顧炎武的春秋學

作者：鄭任釗

來源：《光明日報》（ 2015年12月14日 16版）

時間：孔子二五六六年歲次乙未十一月初四日甲子

             耶穌2015年12月14日

顧炎武自稱“五十以後，篤誌經史”（《亭林文集·與(yu) 人書(shu) 二十五》）。顧炎武五十歲那年，也就是1662年，發生了很多事。南明永曆皇帝遇害，鄭成功病逝，李定國病逝，魯王朱以海病逝，明朝複興(xing) 幾無可望。於(yu) 是，顧炎武全身心投入到經史研究當中，以求發明大義(yi) ，明道救世。他一再強調所著《日知錄》是為(wei) 後之興(xing) 王所準備的：“若其所欲明學術正人心，撥亂(luan) 世，以興(xing) 太平之事，則有不盡於(yu) 是刻者。須絕筆之後，藏之名山，以待撫世宰物者之求。”（《日知錄》自序）這與(yu) 孔子於(yu) 獲麟之後，自歎“吾道窮矣”，然後“製《春秋》之義(yi) ，以俟後聖”（《春秋公羊傳(chuan) ·哀公十四年》）何等相似！顧炎武此時可謂與(yu) 孔子心有戚戚焉，孔子當年作《春秋》之事成了他效仿的對象。

由此在群經之中，顧炎武對《春秋》尤加垂意。他曾說“夫子之文章莫大乎《春秋》”（《日知錄》卷七）。顧炎武對《春秋》的重視，也正與(yu) 其治學宗旨及其對《春秋》的認識緊密有關(guan) 。顧炎武反對“明心見性之空言”，主張“讀九經自考文始，考文自知音始”（《亭林文集·答李子德書(shu) 》），提出了由音韻文字而通經的治學路徑，開乾嘉學術之先聲。但顧炎武的學術旨趣實與(yu) 乾嘉之學有著很大的不同。他強調“君子之為(wei) 學，以明道也，以救世也”（《與(yu) 人書(shu) 二十五》），主張“明六經之旨，通當世之務”（《亭林文集·生員論中》），也就是說，通經致用、經世濟民才是顧炎武治學的終極目標。顧炎武有一句著名的論斷：“古之所謂理學，經學也。”（《亭林文集·與(yu) 施愚山書(shu) 》）此說固是對宋明理學的一種批判，但同時也表達了視經學為(wei) 義(yi) 理之學的觀點。

《春秋》在顧炎武看來恰恰是一部“天下後世用以治人之書(shu) ”，是一部孔子寄寓大義(yi) 規範後世的經書(shu) 。他說：“孔子之刪述六經，即伊尹、太公救民於(yu) 水火之心，而今之注蟲魚、命草木者，皆不足以語此也。……夫《春秋》之作，言焉而已，而謂之行事者，天下後世用以治人之書(shu) ，將欲謂之空言而不可也。愚不揣，有見於(yu) 此，故凡文之不關(guan) 於(yu) 六經之旨、當世之務者，一切不為(wei) 。”（《亭林文集·與(yu) 人書(shu) 三》）這裏，顧炎武明確表達了不屑隻為(wei) 考據、訓詁之學的學術旨趣，更表明了他對《春秋》一經的認識。

但顧炎武又強調“聖人之經平易正大”，“其文則史也，史之所無，夫子不得而益也”（《日知錄》卷四），認為(wei) 《春秋》並無前儒所說的那麽(me) 多繁雜的義(yi) 例，孔子隻是在魯史的基礎上進行刪削，很多時候是直書(shu) 而義(yi) 自見。

顧炎武對中唐以降的舍傳(chuan) 求經乃至宋、明的各自為(wei) 傳(chuan) 、改經疑經之風甚為(wei) 不滿，他批評說：“近代之人，其於(yu) 讀經鹵莽滅裂，不及昔人遠甚。又無先儒為(wei) 之據依，而師心妄作，刊傳(chuan) 記未已也，進而議聖經矣。更章句未已也，進而改文字矣。此陸遊所致慨於(yu) 宋人，而今且彌甚！”（《日知錄》卷二）他提出應當“備三傳(chuan) 、啖、趙諸家之說以存《春秋》”（《日知錄》卷一），主張會(hui) 通三傳(chuan) ，不主一家，既批判三傳(chuan) 各守藩籬，又抨擊宋人棄傳(chuan) 注而憑己意。從(cong) 《日知錄》中顧炎武對三傳(chuan) 及後世諸家之說的折中去取，就可以很鮮明地看出他這種不主一家的態度。

顧炎武春秋學的治學方法，即如顧炎武在《左傳(chuan) 杜解補正》序所說的：“若經文大義(yi) ，《左氏》不能盡得而《公》《穀》得之，《公》《穀》不能盡得而啖、趙及宋儒得之者，則別記之於(yu) 書(shu) 。”其著作《日知錄》之《春秋》卷亦是“有一、二百條”從(cong) 《左氏》，另有部分從(cong) 《穀梁》和《公羊》，再有部分則“自為(wei) 之說”。也就是以《左傳(chuan) 》為(wei) 立論基礎，再補以《公羊傳(chuan) 》《穀梁傳(chuan) 》乃至後世諸家之說，最後再申己說。值得注意的是，所謂的“自為(wei) 之說”，顧炎武強調“非敢創前人所未有”（《亭林文集·答俞右吉書(shu) 》），並非全憑己意，也有來自古人的依據，明確將自己的這種方法與(yu) 宋、明儒者的那種治學之風做了區別。

顧炎武又說：“《左氏》之解經，於(yu) 所不合者亦多曲為(wei) 之說。”（《日知錄》卷四）顯然其對《左傳(chuan) 》的解經也非常不滿。而反觀其說《公羊傳(chuan) 》和《穀梁傳(chuan) 》雖然“穿鑿以誤後人者亦不少”，但“宏綱大指得聖人之深意者凡數十條”，評價(jia) 亦可謂不低。因為(wei) 《左傳(chuan) 》詳於(yu) 記事，而顧炎武又欲從(cong) “行事”而窺得《春秋》大義(yi) ，所以必然以《左傳(chuan) 》為(wei) 立論基礎。而《左傳(chuan) 》對《春秋》的詮釋是一種史學的路徑，與(yu) 顧炎武視《春秋》為(wei) 經學、為(wei) 義(yi) 理之學相背，所以又必須以講究《春秋》大義(yi) 的《公羊傳(chuan) 》和《穀梁傳(chuan) 》以濟其窮。他的春秋學是要在通訓詁、明史法的基礎上，講清大義(yi) 。因此，他既宣稱“六經之所傳(chuan) ，訓詁為(wei) 之祖”，同時也感慨“微言既以絕”，推崇漢代首倡《春秋》大義(yi) 的公羊大師董仲舒“不有董夫子，大道何由明”（《亭林詩集·述古》）。從(cong) 這樣一個(ge) 角度，我們(men) 就可以很好理解顧炎武對三傳(chuan) 的態度及其春秋學的治學方法了。

那麽(me) ，顧炎武的《春秋》大義(yi) 的主要內(nei) 容是什麽(me) 呢？他自己曾明確說：“《春秋》之義(yi) ，尊天王攘夷狄，誅亂(luan) 臣賊子，皆性也，皆天道也。”（《日知錄》卷七）也就是說，尊王攘夷、誅亂(luan) 臣賊子，就是《春秋》大義(yi) 中顧炎武最為(wei) 重視的內(nei) 容。

尊王之義(yi) 曆來為(wei) 說《春秋》者所主，顧炎武更是左批公羊家的“王不書(shu) ‘天’”的貶王說，認為(wei) “孰有貶及於(yu) 天王”；右批《左傳(chuan) 》“王貳於(yu) 虢”“王叛王孫蘇”之說有辱天王之尊，“不知《春秋》之義(yi) 甚矣”（《日知錄》卷四）。而實際上尊王在顧炎武那裏還有更深層的含義(yi) 。他說：“《尚書(shu) 》之文但稱王，《春秋》則曰天王，以當時楚、吳、徐、越皆僭稱王，故加天以別之也。趙子曰‘稱天王以表無二尊也’。”（《日知錄》卷四）顯然顧炎武的尊王更強調王的正統。

在親(qin) 自參與(yu) 抗清鬥爭(zheng) 失敗後，顧炎武長期以明遺民自處。因此他借說尊王否認清朝的正統性，其說攘夷也是如此。對於(yu) 《春秋》的夷夏之義(yi) ，顧炎武有很多闡述，如說：“《春秋》之於(yu) 夷狄，斤斤焉不欲以其名與(yu) 之也。……聖人之意，使之不得遽同於(yu) 中夏也。”然後他又聯係後世之事，說“五胡十六國之輩夷之而已，至魏齊周則不得不成之為(wei) 國而列之於(yu) 史，金元亦然”（《日知錄》卷四）。所謂“金元亦然”，其潛台詞“清亦然”已經呼之欲出。由此顧炎武春秋學高舉(ju) 尊王攘夷的現實意義(yi) 也就可知了。

顧炎武更說：“君臣之分所關(guan) 者在一身，夷夏之防所係者在天下。故夫子……以天下為(wei) 心也。夫以君臣之分猶不敵夷夏之防，而《春秋》之誌可知矣。”（《日知錄》卷七）如此一來，在顧炎武那裏攘夷則要更重於(yu) 尊王了。

顧炎武作有“縞素稱先帝，《春秋》大複仇”（《亭林詩集·感事》）的詩句。在《日知錄》卷四中，他譏刺魯莊公“忘父而與(yu) 仇通”，駁斥《左傳(chuan) 》在解釋“趙盾弑其君”時的“越境乃免”說，提出“君臣之義(yi) 無逃於(yu) 天地之間”，強調為(wei) 君父複仇是臣子不可推卸的責任。在《日知錄》卷十三，顧炎武特列“降臣”一條，大力褒揚忠君而死的王蠋、弘演和孤忠複國的田單為(wei) “人臣之鵠”，貶斥降臣“行若狗彘而不之愧”“不齒於(yu) 人類”。“國無守臣，人無植節，反顏事仇”，恰恰就是明亡之時的真實寫(xie) 照。

顧炎武還對清朝借為(wei) 明討賊複仇的名義(yi) 行取代明朝之實進行了揭露。如其論說夏徵舒弑陳靈公，孔寧、儀(yi) 行父引楚師討夏徵舒一事，以孔寧、儀(yi) 行父是“《春秋》之罪人”，因為(wei) 楚莊王誅殺夏徵舒後差點就把陳國變成楚國的一個(ge) 縣。他批評杜預“托楚以報君之仇”之說“使後世詐諼不忠之臣得援以自解”，這難道不是指的引清兵入關(guan) 的吳三桂？又說“其亦愈於(yu) 今之已為(wei) 他人郡縣而猶言報仇者與(yu) ”，這劍指何方豈不是也非常清楚？

可見，顧炎武的《春秋》之學絕非埋頭訓詁，也絕非空講義(yi) 理，他對《春秋》大義(yi) 的抉擇是與(yu) 現實緊密相連的。

 責任編輯：梁金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