的揭櫫，其實反映了近代思想家試圖改造社會(hui) 的價(jia) 值取向的寄托。

其實，在大唱史學、講求事功的同時，浙東(dong) 學派的心性之學一直未曾衰歇，二者並行不悖，深深根植於(yu) 學派思想之中。片麵高舉(ju) 史學、事功，無疑抹去了浙東(dong) 學派與(yu) 張載、二程、朱熹、陸九淵在理、氣、道、器、心、性等範疇的思想共通。考察浙東(dong) 學派的發展源流，每一階段均與(yu) 心性之學有著莫大的淵源。北宋的“明州楊杜五子”“永嘉九先生”皆是洛學、關(guan) 學的重要傳(chuan) 人。南宋的呂祖謙、薛季宣、陳傅良等人與(yu) 陸九淵同氣相求，特別是呂祖謙有很大的心學傾(qing) 向，而陳亮、葉適的事功之學也格外重視道德修養(yang) 。清初黃宗羲則直接指出“心無本體(ti) ，工夫所至，即其本體(ti) ”，“夫苟工夫著到，不離此心，則萬(wan) 殊總為(wei) 一致。學術之不同，正以見道體(ti) 之無盡”（《明儒學案·序》）。可見，在浙東(dong) 學派的思想中，心性與(yu) 事功的反向隻是外在的顯現，其實質卻是內(nei) 在統一的。隻是在不同時期的不同學者身上，這一特征有所側(ce) 重，呈現出某種顯見的偏向。割裂浙東(dong) 學派的心性與(yu) 事功，一定程度折射出對宋明理學的認識偏差。因為(wei) 宋明之學談心性者必言事功，言事功者必說心性，其言雖有輕重、緩急、先後、次序之分，然合心性與(yu) 事功為(wei) 一的宗旨是一致的。或許晚清溫州學者林損對永嘉學派的清晰洞察，對浙東(dong) 學派認識有一重要的啟示。林損的《永嘉學派通論》認為(wei) “永嘉諸子非不言心性也，其所謂心性者，經濟之心性耳；非不習(xi) 文章也，其所謂文章者，亦經濟之文章耳”，“惟事功而無體(ti) ，終亦必亡其用；惟心性而無用，終亦必喪(sang) 其體(ti) ，體(ti) 用交喪(sang) ，而人道於(yu) 此盡矣”。永嘉學派在心性、事功、文章方麵是綰合為(wei) 一的，如單獨以經濟、事功來窺視永嘉之學，無視他們(men) 的心性之學，無疑割裂了學術的體(ti) 與(yu) 用的關(guan) 係，不能有全麵、準確的完整認識，“永嘉諸子之言事功者，亦必不能離心性。事功與(yu) 心性合，而後經濟之真乃出。使永嘉之學獨以經濟為(wei) 名，此固永嘉諸子之幸，而道之裂甚矣”。

其二，沉迷舊說的“注疏式”研究。《宋元》《明儒》兩(liang) 學案一直是中國思想史研究的重要文獻，為(wei) 後人觀識宋、元、明三朝學術提供了重要窗口。百年浙東(dong) 學派研究史顯示，在兩(liang) 學案按語的啟示、指引下，學界取得了眾(zhong) 多醒目的成果。然而，兩(liang) 學案的篇目、文獻是經黃宗羲、黃百家、全祖望精心篩選的結果，其間糅合了編者的價(jia) 值判斷與(yu) 主觀意識。如《明儒學案》，乃是以陽明學為(wei) 坐標構建而成的明代心學史。其“以得力著作者為(wei) 真”的選擇標準，也自然舍棄了諸多祖述朱學的學者。要言之，兩(liang) 學案是黃、全等人獨到觀點與(yu) 喜好的反映，恐難當作宋明思想史的實錄，亦不足以作為(wei) 學術史研究的最終依據。而後世學者常不明此意，直接援引其中的文獻，徑自取代原典解讀。更有甚者，單以學案中的按語作為(wei) 預設與(yu) 結論，盡力蒐輯史料，形成“注疏式”的層累研究。這不獨誤解了編纂者的本意，亦與(yu) 思想的曆史場景南轅北轍，旋走旋遠。

其三，循環於(yu) 單一的研究視野與(yu) 解讀方法。近代以來，各學科卓然自成體(ti) 係，但相互間的分離愈加明顯。桴鼓相應的是，百年來對浙東(dong) 學派的認識，多定格於(yu) 哲學史、史學史視野下的觀照。這些研究雖有力地還原了浙東(dong) 學派所達到的哲學、史學高度。但單一視角與(yu) 範式的循環往複，很大程度窄化、裁剪了曆史的豐(feng) 富麵相，還直接導致兩(liang) 大研究弊端：一是遺漏眾(zhong) 多所謂的“二、三流”思想家的解讀。百年浙東(dong) 學派研究，絕大部分紮堆於(yu) 陳亮、葉適、王陽明、黃宗羲這一類大思想家、哲學家的考察，而對大思想家門人與(yu) 後學的鉤沉，遠遠不足；二是長期陷入浙東(dong) 學派是否成立的論爭(zheng) 泥淖。眾(zhong) 所周知，浙東(dong) 學派是不斷被建構、編織的過程。就曆史本體(ti) 論來說，它並非是客觀存在的實體(ti) ，而是一個(ge) 認知意義(yi) 上的譜係建構問題。爭(zheng) 論的雙方卻依照現代或西方的學派概念，從(cong) 師承譜係、思想異同等維度，在建構、解構中形成長期的拉鋸戰，無疑偏離了問題本意，還進一步助推聚訟的錯綜複雜。因此，在哲學史、史學史研究之外，如能運用社會(hui) 史、接受史、知識考古學等視野、方法，深入考察學派的形成史以及後人為(wei) 何不斷強調、建構這一傳(chuan) 統的背後訴求，或許能跳出無休止的紛爭(zheng) ，更清晰地俯視浙東(dong) 學派的內(nei) 外問題。

其四，地方意識的過度高揚。人文學科的研究，最有活力與(yu) 生命的莫過於(yu) 對社會(hui) 、現實的高度關(guan) 切。但如果傾(qing) 注太過強烈的人文精神和價(jia) 值關(guan) 懷，以主觀偏好隨意剪裁文獻，學術研究終將失去意義(yi) 。反觀百年浙東(dong) 學派研究，也暴露出鄉(xiang) 土關(guan) 懷的過度問題。考察研究者的身份背景，很大部分源於(yu) 浙江本籍。受桑梓情懷的驅動，許多研究缺乏客觀理性，過於(yu) 拔高浙東(dong) 學派的曆史地位，強調其學術思想的殊勝，可謂推崇多而批判少。如有的研究為(wei) 標榜葉適的“崇義(yi) 養(yang) 利”思想，不惜扭曲程朱理學的義(yi) 利觀，認為(wei) 後者屬空談心性之流。又如對浙東(dong) 學派思想淵源的探討，多凸顯地域的“浙學”源頭，而忽視異域及全國學術的輸入與(yu) 互動，遺忘了浙東(dong) 學派的發展不僅(jin) 是對以往浙學傳(chuan) 統的傳(chuan) 承，更是對全國學術思想的不斷吸收與(yu) 融匯，與(yu) 當時全國思想所達到的高度相一致的事實。因此，在主觀偏好難以避免的情況下，如何處理價(jia) 值中立與(yu) 地域關(guan) 懷的關(guan) 係，始終是浙東(dong) 學派乃至中國国际1946伟德史研究能否具有生命力與(yu) 公信力的關(guan) 鍵。

《管子·形勢》篇雖說“不知來者，視之往”。但一味地以古為(wei) 鑒，容易陷入曆史的諸多誤區而盲不自知。隻有依據文獻，走進曆史場景，實事求是，盤點、反思前人研究成果的長短優(you) 弊，並從(cong) 中吸取有益啟示，才能走出研究誤區，實現新的學術超越。亦唯如此，方能推進浙東(dong) 學派以及與(yu) 此密切相關(guan) 的通代與(yu) 區域學術史研究的深入，為(wei) 當代文化精神的重建提供豐(feng) 厚的學術思想資源。

責任編輯：葛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