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4年5月29日    晶報記者 陳冰、陳寅

 

今年五月，高等教育出版社出版了12冊《中華文化經典基礎教育誦本》。這是中國自1912年學校教育廢除“小學讀經科”後第一次係統地、全麵地精選和出版的少兒讀經教材，完整地體現了中國文化中的“常理”、“常道”。  

 

《誦本》的封麵上寫著“蔣慶選編”。  

 

 

從《誦本》後記中，記者知道了蔣慶是深圳學者。經幾番周折，記者總算捕捉到前去采訪的確切路向。當記者乘飛機、走高速、跋涉在鄉村公路、顛簸於山間羊腸小道，最後敲開深藏於貴州高原山林中的陽明精舍時，展現在眼前的是當代儒學大家蔣慶先生奇特的思想曆程和精神世界。  

 

在貴州修文縣的萬山叢中，深藏著一個極具傳統風格的庭院，三麵環山，臨潭而立，不知情的人一定會將其視為保存完好的古代書院。  

 

在距離這裏不遠的另一個山崗上，曆史上的確曾有一個書院。1508年，中國最後的大儒王陽明遭太監劉瑾陷害，從京城兵部主事貶到蠻荒的貴州龍場當驛臣，在驛站旁的一個天然溶洞裏居住。榮辱皆忘的他日夜沉思冥想，終於在一天夜裏突然徹悟“格物致知”，從而創立“知行合一”的新學說。王陽明後來遷往附近的一個更寬敞的溶洞講學論道，“陽明洞”（雅稱“龍崗書院”）自此名揚天下。  

 

但眼前的陽明精舍卻是由深圳行政學院退休教師蔣慶自籌資金所建。1994年，參加籌辦貴州省陽明心學國際會議的他到“陽明洞”小住。時值十五，月朗風清，他披衣獨步，不忍主導中國文化數千年的儒學落得“苔深文柏老，祠靜野階涼”的淒涼境地，立誌恢複儒學的尊嚴,向世界宣示儒家不是西方漢學家所說的“遊魂”。幾年後，他在陽明悟道的龍場鎮購荒地數畝，經過艱辛努力，種下一片果樹，在果園之中修建數間小屋，取名陽明精舍（書院的一種，規模略小於書院）。  

 

記者乘飛機、走高速、跋涉在鄉村公路、顛簸於山間羊腸小道，最後敲開了陽明精舍的山門。住在連手機信號都收不到的安靜書院，聽蔣先生談論如何改變“西方文化是語法，中國文化成詞匯”的尷尬境況，是一種特別的享受。但作為新聞人，我們一直為下一個獨家報道的導語從何起筆而著急。直到最後一天，他實在拗不過我們的誠意，不得不“破戒”，講出了他的人生經曆。“這是我第一次接受媒體采訪，講述學術以外的事，”他說。  

 

蔣慶是在深圳歸宗於儒學的。而他通往儒學的道路，卻又是曲折的。  

 

 

1970年，17歲的蔣慶初中畢業後等待分配。從走向社會的那一刻起，他的人生就充滿了偶然。  

 

文革的開始也是蔣慶讀初中的開始。那時的學生不讀書，除了沿“五·七幹校”的道路到田間做一些毫無成效的農活外，大部分時間是在貴陽的山林中玩耍。本該在1969年初中畢業，但他那一屆學生不知為何推後了一年。  

 

上山下鄉是那時的時尚，但對貴陽69屆初中畢業生來說，卻是例外。由於中蘇邊界交惡，大部分國防工廠遷移到貴州山區，“隻麵向工廠”當工人成了那屆畢業生的惟一選擇。  

 

到貴陽市一家鑄造廠上班的蔣慶，有幸結識了一位朋友的父親盛先生。盛先生年輕時致力考科舉，國學根底極好，能背誦《十三經注疏》，書法也很好。後留學日本不成，就到上海讀音樂學院。1949年以後，學養豐富的盛先生隻能在圖書館幹點抄書的活兒。  

 

蔣慶見到年近80歲的盛先生後，很快成了忘年交。他聽老人講過去的事，經常從下午一直能聽到夜裏。盛先生見這後生悟性很好，便教蔣慶讀古代文學作品，念唐詩宋詞、學寫古體詩。蔣慶真是很幸運的。不知不覺地，就得到了國學啟蒙教育。“不過，那時我並沒想到將來搞學術研究，當詩人才是我的夢想。”他說，“背誦古詩是為寫新詩，學寫格律詩玩味無窮。這樣做也是讓盛老先生高興，以便多得到指教。”  

 

對做學問，他實際上有種淡淡的恐懼。有一次，他在電線杆上無意看到了一個講授中國文學的小廣告。好奇的蔣慶按地址前往，看到的是令人心悸的情景：一個破爛不堪的小屋子裏，一位目光癡呆的老太婆在燒火做飯，另一位60多歲的老先生給他打招呼。   

 

那位老先生曾是貴州一所大學的中文係教授。文革初期一家被下放到離貴陽300公裏以外的窮鄉僻壤，精神受到極大創傷，一個兒子瘋了，老伴患上抑鬱症。在鄉下實在活不下去了，全家就偷偷跑回貴陽靠收垃圾過活。為了增加點收入，老先生動起了在晚間悄悄講授中國文學的念頭。 

 

見蔣慶的中文基礎不錯，老先生認為沒必要上課，但答應幫他改詩。這樣，幹部子弟蔣慶成了“撿垃圾的教授”家的常客。“這麽有學問的人，居然流落街頭，讓人感慨良多。他是個善良人，卻依然難逃劫難！”蔣慶現在提及此事，仍有種顯而易見的痛感，“那時我對文革並沒有多少反省，隻隱隱感覺到做學問的危險，所以全身心地去寫詩。”  

 

 

喜歡詩，便能交到詩友。他所在的工廠有位搞技術的工科大學生，喜歡談政治，對唐詩宋詞很著迷。有年夏天，他倆一塊兒到鄉下支農，幫助農民修理柴油機。在一個星光燦爛的夜晚，他倆到稻草堆上體驗詩人的生活，輪流背古詩。當那位兄長背誦到“天生我材必有用，千金散盡還複來”時，蔣慶似乎突然開竅了，“該好好讀書了，不能再虛度光陰。”

 

但到哪裏找書讀呢？那時圖書館封存，外國書是資產階級的毒品，中國古書是封建主義的糟粕。  

 

又是一個偶然，讓蔣慶意想不到地接觸到大量書籍。1973年，為協助工廠查找被盜的用來做鑽頭的金剛石，蔣慶去到貴陽有名的金沙坡舊貨市場，結果是，金剛石沒找到，卻發現了豐富的舊書市場，這裏的書攤偷偷出售的舊書既有《紅與黑》、《約翰·克裏斯朵夫》等外國名著，也有《四書》、《五經》等儒家經典和大量有關中國曆史和文化的古籍。  

 

受盛老先生的啟蒙，蔣慶更喜歡買有關中國曆史、文化和儒學方麵的古籍閱讀。在舊書市場，蔣慶也讀到了知識分子的苦難。有一次，他遇到一位40多歲戴眼鏡的中年人，要出賣一批民國時出版的音樂理論叢書，每本書裏都有密密麻麻的眉批。那位中年男子告訴蔣慶，過去他是把襯衫賣了來買書，現在為了生計不得不把這批書賣出去。“看那位讀書人一遍又一遍地撫摸著自己心愛的書籍，我沒翻閱就體悟到其價值，便以較高的價錢買下了這批書。他離開時，眼睛裏充滿淚水……”蔣慶說。  

 

 

1974年，已經當了4年工人的蔣慶穿上了軍裝，揣上馬克思的《資本論》和一包書籍，到雲南楚雄的汽車獨立團服役。  

 

到新兵連的第一課是自建營房。從炸山開石，到砌牆蓋頂，一切自力更生。蔣慶打石條時掄大錘的功夫，常讓農村來的戰友翹起大拇指。而他一有空便拿書閱讀的習慣，也讓大家看著稀奇。  

 

此後，蔣慶當上了連隊文書，有了一間單獨的小屋子，辦公室兼寢室，終於有了在營房熄燈後繼續讀書的條件。  

 

“為了遮人眼目，我用白紙把窗戶貼得嚴嚴實實，再把戰友送的一盞煤油燈放入紙箱中，在一邊剜個洞，這樣光線就集中在書上而不被領導看見。”蔣慶說，“那時候讀書願望非常強烈，甚至覺得睡覺是浪費時間，每晚都要看到子夜。”做了一年的文書工作，他也讀完了《資本論》和其它馬列經典，還有魯迅的雜文集。  

 

入伍三年半後，蔣慶拒絕了提幹和保送軍校深造的機會，於1978年退伍回到了貴陽。  

 

 

回到地方後，想做文字工作的蔣慶到貴陽一家雜誌社報考記者，在等待結果的那段時間裏，見到周圍的同學、朋友都在忙著複習，準備高考，他也被感染激發，報名參考，想不到的是，他被重點大學———西南政法學院錄取了。  

 

進入大學，法律係的學生接觸到很多實際案例。時值平反文革冤假錯案時期，蔣慶為很多聞所未聞的荒唐事而痛心疾首，也深感對於馬克思主義必須有全麵準確的理解。“這不僅是一個法律問題，而且是正確理解馬克思主義的問題。”他說，“我對年輕時代的馬克思非常欽佩。”  

 

1979年底，在當時熱門的新馬克思主義理論和盧梭、洛克的自由主義思想啟發下，他將自己的思考寫成《回到馬克思》，呼籲重新認識馬克思主義深層的人道精神，反思人的“異化”帶來的災難。這篇習作先是發表在學生辦的黑板報上，後又被同學抄寫成“大字報”張貼在學生食堂，引起轟動，蔣慶的名聲不脛而走。  

 

這比中國理論界提出“異化”和“人道主義”問題整整超前了兩年。也正因為超前，蔣慶經受了極大壓力。所幸的是，一些偶然的因素，蔣慶畢業後得以留校任教，並在一些理解他的老師和係領導的支持下，有了更多的時間讀書和研究。  

 

 

1983年前後，蔣慶從一位四川社科院朋友那裏借到了封存在庫房中的梁漱溟先生的《東西文化及其哲學》，此書像雨露一樣滋潤著蔣慶饑渴的心靈。“讀到梁先生的書非常激動，他閃光的智慧、開闊的視野和探求真理的勇氣，深深鼓舞著我。”  

 

從研究梁漱溟和熊十力開始，蔣慶開始接觸新儒學。也是在此時，他結識了重慶的王先生。有次去王先生家聊天，發現他家竟然有新儒學代表人物唐君毅先生剛在海外出版的一套新儒學論著。原來王先生是唐先生的外侄，而那套論著，當時在國內僅有三套，其中一套就保存在他家中，他借回如饑似渴地閱讀。  

 

一時間，新儒學成了蔣慶心中學理最好的學說。1984 年春借出差北京的機會，他專程拜訪了梁漱溟先生，兩人談了整整一下午，從孔夫子談到陽明心學，從新儒學說到中國的未來文化走向。臨別前，梁先生語重心長地叮囑不要“數典忘祖”，要用中國的智慧解決人類的問題。“刹那間，我覺得承續儒學的大業，落在我們這一代人身上了。” 

 

但此時此刻的蔣慶並沒有完全沉浸於儒學的研讀和體悟中。儒家內聖外王的入世心態，與他有意遠離政治的出世心境有所衝突，而佛教“歸寂不動如明鏡止水”的清涼境界，倒是適切蔣慶當時的心態。他一手翻著新儒學，一手四處搜羅佛學經典。重慶一個舊書店出售文革時沒有燒掉的佛學舊書，蔣慶搶先抱回一大堆。  

 

他也沒有立即投身佛學。一者佛學堂奧極深，不下大功夫難以讀懂。二者當時研究佛學的人很少，很難有能夠交流的人。  

 

在儒學和佛學間徘徊之際，一趟“少林遊”讓他下決心專攻佛學。1984年夏天，蔣慶到少林寺觀光，巧遇寺院學識最高的住持，非常投緣。住持花了一整天時間給他講解少林寺的楹聯和佛教的“涅盤境界”。第二天下雨，他獨自登臨嵩山。坐在山巔，看雲起雲落，人世間的煩惱消逝，是非曲直化為烏有。他即興賦詩一首，自此步入佛學門檻。  

 

鑽研佛學，蔣慶付出了很大代價，腰痛病就是讀佛經讀出來的。現在一遇到陰冷雨天，有時得拄拐杖才能行走。但是，當他在佛學領域輕車熟路後，發現佛教雖能讓人深入體悟人生的荒謬感和人性的負麵價值，同時也超越了是非、善惡、正義與邪惡這些基本道德觀。佛教解決了生死問題，卻無法解決人對曆史文化的焦慮。於是，他又毫不留戀地走出了佛學。 

 

 

又是一個偶然，因為父母兄弟團聚的原因，讓蔣慶走出重慶歌樂山，來到了改革前沿的深圳。  

 

1988年下半年蔣慶移居深圳後，生活方式並沒有改變，依然嗜書如命，但主攻方向卻轉到基督教文化和西方文明演進史，並獨自翻譯和與人合譯了《基督的人生觀》、《道德的人與不道德的社會》、《自由與傳統》等多部西方名著。憑著踏實的學風，蔣慶掌握了西方文化的淵源和流變，對中國傳統文化的價值有了更深入的了解。  

 

“難道離開西方的話語體係，我們真的就無法言說？”蔣慶告訴記者，“我決心到中國的文化典藏中走一走，看看到底有沒有建立現代政治製度的資源。如果沒有，我甘願向西方文化認輸。”  

 

要深入到極其豐富的儒家經典內部，必須放棄一切，任何的外在顧盼都不能有。自從決意“吃通”儒學後，蔣慶一頭紮進浩瀚的經典中自得其樂。  

 

經過幾年的沉寂，蔣慶帶著儒家經典中挖出的珍寶走出家門。他的第一部儒學著作《公羊學引論》（1995年）一經出版，便標示出儒學研究的新路向。大概因為作者簡介中提到他在廣東深圳工作，海外還有學人誤以為蔣慶是“康有為的真傳弟子”而千裏迢迢來找尋。 

 

的確，自康有為之後，再沒有人係統研究過春秋公羊學。實際上，春秋公羊學的政治智慧極其豐厚，奠定了中國數千年來的政治製度基礎。當哲學大師張岱年主編“國學叢書”時，居然找不到寫《春秋》的人。當蔣慶以“試一試”的心態寫出《公羊學引論》後，國內外學術界又找不到一個學者來評審。  

 

在遍覽馬克思主義、自由主義、保守主義、佛學、基督教思想等一座座理論高峰後，蔣慶把中國的儒學作為自己的文化歸宗在其中安營紮寨。他已不再為研究而研究，而把目光遠投到如何建立中國自己的詮釋係統，回應西方政治文化的挑戰，建樹中國之為中國的文化身份。  

 

西方列強沒能通過武力滅亡中國，中國現在已站起來成為世界大國。但西方卻通過強大的文化滲透來影響中國，攜自己的強勢地位全麵擠壓中國傳統文化的生存空間。他說，“這絕非危言聳聽，凡有文化意識的中國人皆可察覺！”  

 

現在，蔣慶先生潛心於講學論道或在書房沉思默想。他堅信：“儒家文化，非出土文物，有其天健日新之活生命與真精神；儒者之言，非專家之學，有其產生於時代之深切感受與生命關懷。”  

 

《公羊學引論》出版8年後，三聯書店於去年出版了他的《政治儒學》，就民主、自由、市民社會、新儒家的“變相西化”等現實問題作了回應。正準備出版的《生命信仰與王道政治》，則依據政治儒學就現代政治禮法製度的建構提出了具體設想。  

 

除了高深的研究，蔣慶也從基礎入手，致力於儒家文化的普及。今年五月，高等教育出版社出版了蔣先生花兩年時間精心選編的12冊《中華文化經典基礎教育誦本》，內容涵蓋《詩》、《書》、《禮》、《易》、《春秋》、《四書》、《朱子全集》、《陽明全集》等體現中國文化“常理”、“常道”的經典。這是中國自1912年學校教育廢除“小學讀經科”後第一次如此係統、全麵地精選和出版的少兒讀經教材。  

 

“複興中國文化也要從娃娃抓起。現在中國的中小學生近3億，而12歲以下的兒童近2億。如果我們不能把中國文化之根潛移默化注入到兒童心中，西方的‘霸道文化’就會隨電子遊戲、槍戰片等乘虛而入。”蔣慶說，“我們現在正飽嚐著取消傳統美德教育帶來的苦果。你看，‘黑心奶粉’事件多可怕，已把牟利的黑手伸向嬰兒。心裏稍有點仁、義、禮、智、信，就不會發生這樣的邪惡。可以說，少兒讀經是一項培養‘中國心’的重要戰略工程，也是抵禦西方功利文化與暴力文化汙染我國兒童心靈的偉大文化複興事業。中國文化複興要做的事非常多，但第一步必須從兒童讀經抓起。”  

 

蔣慶的學說和作為可能引起很多爭議，但有一點是無可非議的：他的思想曆程、選編少兒讀經《誦本》和創辦書院，都是我們這個社會獨一無二的。  

 

儒家書院離高速路並不遠   

 

離開陽明精舍前，蔣慶先生為記者主持了簡單的祭祀儒家聖賢的儀式。作為中國人，誰能不拜孔夫子？  

 

走下山，記者發現一條高速公路離陽明精舍其實並不遠，隻是還沒有打通入口。我們不得不走很多冤枉岔路，才上了高速路。  

 

我們相信，儒家書院不久就能和現代化的公路“接軌”。  

 

一旦“接軌”，我們會節省很多時間，更快速地走向複興中國文化的大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