華曆癸巳年即將過去，甲午年元日即將到來，在這些辭舊迎新之際，《儒家郵報》向廣大讀者致以誠摯的問候與(yu) 祝福，願讀者諸君“苟日新，日日新，又日新”，新年新氣象，事事欣欣榮！

據我們(men) 東(dong) 方傳(chuan) 統曆法，癸巳、甲午係幹支紀年之號。甲乙丙丁戊己庚辛壬癸為(wei) 天幹，其數十；子醜(chou) 寅卯辰巳午未申酉戌亥為(wei) 地支，其數十二。幹名“甲→癸”與(yu) 支名“子→亥”配對，得六十組合，是為(wei) 六十之數名，此數名或紀年或紀日，周而複始，循環運用。

天幹之數十，遠古曆曾以之紀月（十月製太陽曆，即黃帝五行曆）。地支十二，起源於(yu) 十二日一節（周年取整360日分5運10行30節）或周日十二時辰或周年十二朔望月或周年黃道十二星次或歲星（木星）周天十二年等。今支數子至亥十二各以十二動物為(wei) 號（即生肖或屬相），東(dong) 漢王充《論衡·物勢》已記之，或西漢時已有（初源待考），其源於(yu) 黃道十二星次（十二辰）或歲星十二年一周天之星占術尤為(wei) 可能。幹支紀年中，生肖雖配稱十二年為(wei) 一輪，但某生肖年的個(ge) 體(ti) 命運、邦國命運實與(yu) 生肖體(ti) 格、性能、命運等完全無涉。但幹支紀年中六十年一紀的曆數於(yu) 個(ge) 體(ti) 命運和邦國命運而言，意義(yi) 卻是非凡的，人生或邦國有幾個(ge) 耳順六十？

上一甲午年是1954年，依次上上甲午年是1894、1834、1774、1714年。1714年，俄國在北方大戰中的甘古特海戰中戰勝瑞典，瑞軍(jun) 撤出芬蘭(lan) ，俄開始逐步稱雄波羅的海；1774年，第一屆大陸會(hui) 議在北美費城召開並通過了《權利宣言》，次年第二屆大陸會(hui) 議通過了《獨立宣言》，美國正式獨立建政；1834年，英國律勞卑出任首任駐華商務監督並曾率兵船強闖虎門、黃埔等，英中軍(jun) 隊發生炮擊，鴉片戰爭(zheng) 實從(cong) 此拉開了序幕；1894年，中日發生甲午戰爭(zheng) ，次年2月北洋水師全軍(jun) 覆沒，4月《馬關(guan) 條約》簽署，東(dong) 亞(ya) 主導權由中國完全轉入日本；1954年，美軍(jun) 釋放前日本關(guan) 東(dong) 軍(jun) 司令南次郎，世界第一枚氫彈由美國實爆，世界第一艘核潛艇在美國下水，同年中國首屆全國人大會(hui) 議召開，第一部中華人民共和國憲法製定頒行。

300年前俄國在北歐通過海洋戰爭(zheng) 獲得崛起，240年前飄洋過海的北美人通過獨立運動獲得崛起，180年前中國開始被動陷入弱肉強食的國際角力格局，120年前中國慘敗於(yu) 太平洋邊沿的蕞爾島國日本，60年前中共開始了製憲行憲道路——這些，應是我們(men) 紀念“甲午年”的最好素材，也是觀望“甲午年”的最好鏡子。這些素材或鏡子，也預示著中國下一個(ge) “甲午年”或下一個(ge) 六十年的機遇或挑戰，2013年所開始的“習(xi) 李新政”能在這樣的機遇下或挑戰下完成“甲午突破”或“甲午轉型”麽(me) ？給這樣的“新政”五年十年或十二年，或給甲子六十年，新政會(hui) 延伸到什麽(me) 地步及會(hui) 給中國帶來什麽(me) 道路，值得思量。

甲午年是馬年，新甲午年馬上到來。於(yu) 國際社會(hui) 而言，我們(men) 希望新年裏如俗話說的“天下太平”，希望至少沒有規模化的暴力殺戮之災難和饑餓、疾疫之災難。老子說：“兵者不祥之器，非君子之器，不得已而用之，恬淡為(wei) 上。勝而不美，而美之者，是樂(le) 殺人。夫樂(le) 殺人者，則不可得誌於(yu) 天下矣。”孟子說“爭(zheng) 地以戰，殺人盈野，爭(zheng) 城以戰，殺人盈城”，當今地球上有國際間的“爭(zheng) 地以戰”，但一國內(nei) 的“爭(zheng) 權以戰”現象更為(wei) 嚴(yan) 重，百姓塗炭，民生哀危，當政者不該作為(wei) 而作為(wei) 及該作為(wei) 而不作為(wei) 對此負有首要責任。對於(yu) 那些直接導致人道、人權災難以及消極不作為(wei) 而放任人道、人權災難的現象、行為(wei) 、組織，國際社會(hui) 要繼續展開批判與(yu) 救濟。

於(yu) 中國社會(hui) 而言，我們(men) 希望政治日益清明、民生日益平正。孟子曰：“養(yang) 生喪(sang) 死無憾，王道之始也……民事不可緩也……取於(yu) 民有製。”荀子曰：“天之生民非為(wei) 君也，天之立君以為(wei) 民也，故古者列［裂］地建國非以貴諸侯而已，列官職差爵祿非以尊大夫而已。”民立政府或民立君主當體(ti) 現民意與(yu) 服務民利，否則理應“變置”之，甚至“誅暴國之君若誅獨夫”。於(yu) 政府或君主之權威，荀子曰：“威有三：有道德之威者，有暴察之威者，有狂妄之威者……道德之威成乎安強，暴察之威成乎危弱，狂妄之威成乎滅亡也。”我們(men) 希望政府或國君擺脫荀子說的“狂妄之威”，並逐步超越“暴察之威”，達到“道德之威”的境地，實現“禮樂(le) 則修，分義(yi) 則明，舉(ju) 錯則時，愛利則形”而非則不修、不明、不時、不形。

於(yu) 中國知識人（智識人）而言，我們(men) 希望諸君成為(wei) “在本朝則美政，在下位則美俗”的儒者、貴品，為(wei) “君子儒”不為(wei) “小人儒”，更不為(wei) 散儒、陋儒、賤儒、犬儒等俗人、賤品。於(yu) 真儒真士，應當如荀子所言：“人主用之，則勢在本朝而宜；不用，則退編百姓而愨……雖窮困凍餧，必不以邪道為(wei) 貪。無置錐之地，而明於(yu) 持社稷之大義(yi) 。嘄呼而莫之能應，然而通乎財［裁］萬(wan) 物，養(yang) 百姓之經紀。勢在人上，則王公之材也；在人下，則社稷之臣，國君之寶也；雖隱於(yu) 窮閻漏屋，人莫不貴之，道誠存也。”有這樣在朝美政、在下美俗的儒士，中國社會(hui) 才有良知和良製，中國社會(hui) 才有希望，國家才有前途！

《禮記·大學》曰“大學之道，在明明德，在親(qin) 民，在止於(yu) 至善”，程朱將“親(qin) 民”校作“新民”是頗有道理和意味的。“新民”者，則當化性起偽(wei) 、注錯習(xi) 俗，就需要《禮記·儒行》說的夙夜強學、澡身浴德以及合誌同方、特立獨行等。孔子曰：“儒有不隕獲於(yu) 貧賤，不充詘於(yu) 富貴，不慁君王，不累長上，不閔有司，故曰儒。今眾(zhong) 人之命儒也妄，常以儒相詬病。”孔子闡“儒行”，荀子闡“儒效”，如此儒行儒效，他人“不敢以儒為(wei) 戲”當是可能。儒被“戲”，當是智識人本身不能令人肅然起敬之故，為(wei) 智識人宜先自省之，毋為(wei) 愚昧與(yu) 勢利之徒，毋充當惡俗與(yu) 惡政的“幫忙幫閑”且不以為(wei) 恥反以為(wei) 榮！

今日中國政治，還比不上秦昭王時代的秦國狀態：“……及都邑官府，其百吏肅然，莫不恭儉(jian) 、敦敬、忠信而不楛，古之吏也。入其國，觀其士大夫，出於(yu) 其門入於(yu) 公門，出於(yu) 公門歸於(yu) 其家，無有私事也，不比周，不朋黨(dang) ，倜然莫不明通而公也，古之士大夫也。觀其朝廷，其朝閑，聽決(jue) 百事不留，恬然如無治者，古之朝也。”然荀子答秦昭王時丞相應侯範雎之問時依然說“其殆無儒邪”是“秦之所短也”，故荀子曾以“儒者在本朝則美政，在下位則美俗”答秦昭王“儒無益於(yu) 人之國”之說，又曾警告和預言過弟子李斯的命運。

《詩經·大雅》曰：“周雖舊邦，其命維新。”孟子曰：“子力行之，亦以新子之國。”民俗美、朝政美才有舊邦“維新”之命。以民俗觀之，梁啟超《新民說》曰“新民為(wei) 今日中國第一急務……新之義(yi) 有二：一曰淬厲其所本有而新之，二曰采補其所本無而新之”是也，此其《少年中國說》所謂：“造成今日之老大中國者，則中國老朽之冤業(ye) 也；製出將來之少年中國者，則中國少年之責任也……少年智則國智，少年富則國富；少年強則國強，少年獨立則國獨立；少年自由則國自由，少年進步則國進步；少年勝於(yu) 歐洲則國勝於(yu) 歐洲，少年雄於(yu) 地球則國雄於(yu) 地球。”

以朝政觀之，荀子曰：“君子也者，道法之總要也……有良法而亂(luan) 者有之矣，有君子而亂(luan) 者，自古及今未嚐聞也。傳(chuan) 曰：治生乎君子，亂(luan) 生於(yu) 小人。此之謂也。”荀子又曰：“人君者，所以管分之樞要也。”“人君者，隆禮尊賢而王，重法愛民而霸，好利多詐而危，權謀傾(qing) 覆幽險而亡。”“立隆正本朝而不當，所使要百事者非仁人也，則身勞而國亂(luan) ，功廢而名辱，社稷必危，是人君者之樞機也。”若國君及朝臣皆小人氣象、小人行徑，甚至如孟子所謂“好名之人能讓千乘之國，苟非其人簞食豆羹見於(yu) 色”，則國賊國禍是也，何美之有！

“為(wei) 人上者，必將慎禮義(yi) 、務忠信然後可，此君人者之大本也。”“仲尼之門，五尺之豎子，言羞稱五伯（霸）……彼非本政教也，非致隆高也，非綦文理也，非服人之心也。”我們(men) 希望2014甲午年之中國，在“習(xi) 李新政”的推動下，革製變法，整吏任民，開言路納賢才，富黎民強國力，明中央憲政，興(xing) 地方自治，上下康莊，內(nei) 外知通，效法俄羅斯1714、美國1774之甲午，雪恥中國1834、1894之甲午，以未來一甲子左右實現時言之“中國夢”。苟如此，則中國幸甚，國人幸甚。

（林桂榛撰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