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果宋朝有《查理周刊》，悲劇會(hui) 發生嗎？

作者：吳鉤

來源：作者授權 伟德线上平台 發布

          原載於(yu) 澎湃新聞

時間：甲午年十一月廿四

          西曆2015年1月14日

每個(ge) 時代都有言論的禁忌，這些禁忌通常被排除在言論自由的邊界之外，隻不過隨著社會(hui) 的進步，有的禁忌被突破了，同時又有新的禁忌形成；有的禁忌借助強硬的立法進行維護，有的禁忌則是社會(hui) 成員通過自發的約定相互遵守。西方社會(hui) 在中世紀及之前，普遍存在“瀆神”的禁忌，據說柏拉圖就主張，對犯了瀆神罪的人，應該加以監禁，必要時須處以死刑。諷刺的是，他的老師蘇格拉底就被雅典的民主法庭以瀆神罪處死。如今西方基本上沒有瀆神罪了，而種族歧視、性別歧視與(yu) 宗教歧視則發展成新的言論禁忌。

中國社會(hui) 由於(yu) 很早就完成了西歐要等到文藝複興(xing) 時才完成的人文化，所以幾乎一直都不設瀆神罪。不過在傳(chuan) 統時代，儒學為(wei) 治國之正統，侮辱、褻(xie) 瀆儒家聖賢也是彼時的社會(hui) 禁忌，當然聖賢的學說可以質疑、重新詮釋，但聖賢本身是應當受到尊敬的，瀆聖侮賢，便是冒天下之大不韙。

話說北宋時候，川地出了一位叫做龍昌期的民間學者。在正統士大夫的眼裏，這個(ge) 龍昌期就是一名“異端”，因為(wei) 他的言論觸犯了“瀆聖”的禁忌。      

龍昌期的“瀆聖”言論  

龍昌期學問很好，博覽群書(shu) ，精通諸子百家，自成一派，以“議論怪僻”著稱，曾別注《易》、《詩》、《書(shu) 》、《論語》、《孝經》、《陰符經》、《道德經》，蜀地很多名士都拜他為(wei) 師，“知名士皆師事之，其徒甚眾(zhong) ”。龍昌期早年曾經“攜所注（著作）遊京師”，希望朝中有伯樂(le) 賞識他這匹千裏馬，但朝廷沒有用他，隻好失望而歸。後大臣韓琦在劍南當安撫使，得知龍昌期之才學，便力薦他到國子監當了一名助教。另一位大臣文彥博也很賞識他，又向朝廷推薦，於(yu) 是獲授“校書(shu) 郎，講說府學”。此時，龍昌期已年過八旬，他把自己曆年出版的著作“百餘(yu) 卷”獻給宋仁宗，以證明自己的學問確實很牛掰。    

北京故宮南薰殿舊藏宋仁宗坐像軸，現藏台北故宮博物院。

宋仁宗將龍昌期的著作發給翰林院，想聽聽大學士們(men) 的意見。皇帝本人其實非常欣賞龍昌期的學問，下詔“賜龍昌期五品服，絹百匹”。然而，翰林學士在通讀了龍昌期的著作之後，發現了一個(ge) “大問題”：龍昌期“著撰雖多，然所學雜駁，又好排斥先儒”，甚至“以周公為(wei) 周之賊”。周公為(wei) 儒家心目中的聖賢，龍昌期居然責斥周公為(wei) “賊人”，在當時，這是毫無疑問的“瀆聖”言論。

一些正統的翰林學士很憤怒，向宋仁宗報告了他們(men) 的看法：“觀其（龍昌期）穿鑿臆說，詭僻不經，甚者至毀訾周公，疑誤後學，難以示遠。乞下益州毀棄版本。”要求撤銷龍昌期的教職，並銷毀他的著作。

清人繪畫的儒家聖賢周公像

但翰林院“未聞朝廷卓然有所施行”，反倒聽到皇帝加賜龍昌期“五品章服及絹百匹”的消息，這下更是怒火衝(chong) 天，知製誥劉敞立即上了一道火藥味很濃的“論龍昌期學術乖僻疏”：龍昌期之書(shu) ，褻(xie) 瀆聖賢，要是放在從(cong) 前，早已像少正卯那樣被誅殺了（但“孔子誅少正卯”是否確有其事，曆朝都有人質疑，許多學者相信那是法家栽贓給孔子的）。現在陛下“縱昌期之妄而不誅，乃反褒以命服，厚以重幣，是非貿亂(luan) ，沮勸顛倒，使迷國之計行於(yu) 側(ce) ，而非聖之俗倡於(yu) 下，臣竊為(wei) 陛下不取也”。

不過，宋朝的士大夫還不至於(yu) 殺氣騰騰，劉敞話說得狠，實際上倒無誅殺龍昌期之意，隻是要求皇帝追還賞賜的詔書(shu) 。他說，如果不追回，說明皇上堅持相信龍昌期是國之賢能，也就說明我劉敞“蔽賢而害能”，那麽(me) 請陛下治我等之罪。——這差不多是在要挾宋仁宗了。文壇領袖、翰林學士歐陽修也認為(wei) ，龍昌期“異端害道，不當推獎”。台諫官也上書(shu) “交攻”。不過，從(cong) 劉敞疏中抨擊“執政不能謹重政體(ti) ”、“藉人情賣弄國恩”等語看，當時的執政官卻是同情龍昌期的。

正當物議沸騰之際，年邁的龍昌期跑到登聞鼓院，遞狀自辯，並“還納所賜”，辭職回鄉(xiang) 。這場由“瀆聖”言論引發的爭(zheng) 端，因為(wei) 龍昌期有尊嚴(yan) 的退讓，終於(yu) 平息了下來。回川路上，龍昌期途經洛陽，去拜見了提攜他的文彥博。文彥博向他表達了歉意，又說，“朝廷方崇尚周孔之教，而先生非之，故至此耳。”龍昌期說：“某何嚐非孔子，但非周公耳。”文彥博說：“亦足矣。”      

以今天的目光來看，我們(men) 可能會(hui) 覺得劉敞、歐陽修等人反應過度了。不就說“周公為(wei) 周之賊”嗎？何必上綱上線喊打喊殺？不過，如果我們(men) 設身處地去體(ti) 會(hui) 那時候士大夫的感受，你將儒家最尊敬的聖賢誣為(wei) “賊人”，也難怪他們(men) 覺得“是可忍孰不可忍”了。而且，想想同時期的中世紀歐洲教會(hui) 對“瀆神罪”的殘酷處罰，我們(men) 不能不承認，宋代儒家對民間學者“瀆聖”言論的態度其實是相當寬容的——隻是要求朝廷不可褒獎“瀆聖”的人，不希望“瀆聖”的言論得到傳(chuan) 播，但後來宋人編撰經學著述，還是收錄了龍昌期的作品，可見朝廷最終還是沒有禁毀他的書(shu) 。

曲阜孔廟石刻畫《孔子行教像》

宋朝滑稽戲曾拿孔子開涮   

龍昌期自辯“何嚐非孔子，但非周公耳”，不過在宋代，“非孔子”的也大有人在。     

宋朝民間流行滑稽戲，而滑稽戲有個(ge) 特點，即敢於(yu) 拿“神聖不容侵犯”的人物開涮，有點像今日美國脫口秀、法國《查理周刊》的風格。當朝宰相被開涮過，孔子也被開涮過，並且形成了一套固定的劇目，叫做“弄孔子”優(you) 戲。“弄孔子”優(you) 戲興(xing) 起於(yu) 唐朝，盛行於(yu) 兩(liang) 宋，而在元、明、清三朝衰微下來，這種興(xing) 衰的趨勢可能跟社會(hui) 寬容度的變遷有關(guan) 。

宋畫《眼藥酸》，圖中人物為(wei) 宋代滑稽戲演員。

可以想象，正統的儒家士大夫對“弄孔子”優(you) 戲是非常惱火的。話說宋哲宗朝的某個(ge) 元宵節，在一次宮廷禦宴上，有教坊優(you) 伶表演滑稽戲助興(xing) ，表演的節目，居然就是“弄孔子”，而席間恰好坐著孔子後裔孔宗翰——這伶人膽子也真夠大。孔宗翰當然很生氣，要求懲處伶人。同僚勸他：“此細事，何足言？”孔宗翰反駁說：“非爾所知。天子春秋鼎盛，方且尊德樂(le) 道，而賤伎乃爾褻(xie) 慢，縱而不治，豈不累聖德乎！”史料說“聞者慚羞歎服”。

平心而論，先祖被優(you) 伶拿來開涮，孔宗翰心中惱怒，也是可以理解的；在國宴上表演戲弄聖賢的滑稽戲，也確實不成體(ti) 統。不過依宋朝的慣例，優(you) 伶應該不會(hui) 受到太嚴(yan) 厲的懲罰，通常是打一頓板子以示薄懲。朝廷也沒有明令禁毀，民間“弄孔子”優(you) 戲照演不衰。到了明代，朱元璋才下令要求“天下樂(le) 人，毋得以古聖賢、帝王、忠臣、義(yi) 士為(wei) 優(you) 戲，違者罪之”。

南宋初年，王十朋赴湖州任太守，在嵊縣看到東(dong) 嶽祭神賽會(hui) 表演的滑稽戲，就是“設盜蹠以戲先聖”的“弄孔子”優(you) 戲，“不忍觀”，還寫(xie) 了一首詩發泄胸中憤恨：“裏巷無端戲大儒，恨無司馬為(wei) 行誅！不知陳蔡當時厄，還似如今嵊縣無？”

“盜蹠戲孔子”的情節應該本自《莊子》雜篇中的《盜蹠》，說的是孔子與(yu) 其弟子顏回、子貢被柳下蹠辱罵戲弄的故事。但學者考據認為(wei) ，“盜蹠戲孔子”實無其事，是莊子編造出來的，這也是為(wei) 什麽(me) 王十朋要在詩中說“裏巷無端戲大儒”。王十朋說得咬牙切齒，“恨無司馬為(wei) 行誅”，但隻是嘴上說說而已，並沒有將演員抓起來殺掉。“恨無”二字道出了士大夫對民間“弄孔子”優(you) 戲的無奈。

陝西韓城宋墓出土的北宋雜劇演出壁畫

近世學人多認為(wei) “弄孔子”優(you) 戲的流行是社會(hui) 風氣自由、開放的體(ti) 現，而視王十朋的態度為(wei) “專(zhuan) 製流毒”，如民國時期的詞曲理論家任二北先生就說：“王狀元看優(you) 戲，對藝人亦動殺心，分明承‘先聖’衣缽，孔丘所倒行逆施於(yu) ‘夾穀笑君’者，流毒之遠，一至於(yu) 此！不知當時戲中，果能演蹠為(wei) 人民英雄，演丘為(wei) 巧偽(wei) 人否。”因為(wei) 認定孔丘“流毒之遠，一至於(yu) 此”，任先生不大敢相信在“禮教森嚴(yan) ”的宋朝，人民有權利戲弄孔子。      

我個(ge) 人覺得，宋朝的滑稽戲敢拿孔子開涮，確實反映了當時的文化氛圍比較寬鬆。但我不認為(wei) 在戲台上以調戲先賢為(wei) 樂(le) 是多麽(me) 值得推崇的事情。在眾(zhong) 語喧嘩的社會(hui) ，“瀆聖”的言論不妨傾(qing) 聽，但它不應該大行其道，獲得加冕般的禮讚；相反，它應該感受到來自主流社會(hui) 的自發形成的道德壓力，它也應該懂得在公序良俗之前保持謙卑。

事實上，宋代的戲曲界是具有這樣的自覺與(yu) 自治能力的：在宋朝，表演戲劇的藝人成立了自治組織——遏雲(yun) 社，並訂立了社條，其中一條稱：“如對聖案，但唱樂(le) 道、山居、水居清雅之詞，切不可以風情、花柳豔冶之曲。如此則為(wei) 瀆聖，社條不賽。筵會(hui) 、吉席、上壽、慶賀不在此限。”意思是說，在莊嚴(yan) 、神聖的場合，隻能演唱樂(le) 道、山居、水居等清雅之詞，切不可唱風情、花柳豔冶之曲。否則，便是褻(xie) 瀆神聖，社條不容。而筵會(hui) 、吉席、祝壽、慶賀等場合則不在此限。

宋徽宗趙佶繪畫的《文會(hui) 圖》，現藏台北故宮博物館。此圖表現的是宋代士大夫的生活。

說到這裏，請允許我引用《紐約時報》專(zhuan) 欄作家布魯克斯《我不是查理》一文的結尾，來表達我對“瀆聖”言論的基本立場：“健康的社會(hui) 不會(hui) 打壓言論，但會(hui) 對不同類型的言論者給出不同禮遇，人們(men) 對睿智、考慮周全的學者的聲音給予高度尊重，給予諷刺者‘半尊重’，但對種族主義(yi) 者和反猶太主義(yi) 者則給予羞辱和鄙視。對那些想得到人們(men) 關(guan) 注的人士來說，你自己的行為(wei) 方式，也決(jue) 定了你能贏得的不同禮遇。”

責任編輯：姚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