從(cong) 中西到古今,從(cong) 古今到中西
作者:丁雄飛
來源:《東(dong) 方早報》2015年3月29日
時間:孔子二五六六年歲次乙未年二月十一日乙亥
耶穌2015年3月29日


我們(men) 生活在一個(ge) “孔夫子”變成舊書(shu) 網站招牌的時代。打開這家名副其實的孔家“店”主頁,輸入“晚清的士人與(yu) 世相”,跳出來的結果是:九五品,一百五十塊;十品,二百三十塊。鑒於(yu) 當年沒下手的悔恨,當市麵上又新出現一本署名楊國強的著作時,抱著再不買(mai) 就買(mai) 不起了的心態,我們(men) 也該毫不猶豫地立馬占有一本(該書(shu) 的印數也就兩(liang) 千冊(ce) )。決(jue) 定一本書(shu) 交換價(jia) 值的因素很多,像這種沒出幾年就炒成天價(jia) 的學術書(shu) ,往往說明該書(shu) 的使用價(jia) 值頗為(wei) 可觀。
楊國強的新書(shu) 叫《衰世與(yu) 西法:晚清中國的舊邦新命和社會(hui) 脫榫》。“衰世”,指曆史留給19世紀中國人的問題,“西法”,指外力引入19世紀的問題:在晚清中國的同一時空裏,衰世與(yu) 西法共存,後者衝(chong) 擊前者,前者回應後者。而這一回應竟導致:“中國人因中西之爭(zheng) 而知古今之爭(zheng) ”,“由古今之爭(zheng) 而入新舊之爭(zheng) ”,鋒芒從(cong) 朝外轉為(wei) 向內(nei) ,中國本身因此大變——變得“社會(hui) 脫榫”:東(dong) 南與(yu) 西北,沿海與(yu) 內(nei) 地,上層與(yu) 底層,思想、政治與(yu) 經濟,知識分子與(yu) 大眾(zhong) ,城市與(yu) 鄉(xiang) 村,由此及彼,紛紛脫節:“舊的整體(ti) 性已經破裂,而新的整體(ti) 性卻始終立不起來”。所以,與(yu) 這衰世入亂(luan) 世相伴隨的曆史任務,便是中國社會(hui) 的“新陳代謝”和“舊邦新命”(不由想到陳旭麓先生)。
上述過程在晚清的具體(ti) 展開,體(ti) 現在該書(shu) 關(guan) 照的以下主題中:紳士、賑災、洋人、條約、教案、兵工、清流、老新黨(dang) 。除此之外,書(shu) 中還有兩(liang) 篇貌似獨立的文章《曆史中的儒學》和《科舉(ju) 製度的曆史思考》,事實上,這兩(liang) 篇文章恰恰勾連的是作者晚清考察的一個(ge) 重要落腳點:士人群體(ti) 。楊著雖然有“衝(chong) 擊-回應”的預設,但和當年的費正清不盡相同,前者並沒有簡單以現代化為(wei) 標杆,毋寧是通過描述、解釋、追問晚清的中西問題如何一步步轉化為(wei) 古今問題,來打斷“衝(chong) 擊-回應”和“傳(chuan) 統-現代”的同一性,以呈現第一期古今中西之辯複雜的曆史因果和其中的誤認與(yu) 無奈。因此楊著的工作再往前跨一步,就能聯係到丁耘的工作了:丁耘意在以“中西問題為(wei) 的,以古今問題為(wei) 矢”,進而使古今問題回到中西問題。
在正式進入丁耘之前,我們(men) 簡單對楊、丁兩(liang) 種工作方式作一區分。二者一為(wei) 曆史,一為(wei) 哲學,一重敬慎解釋(解釋中西如何變古今、現代如何被迫成歸宿),一意振奮改造(把古今改造為(wei) 中西、以其他軸心文明的“大現代性”克製西方的“小現代性”)。在對中國古代政製有極大共識的前提下,楊間或偏重談晚清地方興(xing) 起、談封建,丁則不時為(wei) 專(zhuan) 製辯護。更者,楊著後麵的作者形象是士大夫(君子),丁著後麵的則是先知(聖人)。而這一切亦見於(yu) 二人各自不同的牛逼注釋方法上:楊注皆為(wei) 原典,皆為(wei) 一手史料;丁注多娓娓道來,好臧否他作。
《中道之國》是丁耘的第二本書(shu) 。這本書(shu) 可以說是他上一本書(shu) 《儒家與(yu) 啟蒙》在同一延長線上的深入:顯然,《儒家與(yu) 啟蒙》第二編儒學部分成為(wei) 了《中道之國》作為(wei) 中國問題正麵展開的主體(ti) 內(nei) 容;某種程度上,《儒家與(yu) 啟蒙》猶如一篇論文的引言,《中道之國》則正式進入正文,並在學理上證成自己的方法。因此《中道之國》雖仍為(wei) 文集,可體(ti) 係已顯:第一編以演講始,第二編以演講終,此二編為(wei) 一整體(ti) ,先談方法論,再由五四呈現古今中西之問題意識,後談及中華政製,到第二編再進一步統合古今中華政製;全書(shu) 則以文明論之視野方法為(wei) 引論,以中華文明之道體(ti) 為(wei) 終編(第三編),故全書(shu) 的布局便是,政製的論述被包含在了哲學/道體(ti) 論述之內(nei) ;各篇文章彼此互文,全書(shu) 通貫、循環。
所謂“中道之國”當然是對中國的定義(yi) 。“中道”大體(ti) 上有以下彼此相通的四層涵義(yi) :第一,統合共和國前三十年(鬥爭(zheng) )和後三十年(和諧)的更高階段(中道)——丁耘也是在這個(ge) 意義(yi) 上改造/修正了毛澤東(dong) 的《矛盾論》;第二,貫通孔夫子與(yu) 毛澤東(dong) 、中國古典思想與(yu) 馬列主義(yi) 、傳(chuan) 統與(yu) 時代、舊與(yu) 新的傳(chuan) 釋學覺悟——當然在丁耘這裏更多的是像梁漱溟那樣用孔夫子吸收毛澤東(dong) ;第三,執立皇極的自覺意識——以中西之別統攝/消解古今之爭(zheng) ,再以中邊之判(中道與(yu) 異端)統攝/消解中西之別,立中斥邊;第四,中華文明之道體(ti) 、之根本見地:“變易”(區別於(yu) 西方的“存在”),時中(變易)與(yu) 中庸(常住)的統一,對分寸、時機、尺度的把握。概言之,丁耘的出發點=現代的政製+中華文明的道體(ti) 。
這裏再補充幾個(ge) 有意思的細節。首先,丁耘自己的方法論一度是通過對“汪暉”和“甘陽”同誌般地學理批評而證成的。丁耘從(cong) “汪暉”裏讀出美國後現代,即以反現代性來支持現代性,以西學中國研究來立中國的基本話題;從(cong) “甘陽”裏讀出美國保守派,即以美國保守主義(yi) 的方式捍衛中國,將儒學空洞化(順便說一句,汪、甘兩(liang) 位最近亦有新出的文集,分別是講一戰和中國的《文化與(yu) 政治的變奏——一戰和中國的“思想戰”》和講北大改革的《北大五論》)。因此盡管以中為(wei) 體(ti) 在丁耘那裏也有策略性的一麵,但他對儒家更為(wei) 真誠。其次,“時中”不僅(jin) 是《中道之國》的論述對象,甚至是呈現的形式。比如書(shu) 中《文化的“五四”與(yu) 政治的“五四”》和《從(cong) 兩(liang) 個(ge) 三十年到三個(ge) 三十年》兩(liang) 篇文章,雖然同樣講五四,可一右一左,粗看都不像一個(ge) 人寫(xie) 出來的,這應該算丁耘在不同時機的不同反應,當然表麵的斷裂背後自有其連續。最後,丁耘有意收錄了他2004年所做《論中華政製》演講,並保留其中口語成分,其中談及孔夫子和毛澤東(dong) 的關(guan) 係(甘陽的“通三統”是2005年提的),以及儒法鬥爭(zheng) 問題(這兩(liang) 年變熱門的話題)。
楊國強和丁耘兩(liang) 位老師都是文章家。楊老師精妙的文采與(yu) 他討論的晚清,與(yu) 他書(shu) 寫(xie) 的士人之憂患、苦楚、弘毅相得益彰,而丁老師,說中道、說西學、說“心靈雞湯”,他都能在文言、歐化漢語和口語修辭中遊刃有餘(yu) ;我差勁的語文實在配不上言說兩(liang) 位老師的書(shu) 。
責任編輯:葛燦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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