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扭轉中國的“土豪化”趨勢

作者：慕朵生

來源：中國儒教網

時間：2014年1月17日

2013年，一度作為(wei) 貶義(yi) 政治話語的“土豪”一詞卷土重來，搖身變成帶有戲謔和褒義(yi) 意味兼而有之的網絡流行語，引發國內(nei) 外媒體(ti) 熱議。普通民眾(zhong) 的反映是“與(yu) 土豪做朋友”、“為(wei) 土豪寫(xie) 詩歌”，甚至是提出“嫁人就要嫁土豪”，知識精英則嚴(yan) 厲批評土豪的粗鄙及其背後的社會(hui) 財富分化。我們(men) 到底是應爭(zheng) 當土豪，還是爭(zheng) 做紳士抑或君子？

出現幾個(ge) 土豪並不可怕

可怕的是國家“土豪化”

孟子說：“物之不齊，物之情也。”任何時代和社會(hui) ，人群出現一定程度的分化和差異都是正常的現象。但是，當這種分化和差異被誇大和扭曲時，就會(hui) 變得十分荒誕。土豪一詞華麗(li) 歸來並受到熱捧，就是個(ge) 典型的例子。且不論在處於(yu) 原始資本積累階段的當下，土豪的發家致富是否帶有黑色收入、灰色收入的“原罪”性質，僅(jin) 就其奢靡、炫富等粗鄙舉(ju) 止看，就與(yu) “富而無驕”、“富而好禮”的傳(chuan) 統理念相去甚遠，而普通民眾(zhong) 熱捧土豪，也有違“貧而樂(le) ”、“貧而無諂”的傳(chuan) 統教導。

當然，也有個(ge) 別土豪的表現可圈可點，如千方百計為(wei) 員工購買(mai) 春節回家車票、發放高額年終獎金等。但總體(ti) 上，中國土豪的是個(ge) 物質成功但精神失敗的群體(ti) 。關(guan) 鍵是，出現幾個(ge) 土豪並不可怕，可怕的是整個(ge) 國家和民族的“土豪化”——中國就已出現這種趨勢，即國人越來越注重物質滿足而忽視精神修養(yang) ，因而在變得富足的同時，越來越缺少高尚情操和優(you) 雅禮儀(yi) ，甚至是越來越粗鄙和猥瑣，變成了美國哲學家赫伯特·馬爾庫塞（Herbert Marcuse）所說的“單向度的人”（隻有物欲，沒有精神）。如，動輒投資數十億(yi) 元重建阿房宮、複原泰坦尼克號，赴外旅遊瘋狂購物、大聲喧嘩甚至亂(luan) 刻亂(luan) 畫，哄搶翻車貨物，漠視跌倒老人，放言收購《紐約時報》……。年前，法國市場調查公司益普索（Ipsos）調查顯示，中國已成為(wei) 全球“最物質的國家”，71%的中國人表示根據擁有物質財富的多少衡量個(ge) 人成功，遠高於(yu) 全球34%的水平。種種跡象表明，我們(men) 已由一個(ge) 最有文化、最為(wei) 優(you) 雅的民族，滑落為(wei) 一個(ge) 最沒文化、最不優(you) 雅的民族——令人痛心不已。

中國為(wei) 什麽(me) 會(hui) 出現“土豪化”趨勢？意大利社會(hui) 學家維弗雷多·帕累托（Vilfredo Pareto）指出，當時代和社會(hui) 發生劇烈變動時，總會(hui) 有舊精英衰退而新精英崛起，而新精英往往因暴富暴貴而缺乏教養(yang) 、禮儀(yi) 以及社會(hui) 責任感，因而顯得粗鄙不堪。近百年來，中國先是發生劇烈政治變革，繼而又發生深刻經濟變革，期間都伴隨著對以培養(yang) 君子為(wei) 己任的傳(chuan) 統文化的“自宮式批判”，新舊精英轉換翻天覆地，新精英因缺乏君子傳(chuan) 統的熏陶，出現一些粗鄙庸俗的現象——雖不足為(wei) 怪，但為(wei) 人詬病，必須盡快糾正。

擯棄英國紳士幻想

回歸中國君子傳(chuan) 統

“知恥近乎勇”。許多人已意識到中國“土豪化”趨勢問題的嚴(yan) 重性，並開始采取補救措施。如對土豪（Tuhao）一詞有可能入選《牛津英語詞典》而感到羞愧，社會(hui) 上也出現了一些“淑女培訓班”和“禮儀(yi) 培訓班”，等等。事實上，早在2006年，來華淘金的英國人愛德華·伯曼（Edward Burman）就出版《像紳士一樣生活》一書(shu) ，試圖用英國的紳士文化指導中國富人生活，一度受到中產(chan) 階級的熱捧。

但是，要想阻止中國的“土豪化”趨勢，學做英國紳士解決(jue) 不了根本問題，必須回歸中國的君子傳(chuan) 統。因為(wei) ，英國紳士文化的出發點是讓“富人更富、貴人更貴”，強調富貴者要在衣裝服飾、休閑娛樂(le) 、社交禮儀(yi) 等方麵與(yu) 普通人區別開來。這種傳(chuan) 統如橫向移植到中國，不僅(jin) 會(hui) 水土不服，且會(hui) 加劇階層分化和社會(hui) 對立——難道用刀叉就比用筷子更優(you) 雅，打高爾夫就比打乒乓球更高貴？須知，中國君子傳(chuan) 統比英國紳士文化更悠久、更精致，且既規範精英，又教化民眾(zhong) ，向來是化解社會(hui) 粗俗之風和暴戾之氣的法寶。可以說，中國傳(chuan) 統文化教育的理想就是培養(yang) 君子，中國傳(chuan) 統國家建設的目標就是打造“君子國”。同時，以儒家文化為(wei) 代表的傳(chuan) 統文化，天然就是中國人的文化基因，與(yu) 中國人的生命、生存、生活有很強的親(qin) 近感和親(qin) 和力——這是恢複和重建君子傳(chuan) 統的巨大優(you) 勢和深厚基礎。

君子的含義(yi) 很廣。《論語》一書(shu) ，共492則, 但君子一詞出現107次，平均每5則就要談到一次君子。比如，就德性看，“君子之道者三：仁者不憂，知者不惑，勇者不懼”；就風範看，“文質彬彬，然後君子”；就禮儀(yi) 看，“君子有九思：視思明，聽思聰，色思溫，貌思恭，言思忠，事思敬，疑思問，忿思難，見得思義(yi) ”；就義(yi) 利觀看，“君子喻於(yu) 義(yi) ，小人喻於(yu) 利”，等等。總之，君子的內(nei) 涵和外延很難一言以蔽之，我勉強對其做個(ge) 總結：君子是儒家所確立的既健全又高尚的理想人格型態，其基本特征是孔子所說的“誌於(yu) 道，據於(yu) 德，依於(yu) 仁，遊於(yu) 藝”，即要有崇高的信仰、高貴的德性、仁愛的精神，以及淵博的知識和優(you) 雅的品味。

持之以恒學做“君子人”

堅持不懈打造“君子國”

達到君子人格境界的途徑同樣也很多，大體(ti) 可歸結為(wei) 四條：一是要“博學於(yu) 文”，即讀書(shu) ；二是要“約之以禮”，即明禮；三是要有仁愛之心，即行仁；四是要重義(yi) 輕利，即淡泊名利。

首先是讀書(shu) 。儒家強調君子要“博學於(yu) 文”，重視勸導人們(men) 讀書(shu) 學習(xi) ，所以《論語》開篇為(wei) 《學而》，《荀子》之始即《勸學》，《禮記》則有《學記》，傳(chuan) 統民間社會(hui) 更是以耕讀傳(chuan) 家和書(shu) 墨飄香為(wei) 榮光。英國文學家莎士比亞(ya) 也說：“書(shu) 籍是全世界的營養(yang) 品，生活裏沒有書(shu) 籍就好像沒有陽光，智慧裏沒有書(shu) 籍就好像鳥兒(er) 沒有翅膀。”沉下身心堅持讀書(shu) ，既能拋卻喧囂和浮華，又能神遊萬(wan) 仞，思接八極，打開一個(ge) 清朗澄明而又豐(feng) 姿多彩的精神世界，培養(yang) 自己博雅高尚的品味和格調。作為(wei) 中國人，首先要閱讀“四書(shu) 五經”等儒家經典，因為(wei) 它們(men) 都是往聖先賢生命、生存、生活經驗和智慧的結晶，是人之高貴精神和優(you) 秀品質的凝練，具有永恒的價(jia) 值和魅力。孔子認為(wei) ，深於(yu) “六經”即《詩》、《書(shu) 》、《禮》、《易》、《樂(le) 》（已亡佚）、《春秋》，可使人“溫柔敦厚而不愚，疏通知遠而不誣，廣博易良而不奢，潔靜精微而不賊，恭儉(jian) 莊敬而不煩，屬辭比事而不亂(luan) ”。今儒杜維明也認為(wei) ，“五經”確定了中國人“詩意的、社會(hui) 的、政治的、曆史的和形而上學的存在方式”。所以，大儒錢穆先生曾說：“不讀四書(shu) 五經，尤其是不讀四書(shu) ，不配做合格的中國人。”合格的中國人都不配，更何況高尚的君子人呢？

其次是明禮。所謂禮，是指調節人際關(guan) 係和社會(hui) 生活的規範。古代中國以“禮義(yi) 之邦”著稱於(yu) 世，原因是儒家非常重視禮，強調君子不僅(jin) 要“博學於(yu) 文”，更要“約之以禮”，認為(wei) “不學禮，無以立”，《禮記》甚至把禮義(yi) 看作是人的本質性規定，提出“凡人之所以為(wei) 人者，禮義(yi) 也”——美國當代學者赫伯特·芬格萊特(Herbert Fingarette)也說：“人是一種禮儀(yi) 的存在。”近代以來，中國悠久精致的禮儀(yi) 傳(chuan) 統破壞殆盡，富起來的人們(men) 不僅(jin) 沒有做到“倉(cang) 廩實而知禮節，衣食足而知榮辱”，而且日益滑向粗鄙庸俗無教養(yang) 的不文明境地，因此亟需本著因革損益的原則，重建中國的禮儀(yi) 傳(chuan) 統。古禮名目繁多，《中庸》就有“禮儀(yi) 三百，威儀(yi) 三千”的說法。但實際上，一個(ge) 人是否文明有禮，看其行為(wei) 是否符合以下四個(ge) 原則足矣：一是“主敬”，既敬重他者，又保持自重；二是“禮讓”，如曹操所說“讓禮一寸，得禮一尺”；三是“誠信”，誠實守信是要道；四是“中庸”，適可而止，過猶不及。這四個(ge) 原則，每個(ge) 人都能用心感知和把握，唯知之非難、行之為(wei) 難，關(guan) 鍵在於(yu) 堅持。當然，在國家層麵也要重建祭祀天地、黃帝、孔子、英烈等國家祭典體(ti) 係，在社會(hui) 層麵更要重建婚喪(sang) 嫁娶等民間傳(chuan) 統禮儀(yi) 。要之如孔子所說：“克己複禮為(wei) 仁，一日克己複禮，則天下歸仁焉。”

第三是行仁。所謂仁，用朱子的話說就是“心之德,愛之理”，是人之為(wei) 人的本質性規定。所以“樊遲問仁，子曰：‘愛人’”，《中庸》更是直接說“人者，仁也”。仁是儒家最核心的價(jia) 值觀，一個(ge) 人若不知仁、不求仁、不行仁，則如同禽獸(shou) ，遑論君子。君子之學，要在行仁，故孔子說：“君子去仁惡乎成名？君子無終食之間違仁，造次必於(yu) 是，顛沛必於(yu) 是。”仁愛精神的重要性不言而喻。可以說，在一個(ge) 缺少仁愛精神的社會(hui) ，沒有人能幸免於(yu) 難，也沒有人能幸免於(yu) 罪——類似老人跌倒無人扶起、幼女餓死無人過問、搶劫犯罪無人心俠(xia) 仗義(yi) 等現象，都表明了仁愛精神的缺失。因此，學做君子既要學仁，更要行仁，關(guan) 鍵是在日常生活中，既要做到“己所不欲，勿施於(yu) 人”，又要做到“己欲立而立人，己欲達而達人”，還要做到“親(qin) 親(qin) 而仁民，仁民而愛物”，博施濟眾(zhong) 、泛愛天下。不妨每日三省己身：別人遇到傷(shang) 痛你給予安撫慰問了嗎？別人遇到困難你奉獻愛心了嗎？別人遇到災難你援之以手了嗎？

最後是淡泊。名利觀的實質是義(yi) 利觀，在某種程度上也是財富觀。董仲舒說：“天之生人也，使之生義(yi) 與(yu) 利。利以養(yang) 其體(ti) ，義(yi) 以養(yang) 其心。”儒家從(cong) 不排斥追求名利富貴，但主張要通過合法、正當、有道義(yi) 的手段來獲取，所以孔子說：“富與(yu) 貴人之所欲也，不以其道得之，不處也。”又說：“不義(yi) 而富且貴，於(yu) 我如浮雲(yun) 。”更重要的是，當義(yi) 利發生矛盾時，君子必須以義(yi) 為(wei) 主、重義(yi) 輕利，否則不僅(jin) 會(hui) 影響自身德性，還會(hui) 破壞人際關(guan) 係、危害社會(hui) 和諧，所以孔子提出：“君子以義(yi) 為(wei) 上”，“君子喻於(yu) 義(yi) ，小人喻於(yu) 利”，認為(wei) “放於(yu) 利而行，多怨”。在國家層麵，儒家同樣主張重義(yi) 輕利，《大學》上說：“國不以利為(wei) 利，以義(yi) 為(wei) 利也。”又說：“德之本業(ye) ,財者末也。外本內(nei) 末,爭(zheng) 民施奪。是故財聚則民散,財散則民聚。” 如今，“天下熙熙，皆為(wei) 利來；天下攘攘，皆為(wei) 利往”，人們(men) 斤斤於(yu) 聚財斂財，而不知仗義(yi) 疏財，徒知以財潤身，而不知以德潤心，國家也以粗放型模式追求GDP增長，導致崇高的精神生活和君子理想日行日遠。試問，如今的富人們(men) ，有幾位能像剛剛去世的邵逸夫先生那樣呢——邵先生或是中國富人中最後的儒商和君子！ 

無論如何，“土豪化”都是我們(men) 這個(ge) 國家和民族的莫大悲哀。“天下興(xing) 亡，匹夫有責。”每個(ge) 中國人，都要拒絕“土豪化”，學做君子人，持之以恒，堅持不懈，努力把中國再造為(wei) 一個(ge) “文化中國”、“禮義(yi) 之邦”和“君子之國”，讓中華文明再度屹立於(yu) 世界文明之巔。

責任編輯：泗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