重建“斯文中國”：20世紀80年代中國思想史的轉向

作者：朱鑫鈺

來源：《孔子研究》2026年第1期

摘要:作為(wei) 20世紀80年代的思想主潮和社會(hui) 改革運動，“新啟蒙”以“現代化”“反傳(chuan) 統”為(wei) 重要特質與(yu) 標識。與(yu) 此立場分殊的“傳(chuan) 統弘揚派”同時登台，亦探索著何以解決(jue) 文化缺失感、何以現代化、如何對待傳(chuan) 統等諸多“五四”以來貫穿時代的理論命題。1984年堪稱一係列弘揚傳(chuan) 統力量走向聚勢整合的時間起點，中國孔子基金會(hui) 的成立為(wei) 各方文化力量的集聚提供了舞台與(yu) 樞紐。以穀牧、匡亞(ya) 明、馮(feng) 友蘭(lan) 、侯外廬為(wei) 代表的關(guan) 鍵人物登場，將《孔子研究》雜誌作為(wei) 理論闡發陣地與(yu) 思想爭(zheng) 鳴園地。他們(men) 不僅(jin) 是傳(chuan) 統文化事業(ye) 的同道中人，也是學術研究和學術共同體(ti) 建設的共同推動者。其所深度參與(yu) 的80年代中國思想史向弘揚傳(chuan) 統文化的轉向，也在一定程度上契合了國家決(jue) 策層的治理邏輯，是彼時學術與(yu) 政治良性互動的生動縮影。

關(guan) 鍵詞:80年代《孔子研究》傳(chuan) 統弘揚派新啟蒙“反傳(chuan) 統”

作者簡介:朱鑫鈺，南京大學曆史學院博士研究生，主要研究方向為(wei) 中國近現代史

20 世紀80年代的思想界可謂氣象萬(wan) 千，其間蘊藏著互相包孕、交織、博弈、對立、影響的若幹思潮，人道主義(yi) 思潮、現代主義(yi) 文學思潮、“尋根”思潮、“文化熱”、“重寫(xie) 文學史”思潮、“純文學”實踐同時存在[1]，吸引著其後的追憶者、緬懷者、想象者不斷與(yu) 之對話。對該年代的“重訪”“重返”“懷念”“遙望”“反思”“重估”“重構”以及“作為(wei) 方法的八十年代”[2]等一係列話語相繼問世。

在既往研究中，判定20世紀80年代為(wei) “新啟蒙”時代的話語占據多數。王學典指出其時的主流思潮與(yu) 主導觀念是“新啟蒙”或“反傳(chuan) 統”。[3]金觀濤、許紀霖、賀桂梅等學者都將之對標“五四”，認為(wei) 此年代是一個(ge) 接續“五四”傳(chuan) 統的“新的文化啟蒙時期”或“中國第二次偉(wei) 大的啟蒙運動”，亦即第二次“五四新啟蒙時期”。[4]蔡翔指出“去政治化運動”、安全問題被暫時擱置、“對1950—1970年代的反思”構成了80年代的宏觀背景。[5]域外有關(guan) 20世紀80年代的研究已在政治、經濟、文化、社會(hui) 等方麵多有開拓，主要聚焦於(yu) 國家轉型、現代化進程、大浪潮與(yu) 小人物、文學思潮等，並取得一定成績。[6]學者從(cong) 不同層麵切入，共同形塑起對這一思潮變遷研究此起彼伏而又相互交織的壯麗(li) 景觀。

一、八十年代的“新啟蒙”與(yu) “反傳(chuan) 統”

改革開放後，經濟改革全麵鋪開，時代轉型邁開步伐，受此鼓動，文化研究明顯升溫。人們(men) 對國家前途和國情狀態的重新思考與(yu) 對未來發展美好前景的熱切期待，推動思想界開展文化反思和新的理論探索，這成為(wei) “文化熱”興(xing) 起的首要動因。[7]一時之間，20世紀80年代出現了接續“五四”時期的思想繁榮景象。

“新啟蒙”被集約為(wei) 80年代的一個(ge) 核心話語與(yu) 關(guan) 鍵詞匯，“西學熱”“現代化”“現代性”成為(wei) “新啟蒙”的代名詞與(yu) 標識，並處於(yu) 燈塔地位。[8]1985年至1986年間，陳平原、錢理群、黃子平陸續在《讀書(shu) 》雜誌之“三人談”專(zhuan) 欄發表評論，間接帶動了有關(guan) “現代性”的討論。[9]李陀曾指出，此時的“作家、詩人、畫家、藝術家”都被“現代化”鼓舞著。[10]1988年，《光明日報》刊登了《學術界》《中國青年論壇》的文章要目，裏麵不乏“現代化”字眼和有關(guan) “啟蒙”的論述。[11]後來在中國香港出版的《八十年代：改變中國的33本書(shu) 》，多次提到“現代化與(yu) 人”“人的新發現”“現代化的幽靈”“自由的啟迪”[12]，彰顯著關(guan) 注現代化的價(jia) 值導向。人們(men) 追尋現代性主要表現為(wei) 將西方業(ye) 已實現的現代化作為(wei) 中國改革的最高規範與(yu) 最終旨歸。不少知識分子在對未來的暢想之餘(yu) 又心生疑慮，中國久已存續的傳(chuan) 統是否會(hui) 阻礙現代化目標的實現？

關(guan) 於(yu) 80年代的思潮究竟是“反傳(chuan) 統”還是“反思傳(chuan) 統”的駁詰仍在持續，但毋庸置疑的是，“傳(chuan) 統”這一概念已成為(wei) “反傳(chuan) 統”思潮所要批駁的主要對象。“文化上的東(dong) 西、古今問題，仿佛是一個(ge) 蹺蹺板：任何一端的分量加重必然會(hui) 引發另一端的上揚與(yu) 反彈。”[13]許紀霖自陳，“反傳(chuan) 統”思潮存在將傳(chuan) 統與(yu) 現代對立起來的理論預設，即“中國的傳(chuan) 統都是負麵的，而凡是西方的，都是現代、都是好的”[14]。這種價(jia) 值褒貶取向與(yu) 二元對立思維密切相關(guan) ，繼而形成了中國與(yu) 西方、傳(chuan) 統與(yu) 現代、本土與(yu) 西化等一係列概念組合。

現代化被推崇為(wei) “中國社會(hui) 變革的最高規範”，與(yu) 之伴隨的是對傳(chuan) 統的批判並進而發展為(wei) “對整個(ge) 中國封建曆史的社會(hui) 結構的批判”[15]。黎澍提出“消滅封建殘餘(yu) 影響是中國現代化的重要條件”[16]等主張，掀起了批判“封建主義(yi) ”的高潮。李澤厚已經意識到年輕人群體(ti) 中存在著“徹底反傳(chuan) 統的現象”[17]。“傳(chuan) 統”“儒家”“儒學”等詞語，充當著“封建”的替身而遭到批判和否定。在“新啟蒙”知識人那裏，“現代”時常處於(yu) “傳(chuan) 統”的對立麵。“清算傳(chuan) 統是實現現代化的前提”[18]，“反傳(chuan) 統”被視為(wei) “反封建”別名的同時，亦成為(wei) “新啟蒙”的關(guan) 鍵特質。

澎湃興(xing) 起的“新啟蒙”思潮與(yu) “五四”遙相輝映，傳(chuan) 統文化似乎已被視作現代化的對立麵。“新啟蒙”知識人迅速開拓了紙質出版物等大眾(zhong) 傳(chuan) 播路徑。雖然“走向未來叢(cong) 書(shu) ”編委會(hui) 與(yu) “文化：中國與(yu) 世界叢(cong) 書(shu) ”編委會(hui) 兩(liang) 大民間學術群體(ti) 已然星流雲(yun) 散，但這些學人群體(ti) 造就了“五四”後又一次大規模的翻譯運動並推動了“一場空前的知識更新”[19]。發軔於(yu) 80年代的“啟蒙”，堪稱“文化合唱的主調”[20]，一時成為(wei) 眾(zhong) 多知識人之普世價(jia) 值依托，並隨後向各個(ge) 方向延展與(yu) 深入。

“五四”以來所形成的本土文化缺失感加上社會(hui) 發展進程的不斷推進，引發了學術界熱議中西文化的浪潮。這反映出了“社會(hui) 科學工作者由於(yu) 社會(hui) 發展進程失卻平衡而引起的焦慮心理，和積極參與(yu) 變革這一現狀所作出的努力”[21]。將中國思想史脈絡的坐標往前追溯，晚清至“五四”時期的知識分子們(men) 亦在探索現代化、探尋民族出路的“啟蒙”中徘徊。“五四”以前，張之洞就已立於(yu) 傳(chuan) 統與(yu) 西化交織的國家變局中，思索新舊之學的未來：“舊者不知通，新者不知本。不知通則無應敵製變之術，不知本則有非薄名教之心。”[22]梁啟超曾憂慮中國社會(hui) 的轉型問題：

怎麽(me) 樣才能打開出一個(ge) 新局麵呢？這些問題，以半自覺的狀態日日向（那時候的新青年）腦子上旋轉。於(yu) 是因政治的劇變，釀成思想的劇變，又因思想的劇變，再釀成政治的劇變。前波後波輾轉推蕩，至今日而未已。[23]

80 年代接續晚清民國時期的思想表征，並“續寫(xie) 五四新文學未竟的篇章”[24]。“新啟蒙”“反傳(chuan) 統”持續與(yu) “五四”對話，賦予其時代意義(yi) ，“邀請其加入當下的社會(hui) 變革”[25]。80年代的“反傳(chuan) 統”，繼承了“五四”傳(chuan) 統，本身也是一種對傳(chuan) 統的弘揚。換言之，“新啟蒙”接續了“反傳(chuan) 統的傳(chuan) 統”[26]。

“弘揚傳(chuan) 統與(yu) 反傳(chuan) 統的對峙”[27]問題一直以來都眾(zhong) 說紛紜。當大多數學科未及回應時代思想轉折之際，80年代文學率先破土展現“先鋒性格”，“現代主義(yi) ”這一術語的浮現亦引起了本土作家的反彈，“尋根文學”正是這一文化反彈的產(chan) 物。[28]對他們(men) 而言，中國本土的傳(chuan) 統是可以憑借的資源。

80 年代，“新啟蒙”在推動現代化思潮澎湃興(xing) 起並呈壓倒勢頭時，真的隻有“反傳(chuan) 統”一種導向嗎？顯然不是。“如果隻學西方中心主義(yi) 的哲學和社會(hui) 科學，就不能理解什麽(me) 是真正的中國”[29]，中西學者之間的對話已點明傳(chuan) 統與(yu) 西化之間並非全然對立的關(guan) 係。自80年代中期開始，周穀城、朱維錚、龐樸、薑義(yi) 華等人著手主編“中國文化史叢(cong) 書(shu) ”，餘(yu) 英時、周振鶴、遊汝傑、葛兆光等學者研究中國思想文化的著作陸續問世，以他們(men) 為(wei) 代表的知識人逐漸開始聚合為(wei) “文化熱”“叢(cong) 書(shu) 熱”中的弘揚傳(chuan) 統力量。

依循上述學者的學理邏輯，弘揚傳(chuan) 統的力量亦是在現代化探索中踐行著“啟蒙”。儒學作為(wei) 中國傳(chuan) 統文化的重要組成部分，同樣蘊含著能夠為(wei) 社會(hui) 現代化建設提供依據與(yu) 鏡鑒的理論。“傳(chuan) 統與(yu) 變革”叢(cong) 書(shu) 編委會(hui) 曾倡言，自1985年夏秋間開始，傳(chuan) 統與(yu) 變革成為(wei) 思想界和理論界的熱門話題，更深層的文化省思與(yu) 比較研究成為(wei) 公眾(zhong) 的關(guan) 注焦點。[30]他們(men) 探索和凝練中國傳(chuan) 統文化複興(xing) 的命題，與(yu) 時代共振、回應時代問題並引領社會(hui) 思潮走向。據陳來、陳方正等人的總結，“走向未來叢(cong) 書(shu) ”樹立的旗幟是科學，“文化：中國與(yu) 世界叢(cong) 書(shu) ”標榜西方哲理亦注重文化關(guan) 懷，中國文化書(shu) 院則以傳(chuan) 統文化為(wei) 旨歸，三大著名的民間文化團體(ti) 構成了80年代“文化熱”的三股力量。這三大“文化圈子”還被金觀濤肯定為(wei) “引領中國大陸人文科學各種思想風潮的主要‘思想庫’”[31]。傳(chuan) 統與(yu) 現代構成了該時期“啟蒙”的兩(liang) 大動因與(yu) 雙重引擎。

“反傳(chuan) 統”和弘揚傳(chuan) 統的思潮均是對當時民族國家發展走向所作出的回應。雖說以推崇西化為(wei) 特征的“激進主義(yi) ”占據80年代的思潮主流，但這並不意味著以提倡回歸傳(chuan) 統、守護傳(chuan) 統為(wei) 特征的“保守主義(yi) ”在當時缺乏影響。在“新啟蒙”學人那裏，“文革”被視為(wei) “封建主義(yi) 和專(zhuan) 製主義(yi) 在當代的複辟”[32]，“反傳(chuan) 統”則具有了“反文革”的性質和指稱。對弘揚傳(chuan) 統的學者而言，弘揚儒家思想和古典學術同樣發揮著“文革解毒劑”[33]的思想解放作用，以龐樸為(wei) 代表的“弘揚傳(chuan) 統派”對“文革”的反思也時常冠以“新啟蒙”的名號。

在“傳(chuan) 統弘揚派”與(yu) “新啟蒙”共同登台的80年代，“新啟蒙”“反傳(chuan) 統”與(yu) 傳(chuan) 統力量都在探索如何解決(jue) 文化缺失感、如何實現現代化、如何推動國家發展等諸多“五四”以來所貫穿時代的理論命題，兩(liang) 者都是“啟蒙”。

二、弘揚傳(chuan) 統力量的興(xing) 起與(yu) 聚勢

20 世紀80年代的思想多元、見解各異，卻仍有共通性——“大家都在為(wei) 中國找出路，目標都是推進中國的開放、現代化”[34]。

在“反傳(chuan) 統”成為(wei) 思想主潮時，相當數量的學人已逐步確立起“弘揚傳(chuan) 統”“守護傳(chuan) 統”“反‘反傳(chuan) 統’”的學術態度或情感傾(qing) 向。梁漱溟、馮(feng) 友蘭(lan) 、龐樸、匡亞(ya) 明、朱維錚、任繼愈等學者扛起了弘揚傳(chuan) 統的大旗，尋找中國文化的生成機理、內(nei) 在邏輯與(yu) 主體(ti) 脈絡。

在“儒學第三期”[35]中，儒學研究、傳(chuan) 統文化研究經曆了從(cong) 個(ge) 體(ti) 逐漸走向聚勢的曆程。1978年，龐樸《孔子思想的再評價(jia) 》一文刊載於(yu) 《曆史研究》，堪稱近幾十年來國內(nei) 對孔子價(jia) 值公開肯定和正麵評價(jia) 的“第一聲”。1980年，他撰寫(xie) 的《“中庸”平議》一文在《中國社會(hui) 科學》創刊號上發表，高度肯定了儒學與(yu) 儒家思想，樹立起弘揚傳(chuan) 統文化的旗幟。同年，馮(feng) 友蘭(lan) 在《哲學研究》第2期上發表《從(cong) 中華民族的形成看儒家思想的曆史作用》，指出孔子在中華民族形成過程中的積極作用。《曲阜孔府檔案史料選編》由齊魯書(shu) 社出版，李澤厚《孔子再評價(jia) 》一文在《中國社會(hui) 科學》刊發，全國100多名專(zhuan) 家赴曲阜參加孔子討論會(hui) 。此時的孔子研究尚以個(ge) 體(ti) 為(wei) 單位進行探索，學術會(hui) 議為(wei) 其提供了短暫的交流平台。

1982 年6月，蔡尚思《孔子思想體(ti) 係》一書(shu) 由上海人民出版社出版。8月26日，龐樸《應該注意文化史的研究》發表於(yu) 《人民日報》，開啟了該年代“文化熱”的先河[36]。9月13日，匡亞(ya) 明撰寫(xie) 的《對孔子進行再研究和再評價(jia) 》在《光明日報》發表。同年，兩(liang) 次有關(guan) 研究孔子問題的座談會(hui) 在濟南舉(ju) 辦，匡亞(ya) 明出席並指出，“建設社會(hui) 主義(yi) 精神，必須繼承中國曆史上的精華，首先要包括孔子思想的精華”[37]。12月，聯合國教科文組織的《人類科學與(yu) 文化進步》中國編委會(hui) 和《中國文化》編委會(hui) 共同在複旦大學召開“中國文化史研究學者座談會(hui) ”，引導和推動著“文化熱”。[38]1983年，鍾肇鵬的《孔子研究》由中國社會(hui) 科學出版社出版。比時，圍繞儒學開展的短時間的集中探討已星散於(yu) 些許地方，不過對孔子、儒家、傳(chuan) 統等的長久且持續性的研究與(yu) 發掘尚未有穩定的平台支撐。

1984 年，堪稱以儒學為(wei) 代表的傳(chuan) 統文化研究走向聚勢的時間起點。1984年6月，鄧穎超視察曲阜，並為(wei) 孔廟題“古為(wei) 今用”四字。9月24日，經中共中央辦公廳以電報的方式批複山東(dong) 省委後[39]，中國孔子基金會(hui) 成立，成為(wei) 當時最早成立的從(cong) 事中國傳(chuan) 統文化研究的實體(ti) 機構。穀牧擔任名譽會(hui) 長，時任南京大學校長的匡亞(ya) 明任會(hui) 長一職，周穀城為(wei) 首席名譽顧問，楚圖南、榮毅仁、王光英、白壽彝等知名人士擔任名譽顧問，多名孔子研究專(zhuan) 家、孔子後裔擔任副會(hui) 長等職。他們(men) 所凝聚的知識分子團體(ti) 形成了發揚傳(chuan) 統文化的堅實力量。

“20世紀80年代是中國現代史上思想解放、開拓創新的年代，在那個(ge) 開啟改革開放新紀元的年代，發生了若幹流傳(chuan) 後世的事件。”[40]在當代文化史、思想史、儒學史上，中國孔子基金會(hui) 的創設，都帶有劃時代的意義(yi) 。這一創舉(ju) 的“領跑”作用受到時人肯定，牟鍾鑒曾稱讚其為(wei) “我國第一個(ge) 全國規模的由政府支持的、從(cong) 正麵弘揚中華文化的、群眾(zhong) 性學術團體(ti) ”[41]。王學典曾總結說：

中國文化、文化複興(xing) ，從(cong) 正麵的角度、從(cong) 複興(xing) 的角度，我覺得它的起點，是中國孔子基金會(hui) 的成立。……在八十年代那個(ge) 整體(ti) 的氛圍之下，那樣一個(ge) “反傳(chuan) 統”的思潮之下，有勇氣把孔子基金會(hui) 建立起來，從(cong) 而來組織儒學的複興(xing) 和儒學的研究……是一個(ge) 非常大的、有勇氣的、創造曆史的一個(ge) 舉(ju) 動。所以孔子基金會(hui) 成立之後，一直在推動或者是組織儒學研究的開展。因為(wei) 它冠著“中國”之號，是國家層麵的一個(ge) 基金會(hui) ，國家層麵的一個(ge) 學術組織者，它不同於(yu) 一般的基金會(hui) 。[42]

“民辦官助”[43]這一機製成為(wei) 不容忽視的要素，具備半官方、半民間性質的中國孔子基金會(hui) 恰受益於(yu) 此。

在20世紀，以儒學為(wei) 代表的中國文化複興(xing) 及弘揚傳(chuan) 統力量從(cong) 興(xing) 起到聚勢走過了一個(ge) 漫長過程，其時間起點與(yu) 關(guan) 鍵轉折就是中國孔子基金會(hui) 的成立。這一起點的發生，是在當時中國社會(hui) 特定的結構性情勢之下產(chan) 生的。毋庸置疑的是，中國孔子基金會(hui) 這一組織及其後來創辦的《孔子研究》雜誌，在文化複興(xing) 過程中發揮著重大作用，或可說是先鋒作用，或可說是主導性作用。在某種程度上，無論是中國孔子基金會(hui) 還是相關(guan) 的文化機構，它們(men) 都是國家對中國社會(hui) 進行既深且廣文化穿透任務的有力執行者。從(cong) 這個(ge) 意義(yi) 上講，中國孔子基金會(hui) 的建立是中國共產(chan) 黨(dang) 、中央政府依據國內(nei) 外環境的變化而做出的一種主動性調整，是凝聚和調動思想資源、貫徹國家治理意誌的一個(ge) 體(ti) 現。

1984 年之所以成為(wei) 一係列分散因素走向聚勢並形塑時代思潮的“關(guan) 鍵接合點”[44]，還有其他一些重要表征。此年，《興(xing) 盛與(yu) 危機》[45]一書(shu) 問世，旨在為(wei) 社會(hui) 主義(yi) 現代化建設事業(ye) 提供曆史依據和學理支撐。“走向未來叢(cong) 書(shu) ”開始陸續出版作品，將“啟蒙性、思想性”[46]作為(wei) 叢(cong) 書(shu) 的定位。該叢(cong) 書(shu) 既有譯作，又出版國內(nei) 知識分子的原創作品和結合中國改革實際的著作，推動“馬克思主義(yi) 、科學精神和我們(men) 民族優(you) 秀傳(chuan) 統的結合”[47]。在梁漱溟、馮(feng) 友蘭(lan) 、張岱年、季羨林、任繼愈等人的共同努力下，中國文化書(shu) 院於(yu) 1984年12月16日召開籌備委員會(hui) 並在北京成立。

自1985年夏秋伊始，圍繞傳(chuan) 統與(yu) 變革問題展開的討論漸為(wei) 激烈。“傳(chuan) 統與(yu) 變革叢(cong) 書(shu) ”希望出版的每本書(shu) 都能夠回答五個(ge) 層次的問題，即“傳(chuan) 統是什麽(me) ”“傳(chuan) 統的成因”“傳(chuan) 統對現代的影響及影響的方式”“傳(chuan) 統的功與(yu) 過和是與(yu) 非”“傳(chuan) 統在當代的轉換趨勢”[48]。這一年，匡亞(ya) 明所著《孔子評傳(chuan) 》由齊魯書(shu) 社出版，堪稱“改革開放後中國大陸第一部全麵、公正、嚴(yan) 肅地評價(jia) 孔子的專(zhuan) 著，也是‘五四’以後截止到當時對孔子評價(jia) 最充分的評傳(chuan) ”[49]。6月，中華孔子研究所在北京成立。弘揚傳(chuan) 統力量更加聚合，並在發展中塑造並影響著思潮走向。

1986 年，複旦大學舉(ju) 辦首屆國際中國文化學術討論會(hui) ，周穀城、龐樸、劉澤華、杜維明、王元化、陳旭麓、馮(feng) 天瑜等學者圍繞著中國文化傳(chuan) 統進行發言與(yu) 爭(zheng) 鳴。[50]在中共中央黨(dang) 校科研辦公室的主持推動下，《八十年代中西文化討論文集》於(yu) 1987年問世並對各級黨(dang) 校發行。該文集關(guan) 注中外文化匯聚與(yu) 衝(chong) 突、中國文化與(yu) 社會(hui) 變遷、人倫(lun) 思想與(yu) 現代意識、傳(chuan) 統文化與(yu) 現代化、馬克思主義(yi) 與(yu) 文化發展等命題，對社會(hui) 變革形勢下的文化變革展開探索。文集中既收錄了龐樸等弘揚傳(chuan) 統派的論述，亦不乏甘陽等“新啟蒙”學人的言說。

80 年代之後的知識人在“思想、知識和人脈”上產(chan) 生分歧並形成了“當代中國思想界的不同斷層和價(jia) 值取向”，但他們(men) 均是“圍繞著中國現代性和改革的重大核心問題”[51]而成長起來的，都在從(cong) 傳(chuan) 統或現代等因素中尋找何以推動社會(hui) 發展的共識。

三、《孔子研究》：中國思想史轉向的典型個(ge) 案

“特定時代學術精英的活動，往往蘊藏著超越時代的最大信息量。”[52]這一點集中展現在學術刊物中，故而觀察研究相關(guan) 學術刊物可以清晰洞悉一個(ge) 時代的思想動向。在1986年創辦的《孔子研究》，為(wei) “研究儒學、弘揚傳(chuan) 統文化的人們(men) 提供了一個(ge) 可以公開匯集研究成果的園地，這是史無前例的”[53]。這也為(wei) 研究80年代中國思想史的轉向提供了一個(ge) 絕佳的典型案例。

（一）“聚合力量”：學術刊物與(yu) 學術思潮的互動

學人群體(ti) 通過學術文章獲得自身的存在感、來自社會(hui) 的認同感以及自我價(jia) 值實現的成就感，參與(yu) 並塑造著所處時代。他們(men) 在推動經濟、文化、思想等領域現代化中發揮著紐帶與(yu) 橋梁作用，使自身作為(wei) 社會(hui) 的代言人，用較為(wei) “個(ge) 性化”的方式調動與(yu) 整合社會(hui) 上的物質、文化與(yu) 精神資源。[54]

1986 年的春天正值中國大地從(cong) 嚴(yan) 寒中逐漸回暖，多數人仍將傳(chuan) 統文化與(yu) 孔子研究視為(wei) “畏途”，談及孔子和儒學時仍“心有餘(yu) 悸”。[55]在中國孔子基金會(hui) 的主導下，《孔子研究》雜誌毅然創辦，成為(wei) 80年代“文化熱”中的一個(ge) 標誌性事件。

其後，弘揚傳(chuan) 統的學人們(men) 逐漸將《孔子研究》雜誌作為(wei) 理論闡發園地、輿論前沿陣地、彼此之間以及與(yu) 社會(hui) 大眾(zhong) 溝通聯係的平台。他們(men) 集合其間，“有的議論恢宏，力圖從(cong) 客觀上把握中國思想的發展趨勢和精神實質，有的則考證詳實，鉤玄索微，力圖對某一專(zhuan) 題給予深入的分析。”[56]刊物創刊一年內(nei) 共計有489人撰稿，來稿人中不僅(jin) 有學術界的著名學者，還有中青年骨幹力量，乃至中學教員、工人、農(nong) 民、機關(guan) 幹部等群體(ti) 亦構成了刊物的作者群體(ti) 。[57]《孔子研究》為(wei) 學者闡發思想、展開理論探討提供了支持平台，例如，張豈之的一些重要洞見即發表於(yu) 此：

1986 年他發表在《孔子研究》第三期上的論文《中國古代“和而不同”的文化觀》，引起學界的注意。特別是他把“和而不同”與(yu) “百家爭(zheng) 鳴”“獨立思考”聯係起來，將“和而不同”上升到人類思想發展的規律來看，從(cong) 思想文化發展的多樣性與(yu) 同一性的辯證關(guan) 係來理解這一概念，成為(wei) 思想史研究的一個(ge) 範例。[58]

《孔子研究》的這種“開放”理念與(yu) 當時的社會(hui) 思潮存在明顯的互動關(guan) 係，穀牧在總結《孔子研究》的創刊背景時指出：“一個(ge) 用實事求是的科學態度研究理論和學術問題的新的曆史時期開始了。”[59]侯外廬對開展儒學研究表示樂(le) 觀並認為(wei) ，研究禁區已然打開，所麵臨(lin) 的問題已轉化為(wei) 如何提高研究水平並使之健康發展。[60]

在此種思潮引領下，《孔子研究》以“學術乃天下之公器”為(wei) 理念，重視凸顯古典學術的曆史連續性、時代價(jia) 值，並引導著思潮走向。在“反傳(chuan) 統”的背景下，刊發於(yu) 《孔子研究》中的若幹論述並未一味順應這一潮流，而是以發揚傳(chuan) 統去推動啟蒙。學人們(men) 不僅(jin) 從(cong) “新啟蒙”中獲得思想資源，亦開始在省思傳(chuan) 統裏找尋發展現代化的有利因素。

如果說圍繞李約瑟問題的討論是將西方的現代化經驗作為(wei) 評判準則的話，那麽(me) ，從(cong) 傳(chuan) 統入手展開的探索則構成了其間學人在追尋現代化途轍上的本土嚐試。例如，嚴(yan) 北溟《談孔子研究的宏觀和微觀》一文，既從(cong) 宏觀角度考察“為(wei) 什麽(me) 在科學技術革命進入‘第三次浪潮’的今天，還會(hui) 有孔夫子的影響和地位存在而不被淹沒？”又從(cong) 微觀角度思考開展孔子研究的現實意義(yi) ，探索何以建設具有中國特色的社會(hui) 主義(yi) 精神文明。[61]傳(chuan) 統文化與(yu) 儒家思想在“反傳(chuan) 統”為(wei) 主流思潮的背景下邁出了複興(xing) 的關(guan) 鍵一步。

《孔子研究》雜誌的創辦始終堅持一個(ge) 目標，那就是儒學的現代化。儒學本身要現代化，也要服務於(yu) 社會(hui) 的現代化進程。這就決(jue) 定了儒學的發展與(yu) 社會(hui) 的發展構成了相互影響的關(guan) 係，錢遜《關(guan) 於(yu) 傳(chuan) 統文化與(yu) 現代化關(guan) 係問題之我見》、默明哲《研究傳(chuan) 統文化，促進現代化建設》、高橋進《中國思想在世界史上的現代意義(yi) 》、岡(gang) 田武彥《中國哲學的課題及其意義(yi) 》、傅偉(wei) 勳《儒家思想的時代課題及其解決(jue) 線索》、馬振鐸《中國傳(chuan) 統文化中的改革思想和改革中的傳(chuan) 統文化》等文章的刊發，正是有力佐證。

學術刊物既被學術潮流所形塑，又是學術潮流變化過程中的關(guan) 鍵助推力量。“在學術演化進程中，在一些重大曆史關(guan) 頭，期刊能發揮引領時代、創造曆史的重大作用。”《孔子研究》甫一問世，集合其間的學者已經關(guan) 注到馬克思主義(yi) 與(yu) 中國傳(chuan) 統文化如何結合的理論命題，並圍繞“馬克思主義(yi) 原理與(yu) 中國傳(chuan) 統思想文化的優(you) 秀遺產(chan) 相結合，會(hui) 產(chan) 生怎樣的思想體(ti) 係”“西方文化的優(you) 秀成果應如何借鑒”“中國傳(chuan) 統思想文化與(yu) 商品經濟的矛盾”“怎樣看中國傳(chuan) 統文化的同化作用”等問題展開探索[62]。這些思考與(yu) 彼時的思想走向、文化前景密切相關(guan) 。

（二）“知出乎爭(zheng) ”：學術刊物與(yu) 學術爭(zheng) 鳴的推進

曆史遺產(chan) 、曆史包袱與(yu) 曆史動力之間的關(guan) 係問題，時常牽涉著學界如何對待傳(chuan) 統、對待西方的理論命題，何以兼顧“國際視野”與(yu) “本土情懷”成為(wei) 必須衡量的立場抉擇。[63]20世紀80年代，思想界關(guan) 於(yu) 傳(chuan) 統與(yu) 現代的爭(zheng) 論一直未曾停歇，一方觀點是“儒家文化預示著世界文化的未來發展方向”，另一方觀點則言“在傳(chuan) 統文化的地基上是蓋不起現代化的大廈的”[64]。

1988 年的夏秋季節，電視劇《河殤》播出，各個(ge) 報刊爭(zheng) 相刊載解說詞。一時之間，“否定傳(chuan) 統文化的虛無主義(yi) 思潮”蔓延開來，“中國傳(chuan) 統文化向何處去”“中國傳(chuan) 統文化還有價(jia) 值嗎”等一係列疑問衝(chong) 擊著傳(chuan) 統文化等人文社會(hui) 科學研究領域。[65]

在此背景下，《孔子研究》刊登了《批判繼承是文化發展的規律》《虛無主義(yi) 製服不了中國傳(chuan) 統文化》《中國傳(chuan) 統文化中的改革思想和改革中的傳(chuan) 統文化》《東(dong) 西方文化的雙向交流》《研究傳(chuan) 統文化，促進現代化建設》等文章。這些論述從(cong) 文化發展連續性、批判虛無主義(yi) 、傳(chuan) 統中的改革思想、中外文化的雙向互動、傳(chuan) 統文化中的現代因素等方麵，批駁了西方文明優(you) 越論並重申傳(chuan) 統的現代價(jia) 值。《孔子研究》積極參與(yu) 這場學術爭(zheng) 鳴，並發揮著輿論陣地的作用。

“知出乎爭(zheng) ”是保持學術活力的重要原則，亦為(wei) 《孔子研究》之辦刊宗旨。匡亞(ya) 明主張三分法，即“該決(jue) 裂的要徹底決(jue) 裂；該揚棄的要嚴(yan) 肅揚棄；該繼承的要積極繼承”。張健提出“一分為(wei) 二”的辯證方法，即“取其民主性的精華和去其封建性的糟粕”。周穀城將研究孔子的方法歸納為(wei) 整理資料、分清派係、研究影響三方麵。[66]刊發商榷類文章又是一例。朱維錚《〈論語〉結集脞說》問世後，張伯偉(wei) 《環繞今本〈論語〉的諸問題——兼與(yu) 朱維錚先生商榷》也隨後刊載。[67]有關(guan) 人本主義(yi) 關(guan) 懷和人道主義(yi) 思想的討論在80年代“新啟蒙”中成為(wei) 熱點。周繼旨《論孔子和先秦儒家思想中的獨立人格覺醒問題——兼論“仁”、“禮”關(guan) 係與(yu) 人性善惡問題》刊出後，金春峰《論孔孟荀思想與(yu) 個(ge) 人獨立人格或尊嚴(yan) 之關(guan) 係——兼與(yu) 周繼旨同誌等商榷》一文亦隨之刊發。[68]《孔子研究》雜誌已將黨(dang) 和國家關(guan) 於(yu) 發展文學藝術和科學技術的“百家爭(zheng) 鳴”基本方針融入並落實到了自己的辦刊實踐中。

（三）“鏈接廟堂”：學術刊物與(yu) 國家戰略的同向

時代發展、社會(hui) 需要、人心歸趨是文化範式轉變的決(jue) 定性力量。“反傳(chuan) 統”在“新啟蒙”的聲浪中探索國家走向和現代化進程等命題，弘揚傳(chuan) 統派亦從(cong) 傳(chuan) 統的實用處著眼挖掘傳(chuan) 統文化與(yu) 建設社會(hui) 主義(yi) 精神文明、孔子學術思想中的民主性精華、傳(chuan) 統文化與(yu) 改革思想等現實論題[69]。正是在眾(zhong) 多知識人的共同努力下，“文化保守主義(yi) ”和“新啟蒙”一道成為(wei) 了“國家的戰略選擇”[70]，為(wei) 儒學複興(xing) 與(yu) 民族複興(xing) 提供著關(guan) 鍵的精神依托、文化力量與(yu) 理論依據。

《孔子研究》的創刊具有明顯的“官方”導向意味，創刊前，《人民日報》就發布了《孔子研究》的主辦機構、辦刊宗旨、選文內(nei) 容、出版單位等基本信息。[71]1989年10月，國際儒學聯合會(hui) 和中國孔子基金會(hui) 共同舉(ju) 辦“孔子誕辰2540周年紀念和學術討論會(hui) ”。該次會(hui) 議受到黨(dang) 和國家領導人的重視。當時任中共中央Z書(shu) 記的江澤民同誌會(hui) 見了與(yu) 會(hui) 學者並發表重要講話，直接表明了“我們(men) 黨(dang) 和國家對傳(chuan) 統文化的重視”[72]。時任副總理吳學謙出席開幕式，並宣布會(hui) 議開始。[73]重要領導人的出席蒞臨(lin) 增強了此次會(hui) 議的分量與(yu) 影響力，標誌著傳(chuan) 統文化複興(xing) 和古典學術研究已然與(yu) 國家文化發展戰略形成了同向關(guan) 係。20世紀80年代的文化場域內(nei) 漸而形成了三大場域，即“以重新塑造國家意識形態為(wei) 中心的權力內(nei) 部的理論界、以現代學院體(ti) 製知識分工為(wei) 基礎的專(zhuan) 業(ye) 學術界和以民間的跨學科的公共領域為(wei) 活動空間的公共思想界”[74]。三大場域合力促成了相互交織的文化空間網絡，助力改革實踐以改造國家、改造社會(hui) ，他們(men) 的奮鬥方向存在一致性，共同推動著“新啟蒙”。總體(ti) 來看，在這三大場域中，傳(chuan) 統文化的複興(xing) 都以這樣或那樣的方式滲透其中。而《孔子研究》這本期刊映現著中國依托並崛起於(yu) 中國優(you) 秀傳(chuan) 統文化之上的時代變遷。其刊登的文章及自身創辦曆程所承載的，一是中國曆史的連續性，一是中國文化的內(nei) 生性。此外，該雜誌的創辦還有一個(ge) 深層次的意涵，那就是黨(dang) 的意識形態中逐漸褪去了原來主要以“革命”為(wei) 主體(ti) 的敘事，開始走向新的建設時代。約而言之，《孔子研究》為(wei) 民族偉(wei) 大複興(xing) 事業(ye) ，為(wei) 意識形態的創新，為(wei) 一種新文化的創造，提供了理論準備，同時，這也為(wei) 其自身的進一步發展提供了實踐經驗。

餘(yu) 論

1984 年，中國孔子基金會(hui) 成立，這是國家層麵戰略布局上的一個(ge) 基金會(hui) 、學術組織，是中國共產(chan) 黨(dang) 領導中華民族複興(xing) 事業(ye) 偉(wei) 大曆程開端的一個(ge) 標識，是國家決(jue) 策層治國理政指導思想的一個(ge) 新邏輯的體(ti) 現。其後，中國文化書(shu) 院、中華孔子研究所等機構相繼創立，這一年成為(wei) 了80年代中國思想界向弘揚傳(chuan) 統文化聚勢和轉型的起點。在此鋪墊之下，《孔子研究》創刊，以穀牧、匡亞(ya) 明、馮(feng) 友蘭(lan) 等為(wei) 代表的弘揚傳(chuan) 統人士集合其間。他們(men) 雖未站在“新啟蒙”“反傳(chuan) 統”的潮頭，卻懷揣勇氣與(yu) 熱血去另辟途轍，從(cong) 中國自身文化切入來探尋傳(chuan) 統中所蘊含的現代化元素，彪炳了中國文化史上的又一篇章。圍繞《孔子研究》而聚集起來的關(guan) 鍵人物、著述、刊物，一同構築了80年代的思潮圖景。

更深而言之，80年代的“反傳(chuan) 統”與(yu) “弘揚傳(chuan) 統”都站在從(cong) “以階級鬥爭(zheng) 為(wei) 綱”到“以現代化為(wei) 綱”[75]的第二次學術轉型版圖重繪當口，用劇烈的動作，力圖衝(chong) 破“文革”的束縛並與(yu) 之一刀兩(liang) 斷。因此，既不能有全然將“弘揚傳(chuan) 統”與(yu) “反傳(chuan) 統”置於(yu) 二元對立的“理論剪刀式”做法，也不能走盲目將兩(liang) 者二元互補的“雙麵膠水式”路徑。從(cong) 求同存異的角度分析“反傳(chuan) 統”與(yu) “弘揚傳(chuan) 統”之間的共識，總結“新啟蒙”的多義(yi) 性與(yu) 多元指向，更具有理論意義(yi) 。傳(chuan) 統與(yu) 西化淵源有自，二者之間的博弈與(yu) 融合，共同構成了中國思想文化進程的前進動力。作為(wei) 20世紀思想史脈絡中的重要節點，80年代的動能來源具體(ti) 表現為(wei) 弘揚傳(chuan) 統力量與(yu) “反傳(chuan) 統”思潮的同時登場與(yu) 合力推動。中心與(yu) 邊緣一體(ti) 兩(liang) 麵，隨時變換，此一方的主張之外又掩映著彼一方的駁詰。如果將“反傳(chuan) 統”視作中心，那麽(me) 弘揚派則歸於(yu) 邊緣；如若將傳(chuan) 統的弘揚派作為(wei) 中心，“反傳(chuan) 統”則顯然處於(yu) 邊緣。事實上，20世紀80年代以傳(chuan) 統為(wei) 基點的弘揚派與(yu) 反對派各執立場，共同影響社會(hui) 思潮的走向。弘揚傳(chuan) 統與(yu) “反傳(chuan) 統”之間的互動，是至今如何處理西方的理論預設與(yu) 中國的具體(ti) 實際相結合所要麵對的理論命題。這一論題繼往開來，啟發著中國學術的轉型之路。

注釋
[1]參見賀桂梅：《“新啟蒙”知識檔案——80年代中國文化研究》，北京：北京大學出版社，2010年。
[2]參見張旭東：《重訪八十年代》，《讀書》1998年第2期；李楊：《重返八十年代：為何重返以及如何重返——就“八十年代文學研究”接受人大研究生訪談》，《當代作家評論》2007年第1期；洪子誠等：《重返八十年代》，北京：北京大學出版社，2009年；王學典：《懷念八十年代》，廣州：廣東人民出版社，2015年；陳平原：《遙望八十年代》，《文藝爭鳴》2018年第12期；韓毓海：《李澤厚、劉再複、甘陽對我們時代的影響——八十年代的反思與繼承》，《當代作家評論》2010年第2期；魯太光等：《在當代性視野中重估80年代》，《文藝理論與批評》2021年第5期；王學典：《“80年代”是怎樣被“重構”的？——若幹相關論作簡評》，《開放時代》2009年第6期；賀桂梅：《80年代作為“方法”》，《文藝爭鳴》2010年第1期；程光煒：《文學講稿：“八十年代”作為方法》，北京：北京大學出版社，2009年。
[3]參見王學典：《龐樸與八十年代》，王學典：《懷念八十年代》，廣州：廣東人民出版社，2015年，第2頁。
[4]參見馬國川：《金觀濤：八十年代的一個宏大思想運動》，《經濟觀察報》2008年4月28日，第41版；許紀霖：《安身立命：大時代中的知識人》，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19年，第550頁；賀桂梅：《“新啟蒙”知識檔案——80年代中國文化研究》，第2頁。
[5]參見蔡翔：《1980年代：小說六記》，北京：生活·讀書·新知三聯書店，2024年，第iii頁。
[5]參見Ezra F. Vogel, Deng Xiaoping and the Transformation of China, Cambridge, MA: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2011; Joseph Y.S. Cheng, China:Modernization in the 1980s, Hong Kong:The Chinese University Press, 1989; Joel Andreas, Disenfranchised:The Rise and Fall of Industrial Citizenship in China, USA:Oxford University Press, 2019; Sun, Teresa Chi-Ching, A Study of Literary Trends in China Since the1980s:The Revival of Classical and Modern Literature, USA:Hamilton Books, 2019.
[6]金觀濤曾總結道：“改革開放以後，國家命運的轉折，以及人們對國情的重新思考，是激起學界進行文化反思、形成‘文化熱’的第一動因”。參見金觀濤：《消失的真實》，北京：中信出版社，2022年，第292頁。
[7]參見王學典：《思想史上的“八十年代”——新時期黎澍側記》，《學術界》2002年第1期，第239頁。
[8]參見李歐梵：《序言——一位“五四精神”的現代學者的精神自傳》，錢理群：《我的回顧與反思——在北大的最後一門課》，台北：行人出版社，2008年，第9頁。
[9]參見李陀：《雪崩何處》，北京：中信出版社，2015年，第100頁。
[10]參見《光明日報》1988年11月20日，第4版。
[11]參見寒士主編：《八十年代：改變中國的33本書》，香港：天地圖書有限公司，1992年。
[12]王學典：《懷念八十年代》，自序第2頁。
[13]許紀霖：《安身立命：大時代中的知識人》，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19年，第609頁。
[14]汪暉：《當代中國的思想狀況與現代性問題》，許紀霖編：《二十世紀中國思想史論》上卷，上海：東方出版中心，2000年，第627頁。
[15]黎澍：《消滅封建殘餘影響是中國現代化的重要條件》，《曆史研究》1979年第1期。
[16]劉再複：《序：用理性的眼睛看中國——李澤厚和他對中國的思考》，李澤厚、劉再複：《告別革命：回望二十世紀中國》，香港：天地圖書有限公司，2004年，第23頁。
[17]王學典：《懷念八十年代》，第33頁。
[18]李陀：《漫談20世紀80年代的“兩個運動”——“後文革”時期的社會主義改革和“新啟蒙”（上）》，《文化縱橫》2023年第3期。
[19]畢光明：《精神的八十年代》，《海南師範大學學報》（社會科學版）2007年第3期。
[20]《黨校教學科研參考叢書》編選組：《出版前言》，《八十年代中西文化討論文集》，北京：中共中央黨校科研辦公室，1987年，第1頁。
[21]張之洞：《〈勸學篇〉序》，苑書義、孫華峰、李秉新主編：《張之洞全集》第12冊，石家莊：河北人民出版社，1998年，第9704頁。
[22]梁啟超：《中國近三百年學術史》（新校本），夏曉虹、陸胤校，北京：商務印書館，2011年，第34頁。
[23]南帆：《八十年代：多義的啟蒙》，《文學評論》2008年第5期。
[24]陳平原：《未完的五四：曆史現場和思想對話》，北京：北京大學出版社，2024年，第201頁。
[25]秋風：《反傳統的傳統已經終結？》，《中國圖書評論》2006年第11期。
[26]劉誌琴：《50年來的中國近代文化史研究》，《近代史研究》1999年第5期。
[27]參見南帆：《八十年代：多義的啟蒙》，《文學評論》2008年第5期。
[28]薩米爾·阿明、汪暉、溫鐵軍、亞曆山大·布格林：《中國社會及其未來——薩米爾·阿明、汪暉、溫鐵軍、亞曆山大·布格林之間的一場對話》，《南風窗》2015年第25期。
[29]參見“傳統與變革”叢書編委會：《總序》，[美]林毓生：《中國意識的危機——“五四”時期激烈的反傳統主義》（增訂再版本），穆善培譯，蘇國勳、崔之元校，貴陽：貴州人民出版社，1988年，第1頁。
[30]馬國川：《金觀濤：八十年代的一個宏大思想運動》，《經濟觀察報》2008年4月28日，第41版。
[31]童娣：《20世紀90年代以來小說的“80年代敘事”》，北京：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2016年，第2頁。
[32]王學典：《懷念八十年代》，第153頁。
[33]馬國川：《金觀濤：八十年代的一個宏大思想運動》，《經濟觀察報》2008年4月28日，第41版。
[34]“儒學第三期”是指儒學繼先秦、宋明的發展之後，在近代迎來了西學的挑戰。而“三十年”指的是1977年至今，我國改革開放的三十年，也是新儒學自海外傳入後被關注、討論、質疑以及日益引發共鳴的三十年。參見黃萬盛、李澤厚、陳來、朱維錚、陳少明、趙汀陽、江宜樺、陳祖為等：《儒學第三期的三十年》，《開放時代》2008年第1期。
[35]王學典主編：《20世紀中國史學編年（1950—2000）》下冊，北京：商務印書館，2014年，第530頁。
[36]《文史哲》編輯部：《匡亞明同誌談研究孔子問題》，《文史哲》1982年第6期。
[37]參見王學典主編：《20世紀中國史學編年（1950—2000）》下冊，北京：商務印書館，2014年，第540頁。
[38]常檣：《穀牧與中國孔子基金會》，《百年潮》2019年第7期。
[39]常修澤：《史料版1984年莫幹山會議》，《學術研究》2012年第11期。
[40]牟鍾鑒：《涵泳儒學》，北京：中央民族大學出版社，2010年，第512頁。
[41]中國孔子網融媒體對中國孔子基金會理事、山東大學教授王學典的專訪，見“尼山世界儒學中心”微信視頻號“中國孔子基金會成立四十周年”第8集，2024年10月8日。
[42]李陀：《漫談20世紀80年代的“兩個運動”——“後文革”時期的社會主義改革和“新啟蒙”（上）》，《文化縱橫》2023年第3期。
[43]何俊誌：《譯者序》，[美]斯考切波：《國家與社會革命：對法國、俄國和中國的比較分析》，何俊誌、王學東譯，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13年，第頁。
[44]金觀濤、劉青峰：《興盛與危機——論中國封建社會的超穩定結構》，長沙：湖南人民出版社，1984年。
[45]馬國川：《金觀濤：八十年代的一個宏大思想運動》，《經濟觀察報》2008年4月28日，第41版。
[46]“走向未來”叢書編委會：《編者獻辭》，[美]約瑟夫·阿·勒文森：《梁啟超與中國近代思想》，劉偉、劉麗、薑鐵軍譯，成都：四川人民出版社，1987年，第2頁。
[47]“傳統與變革”叢書編委會：《總序》，肖雪慧、韓東屏等：《主體的沉淪與覺醒——倫理學的一個新構想》，貴陽：貴州人民出版社，1988年，第2頁。
[48]王學典主編：《20世紀中國史學編年（1950—2000）》下冊，第606頁。
[49]龍柏會：《本校舉辦首屆國際中國文化學術討論會》，《複旦學報》（社會科學版）1986年第2期。
[50]許紀霖：《當代中國的啟蒙與反啟蒙》，北京：社會科學文獻出版社，2011年，第3頁。
[51]劉夢溪：《中國現代學術要略》，北京：生活·讀書·新知三聯書店，2018年，第1頁。
[52]張曉芮：《重振〈孔子研究〉當年的輝煌——訪主編王學典先生》，中國孔子網，2022年1月29日，https://www.chinakongzi.org/whyw/202201/t20220129_545890.htm。
[53]參見張旭東、朱羽：《訪談：從“現代主義”到“文化政治”（中文版代序）》，張旭東：《改革時代的中國現代主義：作為精神史的80年代》，崔問津等譯，北京：北京大學出版社，第13頁。
[54]本刊編輯部：《慶祝本刊創刊20周年》，《孔子研究》2006年第2期。
[55]《孔子研究》編輯部：《編後》，《孔子研究》1986年第1期。
[56]參見王式倫：《一年來〈孔子研究〉來稿情況簡介》，《孔子研究》1987年第3期。
[57]任大援：《溫故而知新——寫在〈中國儒學思想史〉再版之際》，《中華讀書報》2023年4月19日，第10版。
[58]穀牧：《發刊詞》，《孔子研究》1986年第1期。
[59]參見侯外廬：《孔子研究發微》，《孔子研究》1986年第1期。
[60]參見嚴北溟：《談孔子研究的宏觀和微觀》，《孔子研究》1986年第2期。
[61]王學典：《新時代期刊人的曆史使命》，《中國出版》2021年第17期。
[62]步近智：《中國孔子基金會學術委員會暨〈孔子研究〉雜誌首屆春季學術討論會紀要》，《孔子研究》1986年第3期。
[63]參見朱慶葆：《國際視野與本土情懷：民國高等教育的轉折與演變》，《學海》2014年第6期。
[64]“傳統與變革”叢書編委會：《總序》，肖雪慧、韓東屏等：《主體的沉淪與覺醒——倫理學的一個新構想》，第2頁。
[65]參見吳新雷：《中華文化史上獨辟蹊徑的學術貢獻——記匡亞明教授主編的〈中國思想家評傳叢書〉》，《傳統文化與現代化》1993年第1期。
[66]參見匡亞明：《人類文化知識遺產的繼承和發展問題》，《孔子研究》1986年第2期；張健：《研究孔子的態度和方法》，《孔子研究》1986年第1期；周穀城：《怎樣研究孔子》，《孔子研究》1986年第2期。
[67]參見朱維錚：《〈論語〉結集脞說》，《孔子研究》1986年第1期；張伯偉：《環繞今本〈論語〉的諸問題——兼與朱維錚先生商榷》，《孔子研究》1987年第3期。
[68]參見周繼旨：《論孔子和先秦儒家思想中的獨立人格覺醒問題——兼論“仁”、“禮”關係與人性善惡問題》，《孔子研究》1986年第1期；金春峰《論孔孟荀思想與個人獨立人格或尊嚴之關係——兼與周繼旨同誌等商榷》，《孔子研究》1987年第1期。
[69]參見嚴北溟：《談孔子研究的宏觀和微觀》，《孔子研究》1986年第2期；張健：《研究孔子的態度和方法》，《孔子研究》1986年第1期；馬振鐸：《中國傳統文化中的改革思想和改革中的傳統文化》，《孔子研究》1988年第4期。
[70]王學典：《懷念八十年代》，第14頁。
[71]艾智：《〈孔子研究〉即將創刊》，《人民日報》1986年3月7日，第5版。
[72]正之：《中國孔子基金會會長擴大會議紀要》，《孔子研究》1992年第3期。
[73]劉振和：《孔子誕辰2540周年紀念與學術討論會紀要》，《孔子研究》1989年第4期。
[74]許紀霖：《當代中國的啟蒙與反啟蒙》，2011年，第3頁。
[75]王學典：《迎接第三次學術大轉型》，《中華讀書報》2022年5月4日，第5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