伶人諷政的自由度
    作者：吳鉤
    來源：《華商報》2012-12-29
    
     
    
    一個王朝的政治是否開明、寬容，我覺得可以從一些細節上去評判，比如看看當時的文娛節目在諷刺什麽，是敢譏諷達官權貴，還是隻敢嘲弄底層人群、弱勢群體。我們都知道美國的脫口秀演員最喜歡拿白宮、總統開涮，這也被許多人視為是美國式自由的體現。不過許多人可能不知道，將當朝高官拿出來開涮，其實也是中國曲藝的悠久傳統。
    
    如果我們穿越至宋朝，到當時的瓦舍勾欄轉轉，將會發現，諷諫時政、取笑官員乃是宋代滑稽戲的常見節目。據北宋人魏泰的《東軒筆錄》記載，“至今優諢之言，多以長官為笑”（現在的伶人，多拿當官的調笑）。南宋人洪邁的《夷堅誌》也說：“俳優侏儒，周技之下且賤者。然亦能因戲語而箴諷時政，有合於古‘蒙誦’、‘工諫’之義，世目為雜劇者是已”（俳優侏儒雖然地位低賤，卻能在演出時諷諫時政）。所謂“蒙誦”、“工諫”，指的便是曲藝諷政的古老傳統，典故來自先秦《國語》：“瞍賦，蒙誦，百工諫。”意思是說，樂師、盲人誦讀諷諫的詩歌、百工紛紛進諫。
    
    北宋神宗年間，京師教坊（內廷戲曲班子）有一個很有名氣的伶官，叫丁仙現，就經常在表演節目時拿當朝宰相開涮。當時是王安石當宰相，以專製、鐵腕手段推行新法，“一切委聽，號令驟出”，其中許多政令“於人情適有所離合”，所以“故臣名士往往力陳其不可”，即提出反對意見，但“多被黜降”，“後來者乃寖結其舌矣”，都閉嘴不說話了。但丁仙現偏不買王宰相的賬，屢屢在戲場中嘲諢王安石，“輒有為人笑傳”，搞得王安石狼狽不堪，“然無如之何也”，拿他沒辦法。後來王宰相還是老羞成怒了，“遂發怒，必欲斬之”。但最終還是殺不成，因為宋神宗暗中叫人保護了丁仙現。所以當時有諺語說，“台官不如伶官”。
    
    我想特別指出來的是，在宋代，敢於諷刺宰相的伶人，並非隻有丁仙現一人，被伶人嘲謔的宰相，也絕不止是王安石。有學者統計過，兩宋史有明載的，至少就有十三位宰相被伶人拿來開涮過，其中，被譏諷得最多的是王安石、蔡京、秦檜、韓侂胄、史彌遠這五個大權相。宋徽宗時，宰相蔡京積極擴張“國家福利”，貧民的“生老病老”均有國家提供優厚的救濟，但也因此造成了平民稅負沉重。有伶人在演滑稽戲時，便譏諷這些福利政策導致“百姓一般受無量苦”，宋徽宗聽了，“為惻然長思，弗以為罪”。這是後來的明清時期難以想象的。
    
    南宋初秦檜當政，權焰熏天，有一年省試，秦檜的兒子秦熺、侄兒秦昌時、秦昌齡都榜上有名。毫無疑問，如果這不是秦檜自己授意，便是主考官在逢迎秦相爺。一時間“公議籍籍，而無敢輒語”。百官不敢言，但伶人敢言。一日，有兩個伶人說起了“對口相聲”：“你說今年的主考官會是誰？”“一定是彭越（西漢開國功臣）。”“胡說八道！彭越死已千年，如何來得？”“因為上次省試是韓信主考，所以可知今年是彭越主考。”“胡說！胡說！”“若不是韓信，如何取得他三秦？”這顯然是拿“秦門三子”齊齊中式一事開涮嘛。當時“四座不敢領略，一哄而出”。但秦檜知道後，“亦不敢明行譴罰”。
    
    伶人在中國古代，社會地位低賤，但宋代的伶人卻可以大膽諷刺時政，這裏有兩個因素，一是中國曲藝行業中一直就有諷諫的傳統，前麵提到的伶人丁仙現曾經自言：“見前朝老樂工，間有優諢及人所不敢言者，不徒為諧謔，往往因以達下情，故仙現亦時時效之。”另一個原因當然是，宋代有著相對開明的政治氣氛、比較寬鬆的社會輿論環境。
    
    而一旦王朝的政治氛圍從寬鬆轉向嚴酷，伶人譏諷時政的自由度則無疑會直線下降。還是秦檜專權之時，紹興十五年，秦檜獲高宗賞賜新第，在新第慶典的演出中，有伶人譏刺秦檜“爾但坐太師交椅，請取銀絹例物”，把迎回“二聖”（徽宗、欽宗）之事忘到腦後了。這簡直就是“太歲頭上動土”嘛。結果秦檜大怒，將伶人抓進監獄，其中有伶人還死於獄中，“於是語禁始益繁”。這是政治不正常的情況。
    
    到了清代，隨著皇權專製程度達至曆代最高峰，伶人問政也成為了大忌。雍正朝時，內廷戲班演了一出《鄭儋打子》，因為伶人演得很賣力，“曲伎俱佳”，獲皇帝賞賜酒食。席間，有一名伶人無意問及當今常州長官是誰（因戲中鄭儋為常州刺史），雍正立即變臉，勃然大怒說：“你乃優伶賤輩，膽敢擅問官守？其風實不可長！”竟命人將那倒黴的優伶拉下去，活活杖死。宋人的言論自由，於此不複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