錢穆的諸子學研究過時了嗎?

作者：詹剛

來源：《東(dong) 方早報》

時間：孔子二五六六年歲次乙未年六月十六日戊申

           耶穌2015年7月31日

編者按：昨天是史學家錢穆誕辰120周年。錢穆(1895年7月30日─1990年8月30日)，字賓四，江蘇省無錫人，與(yu) 呂思勉、陳垣、陳寅恪並稱為(wei) “史學四大家”。

錢穆研究方向廣泛，擅用史學考證，他一生著述頗豐(feng) ，專(zhuan) 著多達80種以上。其中關(guan) 於(yu) 先秦的重要著述有《國學概論》與(yu) 《先秦諸子係年考辨》等。

隨著新的簡帛考古發現，錢穆的一些學術觀點已被證偽(wei) ，那麽(me) ，他的著作是否還有學術價(jia) 值？當今學者又該如何看待錢穆的貢獻？

晚清之時，中國遭遇到“三千年未有之大變局”，但也由此開啟了學術大繁榮的局麵。這時，兩(liang) 千年來一直居正統地位的儒學成了中華文化專(zhuan) 製、落後的替罪羊，被批判被攻擊，而一直被冷落的先秦諸子則被發掘出來，被宣揚被倡導，而在這種宣揚和倡導之中，則承載了知識者對新社會(hui) 新文化的期待。

“五四”新人胡適（1891-1962）於(yu) 1919年2月出版了《中國哲學史大綱》（卷上）。胡適這一著作，是用現代西方學術規範研究中國本土故有學問的開山之作。胡適的著作，引起當時學術界的熱烈討論。按照我們(men) 現在的分類，當時的學術思潮有三大傾(qing) 向，即社會(hui) 主義(yi) 、自由主義(yi) 、文化保守主義(yi) 。胡適是作為(wei) 自由主義(yi) 者，全盤西化論者，來研究中國傳(chuan) 統學問的代表人物。

錢穆論先秦學術

本文介紹的是錢穆的諸子學研究，而錢穆，正是文化保守主義(yi) 陣營中的重要代表人物。錢氏不僅(jin) 是學問家，也是思想家，是對儒學抱有特別情感的學者。具體(ti) 到先秦學術，錢穆將先秦學術分為(wei) 兩(liang) 流、五派、三期。這一認識在其1926年所著、1931年出版的《國學概論》中已經成型，在1935年出版的《先秦諸子係年考辨》中完善定型，此後終身不改。

所謂兩(liang) 流，是指錢氏以貴族與(yu) 平民思想的對立，這一線索來理解先秦學術演化。即儒、墨各成一大流派。“先秦學派，不出兩(liang) 流：其傾(qing) 向於(yu) 貴族化者曰儒，其傾(qing) 向於(yu) 平民化者曰墨。儒者偏重政治，墨者偏重民生。法家主慶賞刑罰，源於(yu) 儒；道家言反樸無治，源於(yu) 墨。故一主禮，一非禮。一主仕進，一主隱退。一尚文學，一主勞作。此當時學術界分時之所在也。”（《國學概論》）

所謂五期，是指戰國中期，諸子分五派，此五派，是錢氏根據他們(men) 對於(yu) 仕的態度而分的。所謂三期說，是指諸子學說在階段上可以分為(wei) 三期。第一期，是孔子和墨子的時期。此期仍然是關(guan) 於(yu) 貴族文化的爭(zheng) 論，是貴族階級的生活如何正當的問題。第二期是陳仲、許行、孟子和莊子時期。所討論的是士或知識者，也即平民階級對於(yu) 貴族階級所持的態度問題。第三期是老子、荀子和韓非的時期。是士階級的大整合時期，出現了反遊仕反文學的思想。三期分別對應“禮”、“仕”、“治”三大問題。並且，錢氏還提出，先秦各家相通，轉相師承，遞相授受。也就是說，各家的關(guan) 係並不是壁壘森嚴(yan) ，有對立無融合的，而是，互有師承，互相轉化。

考證蘇秦張儀(yi) 案

在整體(ti) 觀下，錢穆對諸子中的墨子、老子和莊子又有專(zhuan) 書(shu) 研究。而集大成之作則是1935年出版的《先秦諸子係年考辨》，此書(shu) 被顧頡剛譽為(wei) 不朽之作，也幾度受到陳寅恪的推崇。錢氏關(guan) 於(yu) 諸子，有許多具體(ti) 論斷。其中常被後來者指責的有兩(liang) 大論斷。一個(ge) 是，錢氏考證認為(wei) 孫武即孫臏，《孫子兵法》就是《孫臏兵法》；另一個(ge) 是，錢氏認為(wei) 《老子》一書(shu) 晚出，是戰國晚期著作，晚到大致與(yu) 《荀子》同時。人們(men) 往往引用1972年山東(dong) 臨(lin) 沂銀雀山出土的西漢竹簡（既有《孫子兵法》，也有《孫臏兵法》）來批評錢穆考證之誤；人們(men) 也愛用後來出土的長沙馬王堆西漢楚帛書(shu) 《老子》、郭店簡戰國中期《老子》簡，以證明《老子》書(shu) 晚出的考證是錯誤的。

可是，事情還有另一麵。錢穆在《係年》中有一篇《蘇秦考》。按《史記》記載，張儀(yi) 、蘇秦是同時代之人，是好友，在七國中施展合縱連橫之術。蘇秦死後，有弟蘇代活躍於(yu) 世。但錢氏《蘇秦考》指出，一、記載在蘇秦身上的事情，多數都是蘇秦死後之事。二、不存在張儀(yi) 與(yu) 蘇秦為(wei) 好友之事，更不存在蘇秦送張儀(yi) 入秦國的可能。三、蘇秦的事情，可考的隻有仕燕，避罪到齊國，為(wei) 反間計，被齊王所殺。四、指出蘇代的事跡費解，忽前忽後。五、合縱攻秦之事皆在秦昭王、齊湣王、燕昭王、趙惠文王時，且隻有五國攻秦，沒有六國攻秦之事，而且這事發生時蘇秦已經死了。蘇氏家族可能精通縱橫之學，所以，人們(men) 將其家族之事都算到蘇秦一人身上了。在錢氏考證的基礎上，唐蘭(lan) 、楊寬、徐中舒進一步探索，比較一致地認為(wei) ，蘇秦實際上生活於(yu) 張儀(yi) 之後，《史記》記載是錯誤的。

令人欣慰的是，1973年，長沙馬王堆西漢墓的出土物中除了帛書(shu) 《老子》等以外，還有一件《戰國縱橫家書(shu) 》，此帛書(shu) 共27章，其中前14章的內(nei) 容全與(yu) 蘇秦有關(guan) ，或是蘇秦的書(shu) 信，或是蘇秦的遊說之辭。而這些是司馬遷所沒有看到過的材料。至此，蘇秦的事跡真相大白。司馬遷《史記》蘇秦事跡中既有弄錯的，又有假造的。從(cong) 出土材料來看，蘇秦的一生，主要是為(wei) 燕昭王在齊國作間諜活動。蘇秦的年輩要比張儀(yi) 晚得多，張儀(yi) 死在公元前310年，蘇秦要晚死25年左右。《史記》把張儀(yi) 、蘇秦的順序錯為(wei) 蘇秦、張儀(yi) ，把五國伐秦錯成了六國合縱，還推早了45年（前288-前333）。這樣一來，錢穆、唐蘭(lan) 、楊寬、徐中舒等人的研究成果得到了證實。錢氏雖然沒有最後悟到司馬遷搞錯了蘇秦死的時間，臨(lin) 門一腳，欠缺一步，但蘇秦事跡中的重要疑點和可能的情況，他基本上排查到了。所以，在這一考證上，應記首功。然而，如此精彩的考證案例，卻沒有多少人提起錢穆的貢獻。

舉(ju) 上麵這個(ge) 例子，也可以大致看出，錢穆治諸子學的具體(ti) 方法，那便是史學考證之法。回過頭來，我們(men) 看錢穆的《係年》中的《孫武辨》、《田忌鄒忌孫臏考》中認為(wei) 孫武、孫臏是同一人的考證。其實，這一認識，並不起源於(yu) 錢氏，南宋葉適，清代全祖望、姚鼐已經對孫武其人其書(shu) 發生懷疑，最重要的理由有兩(liang) 條，一是《左傳(chuan) 》沒有記載孫武這位赫赫有名的大將，不可思議；二是，《孫子兵法》中一些措辭不合春秋時的情況。當然，出土材料已經證明，錢氏的判斷是錯誤的。可是，錢氏及前人所提出的疑問依舊存在，並無合適的解答。這個(ge) 問題，真的解決(jue) 了嗎？進一步說，與(yu) 考證所得的結果相較，考證的方法是不是也值得重視呢？

考證老子其人其書(shu) 案

現在，我們(men) 看一下錢穆的老子考證。關(guan) 於(yu) 老子其人其書(shu) 的討論是現代學術中的大題目。而錢穆是較全麵考證老子的重要學者之一。錢氏認為(wei) 《老子》是戰國末期的作品。他從(cong) 社會(hui) 及政治現象、文字、詞匯、思想範疇以及獨創的思想線索角度作了充分論述。錢氏分老子其人與(yu) 其書(shu) 為(wei) 二，分別考察。在《係年》的《老子雜辨》裏，錢氏認為(wei) 老子是三個(ge) 曆史人物的雜糅，即老萊子（《論語》中的“荷蓧丈人”）、周烈王時的太史儋及戰國晚期楚人詹何。而《老子》一書(shu) 的作者，則不能定。其考證詹何就是《莊子·外物》中的任公子。理由是，《莊子·外物》中說“任公子為(wei) 大鉤巨錙，五十犗以為(wei) 餌，蹲乎會(hui) 稽，投竿東(dong) 海”。而《淮南子·冥覽訓》中說“詹何騖魚於(yu) 大淵之中”，描述相似，故此二人應是一人。這一考證，雖牽強但也有妙趣。

錢氏考證《老子》晚出的文章都收入《莊老通辨》一書(shu) 。其精彩之處，比如，從(cong) 社會(hui) 和政治現象來考察《老子》。認為(wei) 有些老子之語，不合春秋時的形勢，如“使民重死而不遠徙”、“我好靜而民自正”、“民不畏死，奈何以死懼之”。《左傳(chuan) 》所記“大抵皆貴族階級自身內(nei) 部相互間之動亂(luan) 爭(zheng) 奪為(wei) 主。而何有乎如《老子》書(shu) 之所謂百姓之好智多欲好動而輕死乎？此乃王官之學，流散入民間，諸子興(xing) 起，百家爭(zheng) 鳴，乃始有此現象”（《再論〈老子〉成書(shu) 年代》）。

《老子》又說“大道甚夷，而民好徑。朝甚除，田甚蕪，倉(cang) 甚虛”，錢氏指出：“此種景象，又豈春秋時所有乎？亦豈戰國初期之所能有乎？又曰：服文彩，帶利劍，厭飲食，財貨有餘(yu) 。當知此輩皆來自田間，故致於(yu) 野甚蕪而倉(cang) 甚虛，此亦顯是戰國晚期遊士食客之風既盛，乃始有之也。”“若其有之，則在孟嚐春申信陵平原四公子之門。且武器之有劍亦始春秋末年，然尚不為(wei) 當時社會(hui) 士流普遍之佩帶品。”“故無論就大體(ti) 言，或就小節言，《老子》書(shu) 之為(wei) 晚出，乃無往而不流露其成書(shu) 時代之背景。”（《再論〈老子〉成書(shu) 年代》）

由於(yu) 1993年荊門郭店戰國中期《老子》竹簡出土，所以，錢氏認為(wei) 《老子》一書(shu) 乃是戰國晚期著作的結論已被淘汰。但像上麵所舉(ju) 這些富有洞見的觀察，則沒有因之而被消除，疑問仍舊存在。

錢穆的子學研究到上世紀60年代，隨著年歲增長、關(guan) 注點轉移而結束。再加上兩(liang) 岸隔絕，所以，當1970年代地下材料不斷發現的時候，錢氏沒有發言。

重讀錢穆

今天，我們(men) 重讀錢穆的著作，如他的諸子學研究，我覺得依舊受益無窮。

第一，錢穆在新時代及時運用了傳(chuan) 統時代人們(men) 因為(wei) 價(jia) 值觀念而忽視的《竹書(shu) 紀年》來解決(jue) 研究對象中的問題。陳寅恪曾經讚賞《先秦諸子係年考辨》的優(you) 點在於(yu) ，以《竹書(shu) 紀年》訂正《史記》的錯誤，有許多重大的發現。現在看來，這正是錢氏學術能夠在清人基礎上推進一步的原因所在。再者，錢氏讀書(shu) 精熟，材料運用如臂使指，這是同時及後輩學者很難達到的境界。

第二，據錢穆晚年回憶，其少年時代曾經遍讀嚴(yan) 複譯作，尤其是從(cong) 《群學肄言》、《名學》二書(shu) 得益匪淺。此外，對《新青年》之文章也悉心拜讀。這些閱讀都表現在其諸子學研究之中，即能夠采用社會(hui) 學的視野，比較客觀，重視邏輯，所以，盡管有時結論並不完全正確，但其方法、論據和質疑，是有力而可信的。而此史學立場已經是融合了乾嘉考據學、西方社會(hui) 學、邏輯學在內(nei) 的新的史學手段了。

第三，錢穆雖然學有所宗，推崇儒家，但在具體(ti) 研究中並非牽強附會(hui) ，實際上，他對古史的懷疑較疑古派領袖顧頡剛有過之，無不及。正因為(wei) 他有魄力破壞舊的陳說，故其建構，才更牢固，更可觀，讀來更有滋味。而這是不是也提示我們(men) ，當我們(men) 總是傾(qing) 向於(yu) 認為(wei) 學有所宗會(hui) 有所遮蔽，會(hui) 教條會(hui) 僵化會(hui) 意識形態化，然而，與(yu) 此同時，是不是也會(hui) 有更深刻的開顯？

在曆史線索中，總是存在著缺失的環節，對於(yu) 這些環節，學者們(men) 絞盡腦汁，他們(men) 使用各種手段不懈探索，但是有些可以探測出來，有些則依舊在幽暗之中。按照波普爾（karlpopper）的學說，科學與(yu) 非科學的區別在於(yu) 經驗上的“可證偽(wei) 性”。理論不能被證實，隻能被證偽(wei) 。那些可以被證偽(wei) 的學說才是具有科學性的。錢氏諸子學中的具體(ti) 論斷被證偽(wei) 了，恰恰表明，其研究是具有科學性的，而不是相反。錢氏在諸子學的考證中，總的來說，貫穿了客觀的、邏輯的方法，有理有據。

錢穆過時了，錢穆又不過時。我們(men) 時代的優(you) 秀學者也無非是在做錢穆應做之事，並且，要努力回答錢穆及其同時代學者所提出的疑問。

責任編輯：姚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