鄉(xiang) 村精神安頓問題與(yu) 梁漱溟的“儒家路線”

作者：孫忠厚（曲阜師範大學孔子文化研究院暨洙泗書(shu) 院講師）

來源：《國際儒學》2025年第4期

摘要：在近代中國的鄉(xiang) 村建設運動中，鄉(xiang) 村民眾(zhong) 的精神安頓問題是具有根本性的問題，關(guan) 係著鄉(xiang) 村建設整體(ti) 的進行，關(guan) 涉著中國社會(hui) 的前途。梁漱溟對鄉(xiang) 村精神安頓問題的洞見具有深遠意義(yi) 。梁漱溟的“儒家路線”是指他直麵鄉(xiang) 村民眾(zhong) 精神安頓問題而提出的儒家教化之道，此種儒家教化之道透過鄉(xiang) 約建設、精神陶煉課程、禮樂(le) 教化等具體(ti) 實踐形式，旨在為(wei) 鄉(xiang) 村民眾(zhong) 的精神生活提供價(jia) 值引領和心靈安頓。梁漱溟的“儒家路線”接續了傳(chuan) 統儒家的道德理想主義(yi) 精神，又涵括了近代民族意識和團體(ti) 組織理念，呈現出可貴的獨特性和包容性，實有重要的理論價(jia) 值。從(cong) 梁漱溟的“儒家路線”到當代學人的儒學論述及實踐，儒學的現代轉化之路有遙相呼應、一脈相續之處，儒家教化之道在人安身立命方麵的潛能值得高度重視和深度發掘，以期為(wei) 鄉(xiang) 村信仰重塑乃至當代中國信仰建構提供思想資源。

關(guan) 鍵詞：梁漱溟 儒家路線 鄉(xiang) 村建設 精神安 頓儒家教化 鄉(xiang) 村信仰

梁漱溟是現代新儒家的重鎮，也是鄉(xiang) 村建設運動的代表人物。就近代中國的鄉(xiang) 村建設運動而言，梁漱溟是對鄉(xiang) 村建設運動產(chan) 生重大影響的人物。深入認識梁漱溟的鄉(xiang) 村建設理論與(yu) 實踐有助於(yu) 理解鄉(xiang) 村建設運動的豐(feng) 富意蘊。鄉(xiang) 村建設運動最直接的現實背景是鄉(xiang) 村破壞，梁漱溟指出：“鄉(xiang) 村建設運動，是由於(yu) 近些年來的鄉(xiang) 村破壞而激起來的救濟鄉(xiang) 村運動。”[1]鄉(xiang) 村破壞可以分為(wei) 兩(liang) 層，即天災人禍而導致的鄉(xiang) 村破壞與(yu) 風氣改變引發的鄉(xiang) 村破壞。從(cong) 內(nei) 容方麵看，梁漱溟把鄉(xiang) 村破壞描述為(wei) “經濟破產(chan) ”與(yu) “精神破產(chan) ”。[2]“破產(chan) ”特別是“精神破產(chan) ”主要是凸顯鄉(xiang) 村問題的嚴(yan) 峻性與(yu) 緊迫性。“經濟破產(chan) ”指物質生活及社會(hui) 生活上的嚴(yan) 重問題；“精神破產(chan) ”指民眾(zhong) 精神生活上的安頓問題，也即信仰習(xi) 俗層麵的問題。鄉(xiang) 村社會(hui) 的信仰觀念、風俗習(xi) 慣的動搖與(yu) 破壞，導致了鄉(xiang) 村民眾(zhong) 的精神苦悶、意誌消沉，所以稱作“精神破產(chan) ”。“在我們(men) 看現在中國的鄉(xiang) 村社會(hui) ，不止是經濟破產(chan) ，精神方麵亦同樣破產(chan) 。這是指社會(hui) 上許多舊信仰觀念風尚習(xi) 慣的動搖摧毀，而新的沒有產(chan) 生。以致一般鄉(xiang) 民都陷於(yu) 窘悶無主，意誌消沉之中”。[3]可見，由鄉(xiang) 村“精神破產(chan) ”而引發的精神安頓問題屬於(yu) 梁漱溟鄉(xiang) 村建設中的重要課題，涉及鄉(xiang) 村精神文明建設的關(guan) 鍵問題。現有研究圍繞梁漱溟鄉(xiang) 村建設的曆史脈絡、政治理念和文化訴求已取得了可觀的成績，但梁漱溟對於(yu) 鄉(xiang) 村精神安頓問題的真知灼見，以及梁漱溟麵向鄉(xiang) 村精神安頓問題而提出的富有儒家價(jia) 值取向的應對之道，卻有待係統的發覆。對於(yu) 鄉(xiang) 村精神安頓問題與(yu) 梁漱溟的回應之道這一論題，現有論著有所措意。如鄭大華曾指出：梁漱溟的山東(dong) 鄉(xiang) 村建設“關(guan) 鍵就是要解決(jue) 鄉(xiang) 村的‘精神破產(chan) ’問題”。[4]顧紅亮認為(wei) ，在一定意義(yi) 上，梁漱溟的“鄉(xiang) 村建設可以被理解為(wei) 是一個(ge) 精神整頓、精神陶冶的運動”。[5]現有研究點出了梁漱溟鄉(xiang) 村建設中精神安頓問題的重要性，然梁漱溟如何認識鄉(xiang) 村民眾(zhong) 的精神安頓問題?梁漱溟基於(yu) 鄉(xiang) 村精神安頓問題而主張的“儒家路線”有何具體(ti) 內(nei) 涵和獨特價(jia) 值?這些問題尚有待深入的探討。

梁漱溟屢次聲明自己是問題中人，而非學問中人。如果說鄉(xiang) 村精神安頓問題是梁漱溟所真切感受到的時代問題的話，那麽(me) ，“儒家路線”則是梁漱溟回應該問題的答卷。本文所謂的“儒家路線”是指梁漱溟直麵鄉(xiang) 村民眾(zhong) 精神安頓問題而提出的儒家教化之道，此種儒家教化之道透過鄉(xiang) 約建設、精神陶煉、禮樂(le) 教化等具體(ti) 實踐形式，旨在為(wei) 鄉(xiang) 村民眾(zhong) 的精神生活提供價(jia) 值引領和心靈安頓。梁漱溟回應鄉(xiang) 村精神安頓問題的儒家教化之道接續了傳(chuan) 統儒家的道德理想主義(yi) 精神，又涵括了近代民族意識和團體(ti) 組織理念，實有獨特又重要的理論意義(yi) 。就研究進路而言，本文重探梁漱溟鄉(xiang) 村建設的曆史文獻，從(cong) 梁漱溟及其學生的具體(ti) 討論中引出鄉(xiang) 村民眾(zhong) 的精神安頓問題，進而全麵考察梁漱溟針對鄉(xiang) 村精神安頓問題提供的儒家教化之道。深入發掘梁漱溟援用儒家教化之道回應鄉(xiang) 村精神安頓問題的經驗，對於(yu) 鄉(xiang) 村信仰重塑乃至當代中國信仰建構不乏現實鏡鑒意義(yi) 。

一、鄉(xiang) 村民眾(zhong) 的精神安頓問題

20世紀30年代，梁漱溟及其學生投身鄉(xiang) 村建設實踐，對於(yu) 鄉(xiang) 村民眾(zhong) 的精神生活問題有具體(ti) 而真切的感知和討論。馬儒行自稱“常居鄉(xiang) ，鄉(xiang) 下情形，知之頗深”。[6]他深刻觀察到近代以來中國鄉(xiang) 村信仰風俗的變化：“往昔鄉(xiang) 村，其思想以良心為(wei) 標準，以正人為(wei) 表率。苟其人，人格卓絕，則雖貧賤，人亦敬之。今則漸以金錢為(wei) 標準，每不問人格如何，隻要能弄錢，則無不羨之。”[7]“而鄉(xiang) 下疾疫時生，因之迷信加盛。於(yu) 是請此輩善友作會(hui) 念經之風，大形蔓延。而神婆之類，亦較盛行……然吾見此事流行加廣，前途危險，弊害亦正多”。[8]馬儒行所述某種意義(yi) 上代表了彼時鄉(xiang) 村建設人員的共同經驗，梁漱溟亦有所關(guan) 注。

在梁漱溟看來，鄉(xiang) 村民眾(zhong) 的精神安頓問題極為(wei) 緊迫，亟須解決(jue) 。崇拜金錢與(yu) 迷信盛行的問題相關(guan) ，皆反映了鄉(xiang) 村民眾(zhong) 的精神衰敝與(yu) 精神空虛。“拜金與(yu) 拜神，蓋同一內(nei) 裏空虛精神衰敝之象也”。[9]梁漱溟特別注意到民間教門的流行。“在現在鄉(xiang) 村裏常有邪教道門的流行。如無極道、聖賢道、太極道、八卦教等，形形色色奇奇怪怪的多到不可勝數。這都可以證明鄉(xiang) 村人精神的苦悶；因為(wei) 在精神上沒有出路，所以亂(luan) 找出路”。[10]鄉(xiang) 村民眾(zhong) 的精神苦悶，精神生活上“沒有出路”，病急亂(luan) 投醫，所以導致各種民間教門流行。梁漱溟承認某些鄉(xiang) 村信仰對於(yu) 民眾(zhong) 有一定的精神安慰作用，但他認為(wei) 一些不良的民間教門活動常使鄉(xiang) 村人經濟受損甚至傾(qing) 家蕩產(chan) ，且多有“迷信”色彩，是鄉(xiang) 村民眾(zhong) “亂(luan) 找出路”乃至“精神上無出路”的表征。“在北方鄉(xiang) 村可有一種情形證明農(nong) 民精神苦悶，就是北方鄉(xiang) 村很多迷信的組織，如山東(dong) 、河南、河北，都有迷信的結合，名目很多。有的叫‘無極道’，或‘聖賢道’，總之很多很多，有時或許在半夜中集會(hui) ，拜佛、念經等。此種情形之可看出農(nong) 民精神上的太苦悶。他們(men) 已走了許多別的不通之路，他們(men) 精神得不到安慰而由此得一安慰。此種組織可號召許多農(nong) 民，信仰他；可傾(qing) 家蕩產(chan) 而仍不悔。這實是精神上無出路，故更可見非從(cong) 農(nong) 民精神上領導農(nong) 民不可!”[11]梁漱溟還指出，一些教門組織有時能防匪患、抗亂(luan) 兵，具有一定的積極意義(yi) ，但明顯存在擾亂(luan) 地方治安、危害社會(hui) 安全的問題。“紅槍會(hui) 、天門會(hui) 在河北、河南、山東(dong) 一帶，愚蠢迷信，為(wei) 害地方”，因而“亟宜作一種化導功夫”。[12]

梁漱溟及其學生所探討的鄉(xiang) 村精神安頓問題實際上折射出近代中國鄉(xiang) 村信仰世界的某些困境。對於(yu) 鄉(xiang) 村社會(hui) 的精神困頓乃至“精神破產(chan) ”問題，梁漱溟從(cong) 兩(liang) 層展開分析。其一是近代以來中國文化及社會(hui) 的急劇轉變衝(chong) 擊了鄉(xiang) 村原有的價(jia) 值信念。近代中國文化及社會(hui) 的劇變，特別是價(jia) 值觀層麵的轉變，其影響波及鄉(xiang) 村，使得鄉(xiang) 村民眾(zhong) 失去了原有的道德信念，是非好歹的價(jia) 值判斷漫無準則。梁漱溟以傳(chuan) 統耕讀傳(chuan) 家的信仰為(wei) 案例說明：“在中國老是孔子那一本書(shu) ，傳(chuan) 統太久了，如果說得好，是深刻的信仰，說不好些簡直太頑固了。如讀書(shu) 、耕作均有一套老法傳(chuan) 了很久，但在這幾十年中(說近些從(cong) 光緒年間起)，變化太大了；五年一變，三年又一變，變得農(nong) 民眼花了……這數十年變化太厲害了。原來一不變化的文化，迄今劇變了。”[13]梁漱溟強調，近代中國文化的劇變對於(yu) 鄉(xiang) 村的傳(chuan) 統信仰如耕讀傳(chuan) 家產(chan) 生了嚴(yan) 重的衝(chong) 擊和破壞。近代中國的急速轉變，特別是鄉(xiang) 村社會(hui) 的變遷，如鄉(xiang) 村教育係統的改變，鄉(xiang) 村宗族製度的崩壞，傳(chuan) 統鄉(xiang) 紳權威的喪(sang) 失，引發了鄉(xiang) 村社會(hui) 傳(chuan) 統信仰的瓦解，成為(wei) 鄉(xiang) 村民眾(zhong) 精神消沉和衰敝的重要原因。其二是社會(hui) 中的天災人禍導致了鄉(xiang) 村人的精神疲敝。“國際與(yu) 國內(nei) 的兩(liang) 重壓迫，天災與(yu) 人禍的兩(liang) 種摧毀，使得鄉(xiang) 村命運，益沉淪而就死”。[14]

鄉(xiang) 村民眾(zhong) 的精神安頓問題是具有根本性的問題。鄉(xiang) 村人的精神信仰問題關(guan) 係著鄉(xiang) 村建設整體(ti) 事業(ye) 的進行，關(guan) 涉著中國社會(hui) 的前途。梁漱溟就山東(dong) 鄉(xiang) 村建設整體(ti) 而言：“第一要想法子讓鄉(xiang) 下人活起來，不但使他脫離了迷信與(yu) 習(xi) 慣，並且使他脫離了彷徨及苦悶；必如此，農(nong) 業(ye) 方可改良，合作社方可組織。否則，一個(ge) 沒有精神的人幹什麽(me) 也幹不好!一個(ge) 頹敗死板的民族，想讓他農(nong) 業(ye) 改良、組織合作，實萬(wan) 不可能!”[15]廣而言之，“農(nong) 民無前途，則中國社會(hui) 也無希望”。[16]“從(cong) 各自的精神有出路，然後使社會(hui) 才能往組織裏去”。[17]鄉(xiang) 村社會(hui) 的精神安頓問題不僅(jin) 關(guan) 係著鄉(xiang) 村各項事業(ye) 的開展，還關(guan) 涉社會(hui) 組織的建設，關(guan) 涉中國社會(hui) 的前途。梁漱溟把為(wei) 鄉(xiang) 村人精神找出路的教育區別於(yu) 知識、技能方麵的民眾(zhong) 教育，稱作“精神教育”。在他看來，精神生活方麵的教育，也即“精神教育”，“是最根本的工夫”。[18]“精神教育”是梁漱溟設想的新詞匯，其實質內(nei) 容是梁漱溟圍繞鄉(xiang) 村精神安頓問題提出的儒家教化之道。

二、“儒家路線”

如何為(wei) 鄉(xiang) 村民眾(zhong) 的精神生活“開出一條路”?梁漱溟曾傾(qing) 心佛教，思想上出入儒佛，如馬儒行就民間精神生活所問：“吾師曩於(yu) 佛法研究極深，不審婦女所信者，亦有精要之點，可助長社會(hui) 之美風乎?”[19]梁漱溟的回答很婉轉：“佛法精義(yi) 似於(yu) 此用不上；吾不能答。”[20]這話很委婉，但聯係《東(dong) 西文化及其哲學》中“佛教是根本不能拉到現世來用”的觀點，[21]以及梁漱溟在山東(dong) 鄉(xiang) 村建設時期聲明“絕不會(hui) 用宗教來行鄉(xiang) 村工作”的理念，[22]可知“佛法精義(yi) 似於(yu) 此用不上”一語值得特別注意。梁漱溟曾有“以出家的精神做鄉(xiang) 村工作”的講話，類比和尚出家是被一件生死大事打動心肝的現象，稱自己投身鄉(xiang) 村建設“同樣是被大的問題所牽動，所激發”。[23]雖然梁漱溟曾研究佛法，自身資取於(yu) “出家的精神”，但鄉(xiang) 村建設中他所麵對的大問題是中國社會(hui) 民眾(zhong) 的問題，有別於(yu) 個(ge) 體(ti) 超脫生死之類。

在鄉(xiang) 村建設實踐中，梁漱溟主張采用儒家教化之道來解決(jue) 鄉(xiang) 村民眾(zhong) 的精神不安問題，倡導走“儒家路線”。“我不能講宗教在中國無用；也許可說有用。但大體(ti) 上說，中國在民眾(zhong) 教育者去為(wei) 民眾(zhong) 設想，走宗教的路大概不易”。[24]“所以此刻之中國社會(hui) ，恐怕很難走上宗教的路。因中國在過去很久就沒有宗教，現在假定說需要宗教亦很難得成功。宗教既不成功，我們(men) 走什麽(me) 路呢?……儒家不是宗教，可是他具有與(yu) 宗教差不多相等的作用。中國此刻殆必須走此路；不過此路很難走，比走宗教的路難”。[25]從(cong) 思想傾(qing) 向上看，梁漱溟不認同康有為(wei) 的孔教宗教論及其實踐，他特別提出“周孔教化”思想，認為(wei) 儒家教化之道不是宗教，卻具有宗教般安慰勖勉人生的作用。[26]因為(wei) 儒家教化之道具有近似宗教般的安身立命作用，所以，在不主張走宗教的路之後，梁漱溟主張走“儒家路線”解決(jue) 鄉(xiang) 村人精神上“沒有出路”的問題。“我再三地思維，現在實在沒別的路子可走；儒家雖難，還隻有儒家。因此我們(men) 做村學必自鄉(xiang) 約上來做。鄉(xiang) 約便是標準的儒家路線”。[27]

梁漱溟強調鄉(xiang) 約是標準的“儒家路線”，蓋有取於(yu) 鄉(xiang) 約所蘊含的道德精神。艾愷指出：“‘鄉(xiang) 約’最終表達了梁漱溟關(guan) 於(yu) 在小團體(ti) 中進行道德更新這一基本思想。”[28]鄉(xiang) 約的四大項，即德業(ye) 相勸、過失相規、禮俗相交、患難相恤，發揮了中國人所看重的“人生向上”和“倫(lun) 理情誼”兩(liang) 點精神。德業(ye) 相勸與(yu) 過失相規體(ti) 現了“人生向上”的精神，禮俗相交與(yu) 患難相恤體(ti) 現了彼此照顧、彼此幫助的“倫(lun) 理情誼”。“所以鄉(xiang) 約無非是人生向上與(yu) 倫(lun) 理情誼的表見，完全是開明的、現實的”。[29]梁漱溟強調鄉(xiang) 約精神具有開明、通達、現實等優(you) 點，注重鄉(xiang) 約的道德感化作用，明顯有針對鄉(xiang) 村社會(hui) 的各種教門活動的意味。他承認鄉(xiang) 約所體(ti) 現的開明、通達等道德精神，確實不如神秘的東(dong) 西吸引人。“鄉(xiang) 約這條路，不容易像宗教容易走上；可是宗教雖然容易走上去，但亦容易下來。而鄉(xiang) 約這條路，除非走不上；走上就沒有錯”。[30]就謀劃鄉(xiang) 約建設的步驟而言，梁漱溟認為(wei) 應循序漸進，首先與(yu) 鄉(xiang) 村人討論鄉(xiang) 約建設一事，讓人們(men) 了解鄉(xiang) 約的道德精神；其次再慢慢醞釀，對傳(chuan) 統的鄉(xiang) 約進行繼承並調整，並提議創立鄉(xiang) 約。在梁漱溟看來，走鄉(xiang) 約之路，其實就是走儒家聖賢開辟的道路，他稱：“古時的聖賢這樣的做法，我們(men) 可以不可以也仿做一下?”[31]

梁漱溟主張發揮鄉(xiang) 約的道德感化作用，屬於(yu) 從(cong) 鄉(xiang) 村民眾(zhong) 內(nei) 部解決(jue) 精神安頓問題的措施，但並不是梁漱溟“儒家路線”的全部。梁漱溟認為(wei) ，鄉(xiang) 村建設者不僅(jin) 要有深心大願，注重自身精神的修養(yang) 和提高，還要發揮精神引領作用，重視講學的作用。顧紅亮指出：“講學問題對於(yu) 梁漱溟來說，不單純是一個(ge) 教育學的問題，它既是一個(ge) 精神生活世界如何建設的問題，又是一個(ge) 禮俗世界如何建設的問題。”[32]具體(ti) 到山東(dong) 鄉(xiang) 村建設而言，梁漱溟稱：“因為(wei) 在鄉(xiang) 農(nong) 學校裏邊有精神陶煉的課程；安排此一課程的目的，就在救濟鄉(xiang) 村精神的破產(chan) ，讓鄉(xiang) 下人活起來。”[33]梁漱溟重視鄉(xiang) 村民眾(zhong) 的精神困頓、精神衰敝問題，所以他特別注重精神陶煉課程，看重精神陶煉對鄉(xiang) 民精神的提振意義(yi) 。精神陶煉課程有三部分，一是合理的人生態度和修養(yang) 方法的指點，二是人生實際問題的指點，三是中國曆史文化的分析。精神陶煉課程雖分為(wei) 三部分，卻具有一貫的精神。梁漱溟希望通過精神陶煉課程，引導鄉(xiang) 村建設者和鄉(xiang) 村人重新認識中國傳(chuan) 統文化的價(jia) 值，尋回民族精神，而這種民族精神是以孔子學派為(wei) 代表的。“所謂曆史文化的分析，就是指點中國文化的特質(就是民族精神);所謂合理的人生態度，是講中國古人的人生態度，也還是民族精神；乃至於(yu) 講修養(yang) 的方法，也是源於(yu) 古人，資借於(yu) 民族精神。更明白地說，我們(men) 之所謂中國古人，就指著孔子的這個(ge) 學派，或者說孔子就是代表。在精神陶煉裏大概要講許多古人的道理，要在古人所創造的學問中有所探求，來幫助我們(men) 今天的生活”。[34]這意味著梁漱溟借助孔子一派的道理和精神，來紓解鄉(xiang) 村社會(hui) 的精神消沉問題。這種思路有其時代背景，近代中國的文化轉變與(yu) 社會(hui) 劇變導致了鄉(xiang) 村價(jia) 值信念的破壞。梁漱溟在山東(dong) 鄉(xiang) 村建設中重振以孔子為(wei) 代表的民族精神來回應鄉(xiang) 村民眾(zhong) 的精神生活問題，是基於(yu) 民族精神延續性的抉擇。在梁漱溟看來，世界其他民族如丹麥的民眾(zhong) 教育注重複活丹麥精神，印度甘地從(cong) 傳(chuan) 統中激發古印度的精神，與(yu) 自身訴諸儒家之道回應社會(hui) 問題的思路有相應之處。

三、禮樂(le) 與(yu) 理性

就梁漱溟的“儒家路線”而言，精神陶煉課程從(cong) 形式上看側(ce) 重於(yu) “講道理”，而鄉(xiang) 約建設側(ce) 重於(yu) 涵養(yang) 人與(yu) 人之間的相與(yu) 之情，二者對於(yu) 解決(jue) 鄉(xiang) 村社會(hui) 的精神安頓問題皆有助益，但不夠全麵。在梁漱溟的社會(hui) 理想中，禮樂(le) 占據至關(guan) 重要的位置。“我覺得中國之複興(xing) ，必有待於(yu) 禮樂(le) 之複興(xing) 。依我理想的社會(hui) 組織，其中若沒有禮樂(le) ，必至成為(wei) 死的東(dong) 西”。[35]針對鄉(xiang) 村精神安頓問題，梁漱溟著力發揮了禮樂(le) 在安頓人心、維係團體(ti) 生活方麵的意義(yi) 。

梁漱溟認為(wei) ，人的精神生活無法回避某些“超現實”的方麵，解決(jue) 鄉(xiang) 村精神安頓問題需注意“超現實”的措施，或曰“擴大現實”的措施。而梁漱溟所謂“擴大現實”的措施主要涉及兩(liang) 種：一是傳(chuan) 統的祭祖之禮，一是梁漱溟新設想的紀念民族祖先之禮。祭祖之禮有“將眼前狹窄的世界擴大”的意義(yi) ，在中國傳(chuan) 統社會(hui) 影響深廣。“比如中國原來敬重祖先、紀念祖先，同時很盼望後代子孫，將眼前狹窄的世界擴大起來，這就是一種擴大現實”。[36]梁漱溟重視祭祖傳(chuan) 統及其意義(yi) ，並由此出發，提出紀念民族祖先的禮儀(yi) 設想。“我們(men) 可以由此處更擴大一點，將紀念一家一姓的祖先，擴大到紀念民族的祖先”。[37]近代中國的民族危機不斷加劇，禮拜民族祖先是時代局勢使然，反映出梁漱溟的時代關(guan) 懷和民族情感。他稱：“從(cong) 前因為(wei) 和外國民族不接觸，所以民族意識不強，而你一家我一姓就分別得清楚。現在到了民族生命危急存亡的大關(guan) 頭，所以就要紀念民族的祖先。”[38]梁漱溟堅信禮凝聚人心、維係團體(ti) 生活的作用巨大，他特別重視祭祀民族祖先的禮儀(yi) 建設。在他看來，禮拜民族祖先屬於(yu) “擴大現實”的舉(ju) 措，“在我們(men) 也不能給鄉(xiang) 下人以一種迷信，而是要‘擴大現實’”。[39]

梁漱溟極為(wei) 重視禮拜民族祖先的禮儀(yi) 建設。對於(yu) 紀念民族祖先之禮，梁漱溟就具體(ti) 的禮拜設想雲(yun) ：“我們(men) 恐怕得在村學中設一牌位，將古時的聖賢——堯、舜、禹、湯、文、武、周公、孔子——我們(men) 民族祖先的代表的名字寫(xie) 在牌位上麵，也許隻渾寫(xie) 一個(ge) ‘民族祖先’在上麵都可。這個(ge) 牌位如果因村學地方窄狹，沒法如在廟堂中一樣地安放，也無妨於(yu) 禮拜時請他出來，不禮拜時仍收起去。這個(ge) 禮拜不可天天有，一個(ge) 禮拜一次也好，十天一次也好，天天有就太頻繁，頻繁就不好。在鄉(xiang) 約上本有幾日要聚會(hui) 一次行禮的事。大家聚會(hui) 時少者為(wei) 長者行禮，長者率少者向孔子行禮；總之大家在一起聚會(hui) 時必要禮拜。”[40]分疏而言，梁漱溟所謂“村學”指鄉(xiang) 村建設中的鄉(xiang) 村組織，不是一般意義(yi) 上的教育機構。鄉(xiang) 村設置祭拜民族祖先之禮，其禮以拜聖賢為(wei) 中心，以長者領銜，普通鄉(xiang) 村民眾(zhong) 依禮而行。禮拜牌位的設置既可具體(ti) 寫(xie) 周公、孔子等聖賢之名，亦可隻寫(xie) 個(ge) “民族祖先”。禮拜次數因具體(ti) 情況而定，但不能過於(yu) 頻繁，顯得形式化而有失敬意。禮拜場所亦因地製宜，無須專(zhuan) 設廟宇等場所。從(cong) 禮儀(yi) 規範性角度看，梁漱溟的禮儀(yi) 設想不夠具體(ti) ，規範性不強。這與(yu) 他秉持禮本於(yu) 人情的儒家思想相關(guan) 。他認為(wei) 禮本於(yu) 人情，有內(nei) 外之分，人情的表達依賴於(yu) 外在的儀(yi) 式，但人情重於(yu) 外在的儀(yi) 式。所以他的禮儀(yi) 設想多是基於(yu) 具體(ti) 人情的設想，對於(yu) 禮拜牌位、禮拜次數、禮拜場所等外在形式並無嚴(yan) 格的規定。他更強調禮拜對於(yu) 人的精神感召意義(yi) 。“禮拜之為(wei) 物是於(yu) 人的生命精神有很好的影響的，因為(wei) 禮拜時自然地先有一個(ge) ‘謙卑’的意思。此處最能看通；當我們(men) 自己謙卑的時候，正是我們(men) 的精神擴大的時候，絕對不是縮小”。[41]“在禮拜時你的現實擴大，你會(hui) 馬上想起往古祖先的光明磊落的偉(wei) 大精神，而我們(men) 民族現在是如此的沒麵子，這時自然地從(cong) 心之深處發生出來‘敬’意”。[42]據此，梁漱溟將禮拜民族祖先、感化民眾(zhong) 精神與(yu) 關(guan) 切民族現狀三者關(guan) 聯了起來，借此表達禮拜民族祖先的豐(feng) 富意義(yi) 。

梁漱溟認識到“信仰與(yu) 社會(hui) 結構的關(guan) 係很大”。[43]他指出，團體(ti) 組織生活的培養(yang) 需要團聚人群的精神，人群相聚不可無禮，無禮則亂(luan) 。禮拜民族祖先，以民族祖先為(wei) 精神中心，乃是凝聚眾(zhong) 人、維係人心之道，是培養(yang) 團體(ti) 組織生活的重要方式。“我們(men) 如果要想培養(yang) 起來一個(ge) 團體(ti) 組織的話，必先把他的精神給團聚在一起，要想把精神團聚在一起，非樹立一個(ge) 中心地址不可。沒有中心地址，就談不到組織團體(ti) ；有中心地址然後大家才可常常相會(hui) 。但大家在一起相聚必須有禮。人多則禮不可少，無禮則亂(luan) ”。[44]“在以前隻拜孔子，在現在我們(men) 拜民族祖先，非得禮拜彎下腰去，此謙敬之意透不出來。此謙敬之意透出來，一麵可以說是精神向下沉，一麵可以說是精神向上擴大。然後個(ge) 人生命才有力氣，社會(hui) 相與(yu) 之情才通達而不亂(luan) 。所以為(wei) 眾(zhong) 人聚會(hui) 之道，而能維係眾(zhong) 人心靈，必從(cong) 禮；而在禮之中又必有其精神中心”。[45]據此，禮拜民族祖先之禮儀(yi) 活動不僅(jin) 具有感召個(ge) 體(ti) 精神的作用，還具有擴大人人相與(yu) 之情的作用，後者對於(yu) 促進團體(ti) 組織生活大有裨益。結合山東(dong) 鄉(xiang) 村建設實際而言，鄒平鄉(xiang) 村工作者多有禮樂(le) 實踐，亦開展禮拜民族祖先之活動，以期提振鄉(xiang) 村民眾(zhong) 之精神狀態，促進團體(ti) 組織生活之培養(yang) 。

禮儀(yi) 之外，梁漱溟亦重視樂(le) 。在鄉(xiang) 村建設實踐中，梁漱溟重視樂(le) 不是基於(yu) 藝術審美方麵的考慮，而是看重音樂(le) 具有轉變人心、激勵人格的教化作用。“我對於(yu) 音樂(le) 曆來是看得很重的，因為(wei) 它可以變化人的心理，激勵人的人格”。[46]音樂(le) 的教化作用，恰可以使得中國農(nong) 民擺脫精神上的消沉。“怎樣使農(nong) 民大眾(zhong) 活潑起來，增加他們(men) 的生命力，不致如此消沉、沒落?我以為(wei) ，需要戲劇。所謂需要戲劇，也不一定是要我們(men) 唱給他聽，最好是他們(men) 自己唱。我們(men) 製作一種簡單的、經濟的戲劇，教他們(men) 自己唱，漸漸的使農(nong) 民都開始唱開了他們(men) 的戲，農(nong) 民的心理活潑健康起來，社會(hui) 一定可起大的變化，中國前途才有向上的希望”。[47]梁漱溟談論的戲劇範圍較廣，亦涉及音樂(le) 、詩歌等。他認為(wei) ，詩歌、音樂(le) 正是農(nong) 民精神生活所需要的，對於(yu) 化解民眾(zhong) 精神消沉大有裨益。“現在中國的農(nong) 民也極度需要適合於(yu) 他們(men) 的音樂(le) 與(yu) 詩歌，也就是極需要有適合他們(men) 的戲教他們(men) 唱。如果沒有這種詩歌、音樂(le) 或是戲劇到農(nong) 間去，農(nong) 民的生活還是這樣消沉、雜碎，怕非到死亡自誤不可。農(nong) 民自誤，則等於(yu) 整個(ge) 中華民族自誤。要想挽救中國的農(nong) 民，挽救中國社會(hui) 的厄運，非把能適合於(yu) 農(nong) 民環境情緒的音樂(le) 、詩歌、戲劇傳(chuan) 布到民間去不可”。[48]梁漱溟論鄉(xiang) 農(nong) 學校雲(yun) ：“如音樂(le) 唱歌，亦是各校一律宜用的。”[49]事實上，山東(dong) 鄉(xiang) 村建設實踐中確實把很多通俗的詩歌、音樂(le) 傳(chuan) 播到鄉(xiang) 村工作人員與(yu) 普通民眾(zhong) 中去。

就鄉(xiang) 村建設的整體(ti) 實踐而言，在謀劃鄉(xiang) 約建設、開設精神陶煉課程、設置禮樂(le) 教化之外，梁漱溟還強調尋找一個(ge) “貫串”性的價(jia) 值觀念，以便鄉(xiang) 村民眾(zhong) 在價(jia) 值層麵獲得一定程度的滋養(yang) 和引領。“要想用一個(ge) 精神來貫串，最好用極簡單的幾個(ge) 字——或一個(ge) 觀念，讓他能夠反複地咀嚼，越咀嚼越覺得有味，越磨越發光”。[50]梁漱溟指出，這種價(jia) 值觀念首先要有“貫串”性，能夠統攝繁雜的其他事項；其次是適應農(nong) 民心理，具有通俗化。當時參與(yu) 鄉(xiang) 村建設的武紹文在引發農(nong) 民精神時提出“孝義(yi) ”的價(jia) 值觀念。梁漱溟不甚認同“孝義(yi) ”的統攝性意義(yi) ，他認為(wei) 單提“孝義(yi) ”有武紹文自身的道理，但別人不必同樣用這兩(liang) 個(ge) 字。“在我心中比較親(qin) 切而能貫串一切道理者即為(wei) ‘理性’。‘理性’的觀念在我心中最親(qin) 切通達；不過這兩(liang) 字能否為(wei) 鄉(xiang) 下人去說，倒很是問題”。[51]“理性”在梁漱溟那裏指儒家道德理性，是梁氏對孔子之仁、孟子之仁義(yi) 等儒家道德精神的承續和發揮。梁漱溟雖然疑心“理性”觀念是否通俗易懂；但他強調這一觀念的統攝性。梁漱溟之所以強調“理性”的價(jia) 值引領意義(yi) ，與(yu) 他解決(jue) 鄉(xiang) 村精神安頓問題的方案密切相關(guan) 。因為(wei) 梁漱溟倡導鄉(xiang) 村民眾(zhong) 走“儒家路線”，而儒家自孔子以來即強調道德理性精神，儒家教化之道包括禮樂(le) 教化是為(wei) 了啟發“理性”，所以，“理性”是具有根本性的價(jia) 值觀念。道德理性的價(jia) 值觀念雖然為(wei) 梁漱溟所推崇，但這種觀念在鄉(xiang) 村社會(hui) 的通俗化方麵頗有疑問，取而代之的是，山東(dong) 鄒平鄉(xiang) 學村學以“大家齊心學好，向上求進步”為(wei) 號召。[52]應該講，簡易化的口號背後體(ti) 現著梁漱溟的道德教化理想。

四、梁漱溟“儒家路線”的獨特意義(yi)

在山東(dong) 鄉(xiang) 村建設中，梁漱溟認為(wei) 鄉(xiang) 村民眾(zhong) 的精神出路在於(yu) 走“儒家路線”，此種麵向鄉(xiang) 村社會(hui) 的儒家教化之道堅持了儒學道德理想主義(yi) 的核心立場，同時具有鮮明的包容性。這體(ti) 現在梁漱溟對於(yu) 鄉(xiang) 村社會(hui) 既有“迷信”問題的態度。他認為(wei) ：“蓋迷信原於(yu) 知識不夠，理智未條達，為(wei) 整個(ge) 文化簡陋中，不得不然之一種征候。”[53]因經濟文化水平發展有限，鄉(xiang) 村社會(hui) 的“迷信”行為(wei) 有“不得不然”之處，梁漱溟對此提出了溫和的改除之道。一是發展經濟，促進民眾(zhong) 知識文化水平不斷提高，自然會(hui) 減少迷信行為(wei) 。二是積極提倡而不消極破壞。積極提倡即提倡儒家教化之道，尤其是禮樂(le) 教化之道，以便解決(jue) 鄉(xiang) 村精神困頓問題。消極破壞是針對不良的社會(hui) 現象而言，此處頗能印證梁氏“儒家路線”的包容性。梁漱溟雲(yun) ：“一般庸人以毀廟打像，法律禁止的手段行之，實笨謬可憐，有損無益，吾心所最傷(shang) 之哀之者。迷信實非打所能倒，非破所能除；而粗暴的舉(ju) 動則予鄉(xiang) 間人心理上以很大之創傷(shang) 也。”[54]梁漱溟反對“毀廟打像”等破壞行為(wei) ，有鑒於(yu) 此種“粗暴的舉(ju) 動”不僅(jin) 無法顧及鄉(xiang) 村民眾(zhong) 的信仰需求，還會(hui) 造成民眾(zhong) 心理的創傷(shang) 。由此可見，梁漱溟提倡走“儒家路線”解決(jue) 鄉(xiang) 村人的精神苦悶及精神衰敝問題，具有很強的包容性，並不排斥其他鄉(xiang) 村習(xi) 俗和信仰。在山東(dong) 鄒平參加鄉(xiang) 村建設的田慕周稱：“宗教方麵，當時鄒平有基督教、佛教、黃山廟會(hui) 等，我們(men) 都未幹涉。”[55]事實上，山東(dong) 鄉(xiang) 村工作人員與(yu) 鄒平基督教人士在自然災害救助方麵常采取一致的救災行動，梁漱溟及其追隨者探索著獨特的信仰包容之道。

梁漱溟在山東(dong) 鄉(xiang) 村建設中研判鄉(xiang) 村民眾(zhong) 的精神生活問題，既注重以儒家之道豐(feng) 富鄉(xiang) 村社會(hui) 的精神生活，又警惕不良措施對於(yu) 鄉(xiang) 村人心理的傷(shang) 害，在20世紀鄉(xiang) 村建設運動中是比較特別的。從(cong) 近代中國的鄉(xiang) 村建設運動看，鄉(xiang) 村工作人員普遍注意到鄉(xiang) 村信仰風俗中的不良現象及其危害性，在鄉(xiang) 村采取了一些改進措施。江蘇省立教育學院主導的無錫實驗區，尤其是黃巷實驗區的措施較有代表性。據學者研究，黃巷實驗區的措施大致可以歸納為(wei) 四項：其一，進行改除迷信的宣傳(chuan) ；其二，順著村民的相關(guan) 活動，普及科學常識；其三，推行相關(guan) 的改革措施，如改增福庵為(wei) 黃巷小學；其四，引進積極的方法，如引進現代醫學手段應對鄉(xiang) 村的職業(ye) 女巫。[56]黃巷實驗區的改進措施循序漸進，可操作性強，較為(wei) 重視現代科學知識的普及與(yu) 宣傳(chuan) ，重視啟發民眾(zhong) 的理智。黃巷實驗區這些理智化的實用性的措施雖有成效，然而似乎“一上來就隻看見表麵上的實用技術，沒有看到根本處”，[57]對於(yu) 梁漱溟所洞察到的鄉(xiang) 村民眾(zhong) 精神上的“出路”問題措意不夠。事實上，推廣現代科學技術與(yu) 民眾(zhong) 精神安頓並不完全屬於(yu) 同一層次的問題。鄉(xiang) 村民眾(zhong) 精神生活中“亂(luan) 找出路”乃至“沒有出路”的問題，恰是梁漱溟“儒家方案”的核心關(guan) 切所在，此正是梁漱溟山東(dong) 鄉(xiang) 村建設有別於(yu) 江蘇無錫、河北定縣等民眾(zhong) 教育的顯著特點。

就麵向鄉(xiang) 村精神安頓問題而倡導“儒家路線”而言，梁漱溟尤其重視儒家禮樂(le) 在安頓人心、凝聚社群方麵的教化作用。吳飛分析梁漱溟的新禮俗時指出，梁漱溟從(cong) 禮俗角度理解社會(hui) 突顯了現代社會(hui) 的一個(ge) 基本功能，即“完成政治無法完成的提升靈魂的幸福的任務。即使主張打破舊禮俗的人們(men) ，也往往預設，未來整頓中國人心的，應該是某種形式的‘禮’”。[58]在山東(dong) 鄉(xiang) 村建設實踐中，梁漱溟認為(wei) 鄉(xiang) 村社會(hui) 的“拜金”“拜神”等現象與(yu) 鄉(xiang) 村民眾(zhong) 精神之空虛困頓密切相關(guan) 。由此，梁漱溟不僅(jin) 通過禮樂(le) 教化實踐來紓解鄉(xiang) 村社會(hui) 的精神困頓問題；他還嚐試從(cong) 傳(chuan) 統祭祀祖先擴展至禮拜民族祖先，由祭祀一家一姓之祖先擴展至祭祀中華民族的祖先，這意味著對傳(chuan) 統禮樂(le) 的繼承和轉化，表現出濃厚的時代關(guan) 懷。民族主義(yi) 是近代興(xing) 起的思想潮流，近代以來的中國危機激發了民族意識的覺醒。如何塑造廣大民眾(zhong) 的民族意識，成為(wei) 重要的時代課題。梁漱溟在鄉(xiang) 村建設中重視祭祀民族祖先的禮儀(yi) 建設，其現實關(guan) 切是紓解鄉(xiang) 村民眾(zhong) 的精神安頓問題，其深遠意義(yi) 在於(yu) 通過禮儀(yi) 建設培養(yang) 普通民眾(zhong) 的民族意識。

概言之，近代中國的鄉(xiang) 村信仰世界變動劇烈，梁漱溟是鄉(xiang) 村信仰變遷問題的儒家回應者，而非民間信仰的專(zhuan) 業(ye) 研究者。梁漱溟從(cong) 近代以來中國文化轉變考察鄉(xiang) 村信仰風俗的破壞，揭示了上層中國文化轉變對於(yu) 鄉(xiang) 村信仰風俗的深刻影響，實有洞見。麵對鄉(xiang) 村社會(hui) 的精神安頓問題，梁漱溟在山東(dong) 鄉(xiang) 村建設中給出了獨特的方案，即倡導鄉(xiang) 村民眾(zhong) 走“儒家路線”，這實際上激活了儒家教化之道在安頓人心、凝聚人群方麵的功能。梁漱溟儒家教化之道的具體(ti) 措施，諸如謀劃鄉(xiang) 約建設、注重精神陶煉、推行禮樂(le) 設施等，既延續了傳(chuan) 統儒家的道德理想主義(yi) 精神，又融合了近代民族意識和團體(ti) 組織理念，使得山東(dong) 鄉(xiang) 村建設呈現出可貴的獨特性和包容性，在近代中國鄉(xiang) 村建設運動中具有重要的地位和特殊的意義(yi) 。

五、餘(yu) 論

眾(zhong) 所周知，梁漱溟是問題中人，而非學問中人。這對於(yu) 理解梁漱溟鄉(xiang) 村建設中提倡的“儒家路線”至為(wei) 關(guan) 鍵。本文以梁漱溟鄉(xiang) 村建設中麵臨(lin) 的問題為(wei) 線索，詳細分疏了梁漱溟對鄉(xiang) 村精神安頓問題的真知灼見，進而係統解讀了他回應鄉(xiang) 村精神安頓問題時提出的“儒家路線”。就鄉(xiang) 村精神安頓問題而言，梁漱溟既重視中國鄉(xiang) 村社會(hui) 實際存在的精神空虛、精神“出路”問題，又留意西方近代以來信仰衰微、精神不安的現象。就鄉(xiang) 村精神文明建設而言，梁漱溟在生活實踐與(yu) 思想文化交互的視野中關(guan) 照近代以來中國鄉(xiang) 村的信仰風俗問題，並最終落實到運用儒家思想資源來回應鄉(xiang) 村民眾(zhong) 的精神安頓問題。

在鄉(xiang) 村建設實踐中，梁漱溟極為(wei) 重視鄉(xiang) 村社會(hui) 的精神安頓問題，但鄉(xiang) 村民眾(zhong) 對於(yu) 物質文明的感觸更深。這裏即涉及梁漱溟“儒家路線”過於(yu) 理想化的爭(zheng) 議。據艾愷雲(yun) ：“可是一般來說，給老百姓最深刻的印象，並不是梁先生複蘇中國文化等工作，最深刻的反而是物質的好處……我問他們(men) 梁先生其他方麵的建設，就是精神建設方麵有沒有印象?他們(men) 會(hui) 說當然有，也都讚美說很好。不過就我所了解，留下來最深刻的印象還是那些科技方麵的東(dong) 西。”[59]依據梁漱溟對於(yu) 物質生活、社會(hui) 生活與(yu) 精神生活的分類，鄉(xiang) 村社會(hui) 的經濟情況決(jue) 定了鄉(xiang) 村民眾(zhong) 更關(guan) 注物質生活。在山東(dong) 鄉(xiang) 村建設中，梁漱溟亦注重解決(jue) 鄉(xiang) 村社會(hui) “經濟破產(chan) ”的問題，但他不忽視鄉(xiang) 村民眾(zhong) 的精神需求問題，並積極推進鄉(xiang) 村社會(hui) 的精神文明建設。換言之，重視鄉(xiang) 村精神文明建設屬於(yu) 梁漱溟鄉(xiang) 村建設的深謀遠慮之處。如果僅(jin) 著眼於(yu) 鄉(xiang) 村物質生活改善、科學技術下鄉(xiang) ，那麽(me) ，這種鄉(xiang) 村建設是否能涵蓋鄉(xiang) 村生活的全部內(nei) 容呢?在這個(ge) 意義(yi) 上，梁漱溟援引儒家教化之道回應鄉(xiang) 村社會(hui) 的精神安頓問題，盡管未必完全合乎鄉(xiang) 村民眾(zhong) 的現實需要，盡管可能麵臨(lin) 過於(yu) 理想化的指責，但確實涉及鄉(xiang) 村建設的深層次問題，具有深遠意義(yi) 。鄉(xiang) 村生活不隻是物質生活、社會(hui) 生活，還牽涉精神層麵的信仰風俗問題。梁漱溟在鄉(xiang) 村建設中關(guan) 照鄉(xiang) 村民眾(zhong) 的“精神破產(chan) ”問題，正有見於(yu) 鄉(xiang) 村民眾(zhong) 精神安頓問題的必要性和緊迫性，其思想的洞見性是極為(wei) 深遠的。事實上，時至今日，新時代中國亦不能不正視鄉(xiang) 村民眾(zhong) 的精神安頓和信仰狀況，當代的鄉(xiang) 村振興(xing) 戰略十分重視鄉(xiang) 村精神文明建設。

如果說梁漱溟對鄉(xiang) 村精神安頓問題的洞見具有深遠意義(yi) ，那麽(me) ，他麵對該問題提出的“儒家路線”則富有啟發性的理論價(jia) 值。因為(wei) 梁漱溟的“儒家路線”意味著儒學在現代可以發揮某種宗教性的社會(hui) 功能，儒家教化之道在人安身立命方麵實有極大的潛能。在信仰衰微的時代，麵對鄉(xiang) 村民眾(zhong) 的精神安頓問題，梁漱溟的“儒家路線”激活了儒家教化之道在安頓人心、凝聚人群方麵的獨特功能。在梁漱溟看來，彼時鄉(xiang) 村社會(hui) 盛行的“拜金與(yu) 拜神”現象其實是民眾(zhong) 精神困頓、精神空虛的表征。針對鄉(xiang) 村精神安頓問題，梁漱溟在鄉(xiang) 村建設中透過鄉(xiang) 約建設、精神陶煉、禮樂(le) 教化等具體(ti) 實踐形式，旨在為(wei) 鄉(xiang) 村民眾(zhong) 的精神生活提供價(jia) 值引領和心靈安頓。梁漱溟這種麵向社會(hui) 問題的儒學思想方式，也即他基於(yu) 鄉(xiang) 村精神安頓問題而開顯儒家安頓人心的教化功能，在實踐和思想兩(liang) 方麵彰顯了儒學可以發揮某種宗教性的社會(hui) 功能。這一點構成了儒學現代轉化的重要方向，與(yu) 當代學人有關(guan) 儒學未來發展問題的認識和實踐有一致之處。如李澤厚在論析現代新儒家時讚許梁漱溟“以所謂‘似宗教非宗教，非藝術亦藝術’作為(wei) 儒學的人生態度和極高境界”“有其描述的準確性”。[60]李澤厚結合儒學四期說提出：“對現代儒學的社會(hui) 定位和學術定性，也就更加明確：它在建構宗教性道德方麵可做重要貢獻，但不可能依據它來‘開出’現代的民主政治。也就是說，它可以有某種宗教性的社會(hui) 功能，但不可能有現代的經濟、政治功能。”[61]李景林探討儒家教化方式與(yu) 當代中國信仰重建時提出：“所以中國當代信仰的重建，我想是兩(liang) 麵，一麵是社會(hui) 生活這一套信仰禮儀(yi) 係統的重建，另一方麵是接續傳(chuan) 統的與(yu) 之相切合的思想理論的重建……儒家這一套教化的方式，對於(yu) 當代中國信仰的建構，非常有啟發意義(yi) 。”[62]當代鄉(xiang) 村儒學的倡導者如顏炳罡、趙法生等學者頗為(wei) 重視梁漱溟的鄉(xiang) 村建設經驗，注重儒家教化之道在鄉(xiang) 村民眾(zhong) 信仰重建中的積極作用。趙法生總結十多年的鄉(xiang) 村社區儒學實驗時認為(wei) ：“鄉(xiang) 村社區儒學講堂的教化活動，證明現代儒學可以完成教化的場所再造、主體(ti) 再造、內(nei) 涵再造和教學方法再造，重建儒家與(yu) 生活世界的聯係，使儒學再度成為(wei) 普通人的安身立命之地。”[63]顏炳罡結合十餘(yu) 年鄉(xiang) 村儒學實踐指出，鄉(xiang) 村儒學旨在實現儒學的現代轉化，具體(ti) 目標之一即“實現儒學由倫(lun) 理道德規範向民眾(zhong) 信仰的轉化。長期以來，人們(men) 一直認為(wei) 儒學就是倫(lun) 理道德規範，不是精神信仰，更無法安頓人的終極生活。我們(men) 認為(wei) ，這是對儒學的最大誤解。儒學是一種信仰，而且是一種高級信仰，一種人文信仰……鄉(xiang) 村儒學旨在守住鄉(xiang) 村文化的沃土，重建鄉(xiang) 民的信仰係統”。[64]從(cong) 梁漱溟的“儒家路線”到當代學人的儒學論述及實踐，儒學的現代轉化之路有遙相呼應、一脈相續之處，儒家教化之道在人安身立命方麵的潛能值得高度重視和深度發掘，以期為(wei) 鄉(xiang) 村信仰重塑乃至當代中國信仰建構提供思想資源。

注釋
(1)梁漱溟：《鄉村建設理論》，中國文化書院學術委員會編：《梁漱溟全集》第2卷，濟南：山東人民出版社，2005年，第149頁。
(2)梁漱溟：《鄉農學校的辦法及其意義》，中國文化書院學術委員會編：《梁漱溟全集》第5卷，第349頁。
(3)梁漱溟：《鄉農學校的辦法及其意義》，中國文化書院學術委員會編：《梁漱溟全集》第5卷，第349—350頁。
(4)鄭大華：《梁漱溟與胡適——文化保守主義與西化思潮的比較》，北京：中華書局，1994年，第462頁。
(5)顧紅亮：《儒家生活世界》，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8年，第31頁。
(6)梁漱溟：《馬儒行君來書》，中國文化書院學術委員會編：《梁漱溟全集》第5卷，第178頁。
(7)梁漱溟：《馬儒行君來書》，中國文化書院學術委員會編：《梁漱溟全集》第5卷，第187頁。
(8)梁漱溟：《馬儒行君來書》，中國文化書院學術委員會編：《梁漱溟全集》第5卷，第187頁。
(9)梁漱溟：《答馬儒行君來書》，中國文化書院學術委員會編：《梁漱溟全集》第5卷，第176頁。
(10)梁漱溟：《村學的做法》，中國文化書院學術委員會編：《梁漱溟全集》第5卷，第725頁。
(11)梁漱溟：《鄉村工作人員修養法》，中國文化書院學術委員會編：《梁漱溟全集》第5卷，第808頁。
(12)梁漱溟：《答鄉村建設批判》，中國文化書院學術委員會編：《梁漱溟全集》第2卷，第658頁。
(13)梁漱溟：《鄉村工作人員修養法》，中國文化書院學術委員會編：《梁漱溟全集》第5卷，第808頁。
(14)梁漱溟：《鄉農學校的辦法及其意義》，中國文化書院學術委員會編：《梁漱溟全集》第5卷，第349頁。
(15)梁漱溟：《精神陶煉要旨》，中國文化書院學術委員會編：《梁漱溟全集》第5卷，第499—500頁。
(16)梁漱溟：《朝話》，中國文化書院學術委員會編：《梁漱溟全集》第2卷，第139頁。
(17)梁漱溟：《村學的做法》，中國文化書院學術委員會編：《梁漱溟全集》第5卷，第726頁。
(18)梁漱溟：《民眾工作者應做的兩件根本工夫》，《民眾教育月刊》1936年第3期。
(19)梁漱溟：《馬儒行君來書》，中國文化書院學術委員會編：《梁漱溟全集》第5卷，第187頁。
(20)梁漱溟：《答馬儒行君來書》，中國文化書院學術委員會編：《梁漱溟全集》第5卷，第177頁。
(21)梁漱溟：《東西文化及其哲學》，中國文化書院學術委員會編：《梁漱溟全集》第1卷，第537頁。
(22)梁漱溟：《村學的做法》，中國文化書院學術委員會編：《梁漱溟全集》第5卷，第727頁。
(23)梁漱溟：《以出家的精神做鄉村工作》，中國文化書院學術委員會編：《梁漱溟全集》第5卷，第425頁。
(24)梁漱溟：《鄉村工作人員修養法》，中國文化書院學術委員會編：《梁漱溟全集》第5卷，第806頁。
(25)梁漱溟：《村學的做法》，中國文化書院學術委員會編：《梁漱溟全集》第5卷，第727頁。
(26)孫忠厚：《論梁漱溟“周孔教化”觀的思想脈絡》，見陳鋒主編：《人文論叢》2025年第1輯，武漢：武漢大學出版社，2025年，第211—221頁。
(27)梁漱溟：《村學的做法》，中國文化書院學術委員會編：《梁漱溟全集》第5卷，第728頁。
(28)艾愷：《最後的儒家——梁漱溟與中國現代化的兩難》，王宗昱、冀建中譯，南京：江蘇人民出版社，2003年，第149頁。
(29)梁漱溟：《村學的做法》，中國文化書院學術委員會編：《梁漱溟全集》第5卷，第729頁。
(30)梁漱溟：《村學的做法》，中國文化書院學術委員會編：《梁漱溟全集》第5卷，第729頁。
(31)梁漱溟：《村學的做法》，中國文化書院學術委員會編：《梁漱溟全集》第5卷，第729頁。
(32)顧紅亮：《儒家生活世界》，第105頁。
(33)梁漱溟：《精神陶煉要旨》，中國文化書院學術委員會編：《梁漱溟全集》第5卷，第500頁。
(34)梁漱溟：《精神陶煉要旨》，中國文化書院學術委員會編：《梁漱溟全集》第5卷，第507頁。
(35)梁漱溟：《朝話》，中國文化書院學術委員會編：《梁漱溟全集》第2卷，第122頁。
(36)梁漱溟：《村學的做法》，中國文化書院學術委員會編：《梁漱溟全集》第5卷，第729—730頁。
(37)梁漱溟：《村學的做法》，中國文化書院學術委員會編：《梁漱溟全集》第5卷，第730頁。
(38)梁漱溟：《村學的做法》，中國文化書院學術委員會編：《梁漱溟全集》第5卷，第730頁。
(39)梁漱溟：《村學的做法》，中國文化書院學術委員會編：《梁漱溟全集》第5卷，第729頁。
(40)梁漱溟：《村學的做法》，中國文化書院學術委員會編：《梁漱溟全集》第5卷，第730—731頁。
(41)梁漱溟：《村學的做法》，中國文化書院學術委員會編：《梁漱溟全集》第5卷，第731頁。
(42)梁漱溟：《村學的做法》，中國文化書院學術委員會編：《梁漱溟全集》第5卷，第731—732頁。
(43)梁漱溟：《我在日本參觀後的感想》，中國文化書院學術委員會編：《梁漱溟全集》第5卷，第821頁。
(44)梁漱溟：《村學的做法》，中國文化書院學術委員會編：《梁漱溟全集》第5卷，第734頁。
(45)梁漱溟：《村學的做法》，中國文化書院學術委員會編：《梁漱溟全集》第5卷，第734頁。
(46)梁漱溟：《朝話》，中國文化書院學術委員會編：《梁漱溟全集》第2卷，第122頁。
(47)梁漱溟：《朝話》，中國文化書院學術委員會編：《梁漱溟全集》第2卷，第139頁。
(48)梁漱溟：《朝話》，中國文化書院學術委員會編：《梁漱溟全集》第2卷，第139—140頁。
(49)梁漱溟：《鄉農學校的辦法及其意義》，中國文化書院學術委員會編：《梁漱溟全集》第5卷，第349頁。
(50)梁漱溟：《村學的做法》，中國文化書院學術委員會編：《梁漱溟全集》第5卷，第738頁。
(51)梁漱溟：《村學的做法》，中國文化書院學術委員會編：《梁漱溟全集》第5卷，第741頁。
(52)梁漱溟：《鄉村建設大意》，中國文化書院學術委員會編：《梁漱溟全集》第1卷，第668頁。
(53)梁漱溟：《答馬儒行君來書》，中國文化書院學術委員會編：《梁漱溟全集》第5卷，第176—177頁。
(54)梁漱溟：《答馬儒行君來書》，中國文化書院學術委員會編：《梁漱溟全集》第5卷，第177頁。
(55)山東省政協文史資料委員會、鄒平縣政協文史資料委員會編：《梁漱溟與山東鄉村建設》，濟南：山東人民出版社，1991年，第166—167頁。
(56)鄭大華：《民國鄉村建設運動》，北京：社會科學文獻出版社，2000年，第372—374頁。
(57)梁漱溟：《村學的做法》，中國文化書院學術委員會編：《梁漱溟全集》第5卷，第726頁。
(58)吳飛：《梁漱溟的“新禮俗”——讀梁漱溟的〈鄉村建設理論〉》，《社會學研究》2005年第5期。
(59)張蘭英、艾愷、溫鐵軍：《激進與改良——民國鄉村建設理論實踐的現實啟示》，《開放時代》2014年第3期。
(60)李澤厚：《說儒學四期》，上海：上海譯文出版社，2012 年，第76頁。
(61)李澤厚：《說儒學四期》，第123頁。
(62)李景林：《教化儒學續說》，北京：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2020年，第39頁。
(63)趙法生：《鄉村社區儒學與儒學四期新說》，《清華大學學報》2025年第4期。
(64)顏炳罡：《“鄉村儒學”的由來與鄉村文明重建》，《深圳大學學報》2020年第1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