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陸新儒家”掃描：從(cong) 哪裏來，到哪裏去

作者：苦茶  Danyboy

來源：作者授權 伟德线上平台 發布

           原載於(yu)  澎湃新聞

時間：孔子二五六六年歲次乙未年二月初七日辛醜(chou)

           耶穌2015年3月26日

羊年春節前夕，台灣學者李明輝關(guan) 於(yu) “大陸新儒家”的訪談再次在學術圈內(nei) 外引起熱議。不禁聯想起2014年餘(yu) 英時教授在新亞(ya) 書(shu) 院65周年座談會(hui) 上，對大陸提倡儒家進行了十分嚴(yan) 厲的批評，也在大陸激起了不少回應；再有，2014年10月，曾亦、郭曉東(dong) 編著的《何謂普世，誰之價(jia) 值》一書(shu) 的增補版上市不久，第六章裏曾亦、齊義(yi) 虎、郭曉東(dong) 、白彤東(dong) 、幹春鬆等學者針對婚姻家庭帶有調侃意味的一段談話，突然引發豆瓣與(yu) 微博網友的猛烈嘲諷，這本書(shu) 的豆瓣評分也從(cong) 第一版的8分左右，迅速變成了增補版的2.7分。這幾個(ge) 事件密集發生在2014年及以後，關(guan) 注者亦已突破了學術圈，向公共領域延伸。最重要的是，幾個(ge) 事件涉及的大陸儒家學者多有重合，而此次李明輝先生引發的爭(zheng) 論，其核心更是圍繞“大陸新儒家”這一名詞展開。在這些事件的外圍，還有無數的網友、粉絲(si) 、讀者在發表著關(guan) 於(yu) 儒家、新儒家、大陸新儒家、海外新儒家、真儒家、偽(wei) 儒家或褒或貶、或讚或罵的看法。

那麽(me) 問題來了，什麽(me) 是大陸新儒家？哪些人算是大陸新儒家？我想，在學術界的人看來，這可能並非問題，至少不是個(ge) 嚴(yan) 肅的問題。因此，本文接下來的內(nei) 容，主要是對學術界之外的讀者做一番盡量客觀和通俗的解釋，以便於(yu) 大家在今後繼續對各類“今儒”進行評判時，能夠有的放矢、準確出擊。

“新儒家”釋名

首先要說明，在今天，那些搞女德班、周易風水培訓、中小學生三叩九拜、企業(ye) 員工學《弟子規》等等的，和任何時代的“儒”均無一絲(si) 一毫關(guan) 係，根本不在本文論述之列。

曆史上的儒學內(nei) 涵複雜，包括作為(wei) 諸子學之一的先秦儒家、兩(liang) 漢經學、魏晉經學的玄學化、南北朝和唐代義(yi) 疏學、宋代理學、明代心學、清代考據學、晚清今文學等，儒學在朝則被視作“經學”，在野可視為(wei) “公器”，連孔子的“身份”都有先師與(yu) 素王之別。在這種情況下，籠統的談儒家既無意義(yi) ，亦不可能。

“新儒家”，最初指的是在朱熹手裏集大成的理學。但後來，“新儒家”這個(ge) 名詞有了新的所指。這就要簡單回溯一下晚清的“千年未有之大變局”。昔日，儒學與(yu) 傳(chuan) 統中國的器物製度、道德人心緊密結合在一起。近代之後，儒學內(nei) 部固然有繼續變革的內(nei) 在邏輯，但外部的影響更為(wei) 猛烈。自晚清廢科舉(ju) 到民國成立，儒學逐漸脫離對中國器物、法律、製度等的塑造，也自然不再被認為(wei) 是能夠指導中國實現“舊邦新命”的經學了。中國的政教殿堂上，經學的王座空下來了，王座下麵則是儒、釋、道、諸子學等所謂“國學”和一波波從(cong) 東(dong) 洋西洋舶來的各種“主義(yi) ”。在這種情況下，儒家隻能有兩(liang) 條路走：第一，根據時代變化，走出一套能夠重建適應現代社會(hui) 器物法律製度的新路，重返經學的王座，最典型的代表人物是康有為(wei) ；第二，徹底放棄重返經學的企圖，也不再奢求重建儒家性質的器物製度，盡量牢牢守住儒家對道德倫(lun) 理的維係，並努力跟上泰西哲學的路子，從(cong) 而實現由儒家的“內(nei) 聖”開出憲政民主“外王”的宏圖。

走第二條路的人，後來也自稱或被稱作“新儒家”，起初人們(men) 還在“新儒家”前麵加上“民國、近代、現代”之類的定語，但隨著時間的推移，很多人已經忘記了宋代的新儒家，學界內(nei) 外基本上固定使用“新儒家”來稱呼這一批主要吸取了西方哲學形而上學和道德理性主義(yi) 傳(chuan) 統，來重述儒家並自命接續道統的學者，他們(men) 主要有：第一代的馬一浮（1883）、馮(feng) 友蘭(lan) （1895）、熊十力（1885）、錢穆（1895）、張君勱（1887）、梁漱溟（1893）等，其中馬一浮、熊十力、梁漱溟還曾被稱為(wei) 新儒家三聖；第二代的徐複觀（1903）、牟宗三（1909）、唐君毅（1909）等，其後則是他們(men) 的弟子或再傳(chuan) 弟子如蔡仁厚（1930）、劉述先（1934）、杜維明（1940）、李明輝（1953）等。

第一、二代的新儒家人物，在國共鼎革之後有的去了港台和海外，有的留在大陸。這隻是居住地域的區別，並無學術上的區分。但因為(wei) 眾(zhong) 所周知的原因，留在大陸的新儒家們(men) 和海外隔絕三十年，直到改革開放之後才重新發聲，此時，港台和海外的新儒家們(men) 不僅(jin) 在世界上代表了儒家幾十年，來到大陸講學也被大陸同行們(men) 目之為(wei) “港台海外學者”，而這些新儒家人物在港台和海外的弟子及再傳(chuan) 弟子們(men) ，也不拒絕自己港台、海外的身份，以表示有別於(yu) 大陸的同行們(men) 。盡管他們(men) 與(yu) 留在大陸的馮(feng) 友蘭(lan) 、熊十力等人的弟子們(men) 同出一源。

因此，“大陸新儒家”這個(ge) 名詞，在90年代及以前，是個(ge) 無內(nei) 涵無外延，主要指稱地域，不涉及特定主張的名詞，遑論作為(wei) 一個(ge) 學術派別被人廣泛使用了。

大陸新儒家的曆史背景

李明輝先生所說的“大陸新儒家”別有所指，白彤東(dong) 、唐文明等大陸學者已經“夫子自道”式的做了回應與(yu) 解釋，並把大陸新儒家的構建追溯到90年代蔣慶先生等人的一些文章、演講，指出當時的大陸儒學學者已經有了構建與(yu) 近代以來的新儒家傳(chuan) 統完全不同的主張的自覺。

但是，考慮到大陸新儒家產(chan) 生的背景，筆者認為(wei) 這種追溯更多的是一種後來者的追認，筆者認為(wei) ，1949年以降的大陸學術界放棄了自由主義(yi) 與(yu) 傳(chuan) 統儒學，采取了馬克思主義(yi) 主導的學術範式。在這個(ge) 背景下，嚐試通過哲學詮釋溝通西方自由主義(yi) 與(yu) 傳(chuan) 統儒學的工作，自然落到了港台新儒家身上。1957年，由張君勱、牟宗三、唐君毅與(yu) 徐複觀四人在香港聯合發表了《為(wei) 中國文化敬告世界宣言》，標誌著港台新儒家正式登上曆史舞台。與(yu) 此同時，侯外廬為(wei) 首的大陸思想史學者也已經完成了多卷本的《中國思想通史》，站在馬克思主義(yi) 立場上對傳(chuan) 統思想文化進行批判性研究，這套多卷本的思想通史奠定了大陸對傳(chuan) 統思想文化研究的基本論調。

特別是在"文革"後期的“批林批孔”運動中，服務於(yu) 現實政治的傳(chuan) 統研究者，更是將儒家描繪成阻礙政治改革和社會(hui) 進步的極端保守主義(yi) ，並加以嘲諷與(yu) 否定。不過，這場運動使得儒家在闊別多年後，重新登上曆史舞台。《論語》與(yu) 許多儒家文獻作為(wei) 批判對象而獲得整理、研究、出版。這裏值得一提的有兩(liang) 本書(shu) ：一本是中華書(shu) 局1974年出版的《論語批判》，就是由北大工農(nong) 兵學員與(yu) 老教授在這一曆史背景下創作出來的，這類書(shu) 籍成為(wei) 了77級、78級大學生和研究生了解儒家與(yu) 傳(chuan) 統文化的思想來源；一本是人民出版社1974年出版，趙紀彬先生撰寫(xie) 的《關(guan) 於(yu) 孔丘殺少正卯問題》，這本顯而易見的影射時政的作品，卻因為(wei) 其經典性的撰述風格，對三十多年後大陸儒學的一些新動向做出了驚人的“預言”。

改革開放以後，港台新儒家及其作品也回流到大陸，值得一提的是杜維明在北京大學公開講授儒家與(yu) 傳(chuan) 統文化，並得到了第一代新儒家梁漱溟、馮(feng) 友蘭(lan) 等人的支持，在北京大學成立了中國文化書(shu) 院。盡管杜維明極力推動儒家與(yu) 傳(chuan) 統文化研究，但是改革開放意味著打開國門迎接西方新思想的洗禮，而不是回到傳(chuan) 統文化之中，甚至出現了《河殤》等激烈反傳(chuan) 統的思想。在此背景下，1988年9月餘(yu) 英時在香港中文大學作了《中國近代思想史上的激進與(yu) 保守》的著名演講，認為(wei) “一部中國近代思想史就是一個(ge) 激進化的過程，最後一定要激化到最高峰，'文化大革命'就是這個(ge) 變化的一個(ge) 結果”。這篇演講對於(yu) 大陸九十年代文化保守主義(yi) 的興(xing) 起，起到了推波助瀾的作用。

九十年代，隨著柏林牆的倒塌，世界走向了後冷戰時代。如何規劃人類的未來，當時的學者展開了激烈的討論。其中福山的“曆史終結論”與(yu) 亨廷頓的“文明衝(chong) 突論”產(chan) 生的影響尤其深遠。在“曆史終結論者”看來，隨著冷戰的結束，英美所代表的西方自由世界已經獲得了全麵的勝利，曆史已經證明自由民主製度是人類最終的發展方向。相對於(yu) 福山的樂(le) 觀，亨廷頓則認為(wei) ，隨著冷戰的結束，美蘇意識形態之爭(zheng) 已經煙消雲(yun) 散，但是取而代之的是歐美代表的基督教文明、中東(dong) 地區的伊斯蘭(lan) 文明與(yu) 東(dong) 亞(ya) 的儒教文明之間的衝(chong) 突。

福山的“曆史終結論”在中國引發了“自由主義(yi) ”與(yu) “新左派”之間持續不斷的爭(zheng) 吵，而亨廷頓的“文明衝(chong) 突論”也啟發了大陸保守主義(yi) 的興(xing) 起。八十年代改革開放的共識，在九十年代被“自由主義(yi) ”、“新左派”和“文化保守主義(yi) ”的爭(zheng) 吵所取代。“大陸新儒家”就是在這樣的曆史背景下產(chan) 生的，他們(men) 不同於(yu) 港台新儒家對於(yu) 西方現代性的直接認同，而是麵對了更加複雜的思想與(yu) 曆史環境。

此外，大陸新儒家的出現還有時代背景，即大陸政治、社會(hui) 和經濟等整體(ti) 發展的需要。一個(ge) 能回應、能解決(jue) 問題的學術才可能是有活力的，大陸無疑提供了再難得不過的“問題市場”。特別是大陸實力大增，國民心態正在發生劇烈變動之時，儒學當然會(hui) 應時而動。李明輝由於(yu) 身處的台灣八十年代末已經政治解禁，在冷戰結束後基本接受了福山“曆史終結論”，認定了自由民主製度是人類的最高目標。因此，在台灣完成了威權體(ti) 製向票選民主轉型後，港台新儒家就失去了為(wei) 之奮鬥的理想與(yu) 目標，隻剩下拾遺補缺的工作，其對現實的回應力度大為(wei) 衰弱。

大陸新儒家的係譜

2000年後，大陸“自由主義(yi) ”與(yu) “新左派”開始修正對傳(chuan) 統的批判，均不同程度的向儒家傳(chuan) 統予以關(guan) 注，大陸新儒家開始進入實質形成階段。而大批留學歐美的學者陸續回國，並未如港台知識分子全部選擇自由主義(yi) 作為(wei) 歸宿，他們(men) 在海外深受歐美“新左派”與(yu) “保守主義(yi) ”的雙重洗禮，也像他們(men) 在西方的老師們(men) 一樣批判現代性，對於(yu) 福山自由主義(yi) 的曆史寓言均持否定立場。於(yu) 是，大陸學者所接受的自由主義(yi) ，如柏克與(yu) 哈耶克等，也往往帶有保守主義(yi) 色彩，有別於(yu) 歐美所流行的“新自由主義(yi) ”。在此背景下，大陸新儒家就有了“自由主義(yi) ”、“新左派”和“保守主義(yi) ”等不同的思想特征，從(cong) 而有別於(yu) 港台新儒家的啟蒙哲學與(yu) 自由主義(yi) 較單調的思想背景。

從(cong) “新左派”角度看，受歐美左翼思想家影響的一批國內(nei) 學者，對改革開放二十年後出現的各類學術和社會(hui) 問題進行了批判。其中有一種思想傾(qing) 向，是認可大陸的馬克思主義(yi) 思想實驗，並認為(wei) 今後政治與(yu) 思想開拓的路徑理應吸納馬克思主義(yi) 在人民民主等方麵的傳(chuan) 統，更確切的講，他們(men) 的根本目的是重塑中國的“王官學”。因此，一些儒學學者受此刺激，也將儒學的目的置於(yu) “王官學”。我們(men) 不妨將這一批學者追溯到蔣慶，他在研究了西方“政治神學”之後，轉而鼓吹“春秋公羊學”，強調放棄以西方來解釋中國，舉(ju) “政治儒學”的旗幟批判“心性儒學”。因此，蔣慶代表了大陸新儒家中對現代自由民主製度批判的一麵，他主張儒學在“批判哲學”方麵的作用，也主張化“馬克思主義(yi) ”而用之，以儒學代馬克思主義(yi) ，使儒學成為(wei) 真正意義(yi) 上的“王官學”。在他影響下，幹春鬆、唐文明、曾亦、白彤東(dong) 都將視野轉向了康有為(wei) 為(wei) 代表的政治與(yu) 製度儒學，而康有為(wei) 正是試圖“重述”儒家經典，使儒家可以重返經學王座的核心人物。

從(cong) “保守主義(yi) ”角度看，一批研習(xi) 中國哲學、古典文獻的學者如郭曉東(dong) 等逐漸轉向對經學的研究，類似的學術轉向在大陸並不鮮見，因此，這些從(cong) 事經學的學術研究的學者，也自稱或被認為(wei) 是大陸新儒家。此外，甘陽和劉小楓兩(liang) 人大力引進和推廣施特勞斯與(yu) 古典政治哲學，也一定程度上促成了大陸新儒家的形成。當然，甘劉二人促成的角度並不同，甘陽是從(cong) 人的角度，借鑒美國精英階層普遍接受西式古典通識教育，旨在造就一批秉承儒家傳(chuan) 統的保守主義(yi) 精英群體(ti) ；劉小楓則宣稱要想真正認識並學習(xi) 西方，那麽(me) 應該去精讀從(cong) 古希臘到盧梭之間的西學經典，明其源流往來，知其微言大義(yi) ，不要把西方二十世紀先後湧現的時髦理論當寶貝。這一主張的確在國內(nei) 引起了讀西學經典、學希臘文拉丁文的熱潮，但劉小楓的本意是鼓勵中國讀書(shu) 人有樣學樣，先讀儒學經典，於(yu) 是，大量學生和年輕教師也紛紛研究起目錄學和文字學，捧起“十三經注疏”逐字逐句精讀，三五年隻讀完一本儒經的年輕師生在高校裏大有人在，有很多70、80後的年輕學者或學生也因此而認可大陸新儒家。

從(cong) “自由主義(yi) ”角度看，近來也有一些既主張自由主義(yi) ，也推崇儒家傳(chuan) 統的知識分子較為(wei) 活躍，如秋風等，他們(men) 強調自由主義(yi) 的傳(chuan) 統性，嚐試用自由主義(yi) 來重述中國思想史。一定程度上，他們(men) 被一些媒體(ti) 或讀者認為(wei) 應包含於(yu) 大陸新儒家中，但他們(men) 因為(wei) 在儒學學養(yang) 和學術訓練上的欠缺，並不被一些儒學學者認可。

筆者對上述學者的分類並不追求全然準確，有權宜的考慮。因為(wei) 從(cong) 其學術風格看，每個(ge) 人的治學路徑、思想角度和主張的激進程度等都不同，例如有的人戲謔的自稱“康黨(dang) ”（康有為(wei) ），有的人自稱“錢黨(dang) ”（錢穆）。但無疑他們(men) 具有共性，特別是通過他們(men) 的代表作和學術訓練，筆者發現，接受哲學係訓練的占了相當大比例。按理說，在當代，研究儒學的專(zhuan) 業(ye) 首當其衝(chong) 是古典文獻學，換言之，就是先讀書(shu) 。但是，古典文獻學專(zhuan) 業(ye) 並沒有訓練出“眾(zhong) 所周知”的大陸新儒家，曆史學和文學也較少。唯獨哲學係更多提供了思想的訓練而非文獻的訓練，因此能夠更為(wei) 敏感的捕捉並參與(yu) 到大陸国际1946伟德的轉變之中。這也是為(wei) 什麽(me) 一些社會(hui) 學、法學等學科也有大陸新儒家成員的原因。因此，大陸新儒家主要是由思想驅動在先、文獻研究在後的學術群體(ti) ，或說主要是一個(ge) 政治思想型而非“整理國故”型的群體(ti) 。

大陸的儒學學者在上述幾個(ge) 思想層麵之外，還有一批學者，他們(men) 有的是當年馮(feng) 友蘭(lan) 等民國新儒家在大陸的弟子或再傳(chuan) 弟子們(men) ，有的則在八十年代後認可並接受港台新儒家的思想理路。其中最為(wei) 著名的如陳來教授、羅義(yi) 俊研究員等，盡管他們(men) 也是大陸儒學研究者，但是秉承的均為(wei) 民國新儒家一脈，所以本文不再對他們(men) 進行介紹。

餘(yu) 論

綜上，最後對大陸新儒家做一個(ge) 簡要的評述，以成餘(yu) 論。

一是大陸新儒家與(yu) 海外新儒家的關(guan) 係。不難看出，兩(liang) 者從(cong) 形式上都采取了對傳(chuan) 統文化進行現代化詮釋的道路，隻是所采取的理論有所差別。2000年後大陸新儒家的崛起，也往往引述西方哲學的一些觀念來防抗西方霸權，由此衍伸出重新詮釋中國傳(chuan) 統的衝(chong) 動，比如白彤東(dong) 對羅爾斯的吸取，以及柯小剛從(cong) 現象學的延伸。即便是接近於(yu) 自由主義(yi) 的大陸新儒家，他們(men) 所采取的詮釋角度也與(yu) 港台新儒家有很大的差異，他們(men) 從(cong) 柏克、哈耶克吸取的自由主義(yi) 是站在保守主義(yi) 和經驗主義(yi) 的角度的，有別於(yu) 對啟蒙和理性主義(yi) 的絕對推崇。因此，大陸與(yu) 海外新儒家才呈現出相當大的差異，甚至彼此相互對立，我們(men) 甚至可以說，港台與(yu) 大陸新儒家的爭(zheng) 議，大陸新儒家內(nei) 部之間的爭(zheng) 議，也體(ti) 現了啟蒙哲學與(yu) 後現代主義(yi) 的鬥爭(zheng) 、自由主義(yi) 與(yu) 新左派之間的對立，從(cong) 本質上是西方學術譜係內(nei) 的鬥爭(zheng) ，是西方學術思想鬥爭(zheng) 在中國国际1946伟德界的反映。

二是大陸新儒家與(yu) 一些“新左派”“自由主義(yi) ”學者既存在跨界，也有著巨大的差異。比如，我們(men) 常常在公共領域看到一些大陸新儒家和新左派人士共同出現、論調相似。但是，一些新左派學者的目的並非儒學，而是締造“新經學”。自從(cong) 儒家不再居於(yu) 經學之位後，何謂經學？什麽(me) 思想堪為(wei) 經學？從(cong) 華人世界來看，實則從(cong) 未達成共識。如果說大陸新儒家仍希望儒學能夠發展出一套應對現代性的政治學說，同時葆有傳(chuan) 統和現代的物質精神文明成果，甚至主張儒家再次成為(wei) 經學，那麽(me) ，“新左派”一些學者主張的則是希望借助儒學的保守主義(yi) 力量，把左翼思想扶上經學寶座的“新經學”。長遠來看，大陸新儒家應當會(hui) 走上與(yu) 新左派徹底切割的道路。

總之，對於(yu) 大陸新儒家溝通中西，回應古今之變的努力，特別是近些年積極在學術和公共領域發聲，對此應當給予肯定。當然，大陸新儒家也未必是中國學術發展的唯一或主要道路。海外新儒家將台灣實現民主製視作新儒家的貢獻的時候，他們(men) 已經放棄了追求理想政治的努力，逐漸走下曆史舞台。大陸新儒家顯然不能認同港台新儒家的曆史使命，因此仍然需要積極應對現代性的挑戰，從(cong) 中國傳(chuan) 統中汲取更多的資源來構建中國未來的發展道路。

責任編輯：葛燦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