怎樣讀《資治通鑒》

作者：薑鵬

來源：中華讀書(shu) 報

時間：孔子二五六六年歲次乙未年九月三十日辛卯

           耶穌2015年11月11日

一、《資治通鑒》的編撰

《宋史·司馬光傳(chuan) 》裏麵記載過司馬光兩(liang) 個(ge) 童年故事，除了婦孺皆知的“司馬光砸缸”之外，還有一個(ge) 不太受人注意的故事。然而正是這個(ge) 不為(wei) 一般人重視的童年故事，和司馬光的終身成就有著更為(wei) 直接的聯係。司馬光六歲就學，七歲開始就迷戀上了《左傳(chuan) 》這部書(shu) ，“自是手不釋書(shu) ，至不知饑渴寒暑”（蘇軾《司馬溫公行狀》）。司馬光編撰《資治通鑒》，與(yu) 幼年嗜讀《左傳(chuan) 》，應該有著密切的聯係。這從(cong) 《資治通鑒》的體(ti) 裁選擇和時代斷限上，都能得到佐證。首先，在體(ti) 裁上，《資治通鑒》選擇的是和《左傳(chuan) 》一致的編年體(ti) ；其次，在斷限上，《資治通鑒》始於(yu) “三家分晉”，是接著《左傳(chuan) 》往下寫(xie) 的。

《左傳(chuan) 》敘事結束於(yu) 魯悼公四年（BC.464）知伯荀瑤帥晉師伐鄭，及悼公十四年（BC.454）晉國趙、魏、韓三家滅知伯。關(guan) 於(yu) 三家滅知伯，《左傳(chuan) 》隻簡單地交代了下結果，並未就整個(ge) 過程展開具體(ti) 敘述。《資治通鑒》開篇第一句話：“初命晉大夫魏斯、趙籍、韓虔為(wei) 諸侯”，這是“三家分晉”的正式完成，發生在周威烈王二十三年，即公元前403年。司馬光根據書(shu) 中的紀年標識，在《進〈資治通鑒〉表》中說，這部書(shu) 囊括了1362年的曆史（《資治通鑒》結束於(yu) 公元959年，陳橋兵變的前一年）。後人一般也沿用這一說法。事實上，從(cong) 敘事角度看，《資治通鑒》涵蓋的曆史跨度，並不止1362年。司馬光把“初命晉大夫魏斯、趙籍、韓虔為(wei) 諸侯”放在全書(shu) 第一句，是為(wei) 了突出批判意識（誠如胡三省所謂：“此溫公書(shu) 法所由始也。”詳參拙著《帝王教科書(shu) 》第二講《意蘊深遠的開篇》），並非《資治通鑒》敘事的起始年限。在這句話之後，司馬光用倒敘手法，詳細追述了三家滅知伯的全過程，體(ti) 現了既接續《左傳(chuan) 》，又彌補《左傳(chuan) 》的特點。故《資治通鑒》真正的敘事年限應超過了1400年。

司馬光很早就開始著手這部書(shu) 的編撰。最初編成了《曆年圖》五卷，起於(yu) 周威烈王二十三年，止於(yu) 宋朝建立前，是1362年間曆朝大事記，提綱挈領。於(yu) 治平元年（1064）進呈給宋英宗。很多學者把這份《曆年圖》看作司馬光創作《資治通鑒》的提綱。

之後不久，這項龐大的編年史寫(xie) 作計劃，完成了前八卷內(nei) 容，司馬光將之命名為(wei) 《通誌》，於(yu) 治平三年（1066）進呈給宋英宗，內(nei) 容包括從(cong) 三家分晉到秦二世三年（BC.207）。宋英宗在看了之後，決(jue) 定將司馬光編修史籍的工作轉變為(wei) 官方行為(wei) ，由政府出資募員，司馬光領銜，來完成一部講述“曆代君臣事跡”的史書(shu) 。經司馬光和宋英宗溝通後，決(jue) 定將這項工作放在編撰《通誌》的原計劃基礎上進行。這是這部編年體(ti) 通史成為(wei) 官修書(shu) 之始。很多文獻都說《資治通鑒》的編撰，前後曆經19年（完成於(yu) 宋神宗元豐(feng) 七年，即1084年），就是把治平三年（1066）作為(wei) 編修的起始年來算的。這個(ge) 算法其實也不確切。如前所述，這一年隻能算這部書(shu) 成為(wei) 官修書(shu) 的開端，事實上司馬光的準備工作和早期編寫(xie) 工作，早就開始了。

在得到宋英宗的支持之後，司馬光開始挑選助手，強化編修程序。司馬光將編修程序分為(wei) 三步。第一步是將所有史料按年月匯集，稱作“叢(cong) 目”；第二步是在“叢(cong) 目”基礎上，將無益於(yu) 治道的內(nei) 容予以刪削，也要對一事多說者進行辨析、提煉，稱之為(wei) “長編”；第三步是在“長編”基礎上刪定成書(shu) 。三位助手完成前兩(liang) 步工作，最終司馬光親(qin) 自筆削定稿。

治平四年（1067）春，司馬光完成了第一批定稿。這時候宋英宗已經去世了。所以這第一批定稿進呈給了繼任的宋神宗，並由司馬光在經筵中為(wei) 宋神宗講解相關(guan) 內(nei) 容。宋神宗為(wei) 這部書(shu) 寫(xie) 了篇序言（由當時的翰林學士王珪代筆），並正式將該書(shu) 賜名為(wei) 《資治通鑒》，取“鑒於(yu) 往事，有資於(yu) 治道”之意。

二、《資治通鑒》的讀本

《資治通鑒》最終於(yu) 宋哲宗元祐元年（1086）校訂完畢，並於(yu) 杭州鏤版刊行。同一年，司馬光去世。宋哲宗親(qin) 政以後，一反司馬光與(yu) 太皇太後高氏領導的元祐政治，立誌紹述乃父熙豐(feng) 新法。反王安石陣營，以及與(yu) 司馬光政治意見接近的朝野人士受到打擊。宋徽宗時，定下“元祐黨(dang) 籍”並刻碑。司馬光被目為(wei) 元祐黨(dang) 領袖，《資治通鑒》也差點遭毀版之厄運。幸賴刻版前綴有當初宋神宗所賜的“禦製序”，這部偉(wei) 大的著作才得以保存下來。

1086年鏤版於(yu) 杭州的這個(ge) 最初版本，已久不見於(yu) 人間。我們(men) 今天能看到的，比較早、比較流行、質量也比較高的本子，是宋高宗紹興(xing) 二年至三年（1132-1133）兩(liang) 浙東(dong) 路茶鹽司公使庫刻本，完成於(yu) 當時的餘(yu) 姚。民國時代“四部叢(cong) 刊”和近年“中華再造善本”影印的《資治通鑒》，就是以這個(ge) 本子為(wei) 主的。

對於(yu) 今天的讀者來說，《資治通鑒》的最佳讀本，當然還是上世紀五十年代由中華書(shu) 局出版的標點本，這也是迄今為(wei) 止最好的一個(ge) 整理本。這次整理，選擇了清代胡克家翻刻的元刊胡三省音注本《資治通鑒》作為(wei) 底本。選擇這個(ge) 底本最大的好處是，讀者在讀到《資治通鑒》原文外，還能讀到胡三省的注釋。胡三省的注釋，是古人研究《資治通鑒》最重要的成果之一。

此外，中華書(shu) 局的整理本還將當初司馬光和他的助手們(men) 編集的《資治通鑒考異》逐條散布在相關(guan) 曆史事件下。《資治通鑒》是編年體(ti) ，每個(ge) 曆史事件隻能在某一個(ge) 確定的時間點上出現一次。它不像《史記》這樣的紀傳(chuan) 體(ti) 史書(shu) ，同一件事，比如“鴻門宴”，可以在項羽、劉邦的本紀或張良、樊噲的傳(chuan) 記中多次出現，每次出現都可以有不同的側(ce) 重點，甚至可以有不同的說法。簡單說，編年體(ti) 對於(yu) 史事的要求是，一件事隻能有一種說法。但問題是，很多曆史事件都有可能存在不同甚至是相互矛盾的說法。對編年體(ti) 史書(shu) 的作者來說，如何判斷、取舍這些相互歧義(yi) 乃至於(yu) 矛盾的史料，勢必成為(wei) 一個(ge) 棘手的問題。前文介紹《資治通鑒》編纂的基本步驟時介紹過，有一個(ge) 從(cong) “叢(cong) 目”到“長編”的過程。司馬光要求助手們(men) 在編寫(xie) “長編”的時候，碰到一事多說者，對任何一種不同說法都要詳加考察，或取一種比較合理的記載，或吸收不同說法中各自的合理成分，以折衷成一種比較客觀的陳述。這對於(yu) 修史者來說，是一項難度很大的工作。而且未必能事事折衷，也不能確保編纂者每次選擇都是正確的。碰到這些情況，司馬光和助手們(men) 並不是簡單地將不同說法舍棄，而是另外匯集成一部《資治通鑒考異》，對相關(guan) 史料進行剖析，說明《資治通鑒》的取舍理由。因此，後人用“長編考異法”來概括《資治通鑒》編纂在學術上的特點。講得簡單點，“長編考異法”也就是盡可能占有史料、盡全力辨析史料。直到今天，這套方法還是曆史研究的基礎。中華書(shu) 局整理本將《考異》散在正文之下，有利於(yu) 讀者深入了解《資治通鑒》及相關(guan) 曆史內(nei) 容。

對於(yu) 絕大多數非文史專(zhuan) 業(ye) 讀者來說，要通讀這樣一部皇皇巨著，恐怕是很有難度的。文言文以及曆史背景知識，都可能成為(wei) 閱讀的障礙。很多讀者都希望有一部白話本《資治通鑒》，以輔助閱讀。市麵上有不少品種的白話本《資治通鑒》。在此想略為(wei) 討論一下市麵上比較流行也非常有影響的一種，即柏揚版白話《資治通鑒》。編寫(xie) 者在這套書(shu) 上的確費了不少工夫，內(nei) 容比較完整，出現得也比較早，從(cong) 台灣引進後即大受歡迎。但柏揚這套書(shu) 除了白話翻譯外，還加塞了他本人的很多評論。我想提醒大家的是，柏揚在解讀中國曆史的時候，有自身的意識形態立場。讀他的書(shu) ，借助其白話文來幫助理解《資治通鑒》原文，完全可以，但千萬(wan) 不能被他的個(ge) 人思想牽著鼻子走。

柏揚是台灣“自由化”運動的積極參與(yu) 者，他評論中國曆史的作品，多數都是以推動台灣“自由化”為(wei) 目的的，包括這部白話《資治通鑒》。所以他才會(hui) 在開卷的地方批評司馬光缺乏民主思想。站在曆史角度來看，柏揚對司馬光的這番批評純屬無理取鬧。每一代精英隻能在曆史給予他的條件下努力行事，沒有人能超越曆史。如果生活在將近一千年前的司馬光具有民主思想，那才是咄咄怪事。研究曆史、解讀曆史的前提，是尊重曆史。不應該以今人的尺度譏誚古人，更不應該通過對古人的無理攻擊來達到自己的目的。否則，無論其試圖達到的目的有多正當，其手段都是不正確的，其思想深度也是可疑的。而且，隨著人們(men) 對傳(chuan) 統文化的認識逐步深入，中西方文化比較研究成果的逐步豐(feng) 富，柏揚這批人所持的批判傳(chuan) 統的立場，其本身也是值得懷疑和批判的。

也有很多讀者，可能隻是想對《資治通鑒》的風貌作些了解，而並不執著於(yu) 讀完整部書(shu) 。針對這樣的讀者，我們(men) 可以推薦一些節選本。市麵上《資治通鑒》的節選本也有很多。老一輩學者中，瞿蛻園、王仲犖都分別選注過《資治通鑒》。我想重點向大家推薦的，是1965年中華書(shu) 局出版社出版的、由王仲犖編注的《資治通鑒選》。這是鄭天挺主編的“中國史學名著選”的一種。

這部《資治通鑒選》輯錄的內(nei) 容雖不多，隻涉及“張騫通西域”“黨(dang) 錮之禍”“黃巾起義(yi) ”“北魏孝文帝變法”“唐並東(dong) 突厥”“安祿山之亂(luan) ”“黃巢起義(yi) ”“契丹滅後晉”等八個(ge) 主題。但編選者的眼光，可以從(cong) 文本中得到充分體(ti) 現。

舉(ju) 一個(ge) 例子。王仲犖對“安祿山之亂(luan) ”相關(guan) 內(nei) 容的節選，是從(cong) 《資治通鑒》原書(shu) 第二百十七卷天寶十三載（AD.754，即叛亂(luan) 的前一年）安祿山入朝唐玄宗於(yu) 華清宮開始的。之後《資治通鑒》又記載到：“太清宮奏：‘學士李琪見玄元皇帝（按，指老子，據說老子姓李，李唐因認為(wei) 祖宗）乘紫雲(yun) ，告以國祚延昌’。”此後在敘述安祿山準備謀反的過程中，司馬光又頻繁插敘唐玄宗往來於(yu) 長安與(yu) 華清宮之間。這些看上去很枝蔓，與(yu) “安祿山之亂(luan) ”這個(ge) 主題沒有太多直接關(guan) 係的內(nei) 容，王仲犖在編選時，全部予以保留，沒有作任何刪節。恰是這種看似無所作為(wei) 的編選方式，體(ti) 現出了王仲犖這個(ge) 選本的高明之處。何以見得？

我們(men) 來做個(ge) 對比。袁樞的《通鑒紀事本末》也是史學名著。《通鑒紀事本末》對《資治通鑒》原文做了不少刪節。比如對原著第二百一十七卷相關(guan) 內(nei) 容的選取，在說完安祿山入朝之後，就介紹安祿山私蓄良馬，緊接著又說他如何收攏人心。把李琪見玄元皇帝、唐玄宗往來於(yu) 華清宮的內(nei) 容全都刪除了，看似剔翦了旁枝餘(yu) 葉，緊鑼密鼓地鋪敘反叛預謀。

《資治通鑒》為(wei) 什麽(me) 要在這裏插敘這些看似與(yu) 安史之亂(luan) 無關(guan) 的內(nei) 容？看看那條奏報李琪見到“玄元皇帝”的記載，其中說到這位所謂的“玄元皇帝”，“乘紫雲(yun) ，告以國祚延昌”。多麽(me) 巨大的諷刺啊！巨奸在側(ce) ，大難旋至，一朝君臣仍沉緬在自我製造的太平神話中，宣告國祚延昌，未能欺人，卻實實在在欺騙了自己。再看看那些關(guan) 於(yu) 上清宮、華清宮的記載，一個(ge) 荒殆、迷信的唐明皇，不正是安祿山順利起事的保障嗎？看明白這一點，我們(men) 就能領悟，《資治通鑒》的敘事其實是非常高明的。這些看似與(yu) 安祿山叛亂(luan) 無關(guan) 的枝枝葉葉，都是在幫助讀者建立一個(ge) 更加全麵的曆史圖像。在這一重大曆史事件中，我們(men) 不僅(jin) 要關(guan) 注安祿山幹了些什麽(me) ，更要關(guan) 注唐明皇同時在幹什麽(me) 。

《通鑒》這一手法形成的強烈對比，效果絕不亞(ya) 於(yu) “漁陽鼙鼓動地來，驚破霓裳羽衣曲”的文學性描述。令人遺憾的是，這些內(nei) 容在《通鑒紀事本末》中都不見了，留給讀者的，是一個(ge) 幹枯而殘缺的文本。而王仲犖的選本，看似很懶散，沒有對原文作修剪。但事實上，這樣不妄做改動的選本，恰恰是參透了《資治通鑒》的三昧。

順便一提，很多老師都非常重視《通鑒紀事本末》。這部書(shu) ，對於(yu) 不熟悉曆史事件的初學者來說，的確是入門的好把手。但也誠如很多前輩已經指出的那樣，袁樞的才、學、識都很一般，改寫(xie) 《資治通鑒》的過程中往往遺失了很多原著的精神。我們(men) 還是不能以它來代替《資治通鑒》。

責任編輯：葛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