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獻學、小學與(yu) 詮釋學：鄭玄校勘體(ti) 係的三重維度

作者：鄧聲國（井岡(gang) 山大學人文學院教授）

來源：《光明日報》

時間：孔子二五七七年歲次丙午二月十九日庚戌

          耶穌2026年4月6日

校勘學作為(wei) 中華優(you) 秀傳(chuan) 統文化的“基因修複工程”，其核心使命在於(yu) 通過對古籍文獻的整理與(yu) 詮釋等工作，使文化基因得以更好地傳(chuan) 承與(yu) 延續。縱觀中華文明幾千年的學術演變，漢代學者鄭玄對“三禮”著作進行的一係列校勘實踐，為(wei) 後世學者樹立了鮮明的校勘典範與(yu) 學術標杆，在學術史上產(chan) 生了深遠的影響。

鄭玄校勘體(ti) 係的三重維度

南朝人範曄在《後漢書(shu) ·鄭玄傳(chuan) 》中，以“擴囊大典，網羅眾(zhong) 家；刪裁繁誣，刊改漏失”寥寥數語，精準地概括了鄭玄在經學領域的集大成地位及其校勘三禮的學術方法。鄭玄在校勘“三禮”時，通過版本恢複、校訂文字與(yu) 闡釋經義(yi) 三方麵，實現了“三禮”校勘的科學化與(yu) 係統化：

首先是文獻學層麵的校勘實踐。為(wei) 了恢複古籍原貌，使文獻的版本內(nei) 容更加準確完整，鄭玄在校勘時多以版本比較與(yu) 文本複原為(wei) 核心，這一層麵的校勘通常伴隨著對校法與(yu) 他校法的使用，通過對同一古籍的不同版本進行對比，或借助其他相關(guan) 古籍進行參校，羅列不同之處，擇優(you) 取之，為(wei) 存在闕文、疑義(yi) 的古籍提供旁證，讓古籍文獻得以更加準確完整地呈現。在表述方式上，常以“故書(shu) 某作某”“今文某作某”等一係列規範術語明確標注異文的來源，如《天官·大宰》：“以九貢致邦國之用：一曰祀貢，二曰嬪貢。”鄭注：“嬪，故書(shu) 作賓。”進而為(wei) 學術研究打下堅實的版本基礎，推動傳(chuan) 統文化傳(chuan) 承。

其次是小學層麵的校勘實踐。鄭玄多以文字、音韻、訓詁為(wei) 核心，其工作重心不追求文本的絕對還原，而是通過對字詞的訓釋以疏通經文語義(yi) ，進而為(wei) 經典詮釋提供可靠的文字基礎。此層麵的校勘更側(ce) 重於(yu) 本校法與(yu) 理校法的運用，指出文獻傳(chuan) 播過程中因抄寫(xie) 、傳(chuan) 刻等原因導致的文字衍、訛、脫、倒等問題，其校勘成果通常以“當作”“當為(wei) ”等規範術語標識出文本異變，如《儀(yi) 禮·覲禮》：“四享，皆束帛加璧，庭實唯國所有。”鄭注：“四當為(wei) 三。”並時常進一步追溯致誤根源，以明確區分“聲之誤”與(yu) “字之誤”等錯誤類型，又如《禮記·內(nei) 則》：“豕望視而交睫，腥。”鄭注：“腥當為(wei) 星，聲之誤也。”進而為(wei) 經典詮釋提供可靠的文本依據。

最後是詮釋學層麵的校勘實踐。鄭玄在此類校勘過程中，往往呈現出鮮明的思想主導性特征：通過對經文進行文本考訂，實現思想的傳(chuan) 播與(yu) 理論的建構。此層麵的校勘並不建立在陳垣提出的“校勘四法”基礎上，詮釋者常常打破版本依據的限製，對異文進行符合自身思想框架的取舍與(yu) 闡釋，使文字考訂成為(wei) 思想論證的組成部分。如《儀(yi) 禮·士冠禮》：“請醴賓，賓禮辭，許。”鄭注：“此醴當作禮，‘禮賓’者，謝其自勤勞也。”這種將客觀校勘與(yu) 主觀禮意詮釋深度融合的校勘活動，反映了傳(chuan) 統學術中“經學即理學”的思維傳(chuan) 統，更揭示出在詮釋學層麵校勘從(cong) 來不是單純的文字考訂，而是詮釋者通過文本重構以實現思想話語權的塑造這一學術本質。

鄭玄校勘體(ti) 係三重維度的曆史影響

自鄭玄首次遍注“三禮”，此後學者“見鄭君閎通博大，無所不包，眾(zhong) 論翕然歸之，不複舍此趨彼”（《經學曆史》），一時間，鄭君黨(dang) 徒遍布天下，發揮旁通，熔冶一爐，開啟了經學“小一統時代”。魏晉南北朝時期，長期的社會(hui) 動蕩與(yu) 政權分裂導致文獻典籍多被焚毀或遺失，最終完整流傳(chuan) 下來的經書(shu) 寥寥無幾。但據《隋書(shu) 》記載：“南北所治，章句好尚，互有不同。江左《周易》則王輔嗣……《詩》則並主於(yu) 毛公，《禮》則同遵於(yu) 鄭氏。”在南北朝的經學體(ti) 係中，鄭注已然成為(wei) 官方禮學核心內(nei) 容，其校勘影響亦不例外。

隋唐時期結束了南北朝長期分裂的局麵，在此背景下，經學也經過整合實現了統一，這一時期的經學仍以鄭學為(wei) 宗。陸德明在校勘過程中廣泛吸收鄭注，並且在音韻、訓詁層麵突破了鄭注的局限。如《禮記·曲禮上》：“曾子問曰：殤不祔祭，何謂陰厭、陽厭？”鄭注：“祔當為(wei) 備，聲之誤也。”《音義(yi) 》：“附，依注音備，本或作祔，亦同。”這種“因聲求義(yi) ”的方法，既延續了鄭玄“就其音以易其字”的小學層麵的校勘傳(chuan) 統，又為(wei) 清代戴震“故訓詁明則古經明”的理論提供了實踐基礎。稍後，孔穎達編撰《禮記正義(yi) 》，明確提出“禮是鄭學”的原則，強調鄭玄在禮學領域的權威地位，一方麵，孔氏在《禮記·月令》篇詮釋中以“今《禮記》是鄭氏所注，當用鄭義(yi) ，以渾天為(wei) 說”表明對鄭學的繼承與(yu) 尊崇。另一方麵，孔氏在解讀鄭注的同時引入此前各家之說，參考多家版本，擇優(you) 而從(cong) 。如《禮記·文王世子》：“古之君子，舉(ju) 大事必慎其終始，而眾(zhong) 安得不喻焉。”鄭注：“《兌(dui) 命》曰：‘念終始典於(yu) 學。’”《正義(yi) 》：“案《尚書(shu) 序》雲(yun) ‘高宗夢傅說’，‘得諸傅岩，作《說命》三篇’，故知兌(dui) 當為(wei) 說也。”體(ti) 現了對鄭玄小學層麵校勘實踐的繼承與(yu) 發展。

宋明學者則多傾(qing) 向於(yu) 詮釋學層麵的校勘實踐，如宋代學者朱熹突破隋唐時期以“三禮”為(wei) 核心的注經傳(chuan) 統，轉向以“理”為(wei) 核心的義(yi) 理校勘，在繼承鄭玄思想的基礎上，對“禮”與(yu) “理”的關(guan) 係進行了進一步闡釋。在《家禮》一書(shu) 中，朱子言“禮樂(le) 者，皆天理之自然。節文也是天理自然有底，和樂(le) 也是天理自然有底”，指出“理”是宇宙萬(wan) 物的本原和規律，禮作為(wei) “理”的體(ti) 現，其本質和功能都源於(yu) “理”，也就是說禮樂(le) 並非人為(wei) 的刻意設計，而是天理在人間社會(hui) 的自然流露。這一觀點將禮樂(le) 提升至哲學本體(ti) 論的高度，與(yu) 鄭玄“醴當作禮”的思想一脈相承，但更突出“天理”的普遍性與(yu) 必然性。

至清代，乾嘉學者崇尚考據，講求實證，宗鄭之風興(xing) 盛，進一步推動了校勘學的科學化與(yu) 係統化。以阮元《十三經注疏校勘記》為(wei) 標誌，其校勘實踐既包括多版本之間的比勘對照，又包括音韻、訓詁等方麵的學理支撐。

鄭玄校勘體(ti) 係三重維度的當代啟示

鄭玄的校勘實踐將學術考據與(yu) 禮意闡釋深度融合，構成文獻學、小學與(yu) 詮釋學三重治經典範，不僅(jin) 體(ti) 現其作為(wei) 漢代經學集大成者的卓越造詣，更是在當代學術語境中展現出獨特的價(jia) 值及啟示。

從(cong) 學術實踐維度來看，在鄭玄校勘“三禮”的過程中，不僅(jin) 通過對字形進行辨析來厘清異文，還常借助古音通轉以說明假借，更從(cong) 製度與(yu) 義(yi) 理這一層麵貫通經文文脈，從(cong) 而將文獻典籍的微觀考據與(yu) 宏觀闡釋融為(wei) 一體(ti) 。這種突破單一的學術視野，將文字、音韻、訓詁與(yu) 經學、禮學等深度融合的跨學科治學方式，無疑為(wei) 當代古籍整理提供了借鑒。立足當下，單一的學科視角往往難以全麵觀照其豐(feng) 富的內(nei) 涵與(yu) 跨越時代的精神價(jia) 值。因此，當代學者在學術研究過程中，應嚐試借鑒鄭玄“形音義(yi) 互證”等校勘方法，融合社會(hui) 學、曆史學與(yu) 哲學等學科以挖掘傳(chuan) 統文化的現代價(jia) 值，拓展當下學者的研究視域，為(wei) 中華優(you) 秀傳(chuan) 統文化注入新的生機與(yu) 活力。

從(cong) 思想維度來看，鄭玄在校勘“三禮”的過程中尤其重視禮意闡發，他不僅(jin) 考訂儀(yi) 節、訓釋名物，更著力揭示禮儀(yi) 規範背後所承載的倫(lun) 理價(jia) 值。通過注疏，鄭玄將“禮”從(cong) 一種抽象的價(jia) 值觀念進一步落實為(wei) 具體(ti) 可實踐的禮儀(yi) 製度與(yu) 行為(wei) 規範，為(wei) 後世的國家治理提供了理論與(yu) 思想層麵的支撐，體(ti) 現出了經典闡釋的社會(hui) 價(jia) 值與(yu) 意義(yi) 。以古鑒今，麵對全球語境下的文明對話需求與(yu) 傳(chuan) 統文化現代轉型這一時代命題，當下學者應自覺繼承鄭玄經世致用的詮釋傳(chuan) 統，使學術研究不止步於(yu) 單純的文本考辨，而致力於(yu) 挖掘傳(chuan) 統文化中的經典智慧，在曆史考據的基礎上主動挖掘傳(chuan) 統文化中具有跨時代意義(yi) 的命題，從(cong) 而讓經典真正“活”在當代文明的話語體(ti) 係之中。例如，《禮記》的“中和”觀念可闡釋為(wei) 當代文明對話中“和而不同”的相處智慧；《周禮》中蘊含的“民本”思想亦能與(yu) 現代治理中“以人民為(wei) 中心”的發展理念相映照。

鄭玄遍注群經，統一今古文經，實現了經學的“小一統”，其治學方法與(yu) 思想體(ti) 係對後世的影響綿延至今。縱觀後世學者對鄭玄校勘三重維度的繼承與(yu) 發展，我們(men) 不難得出結論：當下的學術研究需要融合經典智慧與(yu) 現代製度，文化自信的構建同樣離不開對傳(chuan) 統文化的創造性轉化與(yu) 創新性發展，在時代奔湧的洪流中，我們(men) 應認真汲取先賢智慧，進而才能更好地實現中華優(you) 秀傳(chuan) 統文化與(yu) 當下社會(hui) 治理的進一步融合。

責任編輯：近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