學習(xi) 養(yang) 兒(er) 防老拯救西方文明危機

作者：陳斌

來源：《南方周末》

時間：2013年7月1日

關(guan) 鍵字：生育   低生育率   養(yang) 兒(er) 防老   西歐模式   社會(hui) 保障製度   強製養(yang) 老保障   西方文明   鼓勵生育   人口

由於(yu) 強製養(yang) 老的製度約束，生養(yang) 孩子作為(wei) 養(yang) 老投資品的意願和能力都受到了極大的削弱。由此帶來了最不人道的一麵：宏觀上資源向上一代轉移。本質上是上一代剝削下一代。

人類似乎處在永恒的憂患中。就生育而言，工業(ye) 革命以降，西方社會(hui) 率先現代化，營養(yang) 狀況和醫療狀況持續改善，人口由農(nong) 業(ye) 社會(hui) 的“高出生率、高死亡率、低增長率”向工業(ye) 社會(hui) 前期（強製養(yang) 老保障有效實施之前）的“高出生率、低死亡率、高增長率”轉變。由此直到1970年代，西方社會(hui) 掀起了一股恐懼高生育率的浪潮，許多學者擔心人口增長過快將令糧食不夠吃、能源不夠用、“人均資本存量下降”，進而導致人類生活水平下降甚至饑荒與(yu) 戰爭(zheng) ！

在這股浪潮中，二百多年前英國學者馬爾薩斯寫(xie) 了《人口原理》，稱糧食按線性函數（等差數列）增長，永遠趕不上按指數函數（等比數列）增長的人口。這一想法在1972年羅馬俱樂(le) 部推出的《增長的極限》中仍能找到。

與(yu) 某些學者的歇斯底裏形成鮮明對照的是：自1970年代以來，西方社會(hui) （唯一的例外是美國）看起來突然轉為(wei) “低出生率、低死亡率、低增長率”！橫貫農(nong) 業(ye) 時代和工業(ye) 時代前期的高生育率似乎戛然而止。現在，西方社會(hui) 該擔憂的是超低的生育率，西方文明的危機以出人意料的方式來臨(lin) 了，這一次是真正的危機。

超低生育率

衡量人口生育率高低的基本指標是總和生育率（Total Fertility Rate，TFR），指的是每個(ge) 婦女在其生育年齡（15至49歲）生育的子女數。2.1被稱為(wei) 世代更替水平（Generation Replacement），生育率隻有不持久低於(yu) 此數，子代的人口規模才能不低於(yu) 親(qin) 代，總的人口規模長久才能保持穩定。

如果生育率持續低於(yu) 2.1，年輕人口及工作人口在總人口中的占比將越來越低，老年人口比重將越來越高，總人口長遠將減少，對經濟發展和強製社保來說都是壞消息。

從(cong) 生育率數據看，西方社會(hui) 1970年代是一個(ge) 分水嶺。此前，總和生育率高於(yu) 世代更替水平，對高生育率的擔憂成為(wei) 一種主流社會(hui) 意識。但此後，一切都變了，西方幾乎所有國家總和生育率低於(yu) 世代更替水平成為(wei) 一種常態，而且呈現出越來越低的態勢。生育率越低，子代人口規模相對於(yu) 親(qin) 代的比例就越低，人口衰減（是一個(ge) 指數函數）也就越厲害。

從(cong) 圖表中，我們(men) 可以看到，德國、意大利與(yu) 日本及歐洲總體(ti) 上均是低於(yu) 1.5的超低生育率。美國稍顯例外，生育率在低於(yu) 世代更替水平一段時間後，突然出現了反轉，此後一直在世代更替水平附近徘徊。

1950-2005年各主要發達國家的總和生育率（數據來源：聯合國World Population Prospects：The 2006 RevisionPopulation Database）

不能僅(jin) 歸結為(wei) 生育成本上升

導致西方社會(hui) 持久普遍低生育的原因是什麽(me) ？容易想出的一個(ge) 理由是生育成本上升。從(cong) 經濟學的角度看，一個(ge) 家庭選擇生育幾個(ge) 孩子當然是一種自利的理性行為(wei) 。既然是行為(wei) ，就有成本與(yu) 收益的考量。以成本觀之，人類從(cong) 農(nong) 業(ye) 社會(hui) 進入工業(ye) 社會(hui) ，生育成本是上升了的。

在農(nong) 業(ye) 時代，耕地等農(nong) 業(ye) 生產(chan) 的重體(ti) 力活由男性承擔，紡紗織布等需要靈巧的輕體(ti) 力活由女性承擔，照看嬰幼兒(er) 的活計主要由女性擔當；但進入工業(ye) 時代，女性也可以進入工廠做工，如可去紡織廠等；隨著大量主要靠智力而不是體(ti) 力的白領工作湧現，女性與(yu) 男性在體(ti) 力上的差距就不重要了，在教育和薪酬上的差距也逐步縮小。女性因為(wei) 生、養(yang) 與(yu) 教育孩子而放棄的薪酬與(yu) 升遷機會(hui) 就會(hui) 越來越大，養(yang) 育孩子的直接費用支出（衣食住行學等）也會(hui) 逐步抬高。婦女在生育子女上的話事權隨之上升。

不過，僅(jin) 僅(jin) 用生育成本上升，不足以解釋西方社會(hui) 生育率下降以至遠遠低於(yu) 世代更替水平。不錯，工業(ye) 社會(hui) 相對於(yu) 農(nong) 業(ye) 社會(hui) ，家庭的生育成本是上升的，但家庭收入（更多的財富與(yu) 收入，能夠買(mai) 到更多更好的商品和服務）也上升了，這就足以抵消一部分因生育成本上升對生育率的不利影響。

從(cong) 實證角度看，一個(ge) 國家由農(nong) 業(ye) 社會(hui) 進入工業(ye) 社會(hui) 生育率會(hui) 下降，但並不會(hui) 很快出現超低生育率的情況。就西方國家而言，直到1970年代前，西方社會(hui) 走向工業(ye) 化已有數百年的曆史了，生育率仍是穩定地高於(yu) 世代更替水平。

而且，從(cong) 邏輯上說，如果一個(ge) 社會(hui) 走向城市化、工業(ye) 化，婦女參工率上升導致生育成本上升，由此導致生育率不斷下降，以至能穩定地遠遠低於(yu) 世代更替水平，那意味著經濟發展內(nei) 蘊了一個(ge) 人類自我毀滅的機製，你能想象有一天經濟發展會(hui) 導致人類滅亡嗎？這完全沒道理可言。

養(yang) 兒(er) 防老的計算

要完整解釋西方社會(hui) 生育率穩定地遠遠低於(yu) 世代更替水平，還需要從(cong) 生育與(yu) 養(yang) 老製度的變遷來看。這一點正好是影響了生育收益。站在經濟學的角度，在父母看來，孩子是資本品，生還是不生、生幾個(ge) 、什麽(me) 時候生是投資決(jue) 策。對父母來說，生育孩子有兩(liang) 類收益，一類是非金錢收益，包括基因的綿延、享受天倫(lun) 之樂(le) 等；另一類是金錢收益，孩子長大後能掙錢了，轉移支付給父母一部分作養(yang) 老之用。以收益觀之，在強製養(yang) 老保障建立後，生育孩子的收益計算大不一樣。

在農(nong) 業(ye) 社會(hui) 和沒有強製養(yang) 老保障的工業(ye) 社會(hui) 前期，養(yang) 老主要靠家庭內(nei) 部解決(jue) ，家族和社會(hui) 救濟是輔助手段。農(nong) 業(ye) 社會(hui) 強調“孝道”，“百善孝為(wei) 先”和“不孝有三，無後為(wei) 大”等，這些道德，更反映了一種代際製度：父母生養(yang) 子女，子女贍養(yang) 父母。宣揚這樣的道德，可以降低家庭養(yang) 老製度的交易費用。

家庭養(yang) 老製度是這樣的：在農(nong) 業(ye) 社會(hui) ，父母甚至能支配成年子女的收入；進入工業(ye) 社會(hui) ，子女去遙遠的城市打工甚至定居，父母要支配成年子女的收入與(yu) 生活不容易，但子女對父母有愛，社會(hui) 道德也褒揚子女養(yang) 老，子女仍會(hui) 以自己收入的一部分彌補父母養(yang) 老之不足。是的，子女比其他任何人更關(guan) 心自己父母的生活與(yu) 福利，這是寫(xie) 入基因的人性。

在家庭養(yang) 老的代際製度框架之下，孩子就明顯體(ti) 現出資本品的特點：投資是未來消費，以放棄現在消費為(wei) 代價(jia) 。年富力強有能力掙錢時生養(yang) 孩子付出艱辛，而不是及時行樂(le) ，年老體(ti) 衰失去工作能力時由子女支付至少一部分贍養(yang) 費用。

以一個(ge) 證據證明孩子的投資特性。在農(nong) 業(ye) 社會(hui) 和工業(ye) 社會(hui) 相當長一段時間女性得到的教育投資要低於(yu) 男性，導致其受教育程度較低，“重男輕女”突出。而當重智力的白領工作大量湧現之際，女性和男性的教育投資就差異不見了。這是因為(wei) 在體(ti) 力活上，女性相對於(yu) 男性沒有比較成本優(you) 勢，在教育上投資女性就顯得“不合算”；但在重智力的工作上，女性與(yu) 男性的差異是不顯著的。所以，表麵上是女性教育程度高導致其收入水平高，但經濟邏輯上是反過來的：因為(wei) 女性預期的收入水平高導致家長和本人增加了對自己的教育投資。

當孩子不再是投資品

二戰之後，情況有了根本變化。西歐各國紛紛普及了社會(hui) 保障（Social Security），包括醫療、失業(ye) 和養(yang) 老等，其中最重要的是強製養(yang) 老保障。最早搞這一套的是俾斯麥時代的威權主義(yi) 德國，1889年通過《傷(shang) 殘保險和養(yang) 老保險法》，雇主、雇員和政府都出錢，雇員從(cong) 70歲起才可領取養(yang) 老金。不過根據Franz Rothenbacher The European Population 1850-1945，1890-1909年德國男性預期壽命為(wei) 40.56歲，女性為(wei) 43.97歲，想要活著領到錢不容易。所以，西歐強製養(yang) 老保障有效發揮作用是二戰後的事情。

強製養(yang) 老保障初始安排是這樣的：雇員和雇主均被要求每月按照該雇員基本工資的一個(ge) 百分比來強製繳納社保稅，一直繳到該雇員退休為(wei) 止。無論以雇員名義(yi) 繳納的部分，還是以雇主名義(yi) 繳納的部分，本質上都一樣，均是公司向個(ge) 人支付的工資或勞力價(jia) 格的一部分；無論以什麽(me) 名目來稱呼這些社保繳費，本質上都是稅，在政府預算中的口徑一般也是稅。在這樣的安排下，有兩(liang) 種模式來運作和分配這些社保稅。

第一種是新加坡模式，雇員和雇主的繳費都入個(ge) 人賬戶，仍是個(ge) 人財產(chan) ，政府隻是強製你儲(chu) 蓄和投資，將來退休之後再領取。第二種是西歐模式，是被普遍采用的一種模式，所有的繳費都進入同一個(ge) 池子，大家吃大鍋飯。吃大鍋飯，總是先吃的占便宜，還在湊份子排隊等著吃的人吃虧(kui) 。這樣的模式意味著退休者不僅(jin) 把自己工作時積累的養(yang) 老金花了，還要花一部分現在工作者的錢。這就變成了一個(ge) 擊鼓傳(chuan) 花的遊戲，潛在的危害是可以想見的。

在西歐模式的強製養(yang) 老保障框架下，家庭的考慮就變了：既然政府保證我們(men) 將來退休後的生活待遇，等我們(men) 退休時，別人家的孩子在工作並繳納社保稅，我們(men) 能領到足夠的養(yang) 老金、確保退休後的生活無虞，那我們(men) 現在就沒有必要過著含辛茹苦的生活，省吃儉(jian) 用生養(yang) 多個(ge) 孩子。節省下來的錢和時間可以買(mai) 更好的車子，買(mai) 更大的房子，買(mai) 更多的耐用消費品，可以到處旅遊，可以過上更有品質和品位的生活。人生苦短，如果不是為(wei) 了將來的考慮，誰願意現在過苦日子？由是，從(cong) 意願的角度，孩子就被削弱甚至剝離了養(yang) 老投資品的功能。

資源向上一代轉移

同等重要的是，在投資意願被削弱甚至剝離之外，現在的工作者把生孩子作為(wei) 養(yang) 老投資的能力也被削弱了。在家庭養(yang) 老之下，每一個(ge) 家庭的工作者能在與(yu) 父母“愛的協商”下在代際恰當地分配自己的收入，以確定多少給父母養(yang) 老，多少自己消費和投資，多少用於(yu) 養(yang) 育孩子。因為(wei) 父母和子女之間有愛，父母不會(hui) 侵奪子女和孫子女的生活資源。這就能確保一個(ge) 家庭對孩子的投資份額，也能確保在代際之間，資源能穩定地向下一代轉移。

但在西歐模式的強製養(yang) 老之下，所有工作者被強製將自己收入的一部分用於(yu) 所有退休者的養(yang) 老，沒得商量；所有退休者也有動機向政府施壓提高自己的退休待遇，從(cong) 而進一步加重所有工作者（別人家的孩子）的負擔。這就必然削弱所有家庭對孩子的投資能力，還導致資源在代際之間的流向出現了逆轉，不是向下一代轉移，而是向上一代轉移。

這就是人性。愛是差等的，每個(ge) 人都珍惜自己的孩子與(yu) 財物，但對別人的就沒有那麽(me) 珍惜了。試以一個(ge) 寓言說明之。兩(liang) 個(ge) 英國人，同去商店每人買(mai) 了一頂價(jia) 值不菲的禮帽。在出店門之際，突然下起了雨。兩(liang) 人均沒有帶傘(san) ，心疼自己的帽子，就在門口猶豫。一個(ge) 人很聰明，想出了一個(ge) 招：咱倆(lia) 把帽子換過來，如何？於(yu) 是，兩(liang) 人都高高興(xing) 興(xing) 戴著“別人的帽子”步入了雨中。

小結一下：由於(yu) 強製養(yang) 老的製度約束，生養(yang) 孩子作為(wei) 養(yang) 老投資品的意願和能力都受到了極大的削弱。為(wei) 了享受天倫(lun) 之樂(le) 或對熱切希望抱孫的老人有個(ge) 交代，生養(yang) 個(ge) 把孩子就行了。甚至丁克家庭也大量湧現，將來有別人家的孩子為(wei) 自己的養(yang) 老金添磚加瓦，何苦費心一把屎一把尿養(yang) 孩子？浪漫、逍遙和自在的兩(liang) 人世界多好啊！

由此帶來了強製養(yang) 老最不人道的一麵：宏觀上資源向上一代轉移。本質上是上一代剝削下一代，所有退休者剝削所有工作者，活著的人剝削尚未出生的人。是過去剝削現在，現在剝削將來，暮氣剝奪生機。在這樣的資源流向下，宏觀上生育率被人為(wei) 壓低，穩定地低於(yu) 世代更替水平，有什麽(me) 奇怪的呢？

資源向下一代轉移，是在西歐模式的強製社保盛行之前所有人類社會(hui) 的傳(chuan) 統，甚至也是動物界的通例，可謂天道。如果不能確保資源穩定地向下一代轉移，基因怎麽(me) 綿延？連物種都要滅絕了吧？可見，西歐模式的強製社保體(ti) 現了對人類基因的極大抑製能力、對人類本能的極大改造能力，隻是這種強而為(wei) 之的抑製和改造，內(nei) 蘊著一種毀滅機製，帶來社會(hui) 與(yu) 經濟的危機。

西方文明的危機

這種危機，乃是西方文明的真正危機。1990年代以來，西歐與(yu) 日本經濟增長乏力，日本從(cong) “失去的十年”，到“失去的二十年”，現在正朝著“失去的三十年”邁進。如果說西歐經濟增長緩慢或可歸結為(wei) 強大的工會(hui) 尤其是公共部門工會(hui) 讓勞動力市場僵化、龐大的公共部門擠壓私人部門的投資和福利製度懲罰勤奮獎勵懶惰等，但日本是一個(ge) 低福利國家，經濟為(wei) 什麽(me) 也不行呢？

或許我們(men) 可以找到一個(ge) 統一的答案。西歐與(yu) 日本都是1970年代以來人口生育率穩定地低於(yu) 世代更替水平，在一代人之後，1990年代超低生育率對經濟的負麵作用終於(yu) 顯現出來了。人口問題的表現有較長時滯，隨風潛入夜，毀物細無聲，一旦發作起來，真是攤上大事了。西歐模式的強製社保對生育率的壓製作用，也有一個(ge) 差不多長度的時滯。

人都沒有了，還怎麽(me) 發展？由誰來發展？根據薩伊定律，供給創造需求。你從(cong) 事一項工作，生產(chan) 出滿足別人需求的產(chan) 品與(yu) 服務，取得收入，就能購買(mai) 自己想要的產(chan) 品與(yu) 服務，從(cong) 而創造出生產(chan) 這些產(chan) 品與(yu) 服務的工作機會(hui) 。工作會(hui) 創造新的工作，產(chan) 品與(yu) 服務會(hui) 創造新的產(chan) 品與(yu) 服務，但第一推動力是人，更多的人。人力資源是所有資源中最重要的，日本自然資源貧乏，但靠開發人力資源成為(wei) 了發達國家。創新的動力——企業(ye) 家才能（entrepreneurship）——是寓於(yu) 人力資源中的，是人力資源的一個(ge) 函數。

對於(yu) 低生育率，西方政府普遍束手無策。引進移民補充勞動力不足吧，人家進來了，吃福利的居多，勤奮工作的少，反而加劇了福利製度的危機；外來移民又帶來大量的宗教與(yu) 文化方麵的衝(chong) 突，導致各種極端事件，加劇了社會(hui) 的緊張。

鼓勵生育吧，沒見顯著效果，蓋鼓勵與(yu) 補貼生育隻不過是稍稍降低一些生育成本（在養(yang) 育孩子的直接費用支出方麵），不可能改變在強製養(yang) 老保障之下家庭生育行為(wei) 的成本收益計算，更不可能改變在強製養(yang) 老保障之下資源持續向上一代轉移的事實。

但要改革強製養(yang) 老保障談何容易？福利總是易發難收的。法國薩科齊任內(nei) 搞延遲退休，那也不過是治標，給強製養(yang) 老保障打一針強心劑、延長一些壽命而已，結果被選民選下了台。而且延遲退休本質上是政府違約，老人家必定不幹。可能隻有等到強製養(yang) 老保障擊鼓傳(chuan) 花鼓點停的時候，生機和轉折點或許在那兒(er) ，但那會(hui) 付出多大代價(jia) 啊！

所以，說低生育率是西方文明的真正危機，豈虛言哉？

本文僅(jin) 代表作者個(ge) 人觀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