讀經劄記：《春秋》中的“夷夏之辨”

作者：朱偲

來源：微信公眾(zhong) 號“經綸”

時間：孔子二五六七年歲次丙申正月廿五日甲申

           耶穌2016年3月3日

“天下治亂(luan) 係學風”。學風正，君子興(xing) ，則天下安；學風不正，妖孽橫行，則天下危。明清之際大儒顧炎武在總結明亡清興(xing) 曆史經驗時認為(wei) ，明末之所以“亡國亡天下”，皇帝落得個(ge) 自縊景山結局，士人“以明心見性之空言，代修己治人之實學”是重要原因。他進一步從(cong) 三個(ge) 方麵對明末空疏學風進行了具體(ti) 的批判：“不習(xi) 六藝之文，不考百王之典，不綜當代之務，舉(ju) 夫子論學論政之大端一切不問，而曰一貫，曰無言。”空疏的學風不僅(jin) 於(yu) 國於(yu) 民無益，而且對自己也不利。

經典的研讀對學風的養(yang) 成至關(guan) 重要。如何閱讀經典？前麵顧炎武先生已經講得很明白了，那就是“習(xi) 六藝之文”、“考百王之典”、“綜當代之務”。換句話說，在閱讀元典（從(cong) 與(yu) 時俱進的眼光來看，經典既包括六經，也包括古今中西的其他經典）的同時，對古今中西曆史變遷之大勢及治理製度和經驗進行總結，再結合時代問題進行思考闡發，這也是我們(men) 重新閱讀王夫之的初衷。其中，本欄目定期選讀《詩》、《書(shu) 》、《禮》、《易》、《春秋》等經書(shu) ，試圖以“經世”的視野來讀史閱世。

《春秋·成公十五年》：冬，十有一月，叔孫僑(qiao) 如會(hui) 晉士燮、齊高無咎、宋華元、衛孫林父、鄭公子鰍、邾婁人會(hui) 吳於(yu) 鍾離。

《公羊傳(chuan) 》：曷為(wei) 殊會(hui) 吳？外吳也。曷為(wei) 外也？《春秋》內(nei) 其國而外諸夏，內(nei) 諸夏而外夷狄。王者欲一乎天下，曷為(wei) 以外內(nei) 之辭言之？言自近者始也。

朱偲點讀：“述而不作”是孔子對於(yu) 古代經典的一般態度。有常必有變，孔子也有“述而作”的情況，比如，對於(yu) 《春秋》孔子就親(qin) 自操刀，毫不避諱的進行筆削和創作，其間即使像子遊、子夏這種孔門文學佼佼者也提不出一點意見，這就是所謂的“孔子作《春秋》”。作為(wei) 孔子親(qin) 自著作的一部經書(shu) 。《春秋》對遣詞造句非常講究，從(cong) 魯隱公元年到魯哀公十四年這242年的曆史記述背後，隱含著孔子的經世理想和“微言大義(yi) ”。故而被後世視為(wei) 治國理政的重要依據。

夷夏之辨是《春秋》是重要思想之一。東(dong) 漢公羊學大師何休在解釋《春秋》主旨時提到“三科九旨”的說法。所謂“三科九旨”就是三段中寓意九種意思。其中“內(nei) 其國而外諸夏，內(nei) 諸夏而外夷狄”就是其中的“一科三旨”。

所謂“內(nei) 其國而外諸夏，內(nei) 諸夏而外夷狄”的願意是：由於(yu) 篇幅限製，《春秋》在記述史事的時候遵循“內(nei) 外有別”的原則，對於(yu) 本國（即魯國）的記載要比其他華夏國家詳細，對於(yu) 華夏國家的記述要比非華夏國家的詳致。另外，在曆史記述手法上也強調內(nei) 外有別。就以上麵諸侯會(hui) 盟為(wei) 例，如果同為(wei) 華夏國家，這次會(hui) 盟就應該這麽(me) 書(shu) 寫(xie) ：“冬，十有一月，叔孫僑(qiao) 如會(hui) 晉士燮、齊高無咎、宋華元、衛孫林父、鄭公子鰍、邾婁人於(yu) 鍾離。”由於(yu) 當時吳國“斷發紋身，祼以為(wei) 飾”，與(yu) 以“禮儀(yi) ”為(wei) 本華夏世界風俗迥異，所以《春秋》對此采用了一種不同的記載。

再如，“王”是華夏共主周天子的稱呼，春秋霸主齊國、晉國君主也不過為(wei) 侯爵，楚國和吳國君主本為(wei) 子爵卻僭稱王，這是不合乎禮儀(yi) 的，對此《春秋》一概不予承認，敘事中提到他們(men) 堅持稱為(wei) “楚子”、“吳子”。其爵位低於(yu) 齊、晉、宋、魯、衛、鄭、陳、蔡等中原大多數國家，隻相當於(yu) 杞國等式微的諸侯國和洙國、滕國等附庸國。此外，在書(shu) 法上，對吳楚之君書(shu) 卒不書(shu) 葬，以回避其僭稱王的事實。

或許有人會(hui) 質疑：“內(nei) 其國而外諸夏，內(nei) 諸夏而外夷狄”是否有些狹隘，並與(yu) 儒家“大同主義(yi) ”的理想是相矛盾？《公羊傳(chuan) 》作者也意識到了這個(ge) 問題，同時也給出了一個(ge) 回答：“王者欲一乎天下，曷為(wei) 以外內(nei) 之辭言之？言自近者始也。”意思是，聖王要做到天下大同，顯然《公羊傳(chuan) 》主張“懷近柔遠”，並不讚同因“天下大同”的理想而忽視從(cong) 近處著手。善待國人，優(you) 遇百姓，是“勤遠略”的基礎。

有些人或許會(hui) 質疑：《春秋》主張“華夏本位主義(yi) ”，是否有“狹隘民族主義(yi) ”之嫌疑。其實，華夷之辨不是一種狹隘的種族主義(yi) ，是一種文化和文明的尺度。春秋時期的吳楚等國從(cong) 本源上跟中原諸國是一致，楚國先人是祝融，在商周鼎革之際非華夏諸國如果有“重禮義(yi) ”、“憂中國”的行為(wei) ，《春秋》會(hui) 大書(shu) 特書(shu) ，予以肯定，《春秋·定公四年》“葬侯以吳子及楚人戰於(yu) 伯莒，楚師敗績”就是明顯的例子；同樣，如果華夏諸國有“夷狄之行”，《春秋》更加對之深惡痛絕，這就是“中國亦新夷狄也”說法的由來（在《春秋·昭公二十三年》“吳敗頓、胡、沈、蔡、陳、許之師於(yu) 雞父。”）。此外，需要指出的是，“華夷之辨”不是一成不變的，“中國”也是一種進行時，春秋時期被視為(wei) “夷狄”的吳、楚已成為(wei) 現代中國不可或缺的一部分，同時也有一些華夏世界的組成部分因為(wei) 西方民族主義(yi) 的異化等原因成為(wei) 異域。

“誰是我們(men) 的敵人？誰是我們(men) 的朋友？這個(ge) 問題是革命的首要問題。”毛澤東(dong) 在《中國社會(hui) 各階級的分析》中如是說，他還根據此前革命鬥爭(zheng) 的經驗指出：“中國過去一切革命鬥爭(zheng) 成效甚少，其基本原因就是因為(wei) 不能團結真正的朋友，以攻擊真正的敵人。革命黨(dang) 是群眾(zhong) 的向導，在革命中未有革命黨(dang) 領錯了路而革命不失敗的。”在某種程度上，“夷夏之辨”也是一種劃分敵友的方法，隻不過在中國古代那種環境之下更加注重的是文化而非簡單地政治和軍(jun) 事的角力。

“以我為(wei) 主”、“撫近來遠”或許是這《春秋》給予我們(men) 的有益啟示。

 責任編輯：姚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