宗法社會(hui) 何以有必要複興(xing)

——從(cong) 深圳紅鑽足球俱樂(le) 部欠薪事件說起

作者：張晚林

來源：作者授權 伟德线上平台 發布

時間：甲午年七月初六  西曆2014年8月1日

二○一四年七月十五日，在足協杯第三輪深圳紅鑽對陣山東(dong) 魯能的比賽中，深圳紅鑽隊員比賽一開始即背對球門站立三十秒鍾，以抗議俱樂(le) 部的欠薪，最後導致八打十一，且○比五慘敗的結果，據說山東(dong) 隊員都不忍再進球了。應該說，這場已超越單純競技體(ti) 育本身的意義(yi) ，因此，吾人不必去討論比分本身。但俱樂(le) 部副董事長王奇的一段話卻值得吾人進一步思考當代社會(hui) 的弊端何在。王奇說：

深圳不像別的城市對體(ti) 育文化非常的支持。我覺得5年之內(nei) 深圳不適合搞職業(ye) 體(ti) 育，他們(men) 搞業(ye) 餘(yu) 體(ti) 育、全民健身可以，但職業(ye) 聯賽卻不行，這其實與(yu) 這座城市的文化有關(guan) 。……這裏的商業(ye) 是一種缺乏情懷與(yu) 文化的商業(ye) ，特直截了當，不給錢就鬧事。可能是我不太適應過度商業(ye) 化的城市。（《東(dong) 方體(ti) 育日報》2014年7月18日，記者丁榮）

王奇先生的這段話說得很無奈，其實也很傷(shang) 感。他不但道出了深圳這座商業(ye) 化大都市的真實情形，更道出了整個(ge) 當下商業(ye) 化社會(hui) 的真實情形。即沒有情懷的維係與(yu) 文化的擔當，一切依靠商業(ye) 利益來維持，給錢就出工出力，不給錢就消極怠工乃至罷工不幹了。一切精神文化的鼓動與(yu) 勸說都顯得極為(wei) 蒼白可笑。

深圳原本是一個(ge) 小漁村，邊遠而落後，但自從(cong) 上世紀八十年代被列為(wei) 所謂經濟特區之後，依靠中央政府的經濟優(you) 惠政策得到了迅速的發展，商業(ye) 資本源源不斷地流向深圳，內(nei) 地人員亦大量湧入，或下海經商，或打工淘金。原本的小漁村迅速變為(wei) 人口膨脹的大都市。據2010年的有關(guan) 資料統計，深圳總人口約為(wei) 1322萬(wan) ，其中常住人口約為(wei) 1035萬(wan) 。在這1035萬(wan) 常住人口中，隻有約251萬(wan) 人的戶籍在深圳，而這251萬(wan) 戶籍人口中，據2005年的統計，隻有約31萬(wan) 原住民。如果吾人把深圳的原住民人口除以深圳市總人口數，考慮到人口的變化與(yu) 統計的遺漏，原住民所占的比重最多不會(hui) 高於(yu) 5%。可以說，深圳已經成為(wei) 了名副其實的移民城市。那麽(me) ，為(wei) 什麽(me) 這麽(me) 龐大的人口拋離故土而走向深圳呢？無非就是那麽(me) 的經濟機遇與(yu) 商業(ye) 利益。太史公曰：“天下熙熙，皆為(wei) 利來；天下攘攘，皆為(wei) 利往。”所有走向深圳人之心態，可以此語盡之。說白了，人們(men) 都是為(wei) 了發財才走向深圳的。實際上，確實很多人在那裏發了財，但深圳之於(yu) 他們(men) 僅(jin) 僅(jin) 隻是一個(ge) 獲得經濟利益的地方，他們(men) 發了財，就把資金投向自己的故鄉(xiang) ，娶妻蓋房，因為(wei) 故鄉(xiang) 才是他們(men) 的“家”。即便是那些在深圳買(mai) 房置業(ye) 的常住人口，也隻是因為(wei) 常住於(yu) 此可以更容易獲得商業(ye) 上的便利，並沒有把深圳作為(wei) 真正的“家”。到目前為(wei) 止，盡管深圳的經濟吸引力已不如從(cong) 前，但依然是中國經濟發展的前沿地區，所以，還是有大量的人口湧向深圳，以便實現他們(men) 的發財夢想。如果有朝一日經濟吸引力停滯不前乃至不如內(nei) 地地區，則深圳這個(ge) 大都市可能立即就會(hui) 潰散，因為(wei) “深圳人”的父兄都在內(nei) 地，內(nei) 地才是他們(men) 的“根”。現在，深圳當然還可以維持表麵上的繁榮，但其維持的唯一杠杆就是經濟，如果沒有經濟的吸引力，繁榮立刻消散。因此，深圳紅鑽隊員比賽中的情形就可以想見了。王奇先生的無奈與(yu) 傷(shang) 感也是可以想見的，因為(wei) 這是深圳這座城市的精神。沒有別的解決(jue) 辦法，唯一的辦法就是趕緊給錢。這裏並非譴責深圳紅鑽隊員品德低下，因為(wei) 在以經濟利益為(wei) 唯一杠杆的社會(hui) 裏，也隻能如此。像深圳這樣的現代都市，長時間不發工資，生活與(yu) 消費俱成了問題，不像傳(chuan) 統社會(hui) ，生意賠本，至少可以有農(nong) 耕的保障，一家人的基本生活無礙。這樣，類似於(yu) 深圳紅鑽俱樂(le) 部的情況發生，人們(men) 不是抗議就是謾罵，因為(wei) 深圳這座城市隻是他們(men) 賺錢的憑借，進而消費帶來快樂(le) 之地，而不是文化之根，人們(men) 完全沒有必要有道德的約束。

但是，難道隻有深圳一座城市才遭遇到這樣的問題嗎？其實，放眼整個(ge) 中國莫不如此。隻要回想一下每年的春運大潮就可以想見中國的流民大軍(jun) 了。流民大軍(jun) 拋棄妻子遠離故土而流向天南海北，無非也就是為(wei) 了各自的發財夢。所謂農(nong) 民工、留守兒(er) 童都是流民大軍(jun) 所帶來的問題，而這些問題已經成為(wei) 了中國當下極其嚴(yan) 重的社會(hui) 問題。進一步說，現代社會(hui) 的所謂“跳槽”、“人才流動”，其背後無非是經濟利益在起作用。可以說，整個(ge) 現代社會(hui) 就是一股湧動流，其唯一推動力就是經濟利益。經濟利益在各環節流動順暢則社會(hui) 運行正常，一旦出現問題，秩序即消散，混亂(luan) 滋生。人自身沒有站得住的精神，經濟一旦蕭條，社會(hui) 即崩塌。這就是現代社會(hui) 與(yu) 中國傳(chuan) 統社會(hui) 最大的區別。

中國傳(chuan) 統社會(hui) 雖然也有經濟或商業(ye) 貫穿其間，但基本上處在一種靜態的低水平上，依靠當事人的勤勞去獲得相應的利益，（且崇尚節儉(jian) ，張潮曰：“儉(jian) 德可以當財貨。”《幽夢影》第一一九），不像現代社會(hui) ，主要依靠機遇與(yu) 市場。所以，在中國傳(chuan) 統社會(hui) ，經濟問題盡管也很重要，但卻不是維係一個(ge) 社會(hui) 的根本杠杆，隻有出現嚴(yan) 重災害或饑荒時，經濟問題才成為(wei) 一時的社會(hui) 問題。平時，傳(chuan) 統社會(hui) 的維係主要依靠儒家文化與(yu) 倫(lun) 理，而決(jue) 不是經濟利益。“耕讀繼世，孝友傳(chuan) 家”（湖南嶽陽縣明代古村落張穀英村正大門楹聯）即道出了傳(chuan) 統社會(hui) 的根本精神。傳(chuan) 統社會(hui) 以文化與(yu) 倫(lun) 理作為(wei) 維係社會(hui) 的杠杆抑製了經濟利益僭越為(wei) 主導力量的可能。任何社會(hui) 當然少不了經濟問題，但傳(chuan) 統社會(hui) 的經濟問題總是與(yu) 治生問題相聯係，經濟自身不僭越為(wei) 一個(ge) 獨立的領域。明儒陳確先生曰：

確嚐以讀書(shu) 、治生為(wei) 對，謂二者真學人之本事，而治生尤切於(yu) 讀書(shu) 。……唯真誌於(yu) 學者，則必能讀書(shu) ，必能治生。天下豈有白丁聖賢、敗子聖賢哉！豈有學為(wei) 聖賢之人而父母妻子之弗能養(yang) ，而待養(yang) 於(yu) 人者哉！（《陳確集》卷五）

治生當然需要有物質的保障，經濟的支撐，但治生在在與(yu) 做聖賢相關(guan) 而不是貪圖物質享受。這樣，經濟問題不是去獲得最大的利益滿足，而是去盡倫(lun) 理，至少，經濟利益受到倫(lun) 理與(yu) 文化的嚴(yan) 格限製，這使得盡管社會(hui) 上有商業(ye) 買(mai) 賣，但並不以經濟利益為(wei) 主導，而是以文化倫(lun) 理為(wei) 主導。李空同《明故王文顯墓誌銘》引商人王現（字文顯）之言曰：

文顯嚐訓諸子曰：夫商與(yu) 士，異術而同心。故善商者處財貨之場而修高明之行，是故雖利而不淤。善士者引先王之經，而絕貨利之徑，是故必名而有成。故利以義(yi) 製，名以清修，各守其業(ye) 。（《空同先生集》卷四十四）

中國傳(chuan) 統社會(hui) 雖有士農(nong) 工商四民，但商人處在末端，顯然抑製了商業(ye) 過分發展，這雖然對經濟或許有影響，但其用心依然是正確的，即不能讓經濟利益成為(wei) 一個(ge) 社會(hui) 的主導性原則。商業(ye) 對於(yu) 一個(ge) 社會(hui) 盡管必要，甚至是相當誘人，但一個(ge) 社會(hui) 的主導性原則隻能是士人所代表的儒家文化與(yu) 倫(lun) 理。因此，盡管明清以來商業(ye) 有所鬆綁，但“士商異術而同誌”（王獻芝《弘號南山行狀》）幾乎是社會(hui) 之共識。這裏的“誌”決(jue) 不是經濟利益而是倫(lun) 理文化。正因為(wei) 如此，才有“良賈何負閎儒”（汪道昆《太函集》卷五十五《誥贈奉直大夫戶部員外郎程公暨贈宜人閎氏合葬墓誌銘》）之論。

如果一個(ge) 地方因商業(ye) 過度發展而使經濟利益僭越為(wei) 了主導性原則，將是一個(ge) 重大的民風問題，必然受到抑製而加以改變。山西巡撫劉於(yu) 義(yi) 嚐上書(shu) 雍正皇帝曰：

山右積習(xi) ，重利之念甚於(yu) 重名。子孫俊秀者多入貿易一途，其次寧為(wei) 胥吏。至中材以下方使之讀書(shu) 應試。以故士風卑糜。（《雍正硃批諭旨》第四十七冊(ce) “劉於(yu) 義(yi)   雍正二年五月九日”）

有鑒於(yu) 此，雍正皇帝批曰：“朕所悉知，習(xi) 俗殊可笑。”這樣，因為(wei) 傳(chuan) 統社會(hui) 的商業(ye) 受到文化倫(lun) 理的嚴(yan) 格規導與(yu) 引領，使得傳(chuan) 統商人不會(hui) 是唯利是圖之人，整個(ge) 社會(hui) 也不會(hui) 充滿銅臭氣。正因為(wei) 如此，餘(yu) 英時先生才在《中國近世宗教倫(lun) 理與(yu) 商人精神》一文中通過鉤沉大量的曆史文獻，進而得出結論說：

把（中國近世）商人看成隻知“孳孳為(wei) 利”，毫不受宗教道德觀念的約束的一群“俗物”，在大量的文獻麵前是站不住腳的。（《士與(yu) 中國文化》，上海人民出版社2003年版，第483頁）

這樣看來，傳(chuan) 統中國社會(hui) 盡管有商業(ye) 乃至利益的競爭(zheng) ，但文化與(yu) 倫(lun) 理始終處在主導地位，宗法的靜態社會(hui) 始終沒有解鈕。文化與(yu) 倫(lun) 理始終是傳(chuan) 統社會(hui) 的根本精神，這就構成了一個(ge) 地方的習(xi) 俗與(yu) 民風。用現在的話說，就是一個(ge) 地方的文化名片。因為(wei) 這張文化名片不但影響一個(ge) 人當下的生活，而且還影響他的子孫後代，人的一言一行自然以謹慎為(wei) 務，不可能淩駕於(yu) 文化與(yu) 倫(lun) 理之上。這就不會(hui) 出現王奇先生的“缺乏情懷與(yu) 文化”的感歎了。文化與(yu) 倫(lun) 理有曆史的承續性與(yu) 膠固性，會(hui) 形成一種強大的粘合力，規範言行，和諧社會(hui) 。更重要的是，職業(ye) 成了人體(ti) 悟文化與(yu) 踐行倫(lun) 理之地，決(jue) 不是商業(ye) 的考慮與(yu) 利益的算計。這樣，哪怕在現代人看來是純粹的商業(ye) 營生，傳(chuan) 統中國人依然有敬畏之心。明代商人樊現嚐自語曰：

誰謂天道難信哉！吾南至江淮，北盡邊塞，寇弱之患獨不一與(yu) 者，天監吾不與(yu) 欺爾！貿易之際，人以欺為(wei) 計，予以不欺為(wei) 計，故吾日益而彼日損。誰謂天道難信哉！（《康對山集》卷三八《扶風耆賓樊翁墓誌銘》）

樊現之所以生意越做越大，乃因為(wei) 他敬畏天道而盡人倫(lun) ，非純粹之竟利原則也。“為(wei) 商賈，把天理常存心上。不瞞老，不欺幼，義(yi) 取四方。”（祁縣大德成文獻收錄：《行商遺要》）這一直是傳(chuan) 統商人踐行的原則。

但是，現代社會(hui) 的生產(chan) 與(yu) 貿易純粹依據市場原則，文化與(yu) 倫(lun) 理完全消解，所謂“市場是一隻看不見的手”就是最後的說明。這意味著，人們(men) 耳熟能詳的綱常倫(lun) 理都不起作用了，隻有那隻看不見的手才是最終的推動力。這樣一來，現代社會(hui) 所謂的商業(ye) ，純粹就是一“裸奔”的市場。在這個(ge) “赤裸”的市場裏是不提倡勤勞與(yu) 節約的，反而要提倡奢靡與(yu) 消費，不然，市場就不能正常運轉，至少不能高速運轉以實現利益的最大化，傳(chuan) 統中國士人於(yu) 此有真確的體(ti) 會(hui) 。明代經濟學家陸楫以為(wei) ，如果純粹從(cong) 經濟發展的角度看就有必要鼓勵奢靡之民風。他說：

天地生財，止有此數。彼有所損，則此有所益，吾未見奢之足以貧天下也。自一人言之，一人儉(jian) 則一人或可免於(yu) 貧；自一家言之，一家儉(jian) 則一家或可免於(yu) 貧。至於(yu) 統論天下之勢則不然。治天下者，將欲使一家一人富乎？抑亦欲均天下而富之乎？予每博觀天下之勢，大抵其地奢則其民必易為(wei) 生，其地儉(jian) 則其民必不易為(wei) 生者也。何者？勢使然也。今天下之財賦在吳越，吳俗之奢，莫盛於(yu) 蘇杭之民。有不耕寸土而口食膏粱，不操一杼而身衣文繡者，不知其幾何也，蓋俗奢而逐末者眾(zhong) 也。隻以蘇杭之湖山言之，其居人按時而遊，遊必畫舫肩輿，珍羞良醞，歌舞而行，可謂奢矣。而不知輿夫舟子，歌童舞妓，仰湖山而待爨者不知其幾。故曰：“彼有所損，則此有所益。若使傾(qing) 財而委之溝壑，則奢可禁。不知所謂奢者，不過富商大賈，豪家巨族，自侈其宮室車馬，飲食衣服之奉而已。彼以粱肉奢，則耕者庖者分其利；彼以紈綺奢，則鬻者織者分其利。正《孟子》所謂通功易事，羨補不足者也。上之人胡為(wei) 而禁之？若今甯紹金衢之俗，最號為(wei) 儉(jian) ，儉(jian) 則宜其民之富也。而彼諸郡之民，至不能自給半遊食於(yu) 四方。凡以其俗儉(jian) 而民不能以相濟也。要之先富而後奢，先貧而後儉(jian) 。奢儉(jian) 之風，起於(yu) 俗之貧富，雖聖王複起，欲禁吳越之奢難矣。”或曰：“不然。蘇杭之境，為(wei) 天下南北之要衝(chong) ，四方輻輳，百貨畢集，使其民賴以市易為(wei) 生，非其俗之奢故也。”噫！是有見於(yu) 市易之利，而不知所以市易者，正起於(yu) 奢。使其相率而為(wei) 儉(jian) ，則逐末者歸農(nong) 矣。甯複以市易相高耶？且自吾海邑言之，吾邑僻處海濱，四方之舟車不一經其地，諺號為(wei) 小蘇州。遊賈之仰給於(yu) 邑中者，無慮數十萬(wan) 人，特以俗尚甚奢，其民頗易為(wei) 生爾。然則吳越之易為(wei) 生者，其大要在俗奢，市易之利，特因而濟之耳，固不專(zhuan) 恃乎此也。長民者因俗以為(wei) 治，則上不勞而下不擾，欲徒禁奢可乎？嗚呼！此可與(yu) 智者道也。（《蒹葭堂雜著摘抄》）

陸楫之所言，一言以蔽之，就是現代經濟學上的共識：鼓勵消費，拉動內(nei) 需，以刺激經濟增長。與(yu) 陸楫所說的傳(chuan) 統社會(hui) 不同，現代社會(hui) 不但經濟商業(ye) 領域執行著這一原則，而且幾乎社會(hui) 上的所有領域都執行著這一原則。由此，整個(ge) 現代社會(hui) 成為(wei) 了不折不扣的的消費社會(hui) 。鮑德裏亞(ya) 說;

今天，在我們(men) 的周圍，存在著一種由不斷增長的物、服務和物質財富所構成的驚人的消費和豐(feng) 盛現象。它構成了人類自然環境中的一種根本變化。恰當地說，富裕的人們(men) 不再像過去那樣受到人的包圍，而是受到物的包圍。……正如狼孩因為(wei) 跟狼生活在一起而變成了狼一樣，我們(men) 自己也慢慢地變成了官能性的人了。（鮑德裏亞(ya) ：《消費社會(hui) 》，劉成富等譯，南京大學出版社2008年版，第1頁。）

我們(men) 被物包圍著，隻對豐(feng) 盛的物質世界有感覺。依鮑德裏亞(ya) 的說法：“我們(men) 的超級購物中心就是我們(men) 的先賢祠，我們(men) 的閻王殿。”（同上，第7頁。）這樣，消費不隻是經濟發展中的一個(ge) 環節，而是一種意識形態和文化。“消費是個(ge) 神話。也就是說它是當代社會(hui) 關(guan) 於(yu) 自身的一種言說，是我們(men) 社會(hui) 進行自我表達的方式。”（同上，第199頁。）在傳(chuan) 統社會(hui) 裏，盡管有奢靡的消費，但傳(chuan) 統知識分子對此抱有高度的警惕。明人謝肇浙在《五雜俎》中指出：

今之富家巨室，窮山之珍，竭水之錯，南方之蠣房，北方之熊掌，東(dong) 海之鰒炙，西域之馬奶，真昔人所謂富有小四海者，一筵之費，竭中家之產(chan) ，不能辦也。此以明得意，示豪舉(ju) ，則可矣，習(xi) 以為(wei) 常，不惟開子孫驕溢之門，亦恐折此生有限之福。

這樣，傳(chuan) 統社會(hui) 盡管有奢靡之風，但決(jue) 不對文化與(yu) 倫(lun) 理構成挑戰，至少不會(hui) 取代文化與(yu) 倫(lun) 理而成就一個(ge) 新的文化與(yu) 倫(lun) 理。因此，傳(chuan) 統社會(hui) 的奢靡之風並沒有突破傳(chuan) 統文化與(yu) 倫(lun) 理。然無論如何，奢靡之風總會(hui) 敗壞民風與(yu) 德行。維揚自古乃煙柳繁華之地，致使南巡的乾隆皇帝有詩曰：“還淳擬欲申明禁，慮礙翻殃謀食群。”乾隆皇帝深知奢靡之風之於(yu) 民風的腐蝕作用，故欲加以禁止；但一旦禁止，又必然減少就業(ye) 機會(hui) ，從(cong) 而斷了一些人的生活來源。這種兩(liang) 難處境，使得乾隆皇帝歎曰：“化民成俗，言之易而行之難，率皆如此。”（張世浣：《重修揚州府誌》卷三《巡幸誌三》）可見，傳(chuan) 統社會(hui) 對於(yu) 奢靡高度的警惕，這使得奢靡在傳(chuan) 統社會(hui) 隻是個(ge) 別現象，不是整個(ge) 社會(hui) 的風氣。所以，看到奢靡正麵價(jia) 值的陸楫，其先人作為(wei) 成功的商人，卻是“雞初鳴即起，率家人事生產(chan) ”（陸深：《儼(yan) 山集》卷八一《勑封文林郎翰林院編修先考竹坡府君行實》）。由此可知，勤勞、節約之德行依然是傳(chuan) 統社會(hui) 主流。但現代社會(hui) 就完全不一樣，奢靡不但是現代社會(hui) 正常運行的根本保證，而且也是滋生一切價(jia) 值、倫(lun) 理與(yu) 道德的基礎。鮑德裏亞(ya) 說：

假如人們(men) 僅(jin) 僅(jin) 是進行消費（囤積、吃、消化），消費社會(hui) 就不會(hui) 是一種神話，就不會(hui) 是社會(hui) 關(guan) 於(yu) 自身所堅持的一種充實的、自我預言式的話語，就不會(hui) 是一種全麵詮釋係統。……在此意義(yi) 中，豐(feng) 盛和消費——再次聲明這裏所指並非物質財富、產(chan) 品和服務的豐(feng) 盛和消費，而是消費之被消費了的形象——恰恰構成了我們(men) 的新部族神話——即現代性的道德。（同上，第200頁。）

一言以蔽之，消費自身成了文化、倫(lun) 理與(yu) 道德，而以前足以粘合社會(hui) ，導持人心，慰藉靈魂的文化、倫(lun) 理與(yu) 道德皆被打碎。“所以豐(feng) 盛並非天堂、並非從(cong) 道德向富裕之理想的非道德的跳躍，而是被一種新道德支配著的一種新的客觀形勢。客觀地說，這並不是一種進步，而僅(jin) 僅(jin) 是另外某種東(dong) 西。”（同上，第175頁。）鮑德裏亞(ya) 由此得出結論說：“‘富庶革命’並未開啟理想的社會(hui) ，而僅(jin) 僅(jin) 是導向了另一類型的社會(hui) 。”（同上，第175頁。）這個(ge) “另一類型的社會(hui) ”就是世俗的、暴力的社會(hui) 。暴力在這裏才真正實現了它無所不在的威力，即“被豐(feng) 盛和安全掩蓋起來的、真實的、無法控製的暴力問題，它曾一度達到一定的極限。……這種暴力的特征是無目的和無對象”。（同上，第173頁。）正因為(wei) 這種暴力是無目的和無對象的，故而是無法消弭的。準備地說，暴力並非個(ge) 人的偶然行為(wei) ，而是大眾(zhong) 心態、精神與(yu) 倫(lun) 理，除非根本扭轉社會(hui) 類型，純粹的法律製裁、輿論譴責或道德說教都是都是無法救治的。鮑德裏亞(ya) 說：

像所有批評者所作的那樣，對這種暴力的“命定性”、這“亂(luan) 糟糟的局麵”、潛在的社會(hui) 及道德預防，或者相反家長式的寬容（“年輕人是該發泄發泄”），對這一切進行指責或抱怨都是毫無用處的。某些人懷念那個(ge) “暴力還有意義(yi) ”的時代，懷念那戰爭(zheng) 的、愛國的、激情的、合理的、好的古典暴力，說到底——懷念由一種目標或原因認可的暴力、意識形態的暴力，或者個(ge) 體(ti) 的、反抗的、尚能反映個(ge) 體(ti) 美學並能夠被看做一種藝術的暴力。每個(ge) 人都會(hui) 想方設法使這種新暴力回歸到一些古典範例之中並用一些現成療法來處理它。但必須看到，這種暴力本身不再是曆史的、聖化的、禮儀(yi) 的或意識形態的，因而它並非個(ge) 體(ti) 獨特單純的行為(wei) ，必須看到這種暴力在結構上是與(yu) 豐(feng) 盛聯係著的。這就是為(wei) 什麽(me) 它不可逆轉且總是迫在眉睫，對每個(ge) 人都如此具有懾服力，無論他們(men) 如何看待它：這是因為(wei) 它就是紮根在不斷的增長和滿足的進程本身之中，而每個(ge) 人都被卷進了這一進程。（同上，第178頁。）

盡管我們(men) 每個(ge) 人都在懷念古典的時代，但這不過是多情的一廂情願，因為(wei) 我們(men) 不但每個(ge) 人被卷入了這種暴力之中，且“貢獻”了一份暴力。這是整個(ge) 的精神性危機，不是局部的調整便可以扭轉的。像深圳這樣的大都市，其危機會(hui) 逐漸表現出來，紅鑽隊員的表現其實不算什麽(me) ，麻煩遠不止這些。酗酒、假貨、詐騙、吸毒、縱火、凶殺、自殺等等，幾乎在我們(men) 這個(ge) 社會(hui) 每天都在發生，這還隻是顯性的；還有更多隱性的，諸如放縱、焦慮、憂鬱、恐懼等等，不一而足。所有這些，不是加強治安管理、改進社會(hui) 環境可以解決(jue) 的，因為(wei) 這是我們(men) 當下的文化自身所帶來的。

於(yu) 今，人類社會(hui) 已經陷入極度的惡性循環之中了，絲(si) 毫不能解脫。科技愈發達，財富愈豐(feng) 盛，人類的精神線就愈下降，就愈遠離那古典的、神聖的文化傳(chuan) 統而走向那世俗的、消費性的文化與(yu) 道德。最終戕害甚至殺死人類的正是我們(men) 自己。說到這裏，我們(men) 不得不欽佩二千多年前老子的智慧，他一眼就看出了人類理想的發展狀態應該是：

小國寡民。使有什伯之器而不用；使民重死而不遠徙。雖有舟輿，無所乘之，雖有甲兵，無所陳之。使民複結繩而用之。甘其食，美其服，安其居，樂(le) 其俗。鄰國相望，雞犬之聲相聞，民至老死，不相往來。（《老子》第八十章）

這就是中國傳(chuan) 統的鄉(xiang) 村宗法社會(hui) 。試看當下的社會(hui) 情形，幾乎處處與(yu) 老子所說的相左。現在的大都市哪一個(ge) 不是科技的織造物，消費的堆積物，文化的沉醉派。從(cong) 根本上講，這是西方科技文明所造成的直接後果。如果我們(men) 再進一步的深度思考，則西方的科學、民主等設施都不是中性的，它們(men) 會(hui) 對一些古老的經典文化傳(chuan) 統的核心價(jia) 值構成挑戰甚至是予以摧毀。因此，如果我們(men) 要發展中國，而且是具有“中國性”的中國，全盤西化的思路固然不對，就是“中體(ti) 西用”的模式也是極其不宜的，因為(wei) 這種模式沒有看到隱藏在科技文明後麵的一些列摧毀力量。正如列文森所言：

我們(men) 可以稱“體(ti) 用”模式是一種謬誤，因為(wei) 近代技術之“用”不可能像體(ti) 用模式的倡導者們(men) 所標榜的那樣護衛中國之“體(ti) ”，而隻能改變社會(hui) ，從(cong) 而使老“體(ti) ”多了一個(ge) 競爭(zheng) 對手，而不是一副盾牌。（列文森：《儒教中國及其現代命運》，鄭大華等譯，中國社會(hui) 科學出版社2000年版，第61頁。）

當年的張之洞企圖通過“中體(ti) 西用”的模式來強大中國，進而保住他們(men) 為(wei) 之傾(qing) 注心血的儒家文化傳(chuan) 統，但一旦實施起來，最後的結果與(yu) 全盤西化派並無二致。如今，依然有不少儒者主張“中體(ti) 西用”的模式，縱觀中國近二百年的發展來看，儒學在中國社會(hui) 日漸式微，“中體(ti) 西用”的模式並不能真正複興(xing) 儒學。可以說，二十世紀以來，無論是自由主義(yi) 、馬克思主義(yi) 還是現代新儒家，都可以納入廣義(yi) 的全盤西化派之中，他們(men) 對於(yu) 傳(chuan) 統文化隻有摧毀之功，盡管有有意與(yu) 無意之別，但結果都一樣。真正的儒家，二十世紀以來尚未出現，因為(wei) 人們(men) 總是對西方的物質文明投以傾(qing) 慕之眼光，並在此限度內(nei) 來看待儒學，無論是惡意的批評還是善意的闡釋。

儒家要真正是儒家，就不必記住老子上麵所說的教誨。中國若要是“中國性”的中國，就應該重建靜態的、農(nong) 耕的宗法鄉(xiang) 村社會(hui) 。但我們(men) 已踏上科技文明這趟告訴列車上了，似乎無法回頭。荀子曰：

人之生固小人，無師無法則唯利之見耳。人之生固小人，又以遇亂(luan) 世，得亂(luan) 俗，是以小重小也，以亂(luan) 得亂(luan) 也。君子非得埶以臨(lin) 之，則無由得開內(nei) 焉。（《荀子·榮辱》）

真正的儒者尚未出現，由誰來“開內(nei) ”呢？末世的到來似不可免，從(cong) 這個(ge) 角度來看，筆者是充滿著悲觀的情緒。我們(men) 隻有在夢中追尋那文化故國、禮儀(yi) 之邦了。朱子與(yu) 其弟子嚐有一段對話：

又問：天地會(hui) 壞否？

曰：不會(hui) 壞。隻是相將人無道極了，便一齊打合，混沌一番。（《朱子語類》卷一）

天地果真會(hui) 如此嗎？這難道真的是我們(men) 這個(ge) 宇宙的最後的歸宿嗎？

責任編輯：李泗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