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位20世紀的儒者：救國建國、奔走靜思

作者：唐文明、黃茜

來源：原載於(yu)  南都網

時間：甲午年八月廿七

           西曆2014年9月20日

今年8月，《梁漱溟日記》校勘單行本首次由世紀文景出版。日記原稿為(wei) 梁漱溟現存的全部日記手稿，自1932年起，至1981年止，記錄了梁漱溟從(cong) 不惑到耄耋之年的整個(ge) 人生曆程。除重新校訂文字之外，增補了注釋、編製索引、新配插圖，並為(wei) 每一年日記撰寫(xie) 了導讀和大事記。

    今年8月，《梁漱溟日記》校勘單行本首次由世紀文景出版。日記原稿為(wei) 梁漱溟現存的全部日記手稿，自1932年起，至1981年止，記錄了梁漱溟從(cong) 不惑到耄耋之年的整個(ge) 人生曆程。除重新校訂文字之外，增補了注釋、編製索引、新配插圖，並為(wei) 每一年日記撰寫(xie) 了導讀和大事記。梁漱溟在學界成名甚早，1917年被蔡元培先生聘入北大講授印度哲學。1920年左右寫(xie) 成的《東(dong) 西方文化及其哲學》，甫一出版便被譯成十幾國文字，使其成為(wei) 彼時最知名的文化人士。作為(wei) 文化學者，梁漱溟極其關(guan) 懷民生社會(hui) ，作為(wei) 思想家，他又講求知行合一。《梁漱溟日記》還原了這位儒學大家的知與(yu) 行，學與(yu) 思。近日，南都記者有幸采訪到梁漱溟次子、年屆86歲的梁培恕先生，通過解讀日記裏吉光片羽的記述，折射出一段由學者親(qin) 眼見證、切膚體(ti) 驗的矛盾人生、沉重曆史。

鄉(xiang) 村建設“農(nong) 民運動而農(nong) 民不動”

1924年，梁漱溟辭去北大教職，走上了鄉(xiang) 村建設的道路。這個(ge) 選擇被胡適認為(wei) 是“發神經”。

據梁培恕回憶，北伐前夕國內(nei) 的氣氛非常“左”。孫中山“以俄為(wei) 師”，請了蘇聯顧問，共產(chan) 黨(dang) 又接受第三國際的指令，集體(ti) 加入國民黨(dang) 。“毛澤東(dong) 、周恩來都有國民黨(dang) 黨(dang) 籍”。

梁漱溟也在舊交李濟深等人的勸說下由北平來到廣州。雖然廣州的確是一片新氣象，但他發現，全盤照搬蘇聯模式，在中國行不通。上層政治要以社會(hui) 民生做基礎，中國人要找到民族的出路，隻能從(cong) 自己的社會(hui) 來找。他的想法是要從(cong) 農(nong) 村做起。

“農(nong) 村保存的老中國元素要比城市多得多。老中國的優(you) 點要保留，同時西方社會(hui) 的優(you) 點也要吸取。他當時想要把西方的科學技術和他們(men) 一部分的民主製吸收到中國來。其他的方麵還是尊重中國古老的社會(hui) 風習(xi) 。”梁培恕說。

由於(yu) 其主張為(wei) 他的學生所支持，梁漱溟先在廣州辦了一個(ge) 訓練班，訓練農(nong) 村工作人員。這個(ge) 訓練班比毛澤東(dong) 的農(nong) 民運動講習(xi) 所還要早，巧的是二者都將校址定在廣州文廟。

後來由於(yu) 政治空氣變化，李濟深被蔣介石軟禁，梁漱溟剛剛開始的實驗被迫結束。隨後，他又到河南南陽參與(yu) 當地“村治學院”的建設，直到1930年，“村治學院”隨韓複榘遷往山東(dong) 鄒平，梁漱溟的鄉(xiang) 村建設運動也落腳於(yu) 此。

《梁漱溟日記》是從(cong) 1932年開始的。那是鄉(xiang) 村建設研究院創辦於(yu) 鄒平縣的第二年，院長為(wei) 梁仲華先生，梁漱溟擔任研究部主任，以教學為(wei) 主要任務。這段時間日記極為(wei) 簡略，每日隻有寥寥幾字，從(cong) 中可見作者為(wei) 了研院初建而四處奔走。

比如，僅(jin) 7月一個(ge) 月份，就赴上海三次，赴無錫、南京、天津、杭州各一次。如此輾轉騰挪，為(wei) 的是招募人才，又去四處演講，介紹自己鄉(xiang) 村建設理論。

1933年，梁培寬、梁培恕隨母親(qin) 也來到鄒平定居。梁培恕告訴南都記者，在山東(dong) 鄉(xiang) 村建設研究院有兩(liang) 派人，一個(ge) 是河南派，一個(ge) 是支持梁漱溟。“河南派實幹起家，是槍杆子打出來的天下。他們(men) 總想鄉(xiang) 村建設就應該把農(nong) 民武裝起來，把土豪幹掉。我父親(qin) 又太理想化，他覺得所有的改變，都要在人身上紮根，才是真的改變。如果隻是改了外貌，穿上西服，打上領帶，難道就是洋人了嗎？”

梁漱溟認為(wei) ，農(nong) 村的改造要從(cong) 教育入手。而他教育的對象，並非黃發小兒(er) ，而是農(nong) 村裏扛大梁、管真事兒(er) 、做決(jue) 定的中年人。如果這群人讚同鄉(xiang) 村建設，底下的事就好辦了。此外，他也反對以行政手段命令農(nong) 民，認為(wei) 一切行動都需自發自願。

然而，鄉(xiang) 村建設運動的結果卻令人扼腕。生產(chan) 相關(guan) 的改革容易行得通。農(nong) 民以前不知道種棉花，種了棉花後收入增加了，便紛紛要種棉花。其他的方麵，梁漱溟真正熱心的社會(hui) 改造，農(nong) 民要麽(me) 漠不關(guan) 心，要麽(me) 根本抵製。梁漱溟沮喪(sang) 地總結說：“農(nong) 民運動而農(nong) 民不動”。

 “後來他跟毛澤東(dong) 說起來，毛澤東(dong) 就說你這條路根本沒走對。你要用土改他就動了。最容易使一個(ge) 人感興(xing) 趣，在行動上起作用的，是經濟力量，是利益。這是一個(ge) 太淺的道理。”

20世紀40年代，共產(chan) 黨(dang) 在農(nong) 村實行土改，以“鬥爭(zheng) ”的方式，取得了積極的效果。但土改後不久，接著又搞公社化，把土地從(cong) 農(nong) 民手裏奪回。

 “毛的這條路一度看起來很成功，最後還是不行。不行的結果，後來就有了鄧小平的改革開放。現在說改革開放如何好，其實也是發動最原始的動力。經濟，看得見的實際好處，最能打動人心。”梁培恕說。

梁漱溟關(guan) 於(yu) 鄉(xiang) 村建設運動時期的日記從(cong) 1932年起，至1937年止。鄉(xiang) 村建設運動隨著日軍(jun) 侵華而告終。

複旦大學新聞學院教授呂新雨研讀《梁漱溟全集》已有十年，她認為(wei) ，鄉(xiang) 村建設是梁漱溟一生最主要的事功。呂新雨回憶：“1987年12月25日，梁漱溟先生最後一次公開演講。他說‘我不喜歡哲學’，救國是第一大問題。我一生主要是做鄉(xiang) 村運動，沒有想到自己被看成是學者。”

 “梁漱溟先生的鄉(xiang) 村建設最後是失敗的，日本人一來，他的鄉(xiang) 村建設就垮掉了，校長都被老百姓槍殺了，對於(yu) 梁漱溟先生的打擊特別大。”

“20世紀二三十年代，他在兩(liang) 個(ge) 層麵作戰，比如他批判胡適先生，同時又批判共產(chan) 黨(dang) ，他覺得共產(chan) 黨(dang) 鄉(xiang) 村革命這一套也是對鄉(xiang) 村的破壞，中國近代史就是中國鄉(xiang) 村破壞史。他是一個(ge) 抱著天下觀的儒家，但是他做了一輩子的事是要救國、建國。”呂新雨說。

國共斡旋　毛澤東(dong) “將來太遠，可以不必說”

1938年起，梁漱溟開始為(wei) 國共兩(liang) 黨(dang) 的團結奔走。是年初，梁漱溟赴延安會(hui) 見中共領導人。這一年的日記很簡略。

訪問延安之後，梁漱溟於(yu) 1月25日返西安，29日離西安，30日到開封。5月5日去曹州，應聘為(wei) 第三戰區戰地黨(dang) 政委員會(hui) 委員。每日到司令長官部與(yu) 李宗仁晤談，如是者近月。

說起抗戰時期的國共聯盟，梁培恕認為(wei) ：“內(nei) 戰結束之後才有的抗日。中國人還在互相打的時候怎麽(me) 抗日呢？在紅軍(jun) 從(cong) 江西蘇區離開進入長征的階段，他們(men) 喊了一個(ge) 口號，‘中國人不打中國人’。這是很有感染力的。大家同是中國人，所以國民黨(dang) 不應該打共產(chan) 黨(dang) 。”

“這個(ge) 口號再引申一下，中國人不打中國人，那應該打誰呢，打日本人。當第二句話因為(wei) ‘西安事變’成為(wei) 事實的時候，日本人覺得不能再等了，因此有了‘七七事變’。”梁培恕說。

“這時候，我父親(qin) 有了一個(ge) 想法，即中國人最大的問題初步得到了解決(jue) 。這個(ge) 最大的問題就是國家不統一。現在既然有了共同綱領，有了政治上的互相承認，還應該對戰爭(zheng) 結束後的中國有一個(ge) 共識。他1938年去見毛澤東(dong) 就是為(wei) 了這件事情，如何鞏固現在的團結，如何展望將來。”

而毛澤東(dong) 的回答是：“將來太遠，可以不必說。”

梁漱溟去延安，是要觀察中共是不是真正地放棄了內(nei) 鬥。“他看的結果是，大體(ti) 上是真實的，恐怕從(cong) 遠處看還是不行。對於(yu) 蔣和毛來說，他們(men) 心裏始終有一個(ge) 問題，現在我對你如何，將來我又會(hui) 對你如何。因為(wei) 他們(men) 彼此為(wei) 敵太久了，這個(ge) 問題在心裏趕不掉的。”梁培恕說。

呂新雨也認為(wei) ，從(cong) 梁漱溟的鄉(xiang) 村建設理論過渡到他的鄉(xiang) 鎮思想，這其間的勾連和轉折沒有得到足夠的研究。“他在鄉(xiang) 村建設失敗之後，介入中共和國民黨(dang) 的談判斡旋。他強調是團體(ti) 的思想而不是黨(dang) 派思想，他反對用黨(dang) 派代替團隊。軍(jun) 閥混戰屬於(yu) 現代性的問題，不是封建主義(yi) 的問題，他覺得中國最大的問題是需要整合，所以他討論革命黨(dang) 和一黨(dang) 的論述，這是他三四十年代特別重要的思想。”

1939年初，梁漱溟由四川大後方偕友五六人到前線皖、蘇、豫、魯、冀、晉各省，進出於(yu) 敵後遊擊區域約八個(ge) 月。同行者有黃艮庸、王靖波、王福溢、李建三、翟茂林、張蔭平等。梁漱溟當時未記日記，日後根據回憶整理出的《敵後遊擊區行程日誌》，讀起來像戰地小說般精彩。

比如在行軍(jun) 路上為(wei) 躲避敵人襲擊與(yu) 村人同避入洞穴一段：

 “聞石人坡方麵槍聲大作，知是接觸開火。不敢怠緩，出村向東(dong) 北一高山攀登……洞內(nei) 幾已人滿，見我等異鄉(xiang) 人物，指點隱於(yu) 最後。此時前後各山頭敵我兩(liang) 軍(jun) 漸集，不久開火，各種槍聲、炮聲、炸彈聲、飛機聲震耳。”第二天，敵我雙方早七時許複又開火。“三兩(liang) 敵人下山搜索，兩(liang) 次經洞外走過，卻不入內(nei) 探視”。真是命懸一線，驚險至極。梁漱溟晚年回憶此次敵後之行，說此乃踐行了時人常說的“一不怕苦，二不怕死”。

呂新雨亦提到梁漱溟在香港脫險之後給長子梁培寬的家信：“他當時說，飛機在轟炸，特別危險，但他覺得自己不會(hui) 有問題，他說儒學是需要他去做的，‘中國的大局乃至於(yu) 建國工作都需要我，我不能死。’”

“梁先生作為(wei) 一個(ge) 儒家大家，一直把自己的生命和這個(ge) 時代最大的政治運動聯係在一起，這是我們(men) 今天理解儒家思想很重要的基石。”呂新雨說。

“文革”掃街 一拳頭打在棉花上

“雅量之爭(zheng) ”之後，梁漱溟被當局有意無意雪藏。1966年“文革”開始，8月24日，梁家被抄。梁漱溟在致友人書(shu) 信裏寫(xie) 道，“遭遇不可謂不慘”，“內(nei) 人被打……脊背血透內(nei) 衣”，“我未被打而亦被罰跪一次”。

梁培恕回憶道，是日，“父親(qin) 打電話叫我回去。我回去一看，整個(ge) 院子裏，已經沒有地方可以踩，全是東(dong) 西。沒有地方下腳，一下腳不是踩到一本書(shu) ，就是踩到一個(ge) 碗。整個(ge) 家被徹底地翻了個(ge) 個(ge) 兒(er) 。”

 “紅衛兵都不是我們(men) 家附近中學的，是一個(ge) 很遠的中學裏來的。他們(men) 怎麽(me) 找得到梁家呢？除非有人指示。抄家也不是紅衛兵在抄，而是來了一輛卡車拉走的。”梁欽寧說。

而梁漱溟對待紅衛兵抄家之事，甚至對待被罰站打掃街道廁所等等，毫無怨氣，顯得極其服膺柔順。“他不跟紅衛兵硬碰硬，這就像一個(ge) 拳頭打在了棉花上。”梁欽寧說。

“8月26日星期五，早起監督勞動，掃街道廁所。”“8月27日星期六，早起監督勞動，掃街道。因開燈失眠”。掃街道被他當成了“日課”。

他的柔順到了什麽(me) 程度？為(wei) 了如廁時忘記關(guan) 門，被女學生詬病，當晚深刻反省，寫(xie) 了一封檢討悔過書(shu) 交出去。

梁欽寧至今還記得多年後自己跟爺爺的對話。“我說，爺爺，紅衛兵抄你的家，你生氣嗎？爺爺說，不生氣。我感到奇怪，為(wei) 什麽(me) 不生氣？爺爺說，都是一幫十五六歲的孩子，跟他們(men) 生什麽(me) 氣？”

唯一不能忍受的是自己未完成的書(shu) 稿(《人心與(yu) 人生》前七章等)被人抄走。為(wei) 此，梁漱溟致信毛主席說：“如不發還抄沒之未完成書(shu) 稿”，“無異宣告我的死刑”。

事實上，在“文革”時期“無一書(shu) 在手”可資參閱的情況下，梁漱溟全憑記憶，寫(xie) 成了《佛儒異同論》。之後，又相繼完成《中國———理性之國》、《自述早年思想之再轉再變》、《衛西琴傳(chuan) 略》、《東(dong) 方學術概觀》等。1975年，其最重要的著作《人心與(yu) 人生》脫稿。

另一件讓他感到窩心的事，大概是培寬、培恕二子的被迫疏遠。“10月4日，原期恕兒(er) 送線褲來，遲至晚間乃得其來信(給紅衛兵的)，說他的機關(guan) 文化革命小組認為(wei) 不適當，不能來。”

“在‘文革’時期的中國，隻有兩(liang) 種人，革命的和反革命，一再說沒有中間路線。如果不劃清界限，就是反革命，但我們(men) 又不是。所以我們(men) 當時做的是，既劃清界限，又不違背人情。但是因為(wei) 你在劃清界限，有些事情看起來就是違背人情。比如，我不能像以前一樣每個(ge) 星期去看他。去了，也不能像以前一樣一說說好幾個(ge) 小時。”梁培恕說。

“後來我們(men) 采取的方式是，父親(qin) 可以來看孩子，帶著小孩出去逛公園，以此消除他的煩悶。”梁培恕說。在梁漱溟隨後的日記裏，提到孫兒(er) 的時間愈加多起來，不僅(jin) 是老人溺愛孩童，更是背後有區隔父子的隱形的政治高壓在。

修身習(xi) 靜　時時刻刻警省自覺

如果不用心，很容易將《梁漱溟日記》看成一條條“流水賬”，每日不過是早起、打拳、散步、如廁、買(mai) 點心、聽廣播、讀《參考消息》、寫(xie) 稿有所得無所得、挈東(dong) 兒(er) 劃船，如此等等。

“這和寫(xie) 日記的人個(ge) 性有關(guan) ，也與(yu) 他寫(xie) 日記的目的有關(guan) 。”梁培恕說，“蔣介石的日記，聽說非常充實，每天發生什麽(me) 政局上的事情，外交上的事情，他都記到日記裏了。以至於(yu) 現在有人把它當作曆史來讀。假如茅盾、鬱達夫寫(xie) 日記，又是一個(ge) 樣子。我想可能文學家寫(xie) 日記，感性的東(dong) 西比較多。”

“對我父親(qin) 來說，他的特點就是考慮國家的事，以及儒家的修身功夫。你從(cong) 他的日記裏能夠找到一些零碎的證據。”

此外，《梁漱溟日記》增補的注釋主要由梁漱溟長子梁培寬和次子梁培恕撰寫(xie) 。大事記則由梁培寬先生執筆。責編何曉濤說，之所以采取如此細密的體(ti) 例，是因為(wei) “梁漱溟先生日記本為(wei) 個(ge) 人備忘之用，字句簡短且多省略，加之部分年份的日記散失嚴(yan) 重，讀來令人費解之處不少，故有必要勾勒梁漱溟先生當年主要活動，並對一些事件的來龍去脈有所交待”。

1956年對梁漱溟來說是轉折的一年。梁漱溟曾說：“我是既好動又能靜的人。一生之中，時而勞攘奔走，時而退處靜思，動靜相向，三番五次不止。”1956年正好是“退處靜思”的一個(ge) 開端。

“他完全從(cong) 過去的生活裏脫離出來，重新開始了以後的生活。以後就是全力寫(xie) 書(shu) ，國家的事情不管了，人家也不讓他管，他也不管了。這一年他三次去北戴河，一次去香山，都是去習(xi) 靜。”梁培恕說。

習(xi) 靜的習(xi) 慣是從(cong) 早年就有的，到了1956年達到密集狀態。“習(xi) 靜我們(men) 普通人以為(wei) 就是打坐，但是在日記裏看，也可以躺著做。這個(ge) 功夫到家的時候，死可以坐著死，可以站著死，甚至可以頭朝下倒著死。”梁培恕說。

梁漱溟早年習(xi) 佛，一生都受佛家的影響。在他的日記裏常有茹素、抄經、誦經的記載。雖然後來致力於(yu) 儒教，與(yu) 熊十力、馬一浮並稱“新儒家現代三聖”，卻並沒有放棄佛家對於(yu) 宇宙、人生的看法。

“他始終認為(wei) 那是最對和最高的。但是，這種最對和最高，在人類當中隻有極少數能領悟和實踐。任何正確的、好的學問，如果絕大多數人做不到，那就還不到用它、學它的時候。可以說這就是群眾(zhong) 觀點，他是真正的關(guan) 心人民。由佛入儒，他是在遷就眾(zhong) 生。”

“雅量之爭(zheng) ”寫(xie) 了檢討，卻無人要看

梁漱溟與(yu) 彼時中共最高領導人毛澤東(dong) 之間的關(guan) 係，一直是學界關(guan) 心的話題。

“1949年新中國成立對梁先生的衝(chong) 擊非常大，他原來預料毛澤東(dong) 不可能成功，新中國成立之後他寫(xie) 了一本沒有完成的書(shu) 《建國之路》，在書(shu) 裏深刻反省共產(chan) 黨(dang) 的成功。他曾說共產(chan) 黨(dang) 是一個(ge) 鍛造出來的黨(dang) ，有點像基督教。新中國成立之後他反思說，共產(chan) 黨(dang) 鍛造了一個(ge) 階級，農(nong) 民階級是非常紀律嚴(yan) 明的階級，完成了建國大業(ye) ，這是他對毛澤東(dong) 非常佩服的地方。”呂新雨說。

在《梁漱溟日記》裏，提到毛澤東(dong) 單獨約見有兩(liang) 次。第一次是在1950年9月23日，“文化研究所稿寫(xie) 成……晚九時毛約談。”

第二次則是在梁漱溟參觀土改歸來不久，1951年9月5日，“毛主席約夜飯談話，章乃器在座。”談話的內(nei) 容收入《追記在延安北京迭次和毛主席的談話》(《梁漱溟全集》卷七)。

1953年，借住頤和園兩(liang) 年多後，梁漱溟一家移居小銅井一號，此處環境清雅靜謐，梁漱溟一住就是十五六年。開頭的生活頗有雅趣，每日早起到公園散步，在院內(nei) 培育植株，與(yu) 友人往來談儒，並學習(xi) 俄文。

到了九月，平地突起波瀾。9月8日至18日，中央討論過渡時期總路線，召開兩(liang) 次會(hui) 議：8日至11日為(wei) 全國政協常委擴大會(hui) ，12日至18日為(wei) 中央人民政府委員全體(ti) 會(hui) 議。

在9月11日的會(hui) 上，梁漱溟發言表示，如今的建設重點在工業(ye) ，而工人和農(nong) 民的境況有“九天九地”之別。過去農(nong) 民與(yu) 共產(chan) 黨(dang) 親(qin) 如一家人，今已不存在此形勢。

梁漱溟的發言引起毛澤東(dong) 不滿。9月12日，毛澤東(dong) 在講話裏批判梁漱溟“不同意黨(dang) 的過渡時期總路線，以為(wei) 農(nong) 民生活太苦，要求照顧農(nong) 民”。9月17日，周恩來亦作長篇發言，認為(wei) “梁漱溟的反動是一貫的”。

根據梁漱溟所撰《事情》一文，9月18日開會(hui) ，梁漱溟登台講話：“我根本沒有反對總路線，而主席卻誣我反對總路線。今天我要看看毛主席有無雅量收回他的話。”毛主席厲聲說：“告訴你，我沒有這個(ge) 雅量。”

《梁漱溟日記》裏大致記下“雅量之爭(zheng) ”來龍去脈。“8日，周恩來報告過渡時期總路線”，“9日，周於(yu) 散會(hui) 時特意致意希望明日發言，允之”，“10日，午後懷仁堂上發言人甚多，當告周如無時間即不發言，改用書(shu) 麵陳述，周答將延會(hui) 一日”“11日，午後大會(hui) 上予發言，提三問題，周似未能接受(李書(shu) 誠、章伯鈞略有所言)”。

梁漱溟的孫子梁欽寧指出，一開始，梁漱溟並沒有必須發言的念頭，是周恩來督請他一定要發言，並將大會(hui) 延長一日。“彼時中共剛剛開完兩(liang) 個(ge) 月的中央經濟工作會(hui) 議。我爺爺的發言無疑是打橫炮。”

日記所記：“13日，晚七時晤毛、周，對於(yu) 我發言意旨所在根本沒有弄清，且氣不順。”如此忐忑遷延到17日，周恩來發表長篇講話“追問(我)過去政治行動。毛隨時插言，有所表示。”“18日，午後大會(hui) 發言被阻止。會(hui) 上決(jue) 定我的問題交付全國委員會(hui) 。”

“如果想知道大概，光是日記不夠，還至少要看《卷七》裏相關(guan) 的東(dong) 西。這裏麵有很多政治上很微妙的事情。”梁培恕說。

“舉(ju) 個(ge) 例子，1953年的會(hui) 上做了個(ge) 決(jue) 議，要我父親(qin) 寫(xie) 檢討。在決(jue) 議之後，父親(qin) 說我要請假，來思考自己的錯誤。然後，當時的統戰部秘書(shu) 長李維漢回信，說不存在請假的問題，今後一切照常。原來給你的政治待遇還是一樣，工資一樣，開會(hui) 、請吃飯，所有都不變。你來不來是你的事。從(cong) 共產(chan) 黨(dang) 這方麵來說，沒有刻意與(yu) 過去有所區別。”

“會(hui) 上決(jue) 議要寫(xie) 檢討，他也覺得自己有錯誤。他的錯誤不是反對過渡時期總路線，而是對待國家領導人的態度不好。他寫(xie) 完檢討之後，問政協，我的檢討寫(xie) 好了，什麽(me) 時候開會(hui) 宣讀呢？得到口頭回答，暫緩，不著急。過幾個(ge) 月，問了三次，都不著急。後來他就沒有再問第四次。決(jue) 議要寫(xie) 檢討，但是檢討寫(xie) 了之後，無人要看。”梁培恕說。

專(zhuan) 訪清華大學哲學係副主任唐文明

梁漱溟身體(ti) 力行更新儒學，是為(wei) 了給中國尋找出路

南都：作為(wei) 新儒家早期三大代表人物之一，梁漱溟在儒學方麵具有怎樣的學術成就？他的新儒學核心思想是什麽(me) ？

唐文明：梁漱溟取得的學術成就是巨大的，在現代儒學史和現代思想史上的影響也是巨大的。他坦言自己的所有思考都是緊扣中國問題而展開的。在新文化運動期間，他提出了著名的東(dong) 西文化論，在當時一片徹底反傳(chuan) 統的喧聲中獨樹一幟。1930-40年代，他基於(yu) 鄉(xiang) 村建設的實際經驗，依據他所理解的周孔之教的文化精神，提出中國社會(hui) 的特點是“倫(lun) 理本位，職業(ye) 分途”，顯示出他極強的理論洞察力。1949年以後，他站在自己所理解的儒家立場上對中國社會(hui) 主義(yi) 道路的解讀非常獨特，在現在仍有非常重要的參考意義(yi) 。概而言之，他比較重視宋儒所講的“仁者渾然萬(wan) 物一體(ti) ”的義(yi) 理和體(ti) 驗，並盡力將“仁”的義(yi) 理貫徹到他對中國的社會(hui) 、文化、政治、經濟問題的思考中。

南都：梁漱溟在上世紀30年代的“鄉(xiang) 村建設運動”與(yu) 其儒學思想有何關(guan) 係？

唐文明：梁漱溟是個(ge) 非常注重知行合一的人。正因為(wei) 如此，他在北大待了幾年以後，就毅然決(jue) 然地辭職，走上了鄉(xiang) 村建設的道路。這個(ge) 選擇被胡適認為(wei) 是“發神經”。梁漱溟非常認可科學、民主的價(jia) 值，也篤信儒學對於(yu) 現代中國有至關(guan) 重要的意義(yi) ，所以他想找到一條將儒學的價(jia) 值與(yu) 科學、民主相結合的道路，從(cong) 而找到解決(jue) 中國問題的道路。他的鄉(xiang) 村建設運動就是帶著這樣的動機展開的。也正是在這種接地氣的實踐活動中，梁漱溟深化了自己的認識，比如，至少到1931年前後，他明確意識到，國權不立是中國鄉(xiang) 村社會(hui) 不能健康更新的一個(ge) 極重要的政治原因。在他看來，既然中國的社會(hui) 是靠周孔之教的文化精神組織起來的，那麽(me) ，要解決(jue) 現代以來的中國問題，就必須直麵現代而開展出一種更新了的儒學。這個(ge) 思路在新文化運動以來的新儒家那裏頗具代表性，雖然各自的思想脈絡又有具體(ti) 的差異。因此，我建議用“文化更新主義(yi) ”來概括他們(men) 的思想傾(qing) 向，而不用學界過去常用的“文化保守主義(yi) ”這一稱呼。

南都：梁漱溟、熊十力和馬一浮都是由佛學入儒學，佛學和儒學之間是否存在某種關(guan) 聯？

唐文明：三人都由佛學轉入儒學是個(ge) 非常值得注意的思想史事件。理解這個(ge) 事件應當注意到至少有兩(liang) 點：其一，如果說儒學的現代性麵臨(lin) 著很多問題和困難的話，那麽(me) ，佛學的現代性則要輕鬆得多；而佛學與(yu) 現代性、乃至後現代性的親(qin) 和性使得佛學能夠在古今變革的端口充當儒學現代轉換的接引者。其二，佛學———特別是唯識學———與(yu) 西方近代哲學———特別是知識論———的親(qin) 和性使得佛學能夠在中西易勢的處境中充當思想會(hui) 通的理論工具。當然，這兩(liang) 點能夠成立的前提恰恰是佛學與(yu) 儒學之間存在的某種關(guan) 聯。這種關(guan) 聯是曆史地建立起來的：一方麵，佛教因充分吸納、消化儒學的價(jia) 值觀念而中國化，產(chan) 生了中國化的佛教；另一方麵，儒教因積極回應佛教的挑戰並在佛教的影響下產(chan) 生了宋明時代的新儒學。這是中國文化史和世界文化史上關(guan) 於(yu) 文化交流和文化創新的一段了不起的佳話。

南都：新儒家現在已經發展到第三代。杜維明、餘(yu) 英時等人的儒學思想與(yu) 第一代新儒家有何不同？

唐文明：第三代新儒家與(yu) 他們(men) 前輩的思想進路和思想傾(qing) 向具有很強的連續性。不同主要在於(yu) 他們(men) 的視野發生了變化。如果你觀察一下就可以看到，相比於(yu) 第一代新儒家，第二代新儒家對佛學的借助就很少了，而是直接從(cong) 西方哲學的比較性視野展開他們(men) 的儒學論述，因為(wei) 新儒家麵對的一個(ge) 核心問題是中西問題。第三代新儒家借助的西方思想資源更多，不像前兩(liang) 代大都緊扣中國問題，因而他們(men) 也更突顯了儒學的宗教性。但遺憾的是，這種突顯還僅(jin) 僅(jin) 是義(yi) 理層次上的，基本上沒有擴展到製度層麵的思考。

責任編輯：姚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