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瑞全】民主政治製度與亞洲價值:論李光耀的政治模式

欄目:快評熱議
發布時間:2015-04-04 20:41:0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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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主政治製度與(yu) 亞(ya) 洲價(jia) 值:論李光耀的政治模式

作者:李瑞全(台灣中央大學哲學研究所所長,教授)

來源:作者授權 伟德线上平台 發布

時間:孔子二五六六年歲次乙未年二月十五日己酉

      耶穌2015年4月3日


 

作者按:新加坡成為(wei) 亞(ya) 洲以至全球國民人均生產(chan) 值最高的城市國家,是四小龍之首,與(yu) 儒家的文化因素有很緊切的關(guan) 係。本文就3月23日新加坡前總理李光耀逝世而就李光耀所建立的新加坡的政治模式,與(yu) 儒家式治道的內(nei) 涵作一分析。本文將在《鵝湖月刊》第478期(2015年4月號)刊於(yu) 我的中央觀察站專(zhuan) 欄,因為(wei) 時效,先在我的雅虎個(ge) 人網頁上公告,請前往參閱。

 

引言:李光耀與(yu) 亞(ya) 洲價(jia) 值

 

2015年3月23日新加坡之父李光耀去世受到全球的矚目,這自非是偶然的。主要因素是新加坡以彈丸之地,而創出世界經濟發展的奇跡,成為(wei) 第三世界國家中靠自力奮鬥,且在國際政治上抗拒西方強權,包括英美,而成功為(wei) 最先進和富庶的第一世界模式的小國。西方社會(hui) 評論家一般自然強力批評李光耀在政治上的專(zhuan) 權,一黨(dang) 獨大,壓製反對者,以致使用社會(hui) 資源分配的方式打擊支持反對勢力的地區。但對於(yu) 新加坡之經濟蓬勃發展,社會(hui) 安定繁榮,生活水平極高、極現代化,國民生產(chan) 總值激增,尋且成為(wei) 四小龍之首,甚至高於(yu) 歐洲許多國家的成就等現象,不得不承認,也瞠目不知如何解釋。同時,南韓、台灣和香港也有同樣輝煌的表現,理論家因而有仿照韋伯(Weber)說明歐洲現代化的模式,以儒家文化為(wei) 四小龍共同的背景,是促成四地成功的文化原動力。

 

新加坡當年被迫退出馬來西亞(ya) 聯邦,確實發生嚴(yan) 重的生存危機,因為(wei) ,以新加坡一華人小島,毫無自然資源,連水都要仰賴馬來亞(ya) 供給,四麵都是具有敵意的穆斯林國家,被逐出馬來西亞(ya) 成為(wei) 東(dong) 南亞(ya) 的孤兒(er) ,實不用任何外力都可以自行倒塌,所以當時強人如李光耀也不免潸然淚下。當然李光耀不但有堅強意誌與(yu) 堅毅不抜的精神,也有獨到之眼光和國際視野,運用新加坡遠勝於(yu) 鄰近諸國的人力資源,發揮新加坡國際貿易上的地理優(you) 勢,加上大英聯邦當時的殘餘(yu) 力量,製定嚴(yan) 厲的反貪汙官條款,提升政府效能,穩步發展經濟,建立新加坡在區域與(yu) 國際貿易上的地位。由於(yu) 當時的嚴(yan) 重危機,李光耀在國內(nei) 采取一黨(dang) 獨大的政策,壓製異見力量,以免政局由於(yu) 政黨(dang) 競爭(zheng) 、政權轉移而產(chan) 生的動蕩。此舉(ju) 在當年新加坡人人感到團結奮鬥是必要的生存方式,人民願意忍受有限度的不民主遠勝於(yu) 國家衰敗,以至受不同種族和意識形態的統治或壓迫,所以,李光耀的強勢治國,也取得人民的默認的同意(implicit consent)。也可以說,李光耀之掌控權力確是為(wei) 新加坡之生存發展,而不是為(wei) 個(ge) 人之權力私欲或私心,而且李光耀所領導的政黨(dang) 以高度的廉潔來回應國人的授權。因此,在李光耀的統治之下,新加坡得以在具有高質素的人力資源,采用公平開放、廉潔守法、有效率的自由經濟政策下成功發展,成為(wei) 國際資本有信心和有意願來投資的地方,由是利用東(dong) 南亞(ya) 廣大的地區和資源,成為(wei) 新加坡的經濟腹地。新加坡可說是東(dong) 南亞(ya) 地區經濟發展的龍頭,甚至是鄰近國家所依賴的國際貿易的通道,因此,新加坡在過去數十年都可以維持不斷的發展與(yu) 成長,在國民人均收入與(yu) 投資環境上高居世界前列。

 

另一方麵,新加坡不接受西方任何援助,也嚴(yan) 峻拒絕西方政權的幹預。李光耀對於(yu) 西方人與(yu) 媒體(ti) 批評新加坡的言論或違反新加坡的法例的,都予以嚴(yan) 詞駁斥和嚴(yan) 加懲治。對於(yu) 西方重量級的媒體(ti) 如New York Times、Wall Street Journal、Asian Review等,如有對新加坡不利的評論,都嚴(yan) 加反擊,或要求道歉,要求給新加坡政府公平的回應機會(hui) ,否則不準在新加坡發行。李光耀不但對新加坡人民采用嚴(yan) 厲的社會(hui) 治理方式,對於(yu) 外國人在新加坡犯法,亦同樣嚴(yan) 懲不赦。如當年一美國青年在新加坡胡亂(luan) 塗鴉,被判笞刑六鞭,縱使當時美國總統克林頓代為(wei) 求情,仍受四鞭之罰,驅逐出境。這種強硬態度,使西方政府和媒體(ti) 無可奈何。李光耀認為(wei) 亞(ya) 洲有自己的文化傳(chuan) 統與(yu) 價(jia) 值取向,不同於(yu) 西方,提倡「亞(ya) 洲價(jia) 值」之說,以對抗西方社會(hui) 政治的批評與(yu) 幹預。新加坡的政治體(ti) 製顯然是一種既是一黨(dang) 獨大又有自由經濟的發展,與(yu) 西方自由民主社會(hui) 的模式很不一樣,成為(wei) 非西方社會(hui) 成功的範例,是各落後以至先進國家取經的主要對象,特別是上一世紀80年代中國大陸開始改革開放時最主要的取經和參考的對象。新加坡的成功,也使很多西方現代社會(hui) 政治經濟發展理論出現缺口,不能說明此種非西方模式現代化所以成功的理由。以下先說明所謂「亞(ya) 洲價(jia) 值」之說。

 

儒家對亞(ya) 洲價(jia) 值之批判

 

1993年東(dong) 南亞(ya) 國家領導人在泰國曼穀發表了著名的「曼穀宣言」(Bangkok Declaration 1993),表明亞(ya) 洲有不同於(yu) 西方現代自由民主國家的「亞(ya) 洲價(jia) 值」。此宣言基本上是在政治上堅持亞(ya) 洲國家地區自主,拒絕西方國家的幹預,不認同西方的民主、自由、人權等價(jia) 值,政治上采取集權與(yu) 一黨(dang) 統治的模式。至於(yu) 所謂「亞(ya) 洲價(jia) 值」的內(nei) 容其實並不明確,不同的國家或政治領導人的詮釋都不一樣。李光耀較傾(qing) 向以儒家為(wei) 亞(ya) 洲價(jia) 值的核心思想,即,重視家庭、孝順父母、尊重長官、重視社會(hui) 價(jia) 值、社會(hui) 之團結和諧,反對西方式的「個(ge) 人自由」、「多黨(dang) 政治」、傾(qing) 向集體(ti) 主義(yi) 等。

 

如果因就當時全球的政治發展與(yu) 東(dong) 南亞(ya) 國家的情勢來說,新加坡采取上述所謂「亞(ya) 洲價(jia) 值」之下的統治模式,或有其曆史發展上的需要。但若就中國儒家傳(chuan) 統的政治理想與(yu) 當代新儒家所追求的中國文化與(yu) 社會(hui) 現代化的發展來說,亞(ya) 洲價(jia) 值並不完全契合儒家的義(yi) 理。當代新儒家認為(wei) 現代化中的科學與(yu) 民主或人權,並不與(yu) 中國儒家的義(yi) 理相違,建立有效的民主憲政,更毋寧是曆代儒者在受困於(yu) 傳(chuan) 統王權之下不能申展的理想。傳(chuan) 統儒者的明確主張是「天下乃天下人之天下」,即國家或國家的主權不是一家一姓,以至一黨(dang) 一派所擁有的,而是天下人或全體(ti) 公民所共同擁有的,此即表示統治國家的權力必須由全體(ti) 人民所同意和授予。孟子詮釋「堯舜禪讓」的意義(yi) 時已指出,登上天子位的人必須是「天與(yu) 之、民與(yu) 之」,是人民所認受的有才有德的人才可登天子之位,才可以行使治理天下的權力。而在執掌天下大權的時候,一切施政也要以人民福祉為(wei) 依歸,不得藏天下於(yu) 一己之「筐筴」之中,成為(wei) 自己獨占的私產(chan) 。此所以我們(men) 認為(wei) 亞(ya) 洲價(jia) 值中所意謂的拒絕公開政權,主張一黨(dang) 獨大,絕非儒者之本義(yi) ,也實違背儒者天下為(wei) 公的基本理念。

 

我們(men) 可以進一步說明儒家公天下的理念與(yu) 民主政體(ti) 的關(guan) 係。孟子在詮釋禪讓政治時,特別標舉(ju) 「天子不能以天下予人」,即,堯不能把天下給舜,此即表明天下不是天子的。而禪讓政治之完成是由「天與(yu) 之,人與(yu) 之」,實際上是「民與(yu) 之」,由人民之自動自主決(jue) 定接受舜(而非堯之子)為(wei) 天子,即表明天下是天下人民所共有的。此即主權在民之義(yi) 。主權在民是民主製度的核心理念。儒者一貫批判君主獨裁式的家天下是把天下視為(wei) 自己的私產(chan) ,違反天下為(wei) 公的義(yi) 理。隻是在傳(chuan) 統社會(hui) 中當權者擁有龐大的武力,儒者與(yu) 人民無法對抗,所以總無法實現天下為(wei) 公的理想,也消除不了傳(chuan) 統王權侵害人民生命財產(chan) 的權利,與(yu) 常加於(yu) 人民身上的暴政。當代新儒家反省中國傳(chuan) 統政治的頸瓶所在,正是國家權力之集中和獨裁,以天下為(wei) 自己和家族所獨占所致。家族有興(xing) 衰,因此任何王朝不免因德衰而腐爛,不但做不到保民,更常是禍害人民的根源,最後人民受不了天災人禍,起而抗暴,再由有力者領導民間力量推翻舊朝,取得政權。但如果沒有真正的民主製度,新的王朝仍然獨占政權而走向腐敗,各種以權謀私,戕害國家人民的事必層出不窮,最終仍不免覆滅,造成曆史上一治一亂(luan) 的循環,人民永遠都是受害者。因此,建立一有定常而公平的民主體(ti) 製是保障人民生命與(yu) 福祉,是解決(jue) 中國傳(chuan) 統政治死結的唯一出路。代表人民主權而位於(yu) 一切黨(dang) 派之上的民主憲法,正是人民公意所在。人民以自己的自由意誌建構出自願遵守的政治製度,乃是人民自由自律,自由意誌的表現。由人民之自由意誌自律而構成的憲法,是經由人民授權的政府所不可踰越的客觀體(ti) 製,是政黨(dang) 輪替都不可動移的國家大法。憲法由人民共同意誌所製定,也隻有人民的共同意誌可修改。政體(ti) 上的三權或五權分立,正是要確保沒有一環或一黨(dang) 可以壟斷詮釋憲法的權利,也使得掌權者互相製衡,不致產(chan) 生專(zhuan) 製獨裁的個(ge) 人或政黨(dang) 。這是安排人類政治生活得以長治久安的,徹底消除政治迫害的出路。這是人民本有的要求和權利,是人類社會(hui) 進步所要走出來的合理的現代化的曆程,無所謂西化的問題。至於(yu) 憲政具體(ti) 內(nei) 容自然與(yu) 人們(men) 的文化傳(chuan) 統與(yu) 價(jia) 值結合,現代國家中各國的憲法的具體(ti) 內(nei) 容也各有不同,共同的是主權在民的理念。

 

另一方麵,傳(chuan) 統儒者在王位大權不能觸動之下,除了對統治者加以道德規範之外,對治理國家方麵也提出重要而明確的保護人民不受掌權者傷(shang) 害的一些基本原則和方法,即,要求當權者開放統治權力,任用賢能之士,與(yu) 士人知識分子共同治理國家事務,統治者與(yu) 各級官員都要接受規諫,一切施政必須以人民福祉和意願為(wei) 依歸。下情必須能夠上達,「民之所好好之,民之所惡惡之」。傳(chuan) 統治理國家原則的具體(ti) 陳述就是孟子之仁政王道。由於(yu) 儒者要求由有德有才的人來治理天下,因而為(wei) 官必須恪守體(ti) 恤人民,愛護百姓,大公無私,廉潔自持,無枉無縱等道德規範。由此建立一種共認的道德的官針,不但使貪汙腐化常受輿論批判,不敢明目張膽,胡作非為(wei) ,而且使社會(hui) 維持一定的合理合道德的方式,人民生活也得到一定的保障,使社會(hui) 可以安穩地發展。這一組儒家的義(yi) 理和人民信守的日常道德,是維持中華民族與(yu) 中國文化延綿不斷的基礎和動力,縱使在暴政與(yu) 外族極權統治之下,不但常能同化異族,更能有光輝的文化表現。這一套治理原則也是民主政治體(ti) 製下施政所必須具備的價(jia) 值與(yu) 製度。新加坡之成功,與(yu) 此亦有密切關(guan) 係。

 

亞(ya) 洲四小龍成功之儒家因素

 

當西方學界要解釋四小龍之新加坡、香港、台灣、南韓等何以興(xing) 起,特別是與(yu) 當時東(dong) 南亞(ya) 和印度等鄰近國家比較時,很容易找到它們(men) 都有共同的文化傳(chuan) 統的影響力,此即共同的儒家文化傳(chuan) 統。而當時四小龍也都不是西方標準下的民主自由政治體(ti) 製,或多或少都是在強人政治之下,維持一定的社會(hui) 和平穩定狀態政體(ti) 。同時由於(yu) 當政者有一定的開明態度,能夠適時采取適當的明智政策,通常包括推行普及教育,開放市場,鼓勵中小企業(ye) ,累積資本等,建立初步的基礎;累積的國家財富再投入教育,增強人力資源和質素,使生產(chan) 力和生產(chan) 效能不斷提升和發展,又再進一步促進和擴大經濟的發展和升級,使國家成為(wei) 國際資本所屬意的勞動市場。國外投資進入,使國民生產(chan) 值年年大額增加,國力一再增強。資本的累積改善了人民的生活,也提升了教育,擴展了人民的視野,以及人民的消費能力,由是發展出更先進的社會(hui) 政治法律的內(nei) 部結構,同時更積極投資於(yu) 先進的軟硬件建設,諸如使消息通訊加速,交通運輸便利和有效率,更有利經濟發展和邁向國際市場,讓國際投資者更有信心,投入的資金更多,由是形成一良性的循環。

 

此中儒家的一些基本的理念也發揮了重要的作用。儒家視天下國家為(wei) 一家,重視家庭與(yu) 社會(hui) 整體(ti) 之福祉,要求個(ge) 人提升自己的德行和知識技能,重視教育和自覺的努力,強調自己責任而寬待他人,因而少為(wei) 爭(zheng) 權奪利而對抗;平常生活儉(jian) 樸,盡量累積財富,以保障家人和子孫;家人是一親(qin) 密的生活共同體(ti) ,無私的互相照顧愛護,自我要求多盡自己對家人的義(yi) 務與(yu) 責任,追求自力自足,勤勞奉獻等等美德和工作態度;在公共服務上,儒家重視社會(hui) 教化,不能不教而誅,對自我要求更為(wei) 嚴(yan) 格,為(wei) 官更要廉潔無私,全心全意奉獻給國家社會(hui) 。這都是四小龍當政者和人民的重要操守的表現。因此,當國家社會(hui) 處於(yu) 外部危機狀況之下,人民願意團結合作,努力工作和生產(chan) ,以改善家庭和個(ge) 人的生活,追求國家的富強和穩定,因而較願意配合當政者的政策,保持社會(hui) 和諧,以至願意犧牲一時的政治權利,以求進步和保持國家社會(hui) 的整體(ti) 發展。在人力資源方麵,由於(yu) 儒家重視教育,重視自力更新和上進,因此,家庭和社會(hui) 的財富累積較快,在教育的投資比率上很高,一代代培養(yang) 出更高質素的人力和人才,創發出更多的中、小以至大型的企業(ye) 。而在「不患寡而患不均」的平等取向上,四小龍的貧富差距也遠較西方先進社會(hui) 為(wei) 低,社會(hui) 財富的分配處於(yu) 較平等合理的水平,企業(ye) 也常較能寬容對待生產(chan) 力較低的勞工,願意與(yu) 工人分享利潤,整體(ti) 的社會(hui) 勞動力也得到舒解和提升,失業(ye) 率極低。一般而言,儒家社會(hui) 較有同情共感的表現,對社會(hui) 中所謂弱勢社群都常加以資助,於(yu) 救災救難中都勇於(yu) 捐輸,使社會(hui) 更快康複,回到正常的運作,也增強社會(hui) 的共同的向心力。

 

此所以四小龍雖然都處於(yu) 一定的外部危機之下,人們(men) 都能奮發自強,團結一致為(wei) 全體(ti) 同胞共同奮鬥,因而形成高度的經濟和社會(hui) 的發展。而在二次大戰之後,美國主導西方世界,先是分別培養(yang) 德國與(yu) 日本,複興(xing) 西方國家的社會(hui) 與(yu) 經濟。到六十年代,西方社會(hui) 經濟向前發展,資本要找新的出路,需要尋求廉價(jia) 的勞動力加快生產(chan) ,此時亞(ya) 洲正是最大的勞動力市場,四小龍適時回應此世界經濟發展的時刻,因而成為(wei) 西方製造業(ye) 和投資的首選,藉國際市場機製而興(xing) 起,日後更成為(wei) 亞(ya) 洲服務與(yu) 金融業(ye) 的先驅,取得領先亞(ya) 洲其他國家地區的地位。

 

新加坡可說是此一世界經濟發展潮流中的最大的受益者。新加坡的華人世界也正是最深受儒家思想與(yu) 文化熏陶的地方。華人去外地謀生必須具有的團結與(yu) 奮鬥精神,不但體(ti) 現在李光耀身上,也遍見於(yu) 新加坡的華人。李光耀以至新加坡上下都奉行高度的廉潔,是李光耀和他的政黨(dang) 取得人民信任的重要基礎。李光耀在推行鐵腕政策時,也重視教化的工作,對於(yu) 當年知識與(yu) 文化水平較低的公民,也推動很多社會(hui) 教育運動,以提升國家的形像和建立公共意識。在學校也推動對學生的文明衛生習(xi) 慣等教育,以營造未來的文明社會(hui) 。新加坡在六、七十年代進一步推動儒家文化與(yu) 倫(lun) 理的研究,曾成立儒學的研究中心和廣邀世界著名的儒者前去講學,推廣儒家的理念。李光耀似乎想藉儒學合理化自己的統治和統一新加坡的國家意識型態。後來與(yu) 儒者多接觸之後,大概也知道儒家與(yu) 亞(ya) 洲價(jia) 值之間的差距,以及害怕由推崇儒學引起境內(nei) 民族爭(zheng) 端,因而中止了這方麵的推展。但這也表示儒家的文化和理念是新加坡社會(hui) 發展的重要力量。新加坡以蕞爾小島而能成為(wei) 第一世界的先進國家,人均值是亞(ya) 洲第一,遠超於(yu) 亞(ya) 洲各國,在世界各國中也是名列前茅。此可見文化力量之重要。可以說,新加坡是真正體(ti) 現傳(chuan) 統價(jia) 值與(yu) 文化教育之軟實力而具有高度成就的國家。

 

新加坡最讓西方人不能理解的是,它既是一相當專(zhuan) 製和一黨(dang) 獨大的國家,且毫無自然資源,但卻成為(wei) 最亮麗(li) 的新興(xing) 國家。西方一些觀察家認為(wei) 新加坡其實在社會(hui) 和經濟發展上是采用西方自由市場機製,提高經濟和生產(chan) 的效能,因而才有如此優(you) 良的經濟發展。但他們(men) 無法解釋為(wei) 何在相當獨裁和嚴(yan) 控社會(hui) 反對力量,沒有足以監督政府的民間力量之下,何以新加坡的政府不流於(yu) 嚴(yan) 刑苛政,貪汙腐化,而且以新加坡如此現代化國際化的人民也不爭(zheng) 取自由,起而抗爭(zheng) 和反對威權的統治。這是慣於(yu) 以經濟自由與(yu) 政治自由結合的西方評論家所不解的內(nei) 部矛盾的事。在儒家來看,此實不難理解。因為(wei) ,新加坡社會(hui) 所隱函的儒家的文化與(yu) 人格理想,一方麵使新加坡政府自覺自願以廉潔自持,信守公平競爭(zheng) ,全心全意促進施政的效能。另一方麵則是人民願意全力支持政府,維持社會(hui) 穩定,減少政治紛爭(zheng) 與(yu) 動蕩,全力發展國家與(yu) 社會(hui) ,使自己和家人取得豐(feng) 足的生活而又得到生命安全的保障。

 

雖然新加坡的成功有多種內(nei) 部和外部的因素,也不是任何不同國家或地區所能仿製的。但這種一黨(dang) 獨大而又有全麵和高度市場經濟發展的現代社會(hui) ,卻也常是一些落後地區的政治強人所夢的最理想的境況。當年鄧小平開始改革開放時,即訪問新加坡,並對李光耀能把此彈丸之地發展為(wei) 世界花園城市,表示讚歎。李光耀卻認為(wei) 大陸人材濟濟,當更勝新加坡。據雲(yun) 這成為(wei) 鄧小平的一個(ge) 巨大的挑戰。新加坡之強人政治與(yu) 社會(hui) 治安秩序良好,而經濟發展如此突出,也正是大陸統治者最理想的模式,此所以李光耀雖然與(yu) 台灣有如此密切的關(guan) 係,大陸近年的曆屆領導人都與(yu) 李光耀有頻繁的來往,是大陸社會(hui) 與(yu) 經濟發展中最主要的谘詢和參考的對象。新加坡是大陸改革開放後派出最多的學習(xi) 幹部的地區,是大陸近三十多年發展的參考模型,大陸由此交流也得到很大的益處。但是,新加坡的政治模式能否適用於(yu) 中國大陸卻不無疑問。事實上,新加坡往後的發展,民主政治仍是有待反省和有待完成的課題。

 

當代新儒家之後/現代民主理念:以家庭倫(lun) 理為(wei) 基礎的政治現代化

 

當代新儒家的現代化論述中,除了在外王上主張吸收西方的民主政治製度和科學之外,在社會(hui) 主體(ti) 上仍然強調家庭和社群的重要性,並不采取西方個(ge) 人自由主義(yi) 的模式。儒家基本上保持家庭為(wei) 一親(qin) 密的生活共同體(ti) ,屬於(yu) 倫(lun) 理的內(nei) 在關(guan) 係,在生活上、財富上、利害上都密不可分,彼此融為(wei) 一體(ti) ,個(ge) 人隻是此家庭一體(ti) 之不可分的部份。在傳(chuan) 統社會(hui) 更親(qin) 密的情況,整個(ge) 家族都有親(qin) 密一體(ti) 的關(guan) 係,息息相關(guan) 。在現代社會(hui) 中,由於(yu) 家庭核心化和工作的流動性,家庭形式趨向核心家庭的結構,但通過平常許多共同時令節日的文化生活,平常的家庭聚會(hui) ,以及分擔養(yang) 育父母之強烈責任感,大家庭的親(qin) 子關(guan) 係,仍然保持在以儒家文化為(wei) 背景的社會(hui) 的家庭之中。此在新加坡即建立一家人可以互通的醫療賬戶,彼此可以互相或共同使用,分擔醫療的費用。這是受儒家重視家庭關(guan) 係之下而有的一種醫療製度,不但增強家人之間的關(guan) 係,也讓家庭參與(yu) 和分擔每個(ge) 人的醫療健康照護。在西方社會(hui) 政治製度中,基本上是以個(ge) 人為(wei) 單位,是個(ge) 人與(yu) 社會(hui) 的直接關(guan) 係,家庭幾乎沒有政治的功能。而儒家基本上是以家庭為(wei) 社會(hui) 政治的單位,所以,當代新儒家之民主構想是在強調家庭的組織和功能,重視家庭與(yu) 社群的政治功能之下,轉化西方個(ge) 人自由主義(yi) 式的民主製度,以增強社會(hui) 的團結和民主的尊賢讓能的機製。在政治的領域內(nei) ,儒家可以接受人與(yu) 人之間的一種外在客觀的關(guan) 係,彼此可以互為(wei) 一權利義(yi) 務相對的主體(ti) ,但仍保持公民為(wei) 一體(ti) 之社群,互此在生活共同體(ti) 中合作互惠。對於(yu) 經濟之自由開放,儒家也不會(hui) 接受任由資本家之以巨大資本扭曲市場,造成貧富不均,使社會(hui) 財富分配兩(liang) 極化。經濟發展和自由市場必須以不傷(shang) 害和促進家庭和個(ge) 人的基本生活條件為(wei) 基礎,此如提供公共的廉價(jia) 房屋,保障人民有合理的居住地方,保障人民有一定的生活資源,不容許市場把民生必需品濫作商品來炒作等。「朱門酒肉臭,路有凍死骨」是儒者對社會(hui) 財富不公的永恒的批判。因此,當代新儒家在追求現代化時已批判地超越和化解了西方現代化的一些流弊,如個(ge) 人與(yu) 社會(hui) 之疏離異化,隻片麵主張個(ge) 人之權利,而不重視個(ge) 人對家庭與(yu) 社會(hui) 國家的責任與(yu) 義(yi) 務等。當代新儒家之返本開新,絶非一般不負責任的批評所指為(wei) 放棄傳(chuan) 統,全盤西化的現代化。儒家的一體(ti) 觀也表現在,當個(ge) 人或家庭與(yu) 社會(hui) 國家利益有衝(chong) 突時,儒家並不主張隻顧前者之利益,而罔顧社群中他人的共同利益,重點是如何取得和諧合理的結果。儒者承認他者對自己具有不可少的互助的功能和貢獻,不可以片麵強調自己的利益。權利與(yu) 義(yi) 務並重。而在儒家的深層理論中,人與(yu) 人實為(wei) 一體(ti) ,不應有你我之嚴(yan) 格對立的區分。

 

唐君毅先生認為(wei) 民主政治基本上是一種互讓的選賢與(yu) 能的政治,是視人人皆可為(wei) 堯舜的道德主體(ti) 之下的政治製度。推選代表是敬重其人格的表現,而不是一種競爭(zheng) 權力的活動。政治領導者雖不必是聖人,但也要有足夠讓人民信任的德行表現,德行仍然是統治決(jue) 策中最重要的因素,也是推行的政策是否大公無私和有效能的最佳保證。李光耀以操守廉潔,有治理國家之才幹,因而被新加坡人所擁戴,他的德行的表現是最重要的因素之一。在唐先生對民主政治作為(wei) 文化的一環的詮釋來說,政治沒有自己的目的,而是為(wei) 人類各種具體(ti) 生活安排和文化活動服務,如為(wei) 宗教、學術、文學、藝術、體(ti) 育、軍(jun) 事、家庭、社群等第一義(yi) 的文化活動來服務的。因此,當代新儒家也主張政治提供最大的共同的自由空間,讓每個(ge) 人可以按其誌趣從(cong) 事各種文化活動。政治活動不當以自身利益為(wei) 目的,更不是西方政客之以爭(zheng) 取選票為(wei) 目的短視、甚至是有害國家人民的投機的政治行為(wei) 。因此,儒家認為(wei) 政府的職責是照顧人民的生活與(yu) 福祉,促進人民之間團結合作,以改善每個(ge) 人和每個(ge) 家庭的幸福。此方是真正的政治為(wei) 人民服務。

 

儒家主張的生生之德,不但要應用到人類社會(hui) 關(guan) 係中,也同時要推展到人與(yu) 大自然的關(guan) 係上。在人與(yu) 人之間,以及人與(yu) 天地萬(wan) 物之間的一體(ti) 與(yu) 同情共感上,儒家反對對他人和大自然的無窮剝削與(yu) 利用。儒家認為(wei) 人與(yu) 天地實為(wei) 一體(ti) ,休戚與(yu) 共,因此重視人與(yu) 自然環境取得和諧平衡。人類自己的生活應當儉(jian) 約,不能竭澤而漁,更要成為(wei) 自然界的保育者(nurturer),使自然不受傷(shang) 害,以人力補助天地化育不足之處,照顧殘障老弱,祈使人無棄人,物無棄物,使天地萬(wan) 物更欣欣向榮,不斷繁富生長。在此,儒家的取向是反對以鄰為(wei) 壑,反對隻為(wei) 個(ge) 人或家庭自身,以至自己一國的利益而枉顧他人、他國、他族的利益,反對為(wei) 了人類私利而傷(shang) 害自然物種和環境之繁衍。因此,儒家傾(qing) 向主張各種族各國和平共存,平等互利,促進國際各方麵的交往溝通交流和互助,包括經濟與(yu) 市場的公平交易,工商業(ye) 資源的交流,人們(men) 之自由出入境等,促進人類真正統合成一多元的天下一家的世界。

 

結語:李光耀未完成之民主課題

 

李光耀可說是很能運用儒家在治理國家上的積極貢獻,加上自己在英國留學的經驗,具有現代世界知識和視野,因此,很可以在洞明時勢上適當地限製人民在政治上的權利,而全力發展社會(hui) 經濟,不但使新加坡得以生存,人民生活富足,更奠定新加坡在國際上的地位。他被稱為(wei) 新加坡之父確是當之無愧。但是,當新一世代的人民成長,追求自由與(yu) 獨立自主的意識日強,人民很難再被封限在民生富足與(yu) 經濟自由的範圍,政治上的自由自主也是人類內(nei) 心所追求的重要價(jia) 值,也可說是涉及人之為(wei) 人的根本價(jia) 值是人之尊嚴(yan) 所在。李光耀當年在英國即知道英國殖民新加坡並非為(wei) 殖民地人民著想,而隻為(wei) 英國的利益,因此決(jue) 心回到新加坡把英國人趕出去。這不止是一愛國精神,也同時是對政治不公義(yi) ,對統治者不為(wei) 人民利益設想的一種批判與(yu) 反抗。為(wei) 生存而暫時加以強勢治理國家,隻是一時之計,勢不可能永遠。開明的威權政治也不能保證社會(hui) 的繁榮,更不能保障人民的生命財產(chan) 與(yu) 尊嚴(yan) 。縱使一時開明,沒有約束的威權統治永遠都是人民心中之巨石,隨時都可以把人壓死。新加坡實已麵臨(lin) 進一步改革的路口,恐怕不是李光耀所創立的人民行動黨(dang) 所能逃避的政治課題。如果李光耀的追隨者能進一步發揮儒家之智慧,則開創出一現代的和樂(le) 富足的民主社會(hui) 並非不可能的理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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責任編輯:姚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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