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明輝的偏見與(yu) 蔣慶政治儒學的謬誤

作者：吳光（中國人民大學國學院特聘教授）

來源：澎湃新聞

時間：西曆2016-04-27 14:07

《政治儒學評論集》 任重主編，中國政法大學出版社2013年出版。

對於(yu) 台灣學者李明輝先生關(guan) 於(yu) “大陸新儒家”的評論應該分兩(liang) 個(ge) 方麵作具體(ti) 分析。一方麵，李先生認為(wei) “現在所謂的‘大陸新儒家’是主要以蔣慶為(wei) 中心，包括陳明在內(nei) 的一小撮人的自我標榜”的評論是相當片麵的。另一方麵，他對於(yu) 蔣慶“政治儒學”基本理念的批評，尤其是指出其政治儒學的“烏(wu) 托邦”性質則是有深度的批評，應當予以肯定。

李先生的評論頗有以偏概全之病。這是因為(wei) 他隻看到蔣慶與(yu) 陳明等“一小撮人的自我標榜”，而沒有看到當今時代大陸新儒家的多元化生態，沒有看到蔣慶、陳明的主張既非大陸新儒學的主流，也非其主要思想代表。他們(men) 充其量不過是大陸新儒家中“新儒教”思潮或“烏(wu) 托邦式政治儒學思潮”的代表而已，根本不能代表整個(ge) 大陸新儒家。

事實上，在當代中國大陸，新儒學的思潮可謂風起雲(yun) 湧，百花齊放。舉(ju) 其大者，有所謂“新心學”、“新理學”、“新經學”之別（以熊十力、馮(feng) 友蘭(lan) 、馬一浮及其當代信徒為(wei) 代表），又有所謂“新仁學”（以牟鍾鑒為(wei) 代表）、“生活儒學”（以黃玉順為(wei) 代表）、“教化儒學”（以李景林為(wei) 代表）之分。我也是主張“新仁學”的，從(cong) 上世紀九十年代即提出了“從(cong) ‘道德仁學’到‘民主仁學’”的儒學發展思路，並具體(ti) 論述了“民主仁學的‘體(ti) 用論’、‘文化觀’與(yu) ‘核心價(jia) 值觀’”。其他如陳來的“仁學本體(ti) 論”、周桂鈿的“一本五常”論、郭齊勇的“民間儒學”論、弓克的“一元六本十德”論、梁濤的“新道統”論、幹春鬆的“製度儒學”論等等，都有一定的代表性和思想的深度。這些都反映了大陸學者關(guan) 於(yu) 當代新儒學發展方向的探索成果，其中大多數並不讚成蔣慶的“政治儒學”論，更不是“以蔣慶為(wei) 中心”的。李明輝先生的偏見，反映了他對中國大陸當代儒學發展的生動活潑局麵判斷的主觀與(yu) 失誤。

關(guan) 於(yu) 蔣慶“政治儒學”的謬誤，我在五年前提交韓國成均館大學2010年11月24～28日舉(ju) 行的“儒學思想國際學術會(hui) 議”的論文《中國當代儒學複興(xing) 的形勢與(yu) 發展方向》一文已對其謬誤作了較詳細的分析與(yu) 批評。現將我的批評意見概述如下：

蔣慶“政治儒學”論的基本思想是，第一，描繪了一幅被扭曲的儒學曆史演變路線圖。蔣慶認為(wei) ，中國儒學存在兩(liang) 個(ge) 截然不同的傳(chuan) 統，即“政治儒學”傳(chuan) 統與(yu) “心性儒學”傳(chuan) 統。“政治儒學”的開創者是孔子，其原典是孔子所作的《春秋》，其次是《詩》、《書(shu) 》、《禮》、《樂(le) 》、《易》。孟子繼承了孔子政治儒學的王道思想，荀子則繼承了禮製思想，漢代董仲舒集政治儒學之大成從(cong) 而“將政治儒學推到一個(ge) 新階段”。宋明儒學的根本精神是心性儒學，所以宋明時期是政治儒學淪落期。明末顧、黃、王意圖接續政治儒學傳(chuan) 統，但“勢運難為(wei) ，壯誌未酬”，清末龔自珍、魏源、康有為(wei) 等欲複興(xing) 政治儒學以促成中國現代化但未能成功。最後，西學東(dong) 漸，政治儒學成為(wei) 絕學。

第二，基於(yu) 這一儒學史觀，蔣慶將熊十力、唐君毅、牟宗三、馮(feng) 友蘭(lan) 、賀鱗等現代新儒家都歸入心性儒學傳(chuan) 統並對其作了嚴(yan) 厲批判。他認為(wei) ，現代新儒家繼承的是宋明心性儒學。他們(men) 企圖從(cong) 儒家舊內(nei) 聖之學開出西方新外王之學。但他們(men) 不僅(jin) 未能證明儒家心性之學可以開出科學和民主，反而汙染了原始心性儒學，使心性儒學喪(sang) 失了生命，變成了抽象的思辨之學。新儒家盲目相信民主政治具有普適性，不知民主政治隻是西方傳(chuan) 統，並非放之四海而皆準的政治真理。蔣慶認為(wei) ，“民主不是天下公器、亦不是世間共法”，不具有普適性，也不合中國國情，而隻有以公羊學為(wei) 主導的漢代今文經學傳(chuan) 統才是最理想的政治儒學傳(chuan) 統，隻需略加改造就能適應中國現實的需要。因此，蔣慶斷言，新儒家在外王學和內(nei) 聖學兩(liang) 方麵都是失敗的。

第三，蔣慶政治儒學的邏輯歸宿是走向複古主義(yi) 的新儒教方向。其複古主義(yi) 體(ti) 現在他對“王道政治”的製度設計上。他認為(wei) ，中國政治的發展方向是王道而不是民主，王道政治在治道上實行議會(hui) 三院製——即由代表儒教精英的“通儒院”、代表民意的“庶民院”、代表國家曆史文化的“國體(ti) 院”組成。它是提供三重合法性並能相互製衡的政治，因此，王道政治優(you) 於(yu) 民主政治與(yu) 神權政治。

盡管蔣慶的“政治儒學”論在批判宋明理學和現代新儒家方麵有某些精辟之見，但他的最大謬誤有三點。一是將中國儒學割裂為(wei) “政治儒學”與(yu) “心性儒學”兩(liang) 大對立的傳(chuan) 統。其實，儒學無論在先秦還是漢唐宋元明清，都是集政治、道德與(yu) 倫(lun) 理於(yu) 一身的道德人文哲學，隻不過在不同的階段表現出不同的形態與(yu) 特色罷了。孔孟儒學固然是“仁本禮用”的政治儒學，但它同時也是討論心性，如孔子說“性相近，習(xi) 相遠”、《中庸》稱“天命之謂性，率性之謂道，修道之謂教”，孟子論“盡心知性以知天”、“仁義(yi) 禮智根於(yu) 心”等，何嚐不是心性儒學；宋明理學家大談心性，但其核心價(jia) 值觀還是三綱五常，其人生目標是“格致誠正修齊治平”八個(ge) 字，其修身養(yang) 性最終還要落實到治國平天下，又何嚐不是政治儒學？所以，硬要從(cong) 儒學傳(chuan) 統中分離出所謂“政治儒學”與(yu) “心性儒學”兩(liang) 個(ge) 傳(chuan) 統是一種簡單化的分類法。

二是將儒學價(jia) 值觀與(yu) 民主價(jia) 值觀截然對立起來。其實所謂“民主”的最基本涵義(yi) 是主權在民、人民當家作主。這在君主專(zhuan) 製時代的儒學傳(chuan) 統中確實是資源稀缺，但並非完全沒有。先秦儒學的“仁者人也”、“仁者愛人”、“民貴君輕”、“天地之間人為(wei) 貴”以及曆代儒家始終一貫的“民本”思想，就蘊含著對人民生存權、發展權和人民力量的重視，而明清之際的啟蒙思想家黃宗羲提出的“天下為(wei) 主，君為(wei) 客”命題，同時代文學家張岱提出的“予奪之權，自民主之”的命題，顯然已經具有了現代民主思想的基因，並兆示著傳(chuan) 統儒學的民本思想是可以走向民主並接納民主價(jia) 值觀的。而明清啟蒙思想家的民主思想卻完全是“土生土長”、沒有受到西方民主價(jia) 值觀的“汙染”的。然而蔣慶卻認為(wei) 民主自由是純西方價(jia) 值觀，不適於(yu) 中國國情雲(yun) 雲(yun) ，蓋因對儒學民本思想傳(chuan) 統的人文本質與(yu) 民主內(nei) 涵認識不足之故。

三是蔣慶所謂“王道政治”的“議會(hui) 三院製”，實際上是西方議會(hui) 民主製與(yu) 東(dong) 方貴族世襲製、宗法製的混合型政體(ti) 。在其設計中，“通儒院”議員由推舉(ju) 與(yu) 委派產(chan) 生，其議長由儒教公推之大儒擔任；“庶民院”的議長、議員按西方民主政治議會(hui) 產(chan) 生的規則與(yu) 程序選舉(ju) 產(chan) 生。“國體(ti) 院”的議長由孔府衍聖公世襲，議員則由衍聖公指定的聖賢後裔、君主後裔、名人後裔、社會(hui) 賢達以及各大宗教界人士擔任。三院各有實權，法案必須三院同時通過才能頒行，最高行政長官也必須由三院一致同意才能產(chan) 生。試問：在這個(ge) 王道政治結構中，最高權力機構是什麽(me) ？是庶民院還是通儒院或國體(ti) 院？通儒院的議長“由儒教公推”，那麽(me) 主持公推的人是儒教會(hui) 長還是國家元首？如果是儒教會(hui) 長，豈不是要導向神權政治？如果是國家元首，豈不是導向君主專(zhuan) 製？而所謂“國體(ti) 院”的議長、議員由世襲或指定產(chan) 生，這不就是貴族世襲製嗎？而且是個(ge) 良莠不齊的政治大雜燴。顯然，這種沒有最高權力機構的三院平行式政體(ti) 是無法付諸實踐的。

蔣慶提出的“政治儒學”論實質上是一種“新儒教”論。蔣慶在一篇論新儒教構想的文章中說：“麵對今天西方文明的全方位挑戰，必須全方位地複興(xing) 儒教，以儒教文明回應西方文明。複興(xing) 儒教就是複興(xing) 中國文化重建中華文明的當務之急。”“今天重建儒教的目的就是在新的曆史條件下用儒教來解決(jue) 中國的政治合法性問題、社會(hui) 規範問題、生命信仰問題與(yu) 情誌慰藉問題……儒教興(xing) 則華族興(xing) 中國興(xing) ，儒教衰則華族衰中國衰。”

可見蔣慶確實具有強烈的儒教宗教情懷，但這種宗教情懷其實正是一種西方文明中心論影響下的西化思維，既不符合中華文化以儒學為(wei) 主導、多元和諧發展的文明發展史，也不適應當代中國特色社會(hui) 主義(yi) 意識形態的基本國情，因而隻能是一位新儒教鼓吹者的烏(wu) 托邦夢想罷了，在實踐層麵上是不可能實現的。試問，經曆了五千年以上發展曆史的中華文明，都沒有能創造出一個(ge) 類似西方基督教的宗教文明，絕大多數中國人沒有宗教信仰也照樣生活得很好，難道在科學昌明、人文精神高揚的現代中國反而需要建設一個(ge) 新宗教的信仰嗎？答案隻能是否定的。

在我看來，中國人隻要能保持對道德、對禮法、對曆史的敬畏，就足以媲美西方人的上帝敬畏與(yu) 宗教信仰，而無須“用儒教來解決(jue) 政治合法性問題、社會(hui) 規範問題、生命信仰問題與(yu) 情誌慰藉問題”，因此，蔣慶所謂“儒教興(xing) 則華族興(xing) 中國興(xing) ，儒教衰則華族衰中國衰”的命題完全是個(ge) 聳人聽聞的偽(wei) 命題！

（澎湃新聞發表時，標題被改為(wei) 《蔣慶先生可以代表大陸新儒家嗎？》，注釋從(cong) 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