孔子對禮樂(le) 文化的堅守與(yu) 傳(chuan) 承之路

作者：田家溧（中國人民大學曆史學院）

來源：《光明日報》（2015年05月20日14版）

時間：孔子二五六六年歲次乙未年四月初三日丙申

           耶穌2015年5月20日

孔子的際遇，頗為(wei) 令人感歎。他的道德學問，為(wei) 當時人所推重；他經世致用的抱負，卻未曾得以放手施展。在經曆了種種挫折之後，孔子似乎也有過對政治生涯的心灰意冷。但是，他對於(yu) 禮樂(le) 文化的堅守與(yu) 傳(chuan) 承，卻未曾有過猶豫彷徨。即便當時無法興(xing) 起禮樂(le) 以濟世安民，他仍把希望寄托在將來。

孔子一生不得誌，至老年仍到處奔走宣揚禮樂(le) 之治。五十一歲才開始在魯國做官，可惜好景不長，並未得到重用，從(cong) 五十四歲到六十八歲，複又在外漂泊十四載。後又回到魯國，“然魯終不能用孔子，孔子亦不求仕。”（《史記·孔子世家》）這其中問題的症結，就在於(yu) 孔子對禮樂(le) 之治的堅持與(yu) 當時的政治需求不相符合。春秋末期，周王室權力式微，各國君主聚焦於(yu) 擴充國家軍(jun) 力以自保或是圖霸，根本無暇顧及禮樂(le) 。

在屢屢碰壁的情勢下，孔子自己也抱怨“莫我知也夫”（《論語·憲問》，以下凡引用《論語》，隻注篇名）。李零先生曾說：“讀《論語》，我的感受，兩(liang) 個(ge) 字：孤獨。孔子很孤獨。他很恓惶，也很無奈，唇焦口燥，顛沛流離，像條無家可歸的流浪狗。”（李零：《喪(sang) 家狗——我讀〈論語〉》，山西人民出版社2007年版）其實孔子得名甚早，如果願意改變行事作風，趨附政治家的需求，或許就不必在周遊列國的淒惶中被人取笑為(wei) “喪(sang) 家之狗”。但他卻不僅(jin) 未曾放棄過對禮樂(le) 文化的堅守，而且是以一種積極樂(le) 觀的態度周遊列國宣揚禮樂(le) 。就像他對自己的評價(jia) ：“其為(wei) 人也，發憤忘食，樂(le) 以忘憂，不知老之將至。”（《述而》）這句話是孔子回答葉公問子路的話，孔子至葉，已經六十三歲。一位飽經風雨坎坷的老人，卻沒有消極悲觀，仍然積極有為(wei) ，不知老之將至。這種苦中作樂(le) 的精神，令人折服。在這種樂(le) 觀情緒的感染下，他以一種堅忍的精神堅持著自己對理想的追求。“君子無終食之間違仁，造次必於(yu) 是，顛沛必於(yu) 是”（《裏仁》），是他堅忍品格的最好宣言。因為(wei) 他堅信“三軍(jun) 可奪帥也，匹夫不可奪誌也”（《子罕》），所以即使在厄於(yu) 陳、蔡，斷絕糧食，從(cong) 者病，莫能興(xing) ，士氣大衰的情境下，他依然能夠講頌弦歌不衰，能夠用“君子固窮，小人窮斯濫矣”（《衛靈公》）的話來鼓勵大家。

在六十八歲返魯之前，孔子一直積極求仕，希望能夠有賢明的國君賞識自己的政治訴求，推廣禮樂(le) 文化。然而總是事與(yu) 願違，以至於(yu) 有兩(liang) 次孔子想接受叛臣公山弗擾和佛肸的邀請。後因子路的反對沒有成行，但卻留下了“吾其匏瓜也哉？焉能係而不食”（《陽貨》）的慨歎。這一點多為(wei) 後世反對孔子的人所詬病，其實這正反映了孔子內(nei) 心的矛盾：很想有一番作為(wei) 的期許和道德理性的衝(chong) 突。然而在積極求仕的另一麵，卻是他對山林隱逸生活的向往和對隱士的尊重。在《論語》中很著名的“子路、曾皙、冉有、公西華侍坐”（《先進》）篇中，子路、冉有、公西華都說了自己願為(wei) 政的誌向，夫子隻是各做點評，到曾點說出自己的誌向僅(jin) 僅(jin) 是“莫春者，春服既成，冠者五六人，童子六七人，浴乎沂，風乎舞雩，詠而歸”的時候，夫子喟然歎曰：“吾與(yu) 點也”。這句慨歎，很形象地點出了夫子其實很向往那種無憂無慮的自然生活。他也很欣賞那種“邦有道則知，邦無道則愚。其知可及也，其愚不可及也”（《公冶長》）的深藏自保的智慧。但是在楚國聽到隱者桀溺“滔滔者天下皆是也，而誰以易之？且而與(yu) 其從(cong) 辟人之士也，豈若從(cong) 辟世之士哉”（《微子》）的疑問後，夫子卻以“鳥獸(shou) 不可與(yu) 同群，吾非斯人之徒與(yu) 而誰與(yu) ？天下有道，丘不與(yu) 易也”（《微子》）來做回答。

明明知道前路艱難，明明尊重、向往隱士的生活，卻依然堅定走自己已然選擇的變革道路。堅持，在這種選擇和犧牲的映襯下，更帶著一抹悲壯的色彩。我們(men) 評價(jia) 曆史人物，很容易忽略人物所處的曆史時代環境。其實春秋時期不應是“禮崩樂(le) 壞”的時代，而是“禮樂(le) ”變易的時代，雖然具體(ti) 的禮製有變，但原始的吉、凶、軍(jun) 、賓、嘉諸禮，以及普通人之間的生活社交的禮儀(yi) ，仍在進行。（朱順龍、顧德融：《春秋史》，上海人民出版社2003年版）錢穆先生也在《論春秋時代人之道德精神》一文中指出“春秋時代，中國社會(hui) 上之道德觀念與(yu) 夫道德精神，已極普遍存在，並極洋溢活躍，有其生命充沛之顯現。孔子正誕生於(yu) 此種極富道德精神之社會(hui) 中”，“這種道德精神，用中國傳(chuan) 統語說之，則皆是一種禮教也。禮教之在春秋時，其影響人心者，可謂甚深甚厚。”（錢穆：《中國學術思想史論叢(cong) ·卷一》，安徽教育出版社2005年版）對此，劉澤華先生也有論斷：“春秋戰國時期‘禮崩樂(le) 壞’隻是禮發展中的一個(ge) 階段，並不是禮本身的廢棄。因為(wei) 禮賴以存在的社會(hui) 土壤依然存在……儒家在禮衰之時，看到了它必將複榮，為(wei) 禮的再興(xing) 進行了頑強的奮鬥。儒家之外，除少數思想家主張廢除禮，多數思想家都給禮留下了大小不同的席位。”（劉澤華：《先秦禮論與(yu) 君主專(zhuan) 製主義(yi) 》，轉引自《洗耳齋文稿》，中華書(shu) 局2003年版）可見“德不孤，必有鄰”（《裏仁》），在當時並非隻有孔子一人堅守禮樂(le) ，雖然禮樂(le) 文化在國家政治層麵上因為(wei) 社會(hui) 戰亂(luan) ，國君熱衷於(yu) 擴充軍(jun) 備力量而受到冷遇，但是禮教卻在社會(hui) 層麵上廣泛影響著人心。其中，以孔子為(wei) 首的儒家學者對禮樂(le) 文化的改進與(yu) 推廣，功不可沒。

孔子在充分吸收了西周禮樂(le) 文化的基礎上，對日漸僵化的禮儀(yi) 製度做了一番創造性的轉化，適時提出“仁”的概念，希望人們(men) 可以從(cong) 內(nei) 心的真實情感出發，虔敬地踐履禮的每一個(ge) 儀(yi) 節。在禮彰顯皇權、劃分等級的功能外，他將禮帶出貴族範圍，強調任何一個(ge) 普通人，隻要願意學習(xi) 禮樂(le) ，堅持德性的修養(yang) ，皆有成為(wei) 君子的可能。這種升華的禮的精神內(nei) 涵和普遍意義(yi) ，給了禮永恒的精神生命，使其不會(hui) 僅(jin) 僅(jin) 隻是一種製度，隨著時代的更迭被遺忘在曆史的角落裏，而必然會(hui) 在中國曆史的長河中熠熠生輝，不可替代。

對孔子來講，遵守、提倡禮樂(le) 文化，不僅(jin) 僅(jin) 是為(wei) 了保存這些細碎的禮儀(yi) 細節，更在於(yu) 其背後重要的意義(yi) ——為(wei) 了上下有序、社會(hui) 安寧。“禮”的學說體(ti) 係是孔子思想的核心，由禮治而達社會(hui) 大同，是孔子的理想。雖然他的學說仍舊根植於(yu) 舊的社會(hui) 基礎之上，隻是麵對社會(hui) 現實的改變而做了相應的調整，但我們(men) 不能打破社會(hui) 環境的局限來苛求古人。孔子的偉(wei) 大，就在於(yu) 他改良的最終目的，並不是為(wei) 了維護一家一姓的利益，而是懷著社會(hui) 大同的關(guan) 懷。因此，“具有合理性的思想，即便是在某一曆史階段因為(wei) ‘不合時宜’而遭受冷落甚至是貶抑，但時局一旦發生變革，仍可以‘度盡劫波’而表現出旺盛的生命力。”（孫家洲，《“三不欺”：古代從(cong) 政風格臆解》，《理論學刊》2005年第7期）禮樂(le) 文化因為(wei) 失去了宗法製度的社會(hui) 土壤，在春秋戰國時期因為(wei) “不合時宜”而備受政治家們(men) 的冷落，在秦代又經曆“焚書(shu) 坑儒”的嚴(yan) 厲打壓，但終究“度盡劫波”，在漢以後的政治、社會(hui) 生活中產(chan) 生持續影響力，禮樂(le) 文化逐漸成為(wei) 中華文化圈的標簽，生活於(yu) 其中的人“不學禮，無以立”（《季氏》）。孔子對待禮樂(le) 文化的態度告訴我們(men) ，每個(ge) 時代都會(hui) 有變革在發生，可是每個(ge) 時代都無法拋棄前代文化的積澱。

責任編輯：姚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