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資本主義(yi) 精神”問題

作者：高超群（中國社會(hui) 科學院經濟研究所）

           梁治平（中國藝術研究院中國文化研究所）

           蘇國勳（中國社會(hui) 科學院社會(hui) 學研究所、哈爾濱工程大學人文學院）

           黃萬(wan) 盛（前哈佛燕京學社高級研究員）

來源：《開放時代》2016年第3期

時間：孔子二五六七年歲次丙申五月初三日庚申

         耶穌2016年6月7日

開放時代編者按

韋伯之《儒教與(yu) 道教》一書(shu) ，連同其《新教倫(lun) 理與(yu) 資本主義(yi) 精神》，對中國知識界產(chan) 生了深刻而廣泛的影響，許多人接受了韋伯或者漫畫化了的韋伯觀念，即隻有新教支持資本主義(yi) ，儒家不利於(yu) 經濟發展。

清算韋伯是儒家在国际1946伟德上得到重估的前提之一。為(wei) 此，弘道書(shu) 院聯合開放時代雜誌社，借韋伯《儒教與(yu) 道教》一書(shu) 出版百周年之際，邀請多個(ge) 學科領域中對韋伯已有所反思的學者，於(yu) 2016年1月22日在北京舉(ju) 辦題為(wei) “走出韋伯神話”的第二次開放時代工作坊。

以下文字根據現場錄音整理並經發言者審定。因篇幅限製，編輯時略有刪節。發言者發言標題為(wei) 編者所加。

高超群：儒學與(yu) 中國企業(ye) 製度的兩(liang) 種範式

我想主要談談韋伯對於(yu) 中國經濟史研究的影響，以及我的一些思考。聽了各位老師的發言，非常受啟發，大家的討論都比較理論化。可能跟自己的學科有關(guan) ，我想盡可能地從(cong) 一些具體(ti) 的、實證的角度出發。走出韋伯神話，我想我們(men) 不能以進入一個(ge) 新神話的方式來走出一個(ge) 老神話。如果真的存在韋伯神話，那麽(me) 我們(men) 要走出“神話”，或許可以嚐試實證地、嚴(yan) 謹地研究一下韋伯提出來的這些命題。如果這些命題確實是可以成立的話，那麽(me) 無論它是什麽(me) 中心論的，都是有道理的。如果經驗的研究不能證實，那麽(me) 它就隻是一個(ge) “神話”而已。沒有哪個(ge) 中心論天生就是對的，歐洲中心論不是，其他中心論也不是。這是我發言的出發點。

總體(ti) 來說，韋伯對於(yu) 中國經濟史的研究影響比較小，遠遠不及馬克思、斯密。就我所了解，可以說主要集中在三個(ge) 領域：一是經濟思想史。這方麵大家比較熟，像餘(yu) 英時先生就儒教倫(lun) 理對韋伯的回應。應該說經濟思想史的一些基本範式和問題意識，是圍繞韋伯來展開的，所以在這個(ge) 領域，韋伯的影響最大。二是在經濟組織的研究當中，比如說商會(hui) 、行業(ye) 組織等，因為(wei) 這些研究牽扯到傳(chuan) 統和現代的關(guan) 係問題。這些研究，也常常是經濟史和社會(hui) 史的結合。三是企業(ye) 史研究，我今天想重點談談。企業(ye) 是一個(ge) 微觀的、現代社會(hui) 生產(chan) 關(guan) 係的承載機構，有較多的實證研究和韋伯的基本命題密切相關(guan) 。

在談企業(ye) 史之前，我還想介紹一下經濟史研究中有關(guan) 宗教與(yu) 經濟發展關(guan) 係的一些新的研究成果。韋伯認為(wei) 在所有宗教中，隻有新教倫(lun) 理孕育出了節製、勤奮、樂(le) 於(yu) 儲(chu) 蓄的資本主義(yi) 精神，而其他的宗教，則沒有出現類似基督教的這種革新。上午黃萬(wan) 盛老師在發言中做了一個(ge) 提示，他說，資本主義(yi) 和資本主義(yi) 精神不是一回事。這個(ge) 提示很重要。但我想，資本主義(yi) 精神應該是比其他的精神有利於(yu) 經濟的增長和發展，而不會(hui) 是相反的。也就是說這種精神應該在資本主義(yi) 的生產(chan) 當中得到證成。其次，韋伯之所以提出這樣一個(ge) 命題，也是為(wei) 了解釋工業(ye) 資本主義(yi) 在某些地區的產(chan) 生和發展的原因。所以我想，用新教和資本主義(yi) 生產(chan) 之間的關(guan) 係來檢驗韋伯的理論，也還是有一定參考價(jia) 值的。

宗教信仰和經濟發展之間的關(guan) 係，是經濟史研究當中一個(ge) 比較熱門的話題，不僅(jin) 僅(jin) 是因為(wei) 韋伯的緣故，而是因為(wei) 經濟學家們(men) 一直在尋找導致經濟發展的根源。其中有一些人就認為(wei) ，宗教信仰，或者說文化是一個(ge) 很重要的因素。從(cong) 斯密、馬歇爾以來有許多經濟學家嚐試度量和解釋在經濟發展中文化的作用有多大，其發揮作用的機理是什麽(me) 。最近這些年，學者們(men) 用量化的方法研究了很多宗教，新教、天主教、伊斯蘭(lan) 教、印度教、大乘佛教、小乘佛教、猶太教，還有很多小的宗教也出現了一些不錯的研究成果。相對而言，對儒教的定量研究並不多見。他們(men) 研究了宗教對工作態度、儲(chu) 蓄、風險、誠信、互信等方麵的影響。也有一些研究涉及具體(ti) 的教義(yi) 和對經濟發展的影響，比如說伊斯蘭(lan) 教齋月、朝聖製度，以及對於(yu) 利息的禁止等等。這些定量的研究，並不是最後的答案和結論，隻能作為(wei) 參考，因為(wei) 定量的方法本身有局限，另外數據的獲得、指標的選取都還存在較大的缺陷和改進的空間。

這些研究也並沒有得出一致的結論。總體(ti) 來看，從(cong) 宏觀上，較多的研究傾(qing) 向於(yu) 認為(wei) 宗教對經濟發展的作用是負麵的，不僅(jin) 僅(jin) 是東(dong) 方的宗教，還包括基督教。但在微觀的層麵上，大多數實證研究則傾(qing) 向於(yu) 認為(wei) ，不管是西方宗教，還是東(dong) 方的宗教，在合作博弈、公共品的提供等方麵，有助於(yu) 提高社會(hui) 資本存量，會(hui) 有利於(yu) 經濟的發展。

特別值得一提的是，2009年貝克爾和沃斯曼有一個(ge) 影響巨大而又富有爭(zheng) 議的定量研究，也和我們(men) 今天討論韋伯的基本命題有關(guan) 。他們(men) 研究了新教到底對經濟發展有沒有作用。他們(men) 選取了1900年前後德國各個(ge) 地區不同的經濟增長速度，通過計量，發現新教與(yu) 經濟發展之間有著密切的正相關(guan) 關(guan) 係。有意思的是，如果把當地的識字率和新教同時作為(wei) 變量來考察的話，那麽(me) 它們(men) 對經濟影響的作用是顯著的；但是如果把識字率的因素去掉，新教對於(yu) 經濟發展的影響是非常不顯著的，可以忽略不計。他們(men) 得出的結論是：起作用的是識字率而不是新教，因為(wei) 新教要求每一個(ge) 教徒直接閱讀聖經，因此提高了新教地區的識字率，識字率的上升帶來了人力資本的提高，並進而推動了經濟的發展。

2014年香港科技大學的白營和龔啟聖教授用中國近代的數據也做了一個(ge) 類似的研究。他們(men) 基本上是證實了貝克爾和沃斯曼的結論。在中國，有新教傳(chuan) 播的地區，經濟發展確實要好一些，但是原因在於(yu) 新教促進了教育、醫療機構的建立、知識和技術的傳(chuan) 播，從(cong) 而導致了人力資本的增加，而不是新教倫(lun) 理本身促進了經濟發展。這些定量研究還有很多需要改進的地方，其結論也遠遠不能說成為(wei) 基本共識。但是我想，他們(men) 的研究對於(yu) 我們(men) 認識宗教和經濟發展之間的關(guan) 係，以及宗教貢獻的大小、發生作用的機製都有啟發，他們(men) 的努力使得我們(men) 可以更深入、細致和理性地探討韋伯的命題。就目前的研究而言，我想宗教與(yu) 經濟發展之間的關(guan) 係或許要比韋伯所觀察和討論到的更複雜一些。迄今為(wei) 止，我們(men) 還不能對韋伯的判斷下十足可靠的結論，說它是正確的，或者說它隻是歐洲中心論製造的一個(ge) 神話。

關(guan) 於(yu) 中國企業(ye) 史的研究，實際上背後的問題與(yu) 《儒教和道教》一書(shu) 的主旨密切相關(guan) 。在中國的資本主義(yi) 發展當中，儒教究竟發揮了怎樣的作用？我們(men) 可以通過中國企業(ye) 的發展，來實證地、曆史地考察一下，韋伯對儒教的論斷是否正確，以及這一論斷的價(jia) 值和意義(yi) 何在。對於(yu) 傳(chuan) 統時代儒教與(yu) 經濟發展之間的關(guan) 係，大家提到了法製的作用。在契約、宗族、產(chan) 權等方麵一些新的研究也都更傾(qing) 向於(yu) 認為(wei) ，儒教的主張及相應的製度對於(yu) 經濟發展有著正麵的作用。我們(men) 越來越不敢說，是儒教阻礙了資本主義(yi) 在中國的產(chan) 生和發展。不過，更有意思的是，當近代企業(ye) 製度傳(chuan) 到中國以後，中國人的應對方式，以及在這種應對中，儒教出現了怎樣的變化，產(chan) 生了什麽(me) 效果。

20世紀五六十年代開始，港台地區經濟高速發展。這一現象對韋伯的命題提出了挑戰，同時也激發了很多研究者嚐試加以解釋。其中美國社會(hui) 學家韓格裏的研究團隊的成果最為(wei) 卓著。研究的初衷就是針對韋伯的新教倫(lun) 理假說的。他們(men) 通過對港台地區企業(ye) 內(nei) 部關(guan) 係的研究，最後由黃紹倫(lun) 提出了“企業(ye) 家的家庭主義(yi) ”來與(yu) 西方理性化、科層製下的企業(ye) 製度加以比照。黃紹倫(lun) 認為(wei) 這一企業(ye) 製度有三個(ge) 層麵的特征：“家長式統治”、“裙帶關(guan) 係”、“家族企業(ye) ”。而戈登·雷丁在此基礎之上進行了理論抽象，提出了華人資本主義(yi) 精神的概念。具體(ti) 到企業(ye) 製度，雷丁認為(wei) 華人資本主義(yi) 表現出如下特征：“家長式管理、私人化特性、機會(hui) 主義(yi) 以及靈活性……它沒有遵循西方的專(zhuan) 業(ye) 化、官僚化以及中立化的模式，也沒有追隨日本在綜合商社或聯營公司內(nei) 部建立的有力的，非正式的跨組織聯合模式。”⑦高家龍教授延續了這一研究思路，提出了社會(hui) 關(guan) 係網絡，來和錢德勒（高家龍認為(wei) 其背後是韋伯）的所謂西方企業(ye) 的“管理層級結構”比照。

這種基於(yu) 港台企業(ye) 的經驗研究揭示了一種儒家適應現代企業(ye) 的典範。它的突出特征是家長製、裙帶關(guan) 係和靈活性，的確與(yu) 西方的企業(ye) 製度、企業(ye) 家有著較大的差別，與(yu) 韋伯的理論圖景也不一致。

雷丁所謂的華人資本主義(yi) 精神，很明顯是一個(ge) 和新教倫(lun) 理對應的概念。這種精神下的企業(ye) ，就是儒教倫(lun) 理在適應現代企業(ye) 時所創造的一個(ge) 典範。應該說，在現實層麵，這個(ge) 典範是成功的。一般來說，這種企業(ye) 可能有一個(ge) 很強勢的家長式的企業(ye) 家，他或者他的生意夥(huo) 伴和管理階層有密切的血緣的關(guan) 係，在經營上非常靈活。但企業(ye) 家和工人的關(guan) 係通常是比較冷漠、簡單的，工人僅(jin) 僅(jin) 是為(wei) 了更好的經濟報酬而工作，他們(men) 對工廠和企業(ye) 主並沒有更多的期望。對於(yu) 工人而言，“隻要其他地方可以提供更高的工資，無論多麽(me) 微不足道，他們(men) 都會(hui) 離開現在的崗位”。而對於(yu) 企業(ye) 家來說，他們(men) “隻要有充足的勞動力供應不至於(yu) 妨礙生產(chan) ”，⑧並不在意工人的其他方麵，也不認為(wei) 自己對於(yu) 工人負有教導和塑造的責任和權力。

很明顯，這種企業(ye) 模式是中國人應對現代企業(ye) 的一種解決(jue) 方案。在當時的研究者看來，具有鮮明的中國傳(chuan) 統，或者說儒家倫(lun) 理的特征。但是，這並不是儒家式企業(ye) 模式的唯一形態。事實上，在近代中國大陸，企業(ye) 家同樣借助於(yu) 儒教的倫(lun) 理傳(chuan) 統，創造了另外一種企業(ye) 模式。從(cong) 表麵來看，可以說與(yu) 上麵所說的這種港台“華人資本主義(yi) 精神”完全不同，乃至相互對立。

中國近代企業(ye) 的建立，受到儒家倫(lun) 理的阻撓是非常小的。由於(yu) 各種各樣的原因，儒家士大夫雖然也有過一些批判和抵觸，但總體(ti) 來說是積極擁抱這一組織生產(chan) 的方式的，士紳們(men) 很快就以各種方式投身工商業(ye) 生產(chan) ，並因此出現了“紳商”這樣一個(ge) 名詞。如果與(yu) 其他後發國家相比，近代企業(ye) 在中國的誕生是比較順利的。企業(ye) 家遇到的最大阻力，並不是文化保守主義(yi) 的正麵抵製，而是在企業(ye) 內(nei) 部秩序的建立方麵，在於(yu) 如何管理工人，並激發他們(men) 的工作積極性，就是費孝通等人多次強調的“這輩帶著土氣的農(nong) 民能否順利的變成工人就成了新工業(ye) 是否順利誕生的關(guan) 鍵”，他們(men) “認為(wei) 中國工業(ye) 化的基本問題是在如何使一輩農(nong) 民變為(wei) 工人”。⑨

如果按照韋伯專(zhuan) 家本迪克斯的說法，所謂企業(ye) 管理理念就是在經濟事業(ye) 中使權威合法化，並且使權威的運用理性化的所有思想，那麽(me) 中國近代企業(ye) 家在這種權威合法化的過程中，當他們(men) 嚐試把脫離土地的農(nong) 民以機器為(wei) 中心組織起來生產(chan) 的時候，遭遇到了一些雖不激烈，但足夠頑強的抵抗。

這一困難表現在兩(liang) 個(ge) 方麵。一個(ge) 方麵是，當企業(ye) 試圖擴大縱向一體(ti) 化的範圍，把雇傭(yong) 和管理工人的權力從(cong) 各種類型的工頭手中收回的時候，遭到了工人和工頭聯合一致的頑強抵抗，哪怕這種改革會(hui) 給工人帶來更多的收入和福利。工人表現出對於(yu) 血緣、地緣和擬血緣組織的強烈依賴和信任。這一點在20世紀二三十年代中國近代企業(ye) 展開大規模科學管理改革的時候，表現非常突出。無論是私營的、公營的還是外資企業(ye) ，乃至共產(chan) 黨(dang) 所辦的企業(ye) 中，都是如此。

另一個(ge) 方麵，則是工人的勞動積極性問題，或者用韋伯的話來說，“集中精神的能力，以及絕對重要的忠於(yu) 職守的責任感，這裏與(yu) 嚴(yan) 格計算高收入可能性的經濟觀，與(yu) 極大地提高了效率的自製力和節儉(jian) 心最經常地結合在一起。這就為(wei) 對資本主義(yi) 來說是必不可少的那種以勞動為(wei) 自身目的和視勞動為(wei) 天職的觀念”。⑩而近代中國的工人，對於(yu) 嚴(yan) 格的勞動紀律，乃至對於(yu) 提高效率的措施都表現出極大的反感和抗拒。當然，這是與(yu) 管理製度相對而言的。當時的企業(ye) 家對此多有抱怨，時人認為(wei) 是“手藝工人與(yu) 農(nong) 人的心緒均是寬馳慣的，特別是農(nong) 人，尤不慣於(yu) 工廠中的紀律及緊張生活”。11當時有共產(chan) 黨(dang) 背景的一些社會(hui) 調查也反映出同樣的問題。事實上，在共產(chan) 黨(dang) 的企業(ye) 中，無論是江西還是延安的企業(ye) 當中都存在著類似的問題，或者說存在著更為(wei) 嚴(yan) 重的問題。比如1934年，劉少奇在《論國家工廠的管理》中說道：“在目前我們(men) 的工廠中，廢除工頭的製度不要管理員，還是不可能的。”“在我們(men) 的國家工廠中可以說還沒有什麽(me) 勞動紀律。沒有稍微完備的廠規。以至有些工人自由曠工，遲到一二點鍾上工，假裝生病請假，不服調動，自由離開工廠等破壞廠規與(yu) 紀律的行動，沒有受到任何處分。甚至工廠還照常付給工資。自然少數人的這種行動，可以影響到大多數人不遵守廠規。”12當然這樣說，並不是說近代企業(ye) 當中工人有著較大的勞動自主性，或者說工人受到的壓榨是不存在的。恰恰相反，近代中國工人受到較為(wei) 嚴(yan) 厲的管製和盤剝也是確鑿的曆史事實。我認為(wei) ，這兩(liang) 種現象並不是矛盾的，而是相輔相成的。

類似的現象，並不是隻發生在中國。這是資本主義(yi) 生產(chan) 製度出現時，由於(yu) 生產(chan) 習(xi) 慣、勞動強度乃至價(jia) 值觀的衝(chong) 突，引致的人類的普遍反應。亞(ya) 當·斯密就曾經發現“閑蕩、偷懶、隨便這種種習(xi) 慣，對於(yu) ……農(nong) 村勞動者，可說是自然會(hui) 養(yang) 成的，甚而可說是必然會(hui) 養(yang) 成的”。13韋伯也發現了類似的問題：“無論何處，隻要近代資本主義(yi) 通過提高勞動強度而開始提高人的勞動生產(chan) 率，它就必然會(hui) 遭遇到來自前資本主義(yi) 的……極其頑固的抵製。”14湯普森在《英國工人階級的形成》中，對此有著深刻刻畫。我們(men) 也看到，在歐洲、美洲、日本，人們(men) 用不同的方法來解決(jue) 這一問題，而近代中國的企業(ye) 家們(men) 對解決(jue) 這一問題有著不同的思路。

我們(men) 以盧作孚的民生公司為(wei) 例稍做說明。盧作孚對工人進行了係統全麵的培訓和塑造，這種管理和訓練遠遠不止是為(wei) 了提高他們(men) 的技能和工作效率，而是全麵的人格塑造。對此，盧作孚和工人們(men) 也都有著明確的自覺意識。盧作孚用一係列的製度和方法來推進他認為(wei) 中國人最缺乏的“集團生活”。在他看來，“教育”甚至就是民生公司最重要的事業(ye) 。“企業(ye) 管理方法的實施，特別重在工作人員的訓練，訓練所有的工作人員使有秩序的配合活動，使其活動有效率，有技術，且有管理的技術，事業(ye) 即學校，且為(wei) 最實際的學校，此其精神為(wei) 教育。”盧作孚認為(wei) ：“管理問題的核心，全在建立秩序。在使每人行動有確定的秩序，全體(ti) 行動有相互配合相互銜接的秩序，賢明的管理者即為(wei) 此種秩序的建造者與(yu) 執行者。”15盧作孚長期在公司內(nei) 部堅持的這一工作在今天看來是令人震驚的。雖然程度不同，但當時一些重要的、標誌性的企業(ye) 當中，都或多或少有類似的舉(ju) 措。比如宋棐卿的東(dong) 亞(ya) 毛呢紡織公司、劉國鈞的大成紡織染公司、陳蝶仙的家庭工業(ye) 社有限公司、蕭則可的寶元通興(xing) 業(ye) 公司、陳光甫的上海商業(ye) 儲(chu) 蓄銀行、範旭東(dong) 的永久黃集團、榮家企業(ye) 等等。這些嚐試大多取得了不錯的效果。從(cong) 某種意義(yi) 上來說，1949年後共產(chan) 黨(dang) 在國營企業(ye) 中也進行了類似的由官員主導的更為(wei) 激進的嚐試。

表麵看起來，這些企業(ye) 家借用了基督教、佛教、民主等等倫(lun) 理資源，乃至一貫道等民間宗教來塑造工人和工廠秩序，但究其實質，差別並不那麽(me) 大，就一定層麵而言，可以說都是儒教的變種。企業(ye) 家不僅(jin) 改造和借用了儒家的倫(lun) 理資源，而且也是在嚐試接替士紳的社會(hui) 地位。

中國近代的企業(ye) 家大致可以分成兩(liang) 代或者三代。第一代，也就是張謇那一代，本來就是從(cong) 士紳轉變過來的。20世紀初期出現的企業(ye) 家，受到“五四”影響，或者有留學背景。由於(yu) “五四”的洗禮，這兩(liang) 代企業(ye) 家的世界觀有著巨大差異，但在社會(hui) 層麵上，不僅(jin) 張謇那一代紳商繼承了士紳的地位，“五四”一代的企業(ye) 家也在嚐試承接這一傳(chuan) 統。他們(men) 在工廠中樹立自己的權威，確保工廠的秩序，嚐試成為(wei) 社區領袖，隻是他們(men) 的舞台不再是鄉(xiang) 村，而是工廠。他們(men) 不僅(jin) 要扮演主導者的角色，同時還希望自己是道德權威和庇護者，乃至教化者。在近代中國，社會(hui) 和國家得以成立的前提並不是社會(hui) 契約，自由的人從(cong) 沒有出現過。因此，在企業(ye) 這樣一個(ge) 人為(wei) 創造出來的團體(ti) 之中，正像盧作孚闡明的那樣，它同時是政治的、教育的和心理的。企業(ye) 家不得不擔負起“立法”的重任，並且為(wei) 這樣的“立法”訓練合格的“國民”。

當然，企業(ye) 家在實踐中對儒家倫(lun) 理做了改造、發揮，比如更注重積極入世而不是個(ge) 人的道德修行；用社會(hui) 和經濟成就來重新構造地位和特權，而擺脫了對土地和身份特權的依賴；在實際的管理和製度建設上，更為(wei) 強調和重視理性，而不是經驗。他們(men) 試圖借助家族倫(lun) 理或者類家族倫(lun) 理來加強與(yu) 工人的聯係，強化對工人的影響。企業(ye) 家嚐試把這種倫(lun) 理精神以相應的方式灌輸給工人，通過訓練、強製，使之信服遵從(cong) 。某種程度上我們(men) 可以說，企業(ye) 家和工人的關(guan) 係是中國近代以來精英和大眾(zhong) 關(guan) 係的一個(ge) 縮影。

回顧中國近代企業(ye) 家的這些嚐試，我們(men) 會(hui) 發現，他們(men) 的精神屬性、追求，他們(men) 所建立的企業(ye) 製度和模式，與(yu) 20世紀六七十年代港台企業(ye) 家迥然不同，但我們(men) 可以毫不遲疑地說，這兩(liang) 種模式當中都貫穿著儒教的精神元素。我們(men) 可以從(cong) 很多方麵來解釋它們(men) 的不同，但如果從(cong) 儒教來說，這一現象則深刻地告訴我們(men) ，儒教內(nei) 部有著怎樣的張力和豐(feng) 富性，同時，它也有著很強的生命力，尤其是在麵對巨大現實衝(chong) 擊時，儒家產(chan) 生出了完全不同麵向的變種。因此，或許任何對儒家過於(yu) 簡單的、本質性的判斷都是可疑的。

遺憾的是，20世紀90年代，當中國企業(ye) 再次快速發展的時候，企業(ye) 家選擇了港台企業(ye) 家所創造的家庭式的資本主義(yi) ，而鮮有人繼續近代中國企業(ye) 家的努力。雖然對於(yu) 類似富士康這樣的企業(ye) ，人們(men) 往往不認為(wei) 它們(men) 與(yu) 儒家倫(lun) 理之間有著緊密聯係，但實際上，它們(men) 正是此前港台企業(ye) 家精神，也就是所謂華人資本主義(yi) 的繼承人，無論是在製度和文化上，還是在經營企業(ye) 和管理工人的方式上，都是如此。這種企業(ye) 製度存在著很大的問題，但我們(men) 幾乎沒有能力從(cong) 根本上找到解決(jue) 的辦法，因為(wei) 我們(men) 缺乏選擇，無論是現實中，還是理念上。中國近代企業(ye) 家的嚐試被完全忽視和遺忘，在某種意義(yi) 上加劇了這一困境，本來兩(liang) 種充滿張力的企業(ye) 模式可以展開競爭(zheng) ，推動企業(ye) 製度發展和創新。或許在企業(ye) 製度上，中國能給世界做出更多貢獻。

綜上所述，就我們(men) 所討論的韋伯命題而言，究竟是否隻有新教提供資本主義(yi) 誕生的精神資源，如果用經濟發展來衡量，這一論斷還需要更多的實證檢驗，從(cong) 目前的研究來看，或許這個(ge) 結論過於(yu) 武斷了。至於(yu) 儒家是否限製了中國資本主義(yi) 的產(chan) 生，實證研究的結果大多是否定的。經過一些改造和轉型，儒家倫(lun) 理不僅(jin) 適應了現代企業(ye) ，而且創造出了兩(liang) 種不同的企業(ye) 模式。當然，這些典範，以及儒家的轉型，都還需要深入研究。但可以肯定，認為(wei) 儒家是阻礙中國資本主義(yi) 誕生和發展的主要原因，恐怕很難成立。

梁治平：有個(ge) 小問題給高超群。你提到對兩(liang) 個(ge) 韋伯命題的驗證，你說的對前一個(ge) 命題的驗證，是針對韋伯以後的社會(hui) 做的，還是對韋伯所設定的那個(ge) 曆史節點來搜集資料做的呢？

高超群：關(guan) 於(yu) 韋伯的那個(ge) 研究，他們(men) 使用的是1900年前後德國各個(ge) 地區的數據，可能沒有更早的完整的數據。此外，也有學者做了進一步的研究，用1300—1900年德國272個(ge) 城市的數據和類似的方法，其結論更為(wei) 激進——新教本身對經濟發展和城市化沒有顯著影響。

梁治平：資本主義(yi) 的發生不同於(yu) 資本主義(yi) 的發展

這裏有一個(ge) 區別，資本主義(yi) 的發生和資本主義(yi) 的發展，韋伯講的是發生的問題。韋伯提到，儒教和中國內(nei) 部的理性化程度，在社會(hui) 不同領域和部分都有所表現。他甚至認為(wei) 儒教和資本主義(yi) 可以有一種融洽的關(guan) 係，會(hui) 有助於(yu) 資本主義(yi) 的發展。但他的基本判斷是，產(chan) 業(ye) 的資本主義(yi) 在中國社會(hui) 的精神和製度的條件下沒辦法產(chan) 生。另外，他在《新教倫(lun) 理與(yu) 資本主義(yi) 精神》裏麵還講到一點，即便是在歐洲，新教倫(lun) 理也隻是在資本主義(yi) 發生的時候才是重要的，一旦這個(ge) 階段過去了，資本主義(yi) 產(chan) 生以後，它就不再重要了，可以被別的東(dong) 西替代了。當然，這樣的命題肯定有很大爭(zheng) 議，因為(wei) 當時沒有現在的統計學手段，沒有各種現代科學工具，它是一個(ge) 定性分析。但是邏輯上來說，現在的驗證要針對發生的問題，要證明或者證偽(wei) 新教倫(lun) 理與(yu) 資本主義(yi) 精神，進而產(chan) 業(ye) 資本主義(yi) 興(xing) 起之間的內(nei) 在聯係。至於(yu) 儒教文明與(yu) 資本主義(yi) 的親(qin) 和性，現在已經不是問題了，這方麵的實例很多。有意思的是，中國的史學界曾經想證明中國已經有資本主義(yi) 萌芽，任其發展下去就能夠產(chan) 生資本主義(yi) 。

蘇國勳：新教倫(lun) 理和資本主義(yi) 產(chan) 生隻是具有選擇的親(qin) 和性

自從(cong) 韋伯的《新教倫(lun) 理與(yu) 資本主義(yi) 精神》出版之後，這個(ge) 問題一直爭(zheng) 論不斷，新教倫(lun) 理和資本主義(yi) 的關(guan) 係眾(zhong) 說紛紜，一直延續到現在。韋伯在世的時候反駁桑巴特等一些很有名的人，後來出了一本論戰的專(zhuan) 輯，收入了韋伯對《新教倫(lun) 理與(yu) 資本主義(yi) 精神》命題的一些回答。從(cong) 經驗和材料可以看到有很多，從(cong) 調查研究證明新教倫(lun) 理和資本主義(yi) 相關(guan) 的，有的是無關(guan) 的，兩(liang) 方麵都有，包括一直到後來工業(ye) 化時期變量的數目在增多，如識字率等。

這裏麵有一個(ge) 什麽(me) 問題呢？韋伯從(cong) 來沒講過新教倫(lun) 理是導致資本主義(yi) 發生的原因，並不是說資本主義(yi) 產(chan) 生一定和新教倫(lun) 理發生關(guan) 係。他講的是新教倫(lun) 理和資本主義(yi) 產(chan) 生具有選擇的親(qin) 和性，一定在其他因素配合下，如結構因素、曆史性因素等，才能起作用。同時，我們(men) 講空間和時間的問題，也就是地域和時代的問題也在起作用。另外，還有很多偶然因素也在起作用。而一到東(dong) 方，尤其到我們(men) 這裏就簡單化了，好像新教倫(lun) 理和資本主義(yi) 精神就是一回事。

從(cong) 現實來講，我們(men) 可以看歐洲。歐洲2009年經濟危機以後，一直到現在經濟沒擺脫危機的都是天主教國家，像意大利、葡萄牙、西班牙、法國，而經濟上挺過來且表現很好的是英國、荷蘭(lan) 、瑞士、德國，都是新教國家。現在天主教國家經濟出現問題有好多因素，比如說法國還有好多內(nei) 部的因素，北非的移民實際變成了國家經濟發展的一個(ge) 毒瘤，弄得國家一直不安定，疲憊不堪。這樣的經驗材料既不能證明韋伯的命題，也不能反駁這個(ge) 命題。

韋伯這個(ge) 人是學法學出身，一生在德國幾所著名大學都是做經濟史教授，全部著作都是社會(hui) 學著作。他就是這麽(me) 一個(ge) 人物。去世前，他在慕尼黑大學一直教經濟史。《社會(hui) 經濟史》就是他的講稿，之後由學生根據記錄整理出來的。他講促使經濟發展的因素有好多，在這本書(shu) 裏麵就列舉(ju) 了資本主義(yi) 產(chan) 生或者發展的諸多原因，除了新教倫(lun) 理以外，還有其他製度性因素，最典型的是要有形式主義(yi) 法律，因為(wei) 資本主義(yi) 的產(chan) 生必須要求社會(hui) 運轉得像機器一樣穩定。許許多多的製度性因素、結構性因素、法律性因素、行政因素與(yu) 文化性因素的相互作用，才導致了資本主義(yi) 在歐洲發生和發展。韋伯是從(cong) 文化論和製度論兩(liang) 方麵研究現代資本主義(yi) 的，它的比較宗教研究主要以文化論為(wei) 取向，如《新教倫(lun) 理與(yu) 資本主義(yi) 精神》、 《儒教與(yu) 道教》等，而《經濟與(yu) 社會(hui) 》、《社會(hui) 經濟史》主要以製度論為(wei) 取向，多管齊下研究宗教倫(lun) 理與(yu) 經濟心態之間形成關(guan) 聯並相互作用。

黃萬(wan) 盛：是“資本主義(yi) 精神”而不是“資本主義(yi) ”

從(cong) 上午到現在，反複涉及的一個(ge) 問題，就是憑什麽(me) 韋伯要把新教和資本主義(yi) 的關(guan) 係當作一個(ge) 標準來看待中國的問題。各種各樣的討論，實際上都指向這個(ge) 問題。有老師說了一個(ge) 方麵，就是因為(wei) 在世界範圍裏資本主義(yi) 實踐的成功。我相信這的確可以成為(wei) 理由。但對很多韋伯學者而言，這是把曆史倒回來看的結果，可謂結果推理前提。在當代，這種學術方法和學術立場有不少擁護者，至少一部分美國學者是這樣看的，認為(wei) 全球化的出現與(yu) 資本主義(yi) 生產(chan) 方式擴張有關(guan) ，既是資本主義(yi) 發展的結果，又是資本主義(yi) 進一步發展的最好條件。這樣就進一步強化了韋伯學說中資本主義(yi) 精神的因果論——資本主義(yi) 的新教前提。

韋伯不僅(jin) 講新教，還以新教論儒教和道教，除中國外，還涉及其他宗教。為(wei) 什麽(me) 這麽(me) 關(guan) 注宗教形態和宗教文化？這就是為(wei) 什麽(me) 上午我特別強調他那本書(shu) 的名字裏講“資本主義(yi) 精神”，而不是“資本主義(yi) ”。他實際上是討論有一組倫(lun) 理價(jia) 值要素在新教的改革中出現了，而這些要素的成長和資本主義(yi) 產(chan) 生所需要的精神體(ti) 係形成了邏輯關(guan) 係，重點是在研究資本主義(yi) 精神。他有這樣一個(ge) 觀念，後來成為(wei) 很多人的共識，即認為(wei) 新教最核心的特點，是改變了基督教當中人必須通過教會(hui) 和上帝溝通，即人可以不經過教會(hui) 直接與(yu) 上帝對話，人自己就是麵對上帝的責任主體(ti) 。所以，通過新教完成了人文主義(yi) 的轉變，就是人的主體(ti) 性，人的自我覺醒。我非常讚成蘇國勳早上講韋伯關(guan) 心的是“入世的境遇”。什麽(me) 叫入世？入世是把個(ge) 人從(cong) 教會(hui) 的宰製性統治下麵解放出來。新教雖然是基督教體(ti) 係，但有它的世俗性。

韋伯及早期的先行者是在這個(ge) 意義(yi) 上討論宗教精神的意義(yi) ，強調作為(wei) 自覺和獨立的個(ge) 體(ti) 怎麽(me) 去麵對上帝，怎麽(me) 去承擔責任的。具體(ti) 到新教教規倫(lun) 理，例如，人有創造財富的責任，卻沒有揮霍財富的權利，我們(men) 可以想象這套倫(lun) 理體(ti) 係跟資本主義(yi) 發生所需要的一些要素可以形成配置關(guan) 係，像財富的原始積累、勞動力大規模的儲(chu) 備等都可以作為(wei) 經濟要素去了解。但是我們(men) 要知道，這些經濟要素不是新教討論的問題。新教從(cong) 來沒有直接討論過生產(chan) 要素的問題，它隻是一種精神。所以，在這個(ge) 意義(yi) 上考慮，就加強了蘇國勳等教授的觀點，實際上韋伯是把唯物主義(yi) 、物質主義(yi) 所建立的世界解釋係統顛倒過來。這是那個(ge) 時代的話語特征，是在精神的意義(yi) 上去了解社會(hui) 變革的問題。

高超群：韋伯對資本主義(yi) 的產(chan) 生有一個(ge) 很複雜的理解

我簡單回應一下。剛才蘇國勳老師提到韋伯並沒有簡單地把新教和資本主義(yi) 產(chan) 生直接關(guan) 聯起來，黃萬(wan) 盛老師也提到了這一點，這當然是沒有問題的，韋伯對資本主義(yi) 的產(chan) 生有一個(ge) 很複雜的理解。我剛才講的這些經驗研究，隻有最後2009年的這個(ge) 文獻是針對韋伯這個(ge) 命題的，其他的命題是要闡明究竟宗教對於(yu) 經濟發展有沒有影響，如果有影響，是多大的影響。如果按照蘇國勳老師的理解，韋伯認為(wei) 新教隻是眾(zhong) 多因素當中的一個(ge) ，那麽(me) 它究竟占多大的比重，發揮作用的機製是什麽(me) ？這也是大家希望能夠解決(jue) 的一個(ge) 問題，也是研究應該深入的地方。

梁治平老師講到儒家和資本主義(yi) 的關(guan) 係，認為(wei) 韋伯隻是說儒家不能夠誕生資本主義(yi) ，而不是說儒家會(hui) 阻礙資本主義(yi) 的發展。如果說儒家和資本主義(yi) 有某種親(qin) 和力的話，那麽(me) 韋伯並不反對。

我想，也許是我讀韋伯的時候產(chan) 生了一些誤讀。我總的印象是，韋伯認為(wei) 儒家倫(lun) 理會(hui) 阻礙資本主義(yi) 的誕生和發展。所以，餘(yu) 英時先生才會(hui) 費那麽(me) 大工夫講儒家的轉型，大家才會(hui) 去討論中國的資本主義(yi) 萌芽、市場經濟萌芽或者早期工業(ye) 化等等。

梁治平：超驗世界同俗世之間的張力似乎是一個(ge) 契機

我想補充一點。的確，韋伯很複雜，原因很多，比如，他在理想類型和現實的曆史經驗之間來回轉移，在說明類型的時候，他講的是實際的曆史，反過來，在做比較的時候，又是類型化的。這裏的界限很難把握。又比如理性的概念，在《儒教與(yu) 道教》這本書(shu) 裏麵，他也承認中國社會(hui) 的很多方麵存在程度不一的理性化，包括剛才大家講到官僚製。按韋伯的意思，作為(wei) 一種製度，官僚製本身就具有理性色彩，而且韋伯在談到中國的官僚製時，也確實說過它是理性的；但他同時又強調支配中國官僚製的是傳(chuan) 統主義(yi) ，傳(chuan) 統主義(yi) 不願意改革，是改革的障礙，所以理性化的進程就很難推進。

剛才老蘇講，近代資本主義(yi) 是很多偶然因素湊到一起的結果。我同意這種說法。資本主義(yi) 的產(chan) 生、近代的出現，都是非常偶然的曆史事件，而且也是文明發展上的突破性事件。我們(men) 看世界各大文明，並不是隻有中國文明沒有產(chan) 生產(chan) 業(ye) 資本主義(yi) ，所有其他的文明，不管它們(men) 的理性化程度是不是更高，超驗世界和俗世的關(guan) 係是不是更緊張，毫無例外，都沒有經曆這樣的發展。換句話說，非西方世界的發展是一種常態，西方近代的突破則是一個(ge) 特例，一種反常狀態。這樣一個(ge) 特例怎麽(me) 變成普世性的東(dong) 西，是一個(ge) 需要認真解釋的問題。我們(men) 需要去了解它背後的驅動力和機製。現在有一些普世主義(yi) 的論述，直接把普世價(jia) 值放在人性的普遍性假定上，這當然是一種過於(yu) 簡單化的處理。我注意到，韋伯特別強調超驗世界同俗世之間的張力，這種張力似乎是一個(ge) 社會(hui) 發生斷裂和突破的重要契機，一個(ge) 不可缺少的條件。相比之下，儒教的那種內(nei) 在超越下的緊張和焦慮程度就不太一樣。

責任編輯：葛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