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論語》我讀——緣起：「子曰」之如是我聞

作者：石佳音

來源：作者授權 伟德线上平台 發布

時間：孔子二五六七年歲次丙申三月初九日丁卯

           耶穌2016年4月15日

作者簡介：中國文化大學政治學係助理教授、台灣大學政治學研究所政治學博士，博士論文為(wei) 《中國國民黨(dang) 的意識形態與(yu) 組織特質》，研究方向包括：比較政治、國際政治、憲法、中國近現代政治史 。 

寫(xie) 〈《論語》我讀〉是一種嚐試，試著透過《論語》，跟兩(liang) 千多年前的孔夫子對話。

然而，這個(ge) 嚐試完全出於(yu) 意料之外。

我在1970年代念高中時讀過的《中國文化基本教材》，內(nei) 容就選自《論語》、《孟子》。那時，隻當做文史知識來讀，並不覺得其中有什麽(me) 大道理。而且，當時由於(yu) 剛開始接觸「五四」，正陷入反傳(chuan) 統的思維裏，更不會(hui) 把這些老古董認真當回事。隻不過，為(wei) 了應付大學聯考，我還是背了其中不少篇章。

1991年春，我第一次去西安。在兵馬俑博物館裏，我站在一號坑前，立即被眼前的兵俑大隊震懾住了，瞠目結舌，好一陣子才回過神來。我從(cong) 來沒有想過：秦始皇麾下統一六國的軍(jun) 隊，竟有這等威風！顯然，兩(liang) 千二百多年前，在有限的科技條件下，組織如此壯盛的軍(jun) 隊，以中央集權的郡縣製治理偌大的中國，絕非易事！

我猛然醒悟到：與(yu) 我們(men) 這些在西風東(dong) 漸後受過五四運動反傳(chuan) 統洗禮的人不同，兩(liang) 千多年前的中國人一定是很有自信的。如果我們(men) 不能體(ti) 會(hui) 到這種自信，就絕對無法看懂古代的中國人！短短不到十分鍾，我象是經曆了一番伐毛洗髓，渾身泛起雞皮疙瘩，感覺彷彿天突然亮了。

有了這番經曆，我很快領悟到：春秋時期的孔子，對他所傳(chuan) 承的西周思想文化，必然也極有自信。《論語》上的文字，一定反映著孔子深信不疑的道理，斷非隨口說說而已。如果我們(men) 不能體(ti) 會(hui) 孔子這種自信，也一定看不懂孔子。

從(cong) 此，我不時會(hui) 在某些場合中，或是在讀到某部書(shu) 、某段曆史時，突然憶起《論語》裏的某句話，彷彿孔夫子的聲音正在耳邊：「我早就告訴過你…」、「我就是這個(ge) 意思…」。

原來，《論語》的道理不但很實用，而且很深刻。正如《中庸》所載，子曰：「道不遠人，人之為(wei) 道而遠人，不可以為(wei) 道。」夫子之「道」，本來就是日常生活的準則，若把它講得高遠難行，就不是「道」了。吊詭的是，居然是焚書(shu) 坑儒、崇尚法家的秦始皇，教會(hui) 我怎樣去讀儒家的經典《論語》！

於(yu) 是，我開始有意識地找孔子對話，主動問他問題，然後把我體(ti) 會(hui) 到的《論語》寫(xie) 下來。其結果，就是〈《論語》我讀〉。

說明：

一、每一時代的每一個(ge) 人都需要自己去找孔子對話，拿自己關(guan) 切的問題去請教孔子，看看孔子說了什麽(me) 。前人的注解，是前人與(yu) 孔子對話的結果，不論其多麽(me) 詳盡，也隻能做參考，不能取代自己的體(ti) 會(hui) 。同理，〈《論語》我讀〉僅(jin) 是我個(ge) 人與(yu) 孔子對話的結果，讀者也隻能拿來參考，不能取代自己的體(ti) 悟。總之，每個(ge) 人都可以、也應該寫(xie) 出自己的〈《論語》我讀〉。

二、古書(shu) 文字不盡好懂，因此還須參考好的注本。我推薦朱熹集注、蔣伯潛廣解的《新刊廣解四書(shu) 讀本》（商周出版）。此書(shu) 的最大好處就是沒有全文白話語譯，讀者必需自行體(ti) 會(hui) 古文原文。

三、〈《論語》我讀〉隻納入了迄今為(wei) 止孔子與(yu) 我的問答所涉及的篇章，並非將整部《論語》從(cong) 頭到尾說明一遍。而且，對同樣的篇章，我往往隔一段時日又會(hui) 有更深一層的體(ti) 會(hui) 。因此，這絕對不是一部「已完成」的作品──而且，也許我終生都無法完成它。此外，即使我沒有誤讀孔子（誤讀的可能性是永遠存在的），我的問題和我所得到的回答也可能與(yu) 曆代注家（以及各位讀者）不盡相同。歡迎批評指教，但請勿求全責備。

《論語》我讀——子曰：「君子喻於(yu) 義(yi) ，小人喻於(yu) 利。」

一、「君子」、「小人」之分，是儒家對人所做的最根本分類，而「義(yi) 利之辨」就是分類標準。「義(yi) 」是道德，關(guan) 注的是「人與(yu) 人之間（擴及人群與(yu) 人群之間）的合理關(guan) 係」，故《中庸》以君臣、父子、夫婦、昆弟、朋友等五種人際關(guan) 係為(wei) 「五達道」（參見《論語》〈子罕篇．三達德〉章）；「利」是私利，關(guan) 注的是「自己」。儒家先選擇要作個(ge) 君子，決(jue) 定從(cong) 義(yi) 而不從(cong) 利，然後透過內(nei) 省，在每一具體(ti) 的人際情境中，依據「己所不欲，勿施於(yu) 人」和「君子愛人以德」來判斷何為(wei) 義(yi) 所當為(wei) 。如果義(yi) 、利發生衝(chong) 突，君子必選擇從(cong) 義(yi) 。反之，不去辨別義(yi) 、利，或從(cong) 利不從(cong) 義(yi) 者，就是小人。此一「義(yi) 利之辨」，是中國哲學與(yu) 西方哲學最根本的差異所在。

二、西方人認為(wei) 「道德」的性質不外以下二者（或者二者間不同比例的混合）：

（一）道德是一種外在的客觀知識。

這種主張始於(yu) 柏拉圖，認為(wei) 「道德」（「善」）是外在的客觀存在。這類理論發展為(wei) 各種哲學體(ti) 係，由於(yu) 所論被認為(wei) 是「客觀」的知識，所以在理論上其目標是「普世」的（尤其是認為(wei) 道德就是「神的命令」的各種神學），但弊病則是易流於(yu) 專(zhuan) 斷，成為(wei) 部分人壓迫其他人的理論工具。換言之，這種道德實際上往往仍是部分人用來界定、實現自己利益的工具。

此外，這種主張難以解決(jue) 「知」與(yu) 「行」的差距問題，無法回答：為(wei) 何知道「道德」（或「善」）就能導致實踐它的動機？因為(wei) 如果道德隻是外在客觀的知識，完全有可能出現一位為(wei) 了滿足其好奇心而研究「道德」的學者，對「道德」所知極多但人品極壞。事實上，我們(men) 可以討論「道德」，並獲得關(guan) 於(yu) 「道德」的某些知識（如我們(men) 現在在此所做的），但是道德在定義(yi) 上（by definition）就與(yu) 人的起心動念相關(guan) ，因此不可能是外在於(yu) 人的客觀知識。

（二）道德是發自內(nei) 在的心理需求。

這類道德理論又分兩(liang) 類，其一認為(wei) 道德是基於(yu) 人對他人的感情（同情或愛）；其二認為(wei) 道德是基於(yu) 人的「自利」（self-interest）動機。美國獨立宣言就幹脆將「追求幸福（happiness）」視為(wei) 天賦人權之一。

但不論是基於(yu) 感情或自利，這二者仍是出自一己的心理需求，因此其目標很難是普世性的，在實踐上充其量也隻是屬於(yu) 某一「我群」（we-group）的道德，對「非我族類」仍是不適用的。這在西方的民族主義(yi) 中表現得特別明顯，以致於(yu) 西方的民族國家通常「國強必霸」，一有機會(hui) 就會(hui) 發展成帝國主義(yi) 。

西方哲學家中最接近儒家的是康德。他不但不把「道德」視為(wei) 外在的知識，同時也不把幸福當作應當追求的道德目標。他認為(wei) 一個(ge) 有德之人會(hui) 因其「道德的自我意識」（moral self-consciousness）而不得不（compelled）盡到自己的道德義(yi) 務。但是他似乎把這種與(yu) 幸福無必然關(guan) 係的道德的「無上命令」（categorical imperative），視為(wei) 另一種因內(nei) 省（包括邏輯思辯）而得到的「知識」。於(yu) 是又把「道德」外在化了。

把道德視為(wei) 外在的「知識」，是邏輯上自相矛盾之事，在此不再討論。把道德視為(wei) 心理需求，則是將道德視為(wei) 某種「利」，以為(wei) 道德可用「利益」來界定。

三、中國的君子知道「道德」（義(yi) ）與(yu) 「私利」（利）是兩(liang) 種根本不同的價(jia) 值判斷基礎，不能互相轉換，我們(men) 隻能從(cong) 「義(yi) 」中反思出道德；西方人則始終誤以為(wei) 可從(cong) 「利」中提煉出道德。

西方人基於(yu) 自身群體(ti) 生活經驗，了解「一群完全自私的人不能群居共處」，「社會(hui) 」的存在必須以克製私心的「道德」為(wei) 前提。但是，他們(men) 不知「道德」與(yu) 「私利」性質互斥，於(yu) 是不做根本性的義(yi) 利之辨，總是試圖在「私利」之上建立「道德」。結果，他們(men) 犯了兩(liang) 類錯誤：

（一）以為(wei) 「愛」可做道德的基礎：

西方人特別推崇人類天性中的「愛」（尤其是男女間的「愛情」、親(qin) 子間的「母愛」），以為(wei) 這就是「無私」，就可作為(wei) 「道德」的基礎。其實，「愛情」或「母愛」不過是「放大了的我」或「放大了的『一己之私』」，愛的對象還是「我的情人」或「我的子嗣」，不是真正的「別人」。

西方人不知真正的「道德」必須從(cong) 出發點便放下「一己之私」，因此惑於(yu) 「為(wei) 『愛』而犧牲」的行為(wei) ，以為(wei) 這種足以使人犧牲自己的「私愛」（愛情、母愛）就很偉(wei) 大，堪為(wei) 發展「道德」的出發點，於(yu) 是西方人便致力於(yu) 擴大（即前述「提煉」，或稱「升華」）「私愛」，進而去愛「我的家族」、「我的鄉(xiang) 裏」、「我的民族」、「我的國家」；如果附加上某些條件（例如：信「我的上帝」、順服「我的國家」），他們(men) 還自以為(wei) 能夠做到「愛全人類」。

他們(men) 以為(wei) ：某人「愛」的對象範圍越大，道德性就越高。事實上，由於(yu) 其「所愛」的範圍（圓周）再大也還是以「我」為(wei) 圓心，所以仍然是「私愛」（愛一己之私），因此，他們(men) 不可能真正愛「別人/異教徒/異族/異文化」。

例如，他們(men) 會(hui) 說「在（我所信仰的）上帝眼中，人人平等」，但不信上帝者（或信其他品牌的上帝者）即無資格享受這種平等，於(yu) 是也就得不到信上帝者的「愛」；他們(men) 還將自己的價(jia) 值觀（包括宗教信仰）視做普世價(jia) 值，把非西方民族視為(wei) 「白種人的負擔」，扮演「十字軍(jun) 」，用船堅砲利強迫其他民族「認識真理」、「信仰唯一的真神」，使許多非西方民族、非西方文化若不被其奴化或同化，即亡國滅種。

說到底，作為(wei) 西方文化中「道德」之基礎的「愛」不論對象範圍多大，始終是「私愛」，是以「利」或「一己之私」為(wei) 核心、出發點，因此隻是「放大了的自私自利」，不是真正的道德。西方之所以有這個(ge) 倫(lun) 理學上的盲點，就是源自於(yu) 他們(men) 不知義(yi) 利之辨。

（二）以為(wei) 各個(ge) 人的「快樂(le) /幸福」相加，就是「善」：

英國哲學家邊沁（Bentham）放棄了傳(chuan) 統西方倫(lun) 理學的道德觀，直接把個(ge) 人的「快樂(le) /幸福」之感覺視為(wei) 「善」，並把「最大多數人的最大幸福」視為(wei) 最高的善，據此提出功效主義(yi) （utilitarianism）。這是西方人不知「義(yi) 利之辨」而在哲學上最赤裸裸的產(chan) 物。

然而，由於(yu) 每個(ge) 人的「快樂(le) /幸福」感千差萬(wan) 別，難以加總，甚至在某些方麵可能相互衝(chong) 突，因此「最大多數人的最大幸福」流於(yu) 空話一句，最終導致功效主義(yi) 的沒落。功效主義(yi) 者試圖加總各個(ge) 人的快樂(le) 感而從(cong) 「私利」推導出「道德」，最後仍然失敗。

四、反之，整個(ge) 中國儒家「道德」的基礎則是「義(yi) 利之辨」。儒家先有意識地否定「『私利』可經過擴大、提煉、升華、發展成為(wei) 『道德』」，不認為(wei) 「『利』可通於(yu) 『義(yi) 』」，於(yu) 是便把「喻於(yu) 義(yi) 」和「喻於(yu) 利」視作兩(liang) 種迥然相異的價(jia) 值思考方向，先把「別人」看做與(yu) 「自己」在道德價(jia) 值上平等（但未必在社會(hui) 地位上平等）；不從(cong) 自己，而是從(cong) 「平等的人」的人際關(guan) 係裏反思倫(lun) 理道德。換言之，西方人是在源自一己之私的「愛」（或是各個(ge) 人一己快樂(le) 之總和）裏尋找道德，中國人則直接在人與(yu) 人之間的「關(guan) 係」裏反思道德。

因此，孔子雖然也講「愛人」，但這是「汎愛眾(zhong) 」（不是「愛自己的某某」）之「愛」，是直接把別人當做「與(yu) 自己平等的人」來對待，是「『人』愛『人』」、「『人人』愛『人人』」，而不是西方人那樣「『我』愛『我的某某』」。所以，中國道德的核心價(jia) 值觀念「仁」字從(cong) 「二」從(cong) 「人」，就是直指人與(yu) 人（二人）間的關(guan) 係（精確言之，是君子與(yu) 君子之間的關(guan) 係）；而「推己及人」、「己所不欲，勿施於(yu) 人」也成了中國道德的金科玉律。

五、中國人思考道德問題既然不是從(cong) 「我」出發，而是從(cong) 「人人」（人與(yu) 人之間的關(guan) 係）出發，因此必然主張人人平等，不卑不亢。隻是在實踐上，由於(yu) 人對他人的理解力（同理心）、感受力（同情心）有限，故遠近親(qin) 疏之別在所難免。因為(wei) 「遠近親(qin) 疏」無所不在，故費孝通說的「差序格局」也無所不在，但是最終道德目標永遠是「四海之內(nei) 皆兄弟也」（子夏曰：「四海之內(nei) 皆兄弟也。君子何患乎無兄弟也？」）。孟子一言以蔽之：「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幼吾幼以及人之幼」（《孟子》〈梁惠王上〉），就是從(cong) 「老吾老」、「幼吾幼」的差序格局出發，走向「及人之老」、「及人之幼」。此即孟子曰：「親(qin) 親(qin) 而仁民，仁民而愛物」（〈盡心〉），或張載〈西銘〉所言「民吾同胞，物吾與(yu) 也」。

故中國人講的道德專(zhuan) 注於(yu) 「人人」（「仁」之本義(yi) ），是真正「把人人都當人」的道德，緊扣住人與(yu) 人間的「關(guan) 係」；但西方人講的道德觀念則始終以「我」為(wei) 核心，隻是講求「如何把『一己之私』擴大」，甚至並吞其他人的「一己之私」。所以，西方人的道德基於(yu) 個(ge) 人主義(yi) （individualism），始於(yu) 個(ge) 人的權利（rights）；中國人的道德基於(yu) 人人主義(yi) ，始於(yu) 每個(ge) 君子對「人人」的責任（「以天下為(wei) 己任」）。

所以，西方人的最高道德是基於(yu) 「我群」意識的民族主義(yi) （包括征服全世界的「使命感」），中國人的最高道德是基於(yu) 人人主義(yi) 的天下主義(yi) （天下一家，協和萬(wan) 邦）。其結果，中國（包括國家與(yu) 個(ge) 人）再強大，也不會(hui) 認為(wei) 強淩弱、眾(zhong) 暴寡是應該的；而西方國家一旦強大，就會(hui) 以對外擴張作為(wei) 其「道德使命」。

六、在社會(hui) 內(nei) 部，西方人以為(wei) 人人尊重別人的權利就是道德，但中國人認為(wei) 「己所不欲，勿施於(yu) 人」才是道德。所以法國巴黎《查理周刊》以漫畫諷刺伊斯蘭(lan) 教，自認為(wei) 是其言論自由，但是卻違反了「己所不欲，勿施於(yu) 人」，結果遭到恐怖攻擊報複，導致十二人死亡，十一人受傷(shang) 。如果一個(ge) 社會(hui) 的秩序奠基於(yu) 「權利」，除非維持某種程度的封閉性，否則這種群際衝(chong) 突勢必發生。但如果一個(ge) 社會(hui) 的秩序是以「己所不欲，勿施於(yu) 人」為(wei) 基礎，就可以既開放而又和諧。

七、儒家知道「義(yi) 」、「利」之不同，決(jue) 定對其加以辨別，然後選擇「義(yi) 」。他們(men) 自然會(hui) 看到某些人（可能是大多數人）或者不知「義(yi) 」、「利」有別，或者知道卻決(jue) 定不加辨別，於(yu) 是儒家提出「君子」、「小人」之分。這是儒家對人性最深刻、偉(wei) 大的洞見之一：君子懂得「義(yi) 」，於(yu) 是隻問是非；小人隻懂「利」，因此隻問得失。此與(yu) 「君子懷德，小人懷土；君子懷刑，小人懷惠」同義(yi) 。

但一個(ge) 人會(hui) 成為(wei) 君子還是小人，雖與(yu) 家庭背景、成長環境、所受教育有關(guan) ，說到底還是取決(jue) 於(yu) 個(ge) 人內(nei) 心道德性的選擇：若某人選擇認可「道德」的重要（也就是做出義(yi) 利之辨），他就已決(jue) 定要做個(ge) 君子，然後他才會(hui) 懂得道德與(yu) 是非；若某人選擇不認可「道德」的重要（不做義(yi) 利之辨），那他就始終是小人，人品不具道德性，隻懂得利害得失。換言之，一個(ge) 人先決(jue) 定作君子（即決(jue) 定分辨義(yi) 利），然後才會(hui) 聽懂「義(yi) 」（「喻於(yu) 義(yi) 」）；反之，一個(ge) 人先決(jue) 定作小人（即決(jue) 定不分辨義(yi) 利），那就無法聽懂「義(yi) 」，隻會(hui) 逐「利」（「喻於(yu) 利」）。

八、「道德」必基於(yu) 自由意誌，隻能由個(ge) 人內(nei) 心自做選擇，無法由外在施壓、迫使他人產(chan) 生道德心。盧梭認為(wei) 強製人民服從(cong) 「公通意誌」（general will）是「強迫使其自由」（forced to be free），而黑格爾認為(wei) 「絕對服從(cong) 國家」才是「真自由」，二人都認為(wei) 可經由強製而提高人民的道德性，都是完全曲解了「道德」的本質。因此孔子曰：「人能弘道，非道弘人」，麵對自甘為(wei) 小人者，不論如何講解「道」、灌輸「道」，也改變不了他的格局，無法把他從(cong) 小人變成君子（「弘人」）。

責任編輯：姚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