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革結束後曾遭廣泛批判的孔子如何“平反”?
作者:馮(feng) 翔
來源:原載於(yu) 《國家曆史》2010年第2期
時間:壬辰年十月十六
西曆2012年11月29日
核心提示:1980年1月29日,《人民日報》發表《評三年來的孔子評價(jia) 》,以1978年夏季為(wei) 界,把文革後的孔子評價(jia) 分為(wei) 兩(liang) 個(ge) 時間大體(ti) 相等的階段。文中說,“敢於(yu) 重新提出學術上的是非,把孔子作為(wei) 一個(ge) 曆史人物來研究,明白說出自己的觀點,是評價(jia) 進入第二階段的特征。”
從(cong) “孔老二”到“大思想家、大教育家”,不惟僅(jin) 僅(jin) 是一個(ge) 名稱的變化,更是一個(ge) 國家如何承繼曆史的態度。
1978年7月18日,《光明日報》史學版頭條用通欄標題、四分之三版麵刊出一篇五千餘(yu) 字的文章,《孔子教育思想試評》。此文提出:孔子的教育思想要辯證地看,如“有教無類”“知之為(wei) 知之,不知為(wei) 不知”等論點,是“值得肯定的”。
這篇現在看起來觀點並不新鮮的文章,卻引起了敏銳的駐華記者的關(guan) 注,日本共同社駐京記者福原當天發回一篇報道稱:“文革後第一篇正麵評價(jia) 孔子的文章出現了”。
自1970年代中期、孔子的聲望在中國落到了2500年以來的最低點之後,這是一個(ge) 新現象,一個(ge) 民族對先賢的評價(jia) 開始一點點複蘇。
試探
這篇文章的作者叫陳增輝,當時是上海一名年輕的哲學老師。
1974年1月18日,毛澤東(dong) 批準江青、王洪文的要求,轉發江青主持選編的《林彪與(yu) 孔孟之道》,“批林批孔”運動展開。在這場聲勢浩大的運動中,春秋以來中國最知名的哲人孔子被當成曆史上最大的反麵典型,成為(wei) 人人可以喊打的過街鼠。
陳增輝看到圖書(shu) 館裏的《論語》被搜出來燒掉,說了一句:“現在對孔子徹底否定,恐怕有一天要走向否定之否定。”
這話隨即被旁人匯報。學院軍(jun) 管隊的二把手聽到,趕緊勸他:“你不要以為(wei) 你苦大仇深,就可以胡說八道。你沒有辮子,能給你安一條。”
隨後,陳增輝果然被扣上“孔老二的徒子徒孫”頭銜,連續多日開會(hui) 批鬥。他幹脆報名,躲到安徽去參與(yu) 上海十幾所高校“為(wei) 上山下鄉(xiang) 知識青年舉(ju) 辦的函授教育”了。他帶了一本組織批判《論語》的言論集,這是當時唯一能看到《論語》原文的方法,晚上就在被窩裏寫(xie) 心得。
1977年4月,回到上海的陳增輝把寫(xie) 完的《孔子教育思想試評》投給了上海《文匯報》,結果被告知:不敢發。第二年5月,他轉而投給了《光明日報》。
陳增輝在安徽寫(xie) 《孔子教育思想初評》的時候,比他小兩(liang) 歲的王宏誌已經離開安徽。
作為(wei) 人民教育出版社曆史室的一名女編輯,王宏誌與(yu) 同事一起被下放到鳳陽的人教社總幹校去“勞動鍛煉”。1972年,人教社更被撤銷建製,全體(ti) 人員被分到全國各地。“文革”十年,中國沒有一本全國通用的教科書(shu) 。
“文革”前,孔子尚被教科書(shu) 稱為(wei) “教育家”;等到“批林批孔”,孔子便成為(wei) “孔老二”。1975年北京的中學教材中,描寫(xie) 孔子內(nei) 容的一章標題是“孔丘頑固地維護奴隸製”,充溢著“惡毒”、“惡狠狠地”、“極其凶殘地”、“大草包”、“寄生蟲”、“吸血鬼”、“喪(sang) 家狗”等形容詞,還要加上一句:“劉少奇、林彪,和曆代反動派一樣,是地地道道的孔老二的信徒。”
同一年,浙江的一本中學曆史補充教材口氣更堅決(jue) :“孔老二這個(ge) 家夥(huo) ,根本沒有什麽(me) 真才實學,隻是一個(ge) 滿肚子秕糠的大草包”;“奴隸主階級的走狗孔老二,……隻有帶著花崗岩腦袋去見周公了”。
1977年,王誌宏被抽調參與(yu) 文革後第一版“撥亂(luan) 反正”的中學曆史教科書(shu) 編寫(xie) 。王誌宏不會(hui) 料到,自己將參與(yu) 教科書(shu) 中對於(yu) 孔子的重新評價(jia) ,也不曾料到日後將主持編寫(xie) “80後一代”所用的曆史書(shu) 。
從(cong) 報紙到教材,幾乎都在同一時期重新對孔子定位,一個(ge) 冰封的時代開始回暖了。
回暖
這一波回暖大潮首先源於(yu) 高層政治的風雲(yun) 劇變。1977年初,鄧小平再次複出。他主動要求分管教育,並指示:“教材非從(cong) 中小學抓起不可,要編印通用教材。”人教社的建製得以恢複,把散落全國的教學骨幹找回北京,開始編寫(xie) 第一版“撥亂(luan) 反正”的教科書(shu) 。王宏誌就在此時被選入。
這次“撥亂(luan) 反正”教材編寫(xie) 的總指揮是後任教育部副部長的浦安修。作為(wei) 彭德懷夫人浦安修、著名右派浦熙修的親(qin) 弟弟,他在政治運動中遭到多次迫害;主持曆史組的是早在1953年就參與(yu) 編寫(xie) 全國中學曆史教科書(shu) 的史學家蘇壽桐,經常講“曆史學家不可趨炎附勢、人雲(yun) 亦雲(yun) ”的人,在“文革”中也被關(guan) 押。
而王宏誌,是著名史論家蘇雙碧的妻子。1978年,蘇雙碧發表《評姚文元的〈評新編曆史劇“海瑞罷官”〉》,打響了為(wei) 吳晗、為(wei) 知識分子平反的第一槍。蘇後來但任了《求是》雜誌副總編輯。夫婦兩(liang) 人還合著有《吳晗傳(chuan) 》。
這些人所要承擔的工作,便是如毛澤東(dong) 早年所語,“把顛倒的曆史再顛倒過來”。“當時大家都憋著一股勁。”王宏誌回憶說。
200多個(ge) 從(cong) 全國各地抽調入京的幹部和編輯,在鄧小平的督促安排下,進了西苑大旅社9號樓,後來又搬到更幽靜的香山飯店。但是很快,新的難題又擺在大家麵前。“落筆之前的總體(ti) 編寫(xie) 原則,無法形成統一意見。大家討論來討論去,發現很多原則問題沒法解決(jue) ,需要請示。原本曆史學界的很多定論在文革期間被‘極左’思潮弄得很混亂(luan) ,大家覺得很多文革期間的用詞都無法使用,需要與(yu) 中央高層統一意識。”王宏誌說。
大家起草了一份《中學曆史教學大綱和教材中幾個(ge) 原則性問題如何處理的初步意見》,針對儒法鬥爭(zheng) 、農(nong) 民起義(yi) 和農(nong) 民戰爭(zheng) 內(nei) 部的路線、曆史教材的下限等問題,向中央請示。鄧小平很快批示“原則同意”。關(guan) 於(yu) 現代史教材中出現的革命領導人、無產(chan) 階級革命家和革命先烈的問題,他尤其強調:“我的名字不要出現,活人以少宣傳(chuan) 為(wei) 好”。後來這份《意見》及相關(guan) 的批示,成為(wei) 基礎教育和高等學校文科教材編寫(xie) 的重要指南。
於(yu) 是,1978年3月的全國通用初中曆史教科書(shu) 第一冊(ce) 中,“孔老二”這一侮辱性稱呼不見了,關(guan) 於(yu) 孔子的章節,標題很謹慎:“孔子的反動思想”。
結尾是“孔子的反動思想,後來在封建社會(hui) 被統治階級改造和利用,成為(wei) 維護封建製度和統治人民的精神工具。”這一版的中學語文教科書(shu) 中,入選課文的50%以上依然是政治社論、領袖講話、毛選著作選摘等政治色彩濃厚的文章。
這一版的教材出版兩(liang) 個(ge) 月後,也就是5月11日,《光明日報》發表《實踐是檢驗真理的唯一標準》。
7月18日,《光明日報》史學版頭條,用通欄標題、四分之三版麵刊出陳增輝《孔子教育思想試評》文章。“後來我聽說,他們(men) 把我的文章拿給任繼愈老師看了,說沒什麽(me) 問題,這才敢發表。”陳增輝說。
20多天後,也就是8月12日,《光明日報》又發表了《曆史研究》編輯龐樸的文章:《孔子思想再評價(jia) 》。龐進一步提出:孔子的政治思想也要全麵看待,不能全盤否定。這篇文章隨即引起很大反響,可謂學術界全麵重評孔子的標誌之一。此後,重估孔子的文章,在各類雜誌上研討會(hui) 上越來越多地湧現。
這一年12月18日至22日,中共十一屆三中全會(hui) 在北京舉(ju) 行,正式平反了一批重大的冤假錯案,對“文化大革命”及其以前的“左”的錯誤進行了糾正。
這個(ge) 月底,全國初中曆史教科書(shu) 第一冊(ce) ,關(guan) 於(yu) 孔子的章節,標題去掉了“反動”二字,改為(wei) “孔子的思想”。
“不僅(jin) 僅(jin) 是每一版不同,有時候就連同一版的不同印次,內(nei) 容都不一樣。”王宏誌回憶。“當年給劉少奇平反以後,我們(men) 就連夜修改教科書(shu) ,把貶低他的內(nei) 容改過來。可惜那麽(me) 多版本的曆史書(shu) ,當時誰都沒有保留的意識。不然每種留一本,放到今天看一定很珍貴。”
平反
1980年1月29日,《人民日報》發表《評三年來的孔子評價(jia) 》,以1978年夏季為(wei) 界,把文革後的孔子評價(jia) 分為(wei) 兩(liang) 個(ge) 時間大體(ti) 相等的階段。文中說,“敢於(yu) 重新提出學術上的是非,把孔子作為(wei) 一個(ge) 曆史人物來研究,明白說出自己的觀點,是評價(jia) 進入第二階段的特征。”
1983年,時任全國政協主席的鄧穎超到曲阜視察,批準山東(dong) 省成立一個(ge) 孔子基金會(hui) ,籌集經費以修複在文革中遭破壞的孔墓、孔碑、孔林。同時她指定:由時任國務委員的穀牧牽頭,原因是:“30年代他是個(ge) 左翼文化工作者,又是你們(men) 山東(dong) 人,對孔子的事情也比較明白。”
對這一原因,穀牧則在回憶錄中有自己的猜測:“我在周總理領導下的長期工作中從(cong) 來沒有偏激的行為(wei) ,可能孔子的中庸之道在我身上有些體(ti) 現。”
“穀老說過,他5歲就上私塾,給孔子磕頭。”中國孔子基金會(hui) 副理事長王大千說,“晚年的穀老家裏,還始終掛著一個(ge) 孔子的木刻像。”
1984年9月,中央書(shu) 記處決(jue) 定成立國家支持的群眾(zhong) 性學術團體(ti) 中國孔子基金會(hui) ,穀牧任名譽會(hui) 長,匡亞(ya) 明同誌會(hui) 長。中央辦公廳為(wei) 此專(zhuan) 門發出了通知。
孔子基金會(hui) ,是穀牧擔任名譽職務的20多個(ge) 社團中“管得比較多”的一個(ge) 。王大千回憶:一直到去世的前兩(liang) 年,穀牧還在為(wei) 孔子基金會(hui) 爭(zheng) 取政策等諸方麵支持。“很多部委的部長都是他當年的老部下,他的麵子大。”
作為(wei) 一名政治家,穀牧迅速將實用主義(yi) 推行至政治和經濟領域,最大限度地開發孔子的實際用途。
“研究2000多年前的孔子,是為(wei) 了用以服務現實,我們(men) 毫不諱言這個(ge) 功利主義(yi) 的目的。一向為(wei) 封建統治階級利用的孔子學說,其中有許多東(dong) 西仍然可以為(wei) 中國的工人階級政黨(dang) 所利用,我們(men) 應當敢於(yu) 公開申明這個(ge) 觀點。”穀牧說。
在回憶錄中,他特地提到了兩(liang) 件事:1988年秋,在中韓尚未建交的條件下,孔子基金會(hui) 的幾位專(zhuan) 家應邀訪問漢城,得到當時韓國總統盧泰愚的接見;從(cong) 改革開放至1993年,曲阜由旅遊業(ye) 獲得的效益超過42億(yi) 元。
1989年10月,穀牧組織召開“孔子誕辰2540周年國際學術討論會(hui) ”,有來自25個(ge) 國家的300多名學者參加。國務院副總理吳學謙主持,中共中央總書(shu) 記江澤民發表了講話,稱“孔子思想是很好的文化遺產(chan) ,應當吸取精華,去其糟粕,繼承發揚。”這是數十年來,中共中央最高領導人第一次公開發表對孔子的正麵評價(jia) 。
1992年,王宏誌主編的全國義(yi) 務教育初中曆史教科書(shu) 中,孔子已成為(wei) “大思想家、大教育家”,還增加了畫像、語錄等諸多正麵肯定內(nei) 容。
“搞曆史可悲就在這兒(er) ,跟著形勢跑。”在晚年接受一次記者采訪時,蘇壽桐曾感歎。的確,無論是曆史學者,還是教材編輯,無論是主動試探,還是跟風調整,都不是給孔子正名的決(jue) 定性因素。
穀牧、浦通修與(yu) 蘇壽桐均於(yu) 2009年去世。這一年的9月24日,在“紀念孔子誕辰2560周年國際學術研討會(hui) 暨國際儒學聯合會(hui) 第四屆會(hui) 員大會(hui) ”上,孔子的定位是,“偉(wei) 大的思想家和教育家”。
責任編輯:姚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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