朱熹釋屈原之“忠”

作者：孫光（河北大學文學院）

來源：《光明日報》（2016年06月24日11版）

時間：孔子二五六七年歲次丙申五月二十日 丁醜(chou)

           耶穌2016年6月24日

作為(wei) 古代承擔著文化使命的儒士，一直以“誌於(yu) 道”為(wei) 終極追求，以“造次必於(yu) 是，顛沛必於(yu) 是”的道義(yi) 擔當為(wei) 己任。這種擔當不獨體(ti) 現在天下無道時的振臂一呼，更是隨時隨地體(ti) 現在一切行為(wei) 與(yu) 話語之中，尤其體(ti) 現在借對前代典籍的注釋來表達個(ge) 人思想的特殊話語中。

朱熹在《楚辭集注序》中說：“原之為(wei) 人，其誌行雖或過於(yu) 中庸而不可以為(wei) 法，然皆出於(yu) 忠君愛國之誠心。原之為(wei) 書(shu) ，其辭旨雖或流於(yu) 跌宕怪神、怨懟激發而不可以為(wei) 訓，然皆生於(yu) 繾綣惻怛、不能自已之至意。雖其不知學於(yu) 北方，以求周公、仲尼之道，而獨馳騁於(yu) 變風、變雅之末流，以故醇儒莊士或羞稱之。然使世之放臣、屏子、怨妻、去婦，抆淚謳唫於(yu) 下，而所天者幸而聽之，則於(yu) 彼此之間，天性民彝之善，豈不足以交有所發，而增夫三綱五典之重？”這是朱熹從(cong) 誌行、教化和效果三個(ge) 層麵對屈原及《楚辭》的一個(ge) 係統評價(jia) ，通過正反兩(liang) 個(ge) 方麵的分析，從(cong) 而發掘出所要闡發的屈原“忠君愛國之誠心”此一“大義(yi) ”，以期“增夫三綱五典之重”。

朱熹認為(wei) 屈原的思想和行為(wei) “過於(yu) 中庸”，這是對過去班固、顏之推等人對屈原“露才揚己”“顯暴君過”等評價(jia) 的概括。對此朱熹也承認其“不可以為(wei) 法”。但同時他又說：“屈原之忠，忠而過者也。屈原之過，過於(yu) 忠者也。故論原者，論其大節，則其他可以一切置之而不問。”（《楚辭後語·反離騷後序》）屈原之“忠”使他在“大節”上無可挑剔，他的“過”隻是言行過激，沒有很好掌握“忠”的尺度。相對於(yu) “大節”，這些“細行之弊”是完全可以忽略不計的。朱熹巧妙地運用儒家思想理論的權威武器，將“忠君”的屈原引入了儒家思想的殿堂。而且，還獨具深意地以“愛國”附驥於(yu) “忠君”。“忠君”是曆代對屈原正麵評價(jia) 中最有力的支柱，萌芽於(yu) 司馬遷的“睠顧楚國”，至洪興(xing) 祖《楚辭補注》則提出了“憂國”一詞，《楚辭集注》明確為(wei) “愛國”。原始儒家強調民貴君輕，社稷則輕於(yu) 民而重於(yu) 君，“忠君”體(ti) 現為(wei) 匡諫君主為(wei) 人民服務，而國家的概念往往被忽視。這種疏略在國家危亡、綱紀廢弛的衰亂(luan) 之世會(hui) 格外明顯，甚至產(chan) 生極大的破壞性。朱熹就處於(yu) 這樣的亂(luan) 世，他以一個(ge) 理學大師、一個(ge) 關(guan) 注現實的士大夫的責任敏感地意識到了其中的欠缺，因此力挺屈原的“愛國”思想以補充三綱五常的內(nei) 容，以便更好地服務於(yu) 現實政治、整治世道人心。

朱熹《楚辭集注》中的屈原處處體(ti) 現著“忠君愛國之誠心”。《離騷》以“美人”“靈修”寄意於(yu) 君，或“恐美人之遲暮，將不得及其盛年而偶之，以比臣子之心，唯恐其君之遲暮，將不得及其盛時而事之也”；或“上指九天，告語神明，使平正之，明非為(wei) 自謀及為(wei) 他人之計，但以君之恩深而義(yi) 重，是以不能自已耳”，委婉而堅定地表明自己對君主的忠誠和依戀。《九歌》是放逐之後，見到民間祀神歌舞而“感之”，“故頗為(wei) 更定其詞，去其泰甚，而又因彼事神之心，以寄吾忠君愛國眷戀不忘之意”。《九章》是“既放”而“思君念國，隨事感觸，輒形於(yu) 聲”之作。朱熹對屈原的這些解說不能說沒有牽強之處，但確實是塑造了一個(ge) 直至生命的最後一刻都堅守忠君愛國信念的士人形象。

“跌宕怪神、怨懟激發”是指屈原作品中“數責懷王，怨惡椒蘭(lan) ，愁思苦神”，“忿懟不容”以及“多稱昆侖(lun) ，冥婚宓妃”等“虛無之語”，後者屬於(yu) 題材選擇的問題，前者實際是從(cong) 劉安開始倡導的屈騷的怨憤之情。對此，班固持否定態度，王逸、洪興(xing) 祖則努力將其限定在“忠”的範圍之內(nei) 而加以肯定，而朱熹的態度卻似乎有些矛盾：一方麵，他也承認屈騷是“憤懣而極悲哀”之作，另一方麵又明確反對屈原“怨君”之說。《語類》雲(yun) ：“楚辭不甚怨君，今被諸家解得都成怨君，不成模樣。”

朱熹看似矛盾的說法，其實都包含在“皆生於(yu) 繾綣惻怛、不能自已之至意”一句中。在朱熹看來，屈原的內(nei) 心充盈著“忠君愛國”的熾烈情感，由於(yu) 這份情感不被理解，無處宣泄，“不能自已”，才會(hui) 以“怨懟激發”的形式表現出來。既然“怨”產(chan) 生於(yu) “忠君愛國”，表現著“忠君愛國”，那麽(me) ，“怨”即“不怨”。這是真實的屈原嗎？這並不重要，重要的是這個(ge) 形象恪守了儒家政治倫(lun) 理所要求的為(wei) 臣之“大節”，足以為(wei) 當世典範和後世楷模。朱熹認為(wei) ，雖然屈原因為(wei) “不知學於(yu) 北方”而未得聖賢之學的正宗，但其表達“忠君愛國之誠心”的創作卻有著強烈的感染力，能夠啟發世人覺悟，感發其天性之善，從(cong) 而達到“增夫三綱五典之重”的效果。朱熹以自己的注釋話語重新塑造了屈原形象，在其中寄托了自己對現實的評價(jia) 、感慨和期望。

揚雄認為(wei) “君子得時則大行，不得時則龍蛇，遇不遇命也，何必湛身哉”（《漢書(shu) ·揚雄傳(chuan) 》）這個(ge) 看法代表了漢代儒生欲恢複原始儒家“無可無不可”的人生境界的努力，靖康事變後，洪興(xing) 祖《楚辭補注》從(cong) 失節的角度切入，徹底否定揚雄的人生觀，並極力批判揚雄對屈原的評價(jia) 。至朱熹，繼承了洪興(xing) 祖的觀點並進一步深化。《楚辭後語序》雲(yun) ：“至於(yu) 揚雄，則未有議其罪者，而餘(yu) 獨以為(wei) 是其失節，亦蔡琰之儔(chou) 耳。然琰猶知愧而自訟，若雄則反訕前哲以自文，宜又不得與(yu) 琰比矣。”朱熹對蔡琰網開一麵，以她作“參照”來突出揚雄之“惡”。朱熹認為(wei) ，揚雄之罪之大者是“失節”。《楚辭後語·反離騷序》稱其為(wei) “漢給事黃門郎、新莽諸吏中散大夫”，就是以對比介紹身份的方式批判揚雄以漢臣而事新莽的“失節”行為(wei) 。而且，與(yu) 蔡琰的“知愧”相比，揚雄不僅(jin) 不“自訟”，還提出“龍蛇”的觀點，製造了一種變節的理論。這就不隻是揚雄個(ge) 人的人生態度問題，而是關(guan) 係到引導人們(men) 如何處世、如何做人、如何對待君國的大是大非的問題，所以要痛加批判。在朱熹看來，揚雄以他自己“惟寂寞，自投閣；爰清靜，作符命”的行為(wei) 否定了自己的理論；而屈原則恰恰是以自己的行為(wei) 樹立了忠君愛國的典範。“雄固為(wei) 屈原之罪人，而此文乃《離騷》之讒賊矣，它尚何說哉”。（《楚辭後語·反離騷序》）朱熹以這樣慷慨激昂的結束語把揚雄其人其文一筆抹殺，以徹底推翻反對者言論的方式突出了屈原的忠君愛國的高大形象，既是借古諷今，也是以屈原的正麵形象來激勵世風，反對投降派，因而具有明顯的現實教化意義(yi) 。

作為(wei) 一個(ge) 理學大師，朱熹通過對一係列儒家經典的注釋，改造和完善了儒學思想體(ti) 係，使之更適合於(yu) 集權製度和大一統思想發展的需要。而當他為(wei) 情感、興(xing) 趣、世事所觸發而注《楚辭》的時候，一方麵能夠從(cong) 情感體(ti) 驗上理解屈原，另一方麵又自覺不自覺地從(cong) 現實需要出發對屈原的思想進行了部分的修正和整合。從(cong) 屈原評價(jia) 的整體(ti) 發展曆史來看，朱熹既以強化忠君、淡化怨憤抹殺了屈原的抗爭(zheng) 性精神和人格的獨立性，又以其對忠君愛國的褒揚將屈原的品格評價(jia) 上升到一個(ge) 新高度。

責任編輯：姚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