錢穆：鳳鳴高崗

作者：鄒金燦

來源：南方人物周刊

時間：孔子二五六六年歲次乙未八月初五日丙申

           耶穌2015年9月17日

在“求新求變”的時代洪流中，這位一代儒宗發出了橫而不流者的最強音。（資料圖 圖源網絡）

1938年，雲(yun) 南蒙自，西南聯大文學院在此地落腳。日本並吞中國的野心，令戰爭(zheng) 席卷中華大地。敵我力量懸殊這一現實，使一群當時處於(yu) 中國最頂層的知識人，感覺到中國可能有亡國之虞。

距此大約三百年前，滿人入關(guan) ，明代學人目擊世變，開始思考如何存續中國固有的文化，於(yu) 是後人記住了顧炎武、黃宗羲等人物。日軍(jun) 侵華，令熱愛中國傳(chuan) 統文化之人，在困窘與(yu) 恐懼中思考中國該何去何從(cong) 。

錢穆就是其中一員。與(yu) 他有同樣心情的，還有陳夢家。

錢、陳二人結緣於(yu) 燕京大學。抗戰爆發前，錢穆到燕京大學兼課，陳夢家恰好在燕大讀書(shu) ，來選錢穆課，喜歡上了上古先秦史。盧溝橋事變後，北平學人紛紛南下避難，陳夢家來到清華大學教書(shu) ，成了錢穆在西南聯大的同事。

陳夢家最初以新文學知名，是新月派詩人，引領一時風潮，後來專(zhuan) 注於(yu) 古文字學、古史學的研究。他與(yu) 夫人趙蘿蕤的故事，在當時被傳(chuan) 為(wei) 佳話。趙蘿蕤是燕京大學校花，追求者眾(zhong) 多，而她獨獨欣賞長衫落拓的美男子陳夢家，兩(liang) 人終結連理。夫婦二人好交遊，在西南聯大時是教授們(men) 喜歡結交的人物，而他們(men) 又特別喜歡與(yu) 錢穆過從(cong) 。

一本石破天驚的書(shu) ，就緣起於(yu) 陳夢家與(yu) 錢穆的閑聊。

秋風不用吹華發，滄海橫流要此身

一日，在錢穆住處旁邊的草坪上，陳夢家對錢穆說：“先生寫(xie) 一本中國通史教科書(shu) 吧。”對於(yu) 這個(ge) 建議，錢穆拒絕了，他認為(wei) ，材料太多，而自己所知有限，日後大可仿照趙翼《廿二史劄記》的體(ti) 裁，就自己所知道的撰寫(xie) 長篇來論述，至於(yu) 那些所知不詳的則不涉及。

陳夢家反對，理由是錢穆這個(ge) 想法隻是為(wei) 一己學術地位而計，隻是令有誌治史之人受益，然而，“先生未為(wei) 全國大學青年計，亦未為(wei) 時代急迫需要計。先成一教科書(shu) ，國內(nei) 受益者其數豈可衡量！”

錢穆認為(wei) 陳夢家言之有理，但表態說此事還得再想想。

又一日，兩(liang) 人依然在這片草地上聊天，陳夢家向錢穆確認此前的建議。錢穆采取“拖”字訣，認為(wei) 此事體(ti) 大，希望日後平安返回故都，等生活安定了再考慮撰寫(xie) 通史之事。

陳夢家不同意，說：“不然，如平安返故都，先生興(xing) 趣廣，門路多，不知又有幾許題材湧上來，那肯盡拋卻來寫(xie) 一教科書(shu) ？不如今日生活不安，書(shu) 籍不富，先生隻就平日課堂所講，隨筆書(shu) 之，豈不駕輕就熟，而讀者亦易受益。”

錢穆終於(yu) 被這位27歲同事的嚴(yan) 肅建議打動，當即答允撰寫(xie) 一本中國通史。陳夢家很高興(xing) ，但擔心錢穆變卦，再次強調說：“先為(wei) 全國青年祝賀，請先生不要改變今天的承諾！”

以上兩(liang) 番談話，催生了《國史大綱》。這可能是錢穆最廣為(wei) 人知的著作。在此書(shu) 出版之前，錢穆將書(shu) 中引論發表在昆明的《中央日報》上。文章裏，他痛心疾首地表示，“今日國人對於(yu) 國史，乃最為(wei) 無識。”駁斥了當時流行的“中國古代專(zhuan) 製黑暗”、“古代中國民無權、國無法”等說法，主張“中國自秦以來，立國規模，廣土眾(zhong) 民，乃非一姓一家之力所能專(zhuan) 製”。

文章一經刊布，立刻震動學界。

曆史學家、雲(yun) 南大學教授李埏是錢穆在西南聯大時的學生，他回憶說，“大西門外有一個(ge) 報紙零售攤，未終朝，報紙便被聯大史學係師生搶購一空。一些同學未能買(mai) 到，隻好借來照抄。下午，同學們(men) 開始三三兩(liang) 兩(liang) 地聚集小茶館裏或宿舍中，討論起來。此後數日，大家都在談論這篇文章。據聞，教授們(men) 也議論開了，有的讚許，有的反對，有的讚成某一部分而反對別的部分……聯大自播遷南來，學術討論之熱烈以此為(wei) 最。”

陳寅恪很欣賞這篇文章，對前來昆明的史學家張其昀說，“最近這裏的報紙上有一篇大文章，你一定要讀。”張其昀問文章題目。陳寅恪答：“錢穆的《國史大綱·引論》。”

《國史大綱》並非猝然成書(shu) 。抗戰爆發前，錢穆就已經在北大講授中國通史課。這門課起初由幾名教授各承擔一部分，後來變成錢穆一人獨力講授。史學家吳相湘（1912－2007年，湖南常德人）在北大讀書(shu) 時上過錢穆的通史課，他回憶，錢穆上這門課時熱情飽滿，即使是在嚴(yan) 寒的冬天，也經常擦拭額頭上的汗。

在西南聯大，錢穆隱居在雲(yun) 南宜良的岩泉寺，根據多年的講義(yi) 撰寫(xie) 《國史大綱》。與(yu) 此同時，他每周還要坐5個(ge) 半小時的火車，從(cong) 宜良去昆明，下車後再坐一個(ge) 小時的人力車趕到西南聯大為(wei) 學生上中國通史課。盡管如此奔波，他從(cong) 不缺課，極少遲到。有次因為(wei) 火車晚點一個(ge) 小時，遲到了20分鍾，二百多名學生原地安靜等他到來——當時學校的常見情況是，如果鈴聲響後幾分鍾內(nei) 老師還不來，學生就會(hui) 離開課室。有學生問錢穆為(wei) 何不提前一天來昆明，這樣就不用趕得那麽(me) 辛苦。錢穆說，寫(xie) 作所需的書(shu) 籍資料都在宜良，如果早一日來昆明，就少了一日的寫(xie) 作。

錢穆的弟子嚴(yan) 耕望（1916－1996年，安徽桐城人，史學家，“中央研究院”院士）說，“近六十年來，中國史壇甚為(wei) 興(xing) 盛，名家大師輩出。論根底深厚，著作宏富，不隻先生一人。但先生才氣磅礴，識力深透，文筆勁悍，幾無可倫(lun) 比。”錢穆的文筆，看《國史大綱》的前言就能感受一二：

凡讀本書(shu) 請先具下列諸信念：一、當信任何一國之國民，尤其是自稱知識在水平線以上之國民，對其本國已往曆史，應該略有所知。二、所謂對其本國已往曆史略有所知者，尤必附隨一種對其本國已往曆史之溫情與(yu) 敬意。三、所謂對其本國已往曆史有一種溫情與(yu) 敬意者，至少不會(hui) 對其本國曆史抱一種偏激的虛無主義(yi) 。四、當信每一國家必待其國民具備上列諸條件者比數漸多，其國家乃再有向前發展之希望。（節選）

著名的“溫情與(yu) 敬意”論，就出自這裏。《國史大綱》出版後，錢穆在重慶等地進行了多場演講，闡揚傳(chuan) 統文化，激勵軍(jun) 民抗戰士氣，聲譽日高。嚴(yan) 耕望感歎，“國家多難，書(shu) 生報國，此為(wei) 典範，更非一般史家所能並論。”

公元1232年，蒙古軍(jun) 圍攻金國都城，42歲的金國孤臣元好問，親(qin) 曆這一巨變，寫(xie) 下千古絕唱《壬辰十二月車駕東(dong) 狩後即事》，其中有兩(liang) 句詩是，“秋風不用吹華發，滄海橫流要此身”，意思是說，秋風不用吹拂我的華發，在這個(ge) 艱難的時勢裏，正需要我這個(ge) 人。國家蒙難，元好問決(jue) 意修史，保存國家命脈。後來的《金史》，不少內(nei) 容就根據他纂集的材料撰成。

巧的是，盧溝橋事變爆發這一年，錢穆也與(yu) 元好問寫(xie) “滄海橫流要此身”時一樣，都是42周歲。與(yu) 元好問不同的是，錢穆除了著述之外，還反複告訴當時的國人：中國必不亡，抗日戰爭(zheng) 必定取得勝利。

世道人心

在《國史大綱·引論》裏，錢穆梳理了近世史學界的三種流派：傳(chuan) 統派（亦可謂“記誦派”）、革新派（亦可謂“宣傳(chuan) 派”）、科學派（亦可謂“考訂派”）。他這樣說“考訂派”：

震於(yu) “科學方法”之美名，往往割裂史實，為(wei) 局部狹窄之追究。以活的人事，換為(wei) 死的材料。治史譬如治岩礦，治電力，既無以見前人整段之活動，亦於(yu) 先民文化精神，漠然無所用其情。彼惟尚實證，誇創獲，號客觀，既無意於(yu) 成體(ti) 之全史，亦不論自己民族國家之文化成績也。

文中沒有點名，然而讀者一眼就能看出說的是胡適、傅斯年等新文化運動領袖主導的新考據派。這是當時史學界的主流學派，有著重視考據、主張專(zhuan) 題研究、騖趨新材料等特點，同時鼓吹西化中國。

錢穆對這股學風的不滿，在抗戰爆發前就已表露出來。在1937年出版的《中國近三百年學術史》自序中，他就寫(xie) 道：“今日者，清社雖屋，厲階未去，言政則一以西國為(wei) 準繩，不問其與(yu) 我國情政俗相洽否也。扞格而難通，則激而主‘全盤西化’，以盡變故常為(wei) 快。至於(yu) 風俗之流失，人心之陷溺，官方士習(xi) 之日汙日下，則以為(wei) 自古而固然，不以厝懷。言學則仍守故紙叢(cong) 碎為(wei) 博實。苟有唱風教、崇師化、辨心術、核人才，不忘我故以求通之人倫(lun) 政事，持論稍稍近宋明，則側(ce) 目卻步，指為(wei) 非類……斯編初講，正值‘九一八事件’驟起，五載以來，身處故都，不啻邊塞，大難目擊，別有會(hui) 心。”

在《論語新解》裏，錢穆解讀孔子所說的“小人儒”：“推孔子之所謂‘小人儒’者，不出兩(liang) 義(yi) ：一則溺情典籍，而心忘世道；一則專(zhuan) 務章句訓詁，而忽於(yu) 義(yi) 理。”

都在強調著述要有益於(yu) 世道人心。事實上，錢穆在治學上主張考據與(yu) 義(yi) 理並重，並不反對考據，他反對的是不以義(yi) 理為(wei) 歸宿的考據，“考據之終極，仍當以義(yi) 理為(wei) 歸宿，始知其所當考據之真意義(yi) ，與(yu) 真價(jia) 值。”（1955年《新亞(ya) 學報》創刊辭）

時賢對《國史大綱》有讚譽，自然也有不認同。該書(shu) 付印後，史學家張其昀在重慶見到傅斯年，問傅對這本書(shu) 的意見。傅斯年答：“向不讀錢某書(shu) 文一字。”並表示：錢穆屢屢言及西方歐美，但他的這些知識盡從(cong) 讀《東(dong) 方雜誌》得來。張其昀問：“你既然不讀錢穆一個(ge) 字，又如何知道得如此詳細？”傅斯年不答。

此外，錢穆在書(shu) 中表現出來的保守主義(yi) 立場，也引起左傾(qing) 學者的不滿。聞一多公開在報紙上罵他“冥頑不靈”，聯大左傾(qing) 教授一時視錢穆為(wei) 公敵。錢穆不以為(wei) 意，在聞一多遇刺身亡後，還特意到其遇難之處憑吊。

學生也有反對。學者何兆武早年是西南聯大學生，曾上過錢穆的課，他在《上學記》中回憶說，“錢穆先生的《國史大綱》，裏麵很多見解我不同意，不但現在不同意，當時就不同意。錢先生對中國傳(chuan) 統文化的感情太深厚了，總覺得那些東(dong) 西非常之好，有點像情人眼裏出西施，隻看到它美好的一麵，而對它不怎麽(me) 美好的另一麵絕口不談。”

這也是蔣夢麟的看法。蔣夢麟是北京大學曆史上任職時間最長的校長（1930－1945年在任），內(nei) 戰後離開大陸。1960年代，錢穆赴美國講學，故人重逢。蔣夢麟說：“我已經讀你的《國史大綱》到第5遍了，似乎你的書(shu) 說古代的優(you) 點太多，說缺點很少。”錢穆反問：“書(shu) 中所寫(xie) 的優(you) 處，有沒有不妥當的地方？”蔣夢麟答：“沒有。”錢穆說：“既然沒有，那就無妨。如今國人喜歡批評中國舊傳(chuan) 統，卻絕口不提優(you) 點，我的書(shu) 可以矯正這個(ge) 偏頗。你覺得如何？”蔣夢麟點頭稱是。

這個(ge) 回應，可說是錢穆關(guan) 於(yu) 《國史大綱》的夫子自道，也是他書(shu) 生報國的用心所在。抗戰期間，甚少評論時政的他一改前轍，在報刊撰文論政。在1941年10月《思想與(yu) 時代》月刊第3期上，他發表題為(wei) 《中國傳(chuan) 統政治與(yu) 儒家思想》的文章說：“我國自辛亥革命前後，一輩淺薄躁進者流，誤解革命真義(yi) ，妄謂中國傳(chuan) 統政治全無是處，盛誇西國政法，謂中西政治之不同，乃一種文野明暗之分，不啻如霄壤之懸絕。彼輩既對傳(chuan) 統政治一意蔑棄，勢必枝蔓牽引及於(yu) 國家民族傳(chuan) 統文化之全部。於(yu) 是有‘打倒孔家店’、‘廢止漢字’、‘全盤西化’諸口號，相隨俱起。”矛頭指向了新文化運動。

抗戰期間，人在美國的胡適，在1943年10月12日的日記裏說：“這幾天讀張其昀君借給我看的《思想與(yu) 時代》月刊。此中很少好文字。張其昀與(yu) 錢穆二君均為(wei) 從(cong) 未出國門的苦學者。他們(men) 的見解多帶反動意味，保守的趨勢甚明，而擁護極權的態度亦頗明顯。”

在一個(ge) 求新的時代裏，錢穆以峻絕之姿，為(wei) “舊中國”說話、批評主流學派，學界為(wei) 之一震。而在此之前，他曾經被人視為(wei) 主流學派的一員。

從(cong) 中學教師到北大教授

起碼張君勱（1887－1969年，學者、政治家）是這樣認為(wei) 的。

錢穆與(yu) 張君勱相識於(yu) 抗戰前，張君勱第一次見麵就勸他：“你何必追隨胡適做考據，不如我們(men) 一起做政治活動，這樣對時局會(hui) 有大的貢獻。”錢穆敬謝不敏：“我不是專(zhuan) 門從(cong) 事考據工作的，也不擅長做政治活動，恕難追隨。”

張君勱的誤解，可能代表了當時的人對錢穆的粗略印象，因為(wei) 錢穆以考據成名。

1929年，顧頡剛回到家鄉(xiang) 蘇州，拜訪了時為(wei) 蘇州中學國文教師的錢穆，借去了錢穆正在撰寫(xie) 的《先秦諸子係年》手稿。回家讀了之後，顧頡剛認為(wei) ，錢穆已經不適合再在中學教書(shu) 了，便推薦他到中山大學任教。

命運轉折點來了。錢穆把消息告訴了蘇州中學的校長汪懋祖。汪懋祖說：“你到大學教書(shu) 是遲早的事，而我還有一年就要離開蘇州中學，你能否與(yu) 我共進退，再在這裏留教一年？”

錢穆聞言，決(jue) 定先不離職，推辭了顧頡剛的推薦。但他和顧頡剛的緣分隻是剛剛開始。1930年，顧頡剛主持編輯《燕京學報》，向錢穆約稿。錢穆寄去了《劉向歆父子年譜》一文。

這篇文章以細密的考證，駁斥了康有為(wei) 關(guan) 於(yu) 漢代學者劉歆偽(wei) 造《毛詩》、《周禮》、《左傳(chuan) 》等古文經的說法，解決(jue) 了今古文經長期以來的紛爭(zheng) 。當時的北平高校，都遵從(cong) 康有為(wei) 的學說，錢穆此文刊出後，各高校的經學課為(wei) 之停開。

值得一說的是，顧頡剛相信康有為(wei) 的說法，錢穆的《劉向歆父子年譜》無疑是向顧頡剛發難。然而顧頡剛非但將之刊發，還推薦錢穆到燕京大學做國文教師。這種胸懷，令晚年的錢穆回想起來，仍感佩不已。

1930，錢穆到燕京大學任國文講師，剛進學校，他就展現出了強烈的“中國意識”。有一次，燕京大學校長司徒雷登設宴招待新同事，錢穆以初來乍到的身份，向校長進言：我一向聽說，燕京大學是教會(hui) 大學裏中國化程度最高的，現在看來是徒有其名，因為(wei) 我一進校門就看到M樓、S樓，所謂的中國化在哪裏呢，建議改用中國名字。

滿座為(wei) 之默然。後來，燕京大學專(zhuan) 門召開校務會(hui) 議討論這件事，最後采納了錢穆的建議，把M樓改為(wei) 穆樓，S樓改為(wei) 適樓，其他建築以此類推。至於(yu) 校園裏那個(ge) 景色秀麗(li) 的湖應該用哪個(ge) 名字，大家爭(zheng) 論不休，最後錢穆定為(wei) “未名湖”——1949年後，燕京大學被撤銷，北京大學遷到燕大，自那以後，未名湖成為(wei) 北大的代稱。

不久後，顧頡剛向當時的學界權威胡適寫(xie) 信，推薦錢穆到北大任教：

聞孟真（傅斯年）有意請錢賓四先生入北大，想出先生吹噓。我也問過賓四，他也願意。我想，他如到北大，則我即可不來，因我能教之功課他也無不能教也，且他為(wei) 學比我篤實，我們(men) 雖方向有些不同，但我尊重他，希望他常對我補偏救弊。故北大如請他，則較請我為(wei) 好，以我有流弊而他無流弊也。他所作《諸子係年》已完稿，洋洋三十萬(wan) 言，實近年一大著作，過數日當請他奉覽。

由於(yu) 《劉向歆父子年譜》聲震士林，再加上顧頡剛的推薦，1931年錢穆得以到北京大學曆史係正式任教，進入了當時的中國學術中心。以中學肄業(ye) 生的學曆、中學教師的身份，進入中國最有名氣的學府並成為(wei) 名教授，與(yu) 其說錢穆創造了傳(chuan) 奇，不如說是他自身實力的自然展現。

1912年，17周歲的錢穆執教小學，開啟了一生的教學生涯。這位個(ge) 頭不高、雙目炯炯有神的無錫人，少年時期就在讀書(shu) 上展現出驚人的生命力。這股力量首先表現在自我控製上。有一天他在讀《後漢書(shu) 》時突然想起，自己在立身行事上一向都依照《曾國藩家書(shu) 》來做，然而曾國藩教人讀書(shu) ，務必從(cong) 第一頁看到最後一頁，自己卻是隨意翻閱。經過這番反省，錢穆此後每看一本書(shu) ，都要求自己必須通體(ti) 閱讀完畢，一本看完才看另一本，終生恪守。

在中學讀書(shu) 時，他染上了吸煙的習(xi) 慣。做了小學老師後，碰到課本有篇關(guan) 於(yu) 戒煙的文章，他跟學生說：“老師已經吸煙上癮了，這是無可奈何的事，你們(men) 年紀還小，一定要戒煙。”下課後，他突然覺得這一堂課上得極其無聊，自己作為(wei) 老師都不能做到的事，如何要求學生做到？於(yu) 是斷然戒煙，這一戒就是三十多年，直到離開大陸前夕才複吸。

在外部環境方麵，錢穆可謂得天獨厚。在常州府中學堂讀書(shu) 時，老師中就有後來的史學大家呂思勉。呂思勉很欣賞這位學生。一次考試，錢穆非常喜歡關(guan) 於(yu) 長白山地勢軍(jun) 情的題目，答起來忘乎所以，不覺考試時間已到，而他隻做了這一條題。試卷一共有4道題，每題25分。交卷後，幾名同學偷看呂思勉改卷。按常規操作，老師改卷隻需要給分，不需要加批語。然而改到錢穆的答卷時，呂思勉用鉛筆不斷地在試卷上寫(xie) 批語，寫(xie) 了一紙又一紙，最後嫌削筆麻煩，幹脆把鉛筆劈開兩(liang) 半，讓鉛條可以隨手抽出，以便快速書(shu) 寫(xie) 。成績發布後，隻答了一道題的錢穆得了75分。

文史大家、錢鍾書(shu) 之父錢基博，也是從(cong) 小學教員一直做到大學教授。他年長錢穆8歲，很賞識這位同宗，錢穆到無錫江蘇省立第三師範學校任教，就是錢基博介紹的。錢穆回憶這段經曆時說，“餘(yu) 在中學任教，集美、無錫、蘇州三處，積8年之久，同事逾百人，最敬事者，首推子泉（錢基博）。生平相交，治學之勤，待人之厚，亦首推子泉。”

嚴(yan) 耕望感慨，“清末民初之際，江南蘇常地區小學教師多能新舊兼學，造詣深厚，今日大學教授，當多愧不如。”師友相得，令錢穆的學問不斷精進，很快就在江南小有名氣。

他守舊嗎？

餘(yu) 幼孤失學，本不知所以治史。增知識，開見解，首賴報章雜誌。適當新文化運動驟起，如言自秦以下為(wei) 帝皇專(zhuan) 製政治、為(wei) 封建社會(hui) 等，餘(yu) 每循此求之往籍，而頗見其不然。故餘(yu) 之所論每若守舊，而餘(yu) 持論之出發點，則實求維新。——錢穆《國史新論》再版自序

這是錢穆83歲時在台灣寫(xie) 下的文字。如果隻看他晚年對新文化運動的批評，容易覺得這是一個(ge) 守舊不前的人。事實上，在江南的成長階段，錢穆就非常關(guan) 注國內(nei) 最新的學術動態與(yu) 思想潮流，自言逐月閱讀《新青年》。晚年回顧這段曆程，他慶幸自己通過關(guan) 注最新潮流，卻更加下定決(jue) 心重溫舊書(shu) ，不被時代卷走。

他有激越的一麵。在常州府中學堂肄業(ye) 原因是參加學潮，當時他作為(wei) 學生代表，反對學校的修身課，要求開設希臘文課，因反對無效而退學。對於(yu) 革命，他是讚成的，1910年就私自剪去了長辮。他曾告訴學生錢樹棠（1918－2014年，學者，抗戰時在齊魯大學國學研究所師從(cong) 錢穆），辛亥期間，他一度計劃在棉衣裏塞入銀元，製成類似於(yu) 盔甲的戰衣，去參加革命軍(jun) 攻打南京的戰役。

錢穆在新亞(ya) 書(shu) 院的學生唐端正回憶，錢先生幾十年如一日地打太極拳，呼吸深長，全套每次可打30分鍾，有一天在新亞(ya) 上課，突然來了兩(liang) 個(ge) 青年流氓，在門口探頭探腦，還旁若無人地在課室內(nei) 左右穿插。錢穆警告無效，怒了，“把長袍的兩(liang) 隻闊袖拉起，露出兩(liang) 隻結實的手臂，一個(ge) 箭步就搶到那兩(liang) 個(ge) 阿飛的麵前，擺出個(ge) 攬雀尾的姿勢，把他們(men) 嚇得一溜煙跑了。”

從(cong) 錢穆身上充盈的生命力來看，他如從(cong) 軍(jun) ，將會(hui) 是個(ge) 勇猛的士兵。

《國學概論》是錢穆在赴北平任教之前所成的書(shu) ，談到風頭最盛的新文化運動時，征引胡適、陳獨秀、魯迅諸人的材料繁多，可見他對這場運動的關(guan) 注程度。書(shu) 中評價(jia) 這場運動時，利弊並舉(ju) ，語氣平和。對於(yu) 胡適的《中國哲學史大綱》，他說：“其書(shu) 足以指示學者以一種明確新鮮之方法，則其功亦非細矣。”

兩(liang) 人相識於(yu) 錢穆赴北平之前。胡適有次去蘇州中學做演講，因錢穆已在當地頗有名氣，東(dong) 吳大學的教師陳天一叮囑胡適：到蘇州不要忘了見一見錢穆。那時錢穆正在寫(xie) 《先秦諸子係年》，有兩(liang) 本很生僻的討論《史記·六國年表》的書(shu) ，他怎麽(me) 都找不到，於(yu) 是當麵向胡適詢問。不料胡適也答不上來。事後錢穆反省自己“書(shu) 生不習(xi) 世故”，初次見麵就問生僻的書(shu) ，無疑是在刁難對方，但因為(wei) 這個(ge) 問題積壓在心中已久，突然見到一位“天下名人”，是以不禁衝(chong) 口而出。

這件事沒有妨礙胡適對錢穆的肯定。讀了《劉向歆父子年譜》後，胡適在日記裏說：“錢譜為(wei) 一大著作，見解與(yu) 體(ti) 例都好。他不信《新學偽(wei) 經考》，立二十八事不可通以駁之。”1931年錢穆進入北大曆史係任教時，主持該係工作的正是胡適，其時是文學院院長。而胡適的高足傅斯年也認可這位學術新星。在北平，錢穆一度是傅斯年主持的史語所的常客，有外國學者來史語所，傅斯年就安排錢穆坐在客人身旁，並向客人介紹說：這是《劉向歆父子年譜》的作者錢穆。

《先秦諸子係年》成稿後，陳寅恪譽稱“王靜安後未見此等著作”，更對楊樹達說，“錢賓四《諸子係年》極精湛，時代全據《紀年》訂《史記》之誤，心得極多，至可佩服。”在此書(shu) 出版之前，錢穆寫(xie) 信給胡適，請他作序：“幸先生終賜卒讀，並世治諸子，精考核，非先生無以定吾書(shu) ，倘蒙賜以一序，並為(wei) 介紹於(yu) 北平學術機關(guan) 為(wei) 之刊印，當不僅(jin) 為(wei) 穆一人之私幸也。”

能與(yu) 胡適、傅斯年這些學界新領袖相得，歸功於(yu) 錢穆深厚的考據功力。“中央研究院”院士王汎森認為(wei) ，“錢穆從(cong) 一個(ge) 中學教師，最後進入大學，先成為(wei) 燕大的講師，接著在北大與(yu) 新派領袖分庭抗禮，這主要是因為(wei) 他的幾種傑出著作能夠‘預流’，在‘預流’之餘(yu) ，又能以堅實的學術證據提出更上一層的見解。”

有一年暑假，錢穆與(yu) 經濟學家衛挺生見麵。衛挺生問他曾到過哪個(ge) 國家留學。錢穆稱，自己年幼失學，未能進國內(nei) 的大學，更沒有出國的機會(hui) 。衛挺生說：“我和你雖然是首次見麵，但你的《論語要略》，我拿來在家教子誦讀，我們(men) 實在跟故交一樣，不要過謙。”錢穆再次強調自己所說的是實話。衛挺生不無驚歎地說：“你沒有受過新式教育，但《論語要略》能以如此新的編纂，表達如此新的觀點，難以想象！”

錢穆，這位在今日有著“儒宗”、“國學大師”等稱號的學人，從(cong) 求學之初就關(guan) 注時代動態，並不固步自封。他的弟子餘(yu) 英時說，“錢先生對於(yu) 知識的態度，與(yu) 中外一切現代史學家比，都毫不遜色。‘五四’時人所看重的一些精神，如懷疑、批判、分析之類，他無一不具備。”

之所以會(hui) 給人“守舊”的印象，是因為(wei) 他並非“時代人物”。

傳(chuan) 統人物

錢穆對自己的要求，是做一名“傳(chuan) 統人物”，確切來說，是做一名中國傳(chuan) 統人物。

在北大，錢穆和胡適的課是最受學生歡迎的，其中一個(ge) 吸引點就是兩(liang) 人的觀點往往相反。比如，胡適主張老子在孔子前，錢穆則主張老子在孔子後。更重要的是，兩(liang) 人對中國傳(chuan) 統文化的態度截然不同，胡適批判傳(chuan) 統文化，錢穆則推揚傳(chuan) 統文化的價(jia) 值。

他毫不客氣地表達對胡適的不認同。一次，商務印書(shu) 館約請胡適編一本中學國文教材，胡適邀請錢穆合寫(xie) 。錢穆拒絕了，明確告訴胡適：你我關(guan) 於(yu) 中國文學的意見迥異，如果各寫(xie) 一本書(shu) 讓讀者比對著來讀，那樣會(hui) 對讀者有益，但合寫(xie) 一本則不行。

大致來說，抗戰之前，錢穆還是與(yu) 主流學派保持了和而不同的狀態。但在大潮流中做一個(ge) 異類，他顯然感受到了壓力。在《師友雜憶》中，他這樣述說在北平的生活，“餘(yu) 前後5年購書(shu) 逾5萬(wan) 冊(ce) ，當在20萬(wan) 卷左右。曆年薪水所得，節衣縮食，盡耗在此。嚐告友人，一旦學校解聘，餘(yu) 亦擺一書(shu) 攤，可不愁生活。”這“解聘”二字，雖是戲言，但也能讓人讀出一點味道來。

日本人全麵侵華的槍聲響起，錢穆終於(yu) 爆發，開始嚴(yan) 厲批評新風氣。《國史大綱·引論》隻是發端。

1964年，錢穆在新亞(ya) 研究所談當時學風之弊：“中國人之所謂學術，則必當能超乎風氣潮流之上，而有其獨立存在、承先啟後之意義(yi) 與(yu) 價(jia) 值。不能僅(jin) 在風氣潮流中出現，僅(jin) 隨風氣潮流而俱變，此則不得謂之真學術。康、章、胡三人，皆可謂中國近世‘時代人物’而非‘傳(chuan) 統人物’一好例。”

在“時代人物”與(yu) “傳(chuan) 統人物”之間，他選擇的是後者。

抗戰期間，他曾告誡弟子嚴(yan) 耕望，“我們(men) 讀書(shu) 人，立誌總要遠大，要成為(wei) 領導社會(hui) 、移風易俗的大師，這才是第一流學者！專(zhuan) 守一隅，做得再好，也隻是第二流。”又說，“要存心與(yu) 古人相比，不可與(yu) 今人相較。今人隻是一時的人，古人功業(ye) 學說傳(chuan) 至今日，已非一時之人。以古人為(wei) 標準，自能高瞻遠矚，力求精進不懈。”

1937年，錢穆發表《餘(yu) 杭章氏學別記》一文，讚揚此前一年去世的章太炎，“真為(wei) 民族文化愛好者，近世一人而已。”然而到了1978年，他發表《太炎論學述》，大意說，章太炎以其所崇信的印度佛學來統攝中國學術史，最近發現他這個(ge) 做法終生不變，自己需要說出意見供讀者參考，並非有意指摘前賢：

太炎既非一佛徒，又非一居士。其佛學，僅(jin) 如西方人抱一哲學觀點，乃依之以進退上下中國之全部學術史，立論怪誕，而影響不大。一因其文字詰屈，讀其書(shu) 者不多。一因其縱觀博覽，所涉既廣，而民初以來讀書(shu) 風氣已衰……故幸而其思想在當時及身後，亦未有何力量。否則其為(wei) 禍之烈，恐當尤駕乎其所深惡的後起新文化運動之上。而主持新文化運動者，亦僅(jin) 以“死老虎”目之，置之不論不議之列。近世則群敬以為(wei) 大師，或目以為(wei) 怪人。然固無知其立論之怪……“儒不如釋”之一見，自足限太炎之所至矣。當清末民初之際，學者菲薄傳(chuan) 統，競求一變以為(wei) 快，太炎與(yu) 南海康氏，其表率也。

這位傳(chuan) 統人物，並不是存心想做具體(ti) 哪個(ge) 人的反對者。梁啟超著有《中國近三百年學術史》，錢穆不滿意，也有同題著作。再加上錢氏對康有為(wei) 的批評，人們(men) 往往容易認為(wei) 他連帶貶抑梁啟超。實際上並非如此。

1910年，15周歲的錢穆讀了梁啟超的《中國前途之希望與(yu) 國民責任》，深為(wei) 梁啟超的“中國不亡論”所感染，於(yu) 是發願深入中國曆史之中，尋找中國不亡的根據。在1964年的演講中，錢穆讚賞梁啟超在歐戰後批評西方文化的病痛，是“當時國人惟一大創見”，梁氏論中國傳(chuan) 統政治為(wei) “禮治”而不是“法治”、辨析中西文化異同，“更為(wei) 深見卓識”。他更認為(wei) ，梁啟超天資聰穎，如果活到七八十歲，“不知其學問思想又將達何境界。”還透露了自己平生一大遺恨，是赴北平時梁啟超已經去世，未能與(yu) 他見上一麵。

錢穆將梁啟超看作“中國現代傳(chuan) 統學術人物，非僅(jin) 一時代人物”。他對梁的深情，也是對中國傳(chuan) 統文化的深情。這種深情並未使他否認古代中國存在諸多問題，在抗戰時期他就說，“近百年來的中國，不幸而走上一段病態的階段。這本是任何民族文化展演中所難免的一種頓挫。又不幸而中國史上之一段頓挫時期，卻正與(yu) 歐美人的一段極盛時期遭逢而平行。國內(nei) 一般知識分子，激起愛國憂國的熱忱，震驚於(yu) 西洋勢力之咄咄可畏，不免而對其本國傳(chuan) 統文化發生懷疑，乃至於(yu) 輕蔑，而漸及於(yu) 詛罵。”

類似這種對菲薄傳(chuan) 統風氣的深憂，遍見於(yu) 錢穆抗戰後所著的書(shu) 中。在20世紀的學人中，我們(men) 很難看到還有第二個(ge) 學人，會(hui) 像他這樣不厭其煩地勸人要多讀中國書(shu) 、要做一個(ge) 中國人。這也成了他身上一大爭(zheng) 議點所在。數十年來，常見的批評錢穆的聲音，有“守舊”、“頑固”、“為(wei) 專(zhuan) 製辯護”，客氣一點的，也認為(wei) 他對新風氣有成見。

或者，還應該聽聽他人生中最後一次公開授課時所說的話。1986年6月，錢穆在素書(shu) 樓結束了一生的教學生涯，媒體(ti) 蜂擁而至，關(guan) 注這位耆宿的告別杏壇之作。錢穆對在場的學生說：“或許再過十年二十年，我的姓名都被人遺忘了。現在哪人再講梁任公？連胡適之先生也少人提及了。照這樣子，將無曆史可講。譬如說陳寅恪，當年在北平哪個(ge) 青年讀書(shu) 人不知道，但現在又誰知道得他呢？求新求變，那真是值得驚心動魄的。”

爭(zheng) 議聲中，這位老人的溫厚與(yu) 深憂，往往被低估。

1988年是香港中文大學建校25周年，餘(yu) 英時發表演講，梳理近代以來的風氣：“在西方，例如英國有保守黨(dang) ，它並不以‘保守’為(wei) 可恥。但在中國我卻未碰過人會(hui) 稱自己為(wei) 保守黨(dang) 。中國人如果對舊東(dong) 西有些留戀，說話時就總帶幾分抱歉的意思；雖然他心裏並不是真的抱歉，因他總覺得保守、落伍是說不出口的。隻有前進、創新、革命這才是真正價(jia) 值的所在。所以中國思想史上的保守跟激進，實在不成比例，更無法互相製衡。這是因為(wei) 中國沒有一個(ge) 現狀可以給保守者說話的餘(yu) 地。”

在“求新求變”這一時代洪流中，錢穆發出了一位橫而不流者的最強音。

何處是中國？

1949年4月，江蘇無錫。

江南大學教授諸祖耿在無錫車站送別朋友錢穆。錢穆是應廣州華僑(qiao) 大學邀請，赴穗任教。他告訴諸祖耿，一個(ge) 月後回無錫。倆(lia) 人都沒有想過，這會(hui) 是他們(men) 此生的訣別。話別諸祖耿後，錢穆先去了上海看望老師呂思勉，然後乘船赴廣州。

這一年，一股更加求新、求變的風潮，將當年新風潮的領導者胡適和傅斯年，震蕩出中國大陸。

錢穆沒有兌(dui) 現跟諸祖耿說的話，他隨華僑(qiao) 大學遷去了香港，看著滿街流離失所、無處問學的青年，在“手空空、無一物”的條件下，與(yu) 唐君毅等人創辦了新亞(ya) 書(shu) 院以及新亞(ya) 研究所，傳(chuan) 播中國傳(chuan) 統文化。

在香港，他牽掛大陸的家人，一心想將他們(men) 接到香港生活。但子女們(men) 選擇了拒絕。

錢穆決(jue) 意不回大陸。在顛沛流離中，他的新亞(ya) 書(shu) 院逐漸有了名氣。1963年，在港英政府的主導下，新亞(ya) 書(shu) 院與(yu) 聯合書(shu) 院、崇基書(shu) 院合並，成立香港中文大學。這個(ge) 名字是錢穆定的，他將一所港英政府治下的高校命名為(wei) 中文大學，用心如何，一看便知。中文大學成立後，錢穆與(yu) 校方的矛盾很快顯現，他無法認同校方在用人等重大問題上的處理方法，而校方也對他的建議多不采納。失望之下，再加上行政事務確實影響著述，最終他離開了新亞(ya) 。為(wei) 示抗議，他選擇了辭職而不是退休，為(wei) 此失去了一筆可供安享晚年的退休金。

1967年，香港難民潮湧起，這塊彈丸之地變得不安起來。錢穆決(jue) 定移居台灣。這時候，猝逝於(yu) 1950年的傅斯年，以及去世於(yu) 1962年的胡適，沒能看見故園“文革”的發生。

抗戰勝利後，錢穆就淡出學術界的主流平台。1946年西南聯大完成曆史使命，北大、清華、南開各自複校北平。傅斯年代理北大校長職務，其時不在昆明的聯大同事都接到了聘書(shu) ，錢穆卻沒有等來聘請通知。

不能回北平了，他選擇留在昆明，任教於(yu) 五華書(shu) 院，同時到雲(yun) 南大學兼課。當時西南聯大的同事中，留在昆明的僅(jin) 有兩(liang) 人，其中一個(ge) 是劉文典。劉文典是出了名的“癮君子”，除了在雲(yun) 南大學上課外，整天都待在家裏吸鴉片，極少見外人。聽說錢穆在昆明，卻馬上出門，步行到其住處暢談——所有認識劉文典的人，都對他這個(ge) 舉(ju) 動十分驚訝。

然而錢穆沒在昆明待多久，就因為(wei) 胃病複發回到了家鄉(xiang) ，在無錫新成立的江南大學做文學院院長——那是1948年，也在這一年，胡適、傅斯年主持評選中央研究院首屆院士，確定了81名院士名單，錢穆落選。

嚴(yan) 耕望說，以錢穆當時的成就與(yu) 名氣，卻未能入選首屆院士，令中研院被譏為(wei) “諸子皆出王官”。關(guan) 於(yu) 落選的原因，嚴(yan) 耕望分析說，“蓋自抗戰之前，中國史學界以史語所為(wei) 代表之新考證學派聲勢最盛，無疑為(wei) 史學主流。唯物論一派亦有相當吸引力。先生（錢穆）雖以考證文章嶄露頭角，為(wei) 學林所重，由小學中學教員十餘(yu) 年中躋身大學教授之林，但先生民族文化意識特強，在意境與(yu) 方法論上日漸強調通識，認為(wei) 考證問題亦當以通識為(wei) 依歸，故與(yu) 考證派分道揚鑣，隱然成為(wei) 獨樹一幟孤軍(jun) 奮鬥的新學派。而先生性剛，從(cong) 不考慮周圍環境，有‘自反而縮，雖千萬(wan) 人吾往矣’之勇決(jue) 氣概，故與(yu) 考證派主流巨子之間關(guan) 係並不和諧。”

有意思的是，學界巨公不歡迎錢穆，卻欣賞錢門弟子，嚴(yan) 耕望就是在傅斯年的賞識下進入史語所。1958年胡適到台灣出任“中研院”院長後，嚴(yan) 耕望鼓起勇氣向胡適寫(xie) 了長信，建議他選錢穆為(wei) 院士，以洗脫“中研院”排斥異己的形象。

胡適同意了。然而直到胡適去世，錢穆都未能成為(wei) 院士。根據嚴(yan) 耕望的委婉說法，是由於(yu) 院內(nei) “少數有力人士”的阻撓，導致錢穆並未通過。餘(yu) 英時曾說，“中研院”領導層中，還是胡適對錢穆的成見最淺。1967年，“中研院”內(nei) 部終於(yu) 對錢穆成為(wei) 院士一事沒有異議了，嚴(yan) 耕望去找錢穆簽名，不料遭到拒絕，“先生拒絕提名，相當憤慨地說：民國三十七年第一次選舉(ju) 院士，當選者多到八十餘(yu) 人，我難道不該預其數？”無奈之下，嚴(yan) 耕望隻得通知“中研院”撤銷提名。

到了1968年，在嚴(yan) 耕望的爭(zheng) 取下，錢穆終於(yu) 同意提名，成為(wei) 院士，接近全票通過。對於(yu) 他來說，這是一個(ge) 晚到了20年的頭銜，也僅(jin) 比弟子嚴(yan) 耕望早兩(liang) 年。

1958年元旦，張君勱、唐君毅、徐複觀發表《為(wei) 中國文化敬告世界人士宣言》，這被視為(wei) “新儒家”流派形成的標誌性文本。文章刊發前，張君勱等人邀請錢穆簽名。篤信“學者不可無宗主，而必不可有門戶”（清代學者章學誠語）的錢穆，拒絕了這個(ge) 簽名。自此之後，他與(yu) 新儒家漸行漸遠。

據餘(yu) 英時回憶，1964年錢穆辭去新亞(ya) 書(shu) 院的職務時，向哈佛燕京學社申請補助，以撰寫(xie) 《朱子新學案》，這是他晚年最重要的著作。燕京學社這項補助一向隻針對學術機構，不針對個(ge) 人。這時新亞(ya) 方麵希望錢穆也辭去研究所所長的職務。錢穆不得不以個(ge) 人名義(yi) 申請這項補助，在楊聯陞的幫助下才獲通過。

錢穆在新亞(ya) 時期的學生葉龍說，錢穆的離開，與(yu) 新亞(ya) 內(nei) 部一些人喜歡拉幫結派、排斥異己有關(guan) ，走的時候並不開心。

台灣這個(ge) 地方也未能讓他安度晚年。1986年，錢穆在素書(shu) 樓上最後一課時告誡學生：“你們(men) 不要忘了自己是一中國人。”接下來幾年，他陷入了“素書(shu) 樓風波”中，當時的台北“立法委員”陳水扁與(yu) 台北市議員周伯倫(lun) ，指責他居住在素書(shu) 樓是“非法占用公產(chan) ”，逼他遷出。

盡管“非法占用”說法並不屬實，但錢穆決(jue) 然於(yu) 1990年6月搬出住了二十多年的素書(shu) 樓。兩(liang) 個(ge) 月後，他撒手人寰。餘(yu) 英時認為(wei) ，“他無疑是帶著很深的失望離開這個(ge) 世界的。”

“我們(men) 應該用眼睛照亮這社會(hui) ”

葉龍告訴我，錢穆先生相處起來很和氣，但非常有威嚴(yan) 。有一次他請錢穆改文章，錢穆提出意見，他隨口說了些反對的話，錢穆馬上就不改了——認為(wei) 他所持的並不是虛心請教的態度。這令葉龍極其後悔，數十年後談起此事，仍懊惱不已。

這符合錢穆某些時候的峻厲形象。

《朱子語類》裏記載了朱子這番話：“凡事回互，揀一般偎風躲箭處立地，卻笑人慷慨奮發，以為(wei) 必陷矯激之禍，此風更不可長。孔子在陳，思魯之狂士，蓋狂士雖不得中，猶以奮發，可與(yu) 有為(wei) 。若一向委靡，濟甚事！……大凡隻看道理合做與(yu) 不合耳，如合做，豈可避矯激之名而不為(wei) ？”

1930年代，錢穆撰文介紹近百年幾個(ge) 儒者的讀書(shu) 主張，談到陳澧（1810－1882年，字蘭(lan) 甫，清末廣東(dong) 大儒，著有《東(dong) 塾讀書(shu) 記》等書(shu) ）的讀書(shu) 方法時，他認為(wei) 陳澧隻是看到了時人的病，開出來的藥方卻“溫和有餘(yu) ，峻厲不足”，不能振聾發聵。這個(ge) “峻厲”的主張，可與(yu) 朱子的“慷慨奮發”互相發明。

錢樹棠在抗戰期間曾求學於(yu) 遷到四川的齊魯大學，入國學研究所追隨錢穆。在他的印象中，老師的民族意識極強，曾對他說：“中國人自己的鐵路，為(wei) 什麽(me) 車站站牌上，中國字下麵偏要注上英文拚音？汪偽(wei) 漢奸政府將它一律取消，這一點卻做得痛快。隻是他們(men) 將來會(hui) 不會(hui) 注上日文，這可難說了。”一次，美國教會(hui) 派人來到齊魯大學調查情況，錢穆負責接見，向美國人介紹情況時，他把時間一律講成“民國某年”。美國人問：民國x年到底是“一九xx年”？錢穆嚴(yan) 肅回答：“我不知道。”

思想峻厲、處世溫煦，並存於(yu) 錢穆身上。在葉龍的記憶中，錢穆很能克製自己的情緒，評議他人時，口不出惡言，比如他對於(yu) 抗戰勝利後北京大學不聘請他這件事，其實是有意見的，但多年相處，也隻聽他不經意地提過一兩(liang) 次。

在西南聯大時，經常有人向錢穆請教。學生對這位老師，先是敬畏，熟悉後變成敬愛。每逢周末，學生成群結隊去錢穆宿舍問學。由於(yu) 地方小，來的人往往是一批出來，另一批再進去。

這些前來請教的人各式各樣：西南聯大的學生，其他大學的學生，銀行、報館、政府機關(guan) 工作人員，年過50歲的人……對於(yu) 他們(men) ，錢穆沒有絲(si) 毫疲倦厭煩的神態，一一耐心作答。學生李埏不解，說：“有的人隻是慕名而來，隻是瞻仰先生風采的，為(wei) 何也耐心作答？”錢穆舉(ju) 了範仲淹的例子：範仲淹帶兵打仗時，18歲的張載帶著兵書(shu) 求見，範仲淹勸他讀《中庸》，張載記取這番話，後來成了一代儒宗。錢穆告訴李埏：“孔子說，‘知者不失人，亦不失言。’我寧願失言，也不肯失人。”

嚴(yan) 耕望1941年來到齊魯大學追隨錢穆，報到的第一天，錢穆領他到住處，對起居飲食、鋪床疊被、整理書(shu) 物等一切瑣事都耐心指點，並且一天裏來其房間五六次，對這位學生關(guan) 懷備至。50年後，嚴(yan) 耕望回憶起這個(ge) 場景，仍然不禁涕淚橫流。

1957年，錢穆在新亞(ya) 學生的畢業(ye) 典禮上致辭說：“我們(men) 當抱赤子之心，以迎接一切。我們(men) 應該用眼睛照亮這社會(hui) ，光明是從(cong) 我們(men) 每個(ge) 人的眼中發出去的。”

到了台灣後，這位老人是怎樣的一番景象？北京大學教授龔鵬程告訴我，他接觸錢穆時，錢先生已是暮年，溫訥謹厚，沒有盛年氣象，但仍能讓人感受到是一位有德長者。他聽嚴(yan) 耕望這些錢門老學生說，錢穆早年是很能跟學生玩在一起的，他們(men) 常一人持一棍去爬山。

龔鵬程說，“錢先生回台灣演講，在淡江大學禮堂倒塌被砸之後，身體(ti) 肯定是受損了（注：1952年，錢穆在台灣淡江文理學院驚聲堂演講時，屋頂水泥大塊砸落，傷(shang) 重入院）。晚年樓居為(wei) 常。古人雲(yun) 筋力之減，皆稱新來懶上樓，錢先生則是罕得下樓出門。問學者都在客廳中見。政界人物來，亦不接待，任其隨席聽講而已。對我輩，因非真正弟子，較客氣，多稱兄。於(yu) 我則稱龔先生，我稱他錢老師或先生。怡然藹然，論學若話家常，大關(guan) 節處卻極敬肅，不苟且。而不甚道人是非，評價(jia) 師友均極見分寸。許多成名學者，恃老賣老，動輒狂言罵世、自吹自炫，先生不然。”

耐得住大寂寞

2015年7月，蘇州耦園。錢穆的幼女錢輝女士，和她的丈夫一起，與(yu) 我在此地相見。對於(yu) 錢家來說，耦園是一個(ge) 特別的地方。

1939年夏，錢穆從(cong) 雲(yun) 南來到香港，將《國史大綱》書(shu) 稿交給出版家王雲(yun) 五，囑咐他盡快交付商務印書(shu) 館出版。匆匆出書(shu) ，這不符合錢穆的慣例。《先秦諸子係年》從(cong) 啟動寫(xie) 作到正式出版用了12年，《中國近三百年學術史》花了5年。但戰爭(zheng) 局勢的不明朗，讓他不能不將《國史大綱》盡快出版。

交了書(shu) 稿後，錢穆到了上海，在戰火中潛回蘇州探望母親(qin) 。此時他的妻子也從(cong) 北平回到蘇州。錢穆變換姓名，隱居在耦園，一邊侍奉母親(qin) ，一邊寫(xie) 《史記地名考》。錢穆的子女們(men) 回憶，父親(qin) 隻要在家中，大部分時間都待在書(shu) 房裏，他們(men) 每次經過書(shu) 房門口，都要放輕腳步，小心翼翼。

錢輝1941年出生後，錢穆已離開蘇州到了成都——戰時齊魯大學遷去成都，聘顧頡剛主持國學研究所的工作，顧頡剛邀請錢穆共事。直到1948年，錢穆回到無錫的江南大學任教時，才與(yu) 蘇州的家人相聚，但一年後他就離開了大陸。直至1980年，一家人才在香港見麵。

對於(yu) 錢輝及其哥哥姐姐來說，父親(qin) 是陌生的。她直言並不十分了解父親(qin) 的學問，父親(qin) 對她的最大影響，是讓她感受到了教育的巨大力量。在關(guan) 切後輩這一點上，她與(yu) 父親(qin) 有相似處。與(yu) 她見麵時，我因為(wei) 身體(ti) 不適，遲到了半個(ge) 小時。分別後，她發信息過來問我身體(ti) 好轉了沒有，如果沒有，就應該考慮看醫生。

在耦園，錢輝一再向我聲言，她不是在接受采訪，而是來見朋友。園子幽靜，園外的環境也不熱鬧。我乘坐出租車過來，下車後還要走數百米的路才能到達。錢穆一家當年的住處是在城曲草堂，有兩(liang) 層樓，書(shu) 房門口約10米處有一座假山。滿園的蟋蟀聲令我感覺到，如果不是因為(wei) 遊客以及導遊，此處至今還是絕佳的讀書(shu) 地方。

“耐得住大寂寞，有定力”，這是前新亞(ya) 書(shu) 院院長金耀基評價(jia) 錢穆的話。錢氏治學如此，生活也如此。為(wei) 了專(zhuan) 注於(yu) 撰寫(xie) 《國史大綱》，他住在雲(yun) 南宜良的岩泉寺中，陳寅恪來拜訪，不無玩笑地說：“如此寂靜之境，誠所難遇，兄在此寫(xie) 作真大佳事。然使我一人住此，非得神經病不可。”

隱居岩泉寺後，就是隱居蘇州耦園。當時這裏是廢園，門口隻有一條路通往市區，人跡罕至。晚年的錢穆回憶起在宜良以及耦園這兩(liang) 年的隱居時光，充滿了深情，“生平最難獲得之兩(liang) 年也。”

顧頡剛的故居就在耦園附近，離開耦園後錢輝還特意帶我路經此地。分別時，錢輝看著馬路上穿梭不絕的車輛與(yu) 行人，對我說：“我小的時候，人很少，有些你不認識的人，這一次在這條路上見到了，以後還能在這條路上經常見到。現在呢，即使是你很熟悉的人，在同一個(ge) 地方都未必能經常見到了。”

太史公說，“古者富貴而名摩滅，不可勝紀，唯倜儻(tang) 非常之人稱焉。”在人海與(yu) 時間的磨洗下，個(ge) 人往往迅速湮沒，死後還為(wei) 後人紀念的，無疑是“倜儻(tang) 非常之人”了。

2015年是錢穆誕辰120周年，“我們(men) 沒有做什麽(me) 紀念活動，對他的最好紀念，就是讀他的書(shu) 。”錢輝對我說。

集大成者

1931年，錢偉(wei) 長投考清華大學，中文科目的試題是《夢遊清華園》，他用這個(ge) 題目做了一篇賦（賦是韻文，特點是善於(yu) 鋪陳，多用典故），得了滿分，閱卷老師不能改動一個(ge) 字。同時他也考了曆史，考試題目的要求是：寫(xie) 出二十四史的名字、作者、卷數、解釋人是誰。應考者中，隻有他得了滿分。

錢偉(wei) 長能有遠超同儕(chai) 的文史功力，歸功於(yu) 與(yu) 四叔錢穆對他的熏陶。

抗戰前，李埏入讀北京師範大學，恰逢在北大任教的錢穆過來兼課，同學歡呼雀躍，奔走相告。由於(yu) 擔心沒有座位，李埏提前了半個(ge) 小時去教室，然而此時前十幾排座位已經坐滿了人。課室是當時學校最大的，能容納二百人，來聽課的人擠了個(ge) 水泄不通。在上大學前，李埏已經讀過《史記》、《漢書(shu) 》、《資治通鑒》，背過不少秦漢文章。當時他自以為(wei) 還有點基礎，不料聽了錢穆的幾節課下來，不禁爽然若失，“我簡直是一張白紙啊！過去的讀書(shu) ，那算是什麽(me) 讀書(shu) 呢？過去知道的東(dong) 西，隻不過是一小堆雜亂(luan) 無章的故事而已。”

從(cong) 這些側(ce) 麵，可以窺見錢穆的功力。錢穆曾說，“我自7歲起，無一日不讀書(shu) 。我今年93歲了，10年前眼睛看不見了，但仍每日求有所聞。我腦子裏心向往之的，可說隻在孔子一人，我也隻是在想從(cong) 《論語》學孔子為(wei) 人千萬(wan) 中之一二而已。別人反對我，冷落我，我也不在意。我隻不情願做一孔子《論語》中所謂的小人。”

世人常稱道錢穆讀書(shu) 之勤、著述之豐(feng) ，然而他的天分同樣不容忽略。龔鵬程認為(wei) ，錢穆先生天資過人，“他注《公孫龍子》隻花了7天，寫(xie) 《莊子纂箋》也隻費了兩(liang) 個(ge) 月，這都不是普通人能辦到的事。錢先生給人的印象是苦學成名，他也從(cong) 不炫耀自己的才華，其實如此捷才，可謂並世無兩(liang) 。”就連徐複觀在批評錢穆的史學時，也說：“錢先生天資太高，個(ge) 性太強。”

錢穆讚揚朱子是集大成者，常告誡學生，讀書(shu) 人要有大氣魄。他的治學也跟朱子一樣，博涉經史子集四部。我問龔鵬程，“錢穆先生桃李滿天下，你認為(wei) 他的治學方法沒有嗣音。在你的評價(jia) 體(ti) 係裏，一個(ge) 學者需要符合哪些條件，才算是繼承了錢先生的學問？”龔鵬程的回答是：

錢先生方麵廣大，弟子們(men) 皆僅(jin) 得其一偏，如餘(yu) 英時、何佑森主要是近三百年學術史，嚴(yan) 耕望是曆史地理。先秦諸子學及宋明理學方麵卻沒什麽(me) 學生做。

這又還不是領域的問題，而是道與(yu) 史之分。大家都說錢先生是史學家，但古之史家要通古今、究天人，故曆來都說道家出於(yu) 史官，而近代言史最初隻談古今之變，重史跡而不重道。錢先生言史，是關(guan) 涉其信仰、價(jia) 值、意義(yi) 的，也就是道之問題。因此重周公、重孔子、重朱子。朱子尤其是他學術之根穴所在。可是弟子們(men) 所談多隻是跡，不是道。高明如餘(yu) 英時，論朱子亦僅(jin) 貼合著宋朝政治立論，是更黏著於(yu) 跡。此乃方向上之異趨也。當然餘(yu) 先生新近又有論天人之際的大作，但問題意識仍是史跡的，想說明所謂“軸心時代”的古今變遷而已，與(yu) 錢先生畢竟不同調。

換言之，繼承錢先生之學，一是要中有道揆、二是要廣大通達。方法跟考據一點關(guan) 係都沒有。關(guan) 於(yu) 錢先生之通博，可補說一掌故。香港中文大學為(wei) 錢先生作壽，成立錢賓四先生講座時，餘(yu) 先生致詞，謂自己、全漢昇、金耀基這3位都做過中大新亞(ya) 書(shu) 院院長，可是3個(ge) 人加起來，仍僅(jin) 得錢先生之一半。頌揚得體(ti) ，一時稱之，因這也是實話。

一個(ge) 倔強的靈魂

金耀基1990年悼念錢穆時曾說，“從(cong) 結識錢先生以後，我總覺得他是很寂寞的，他曾說很少有可以談話的人了，他與(yu) 當代的政治社會(hui) 氣候固不相侔，與(yu) 當代的學術知識氣候也有大隔。”

寂寞或許源於(yu) 他的心態。“餘(yu) 自《國史大綱》以前所為(wei) ，乃屬曆史性論文。僅(jin) 為(wei) 古人伸冤，作不平鳴，如是而已。以後造論著書(shu) ，多屬文化性，提倡複興(xing) 中華文化，或作中西比較，其開始轉機，則自當為(wei) 《思想與(yu) 時代》撰文始。是則餘(yu) 一人生平學問思想，先後轉折一大要點所在。”1985年，在悼念老友張其昀的文章裏，錢穆這樣說自己治學的變化。

提倡複興(xing) 中華文化、進行中西文化比較，也跟他的“溫情與(yu) 敬意”一樣，成了爭(zheng) 議所在。

1989年，錢穆去香港參加新亞(ya) 書(shu) 院創校40周年慶典，其間極其興(xing) 奮地告訴夫人胡美琦：“我今天發明了中國古人‘天人合一觀’的偉(wei) 大。回家後，我要寫(xie) 篇大文章了。”

那時錢穆已不能執筆寫(xie) 作，需要胡美琦幫忙。剛開始時，胡美琦以為(wei) 這是他的“老生常談”，怕影響他身體(ti) ，就沒有辦這件事。在錢穆的堅持下，才由他口述，胡美琦筆錄，寫(xie) 下了《中國文化對人類未來可有的貢獻》，他所說的這個(ge) 貢獻，就是“天人合一觀”。

這是錢穆一生最後的手筆。他認為(wei) ，在中國古人的思想中，天命與(yu) 人生是合一的，不能分開談，“人生最大目標、最高宗旨，即在能發明天命。孔子為(wei) 儒家所奉稱最知天命者，其他自顏淵以下，其人品德性之高下，即各以其離於(yu) 天命遠近為(wei) 分別。這是中國古代論人生之最高宗旨，後代人亦與(yu) 此不遠，這可說是我中華民族論學分別之大體(ti) 所在。”錢穆預言，“此下世界文化之歸趣，恐必將以中國傳(chuan) 統文化為(wei) 宗主。”

在去世前一年，錢穆的身體(ti) 狀況就已經不如人意。史學家許倬雲(yun) 拜訪錢穆後，對金耀基說，“一位曆史巨人正在隱入曆史。”在生命最後兩(liang) 年裏，錢穆的身體(ti) 已不允許他聚神寫(xie) 作。這篇文章很短，是在搬出素書(shu) 樓前三天寫(xie) 成的。其後錢穆仍然希望對文章進行增訂，他認為(wei) ，“這將是我晚年最後的成就了。”

然而未能如願。1990年8月30日，錢穆謝世。這一天，台風襲擊台北，龔鵬程在風雨中悼念錢穆，“他不是就史論史，或考古證史的人。他是通過對曆史的省察與(yu) 討論，來申述他從(cong) 孔子、孟子、朱子那裏學來的價(jia) 值理想，並用這種價(jia) 值來期許我們(men) 這個(ge) 社會(hui) ，探索中國文化的出路。此乃錢先生苦心孤詣之所在，也是他不易為(wei) 人所理解的地方。因此，錢先生根本是寂寞無助的。作為(wei) 史學家的錢穆，人無異辭，都承認他的地位；但論到錢先生所信仰的文化理念時，爭(zheng) 論就多了……他一生在對抗時代，在平衡他所認為(wei) 的時代偏差。但他的主張，在整個(ge) 學界都是孤獨的。”

如今，距離錢穆去世也有25年了，他一生所想平衡的時代偏差，得到改善了嗎？龔鵬程說：“時代之偏差，今更甚了，哪就得到了改善？錢先生認為(wei) 的偏差，一在文化方向，騖新向西，不能歸根返本；一在個(ge) 人方麵，人心闇蔽，陷溺日深。他在文化的具體(ti) 分析上，釋判東(dong) 西、評價(jia) 優(you) 劣，或多可商；對人心的哲理性解說，也不及宋明理學家或當代新儒家精微，但方向是不錯的。可惜現世仍與(yu) 這個(ge) 方向背道而馳。”

我問：“一方麵，錢穆先生不被考據派認可。另一方麵，大陸時期不乏與(yu) 他文化立場相近的學人，比如柳詒徵、錢基博、陳寅恪等先生，但錢先生不會(hui) 與(yu) 他們(men) 形成流派或陣營。導致他孤獨的因素有哪些？”

“君子群而不黨(dang) ，小人則黨(dang) 矣。不黨(dang) ，當然就孤獨，而且是本質地孤獨。你說的柳詒徵、陳寅恪、錢基博，其實也都是孤獨的。他們(men) 也黨(dang) 不起來。可是現代是個(ge) 群眾(zhong) 結黨(dang) 而鬥的時代，不能黨(dang) 同伐異，自然就不能號召群眾(zhong) 、鼓動風潮。再則是方向的問題。現代是資本主義(yi) 工業(ye) 化及黨(dang) 政官僚體(ti) 製裹脅著人，趨向毀滅地球、毀滅人性的方向走。錢先生他們(men) 是看著‘盲人騎瞎馬，夜半臨(lin) 深池’而大聲呼籲示警，或自傷(shang) 也將與(yu) 群盲同殉的一批人。”龔鵬程說，“這一小撮人豈能阻擋時代的巨輪？過去，他們(men) 也都幾乎被碾成了齏粉呢！”

再過一百年之後，人們(men) 會(hui) 如何評價(jia) 錢穆先生呢？

龔鵬程答：“往者已矣，來者不可知。未來錢先生也可能會(hui) 被超越，漸不重要。但無論如何，人們(men) 應當會(hui) 記得一個(ge) 倔強的靈魂，曾在這般黑暗的時代護衛著文化命脈。”

（參考文獻：《錢賓四先生全集》，聯經出版社；《治史三書(shu) 》，嚴(yan) 耕望著，上海人民出版社；《錢穆與(yu) 中國文化》，餘(yu) 英時著，上海遠東(dong) 出版社；《多情懷酒伴》，龔鵬程著，上海人民出版社；《近代中國的史家與(yu) 史學》，王汎森著，複旦大學出版社；《國學宗師錢穆》，陳勇著，北京大學出版社；《錢穆紀念文集》，中國人民政治協商會(hui) 議江蘇省。）

責任編輯：葛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