斯文在茲(zi) ：作為(wei) 文學空間的書(shu) 院

作者：魯小俊（國家社科基金重大項目“中國曆代書(shu) 院文學活動編年史”首席專(zhuan) 家、武漢大學教授）

來源：《光明日報》

時間：西曆2024年11月27日

作為(wei) 多功能建築，古代書(shu) 院是教學空間、學術空間、藏書(shu) 空間、刻書(shu) 空間、祭祀空間。此外，書(shu) 院也是文學空間，它和市井、村莊、寺廟、官署、幕府、棘闈、旅途等場所，共同組成了文學世界的多樣圖景。

作為(wei) 文學空間的書(shu) 院，其空間概念自然以書(shu) 院建築為(wei) 核心，同時又不囿於(yu) 建築本身。例如，清末王闓運赴江西講學，衡陽船山書(shu) 院諸生李金戣、張登壽從(cong) 行，旅途中，先生為(wei) 兩(liang) 位弟子講《詩經》；杭州詁經精舍停辦兩(liang) 年後，俞樾作《詁經精舍歌》《與(yu) 客談詁經精舍舊事》等詩；袁嘉穀在日本與(yu) 昆明經正書(shu) 院同學聚會(hui) ，作《經正書(shu) 院舊友遊日本國者十數人，同飲照相，補作同門錄，題後二首》詩。這些活動發生在書(shu) 院之外，但在文脈上仍從(cong) 屬於(yu) 船山、詁經、經正書(shu) 院。也就是說，書(shu) 院的文學空間可以隨著師生的活動而充分延展。從(cong) 文學空間的範圍來說，由小到大，最具典型意義(yi) 的是景觀和地域。

書(shu) 院文學與(yu) 景觀空間

書(shu) 院景觀不僅(jin) 指外部空間的選址，也包括內(nei) 部空間的營造。

早期書(shu) 院多依傍名山而建。白鹿洞書(shu) 院在廬山五老峰南麓，嶽麓書(shu) 院在湘江西岸嶽麓山下，嵩陽書(shu) 院背靠嵩山峻極峰，石鼓書(shu) 院坐落在衡陽石鼓山上。書(shu) 院選址依傍名山勝跡，既受古代士人讀書(shu) 山林風氣的影響，也與(yu) 重視風水的堪輿觀念有關(guan) 。最重要的是，山林遠離喧囂，利於(yu) 靜心讀書(shu) 。南宋朱熹在呈報朝廷的《白鹿洞牒》中說，白鹿洞“四麵山水，清邃環合，無市井之喧，有泉石之勝，真群居講學、遁跡著書(shu) 之所”。明代胡儼(yan) 《重建白鹿洞書(shu) 院記》亦雲(yun) ：“五老峰之下，山川環合，林穀幽邃，遠人事而絕塵氛，足以怡情適興(xing) ，養(yang) 性讀書(shu) 。”山林是潛心問學的佳境。

書(shu) 院依傍山林，最宜吟詠和書(shu) 寫(xie) ，詩賦之作由是而富。朱熹建武夷精舍於(yu) 隱屏峰下，陸遊《寄題朱元晦武夷精舍》詩雲(yun) ：“先生結屋綠岩邊，讀《易》懸知屢絕編。不用采芝驚世俗，恐人謗道是神仙。”張栻主持城南書(shu) 院，有《城南雜詠二十首》。朱熹次其韻，作《奉同張敬夫城南二十詠》，並跋張詩雲(yun) ：“久聞敬夫城南景物之勝，常恨未得往遊其間。今讀是詩，便覺風篁水月，去人不遠。”朱、張城南唱和之作，風格相近，明何喬(qiao) 新謂“其詞渾厚和平，有盛唐風致”。淳熙間，朱熹在白鹿洞書(shu) 院作《白鹿洞賦》；嘉定間，張琚、羅思、姚鹿卿等人在流芳橋旁會(hui) 講洞學畢，相與(yu) 歌文公之賦；淳祐間，方嶽作《白鹿洞後賦》；明嘉靖間，張純跋《白鹿洞賦》，楊侃刻於(yu) 石屏。一篇書(shu) 院賦，流播數百年，完成了經典化。

書(shu) 院繁榮和普及以後，不可能都依傍名山，但選址仍以城市周邊的風景勝地為(wei) 首要考慮。這樣既便於(yu) 師生的日常往來，又可延續書(shu) 院的山林傳(chuan) 統，對於(yu) 激發寫(xie) 作才思也多有好處。杭州崇文書(shu) 院在西湖之濱，《敬修堂詞賦課鈔》是清道光間崇文諸生的詩賦集，浙江巡撫富呢揚阿序稱“多士肄業(ye) 其中者，吸湖光，飲山淥，於(yu) 舉(ju) 業(ye) 外率工詩古文詞”。湖光山淥利於(yu) 詩詞歌賦，這好理解，古來詩人得江山之助者甚多。值得注意的是，它可能還利於(yu) 舉(ju) 業(ye) 文章。《崇文書(shu) 院課藝九集》是光緒間崇文諸生的八股文集，浙江巡撫葉赫崧駿序雲(yun) ：“崇文依山麵湖，舉(ju) 凡風雲(yun) 變幻，林木幽奇，四時皆有其佳致。諸生遊息其中，得乾坤之清氣，發為(wei) 宇宙之至文，不貌襲先正，而先正之口講指畫，如入其室而承其謦欬。”這裏所謂“至文”，指的就是八股文。

學術文章也可得江山之助。學海堂位於(yu) 廣州越秀山麓，是清代漢學書(shu) 院的代表。《學海堂集》是諸生的學術作品集，阮元序雲(yun) ：“珠江獅海，雲(yun) 濤飛泛於(yu) 其前；三城萬(wan) 井，煙靄開闔於(yu) 其下。茂林暑昃，先來天際之涼；高闌夕風，已生海上之月。”諸生在此山堂，觀覽潮汐，“登高者賦其所能，觀瀾者得其為(wei) 術，息焉遊焉，不亦傳(chuan) 之久而行之遠歟”。

書(shu) 院建設重外部選址，更重內(nei) 部景觀的營造。嶽麓書(shu) 院內(nei) 原有紀念“朱張會(hui) 講”的“飲馬池”，清乾隆間在池上建有草亭，嘉慶間重修，改名“風雩亭”，其得名來自《論語》中的“吾與(yu) 點也”。“曾點氣象”也成為(wei) 書(shu) 院的普遍追求，一個(ge) 具體(ti) 表現就是著意於(yu) 建造池亭園圃，以便諸生登眺遊息。

風雩亭周圍種有柳樹，“柳塘煙曉”即為(wei) 嶽麓書(shu) 院八景之一。院生俞超有《嶽麓八景》詩，將八景融入一首七律：“曉煙低護柳塘寬，桃塢霞烘一色丹。路繞桐陰芳徑別，香生荷岸晚風摶。泉鳴澗並青山曲，魚戲人從(cong) 碧沼觀。小坐花墩斜月照，冬林翠繞竹千竿。”不少書(shu) 院都有類似的係列景觀。而更多的書(shu) 院未必有“八景”“十景”之名，但林泉之勝幾乎是“標配”。哪怕是地處闤闠的書(shu) 院，本身往往也是園林勝跡、微型山水，師生可於(yu) 其中俯仰天地、感懷古今。

即使是主張專(zhuan) 心讀書(shu) 、無需遊息的人士，也無法完全拒絕園林的吸引力。清代朱一深創建新淦凝秀書(shu) 院，他擬定的《凝秀書(shu) 院條約》有“謹出入”一則，稱“昔董仲舒下帷發憤，三年不窺園圃；管寧足不下樓，坐穿一榻，其專(zhuan) 心致誌為(wei) 何如”，故而“諸生既入門牆，自宜鍵戶攻苦，謝絕聞見，道德詩書(shu) ，此中自有真樂(le) ，又奚佚遊為(wei) 也”。認為(wei) 書(shu) 中自有真樂(le) ，不必把時間用在遊覽上。可接下來又說，“餘(yu) 於(yu) 書(shu) 院內(nei) 構一樓，諸生誦讀之暇，或恣觀眺以陶適其性情，發其奇氣，較之闤闠雜遝，不猶愈乎”。這座樓即靜遠樓，朱氏後來寫(xie) 了《靜遠樓八景詩》，序雲(yun) ：“樓名靜遠，地頗清佳，水送綠於(yu) 欞間；攜將風月，山橫青於(yu) 幾上……署為(wei) 八景，蓋選勝而尤奇；吟得數章，終圖形而弗肖爾。”八景者，“秀嶺晴嵐”“玉溪環帶”“銀岡(gang) 煙雨”“楓岡(gang) 瀑布”“南浦溪聲”“東(dong) 山鬆韻”“虹堤夜月”“天柱積雪”。

清代武昌江漢書(shu) 院山長王心敬曾談及書(shu) 院的空間設計：“凡門前內(nei) 甬道兩(liang) 旁、堂前堂後，必廣樹鬆柏杉槐；於(yu) 其空閑，又必種植諸竹。凡池皆種蓮植芡。一則培植樹木，使成蔚蔥之觀，以增書(shu) 院氣象，二則春夏藉竹樹之陰，三則誦讀之餘(yu) ，可玩物適情，以助清逸瀟灑之性耳。”在他所言書(shu) 院景觀的三點意義(yi) （審美、遮陰、怡情）之外，還有兩(liang) 點可以補充。

其一，書(shu) 院內(nei) 部的微型山水，也有啟迪文思之用。王同為(wei) 《紫陽書(shu) 院課藝九集》作序，稱院中“螺泉，涓潔漣漪，可以狀文思之泉湧也”，“春草池，微波瀠洄，可以暢文機之生趣也”，“垂釣磯、筆架峰，奇石林立，可以狀文氣之突兀也”雲(yun) 雲(yun) 。這是微縮版的“江山之助”。

其二，對於(yu) 文學教學而言，師生參與(yu) 園藝之事，與(yu) 寫(xie) 作之間具有某種象征性的聯係。薛時雨主講江寧尊經書(shu) 院，烏(wu) 龍潭因久未清理，茭葑縱橫。於(yu) 是率諸生清淤，又在潭西種植梅竹鬆柏。薛氏為(wei) 《尊經書(shu) 院五集課藝》作序，簡述此事並告諸生：“今夫蹄涔之水，不足以資灌溉也，必去其障，通其流，然後原泉混混，渣滓去而清光來，文之潔淨猶是也；今夫濯濯之山，不足以快登眺也，必蔥蘢而綠縟，幽秀而深邃，然後明靚淡冶之態，頃刻萬(wan) 變，文之藻采猶是也。”潭水經疏浚而清潔，山林經培植而多姿，人參與(yu) 景觀之美的形成；文之潔淨和藻采也如此，離不開人的勞動付出。由此，諸生可因山林之樂(le) ，而知文章之閫奧。

書(shu) 院文學與(yu) 地域空間

即便是建於(yu) 喧囂市井的書(shu) 院，也自有其優(you) 勢。清代杭州紫陽書(shu) 院無山水之勝，前來肄業(ye) 考課者卻很多，主要原因在於(yu) 地緣便利。許景澄為(wei) 《紫陽書(shu) 院課藝五編》所作題識就提到，“院舍咫尺廛市，綰轂所湊，肄業(ye) 之彥，便於(yu) 居處，視他院為(wei) 尤盛”。這一點，王同在《紫陽書(shu) 院課藝九集》序中闡述得更為(wei) 詳細，“杭州書(shu) 院有三，曰敷文，曰崇文，曰紫陽”，“敷文占南山之巔，崇文居西湖之湄，而紫陽則城中而近市，無湖山之美也”，“然（紫陽）城中近市，負笈者便之，故肄業(ye) 者多。而人才蔚起，弦誦之士，較敷文、崇文為(wei) 尤盛”。

有意思的是，同城的多所書(shu) 院，因為(wei) 位置不同，文風也可能存在差異。浙江巡撫梅啟照序《敷文書(shu) 院課藝二集》即闡述了這一情況，所謂“肄業(ye) 於(yu) 敷文者，其文多深秀峻拔”，而“崇文臨(lin) 煙波之浩渺，覽花柳之絢鬧，故其文華美典則”，至於(yu) 紫陽，“得一丘一壑之勝，山泉雲(yun) 腳，時注於(yu) 庭，故文輒悠然意遠”。無論是中國古代還是當今的文學地理學理論，在“空間範域”的層級分布方麵，南方、北方，關(guan) 中、江南，或者浙東(dong) 、浙西，蘇州、揚州，這類宏觀的範域受到較多關(guan) 注。梅啟照的論述發掘了同城不同地段書(shu) 院的文風差異，由此可知清人對於(yu) “托地”與(yu) “文風”之關(guan) 係的理解，已經達到相當微觀的境地。

從(cong) 更廣的空間範圍來講，書(shu) 院普及以後，山川的意義(yi) 實際上受到弱化，書(shu) 院的層次、功能、輻射力成為(wei) 書(shu) 院地緣文化中的主要因素。宋以後地域文學的建構，書(shu) 院是重要參與(yu) 者。如白鹿洞書(shu) 院之於(yu) 江右文學、嶽麓書(shu) 院之於(yu) 湖湘文學、學海堂之於(yu) 嶺南文學、關(guan) 中書(shu) 院之於(yu) 關(guan) 中文學，又如安慶敬敷書(shu) 院、桐城桐鄉(xiang) 書(shu) 院、保定蓮池書(shu) 院與(yu) 桐城文派，以及甬上證人書(shu) 院與(yu) 浙東(dong) 文派等等，皆是書(shu) 院與(yu) 地域文學互動的顯例。

參與(yu) 地域文學的建構，首先在於(yu) 書(shu) 院推尊鄉(xiang) 賢，以示文脈傳(chuan) 承。許宗彥給杭州《詁經精舍文集》作序，稱道黃宗羲、萬(wan) 斯同、全祖望等學者，以及朱彝尊、薑宸英、查慎行等詩家古文家，都是浙江一省之名家；朱珔序蘇州《正誼書(shu) 院小課》，列舉(ju) 蘇城惠氏、昆山顧炎武、吳江朱鶴齡、常熟嚴(yan) 虞惇等，皆為(wei) 蘇州一府之鴻儒。這些屬於(yu) 晚近鄉(xiang) 賢。而阮元序廣州《學海堂集》，稱“嶺南學術，首開兩(liang) 漢。著作始於(yu) 孝元，治經肇於(yu) 黃、董”；王祖源序成都《尊經書(shu) 院初集》，謂“蜀學之興(xing) ，肇端文翁”，則不囿於(yu) 本朝名流，直上溯漢唐。如此這般，一路演繹，建構起一地綿延不絕的文脈。推舉(ju) 鄉(xiang) 賢，無論是本朝的還是古代的，對於(yu) 書(shu) 院諸生而言，都有一種親(qin) 近感與(yu) 激勵作用。

參與(yu) 地域文學的建構，其次在於(yu) 師生在書(shu) 院教學中通過品評前賢，書(shu) 寫(xie) 地方文學史。武昌《經心書(shu) 院續集》收錄朱楙春所撰《敘楚國先賢》，該文以主客問答的形式，追述楚地卓有成就的先賢，其中詞章之學包括屈原、宋玉、黃香、劉珍等。又有雷以震所撰《擬輯〈湖北詩征〉序例》，稱屈原為(wei) “萬(wan) 世祖師”，而後依次論述宋玉、景差、庾信、杜甫、孟浩然、潘大臨(lin) 、三袁、鍾惺等人，可謂“湖北詩史”。黃州經古書(shu) 院的《黃州課士錄》中有《論黃州詩絕句》134首，涉及宋至清代的90多位黃州詩人，包括宋潘大臨(lin) 等四人、明董樸等四十三人、清顧景星等近四十人，可作“黃州詩史”來讀。山長擬定、生徒寫(xie) 作這類題目，不僅(jin) 可以拓展對地方文學的認知，而且有助於(yu) 培植賡續文化命脈的使命感。

參與(yu) 地域文學的建構，還在於(yu) 在書(shu) 院教學中將地方風物融入考課題目，借以培植鄉(xiang) 邦情懷。這裏的地方風物有自然的，也有人文的。如廣州《學海堂集》中的《和方孚若〈南海百詠〉》《春日訪南園故址》《擬元人〈十台〉詩詠粵東(dong) 十台》《嶺南荔枝詞》，上海《雲(yun) 間書(shu) 院古學課藝》中的《顧亭湖懷古》《擬建陳夏二公祠碑文》《三高祠銘》，寧波《浙東(dong) 課士錄》中的《四明山賦》《月湖賦》《招寶山望海賦》《擬遺愛祠碑記》《擬後樂(le) 園記》《海曙樓賦》，成都《尊經書(shu) 院初集》中的《成都覽古詩》《擬請祀峨眉山神奏》《巫山神女祠碑銘》等。武昌《經心書(shu) 院續集》中有一篇《湖北輿圖山川頌》，作者陳則汪讚美湖北山川“宿應翼軫，富甲東(dong) 南”“險可禦強，澤及無涘”，這種生於(yu) 斯土的自豪感具有普遍性。

作為(wei) 地域文學的一個(ge) 空間，書(shu) 院最重要的價(jia) 值在於(yu) 即使遭受災亂(luan) ，隻要根基還在，就能恢複元氣、賡續文脈的精神。曆史上，書(shu) 院曾多次遭遇災亂(luan) 。例如元末戰亂(luan) ，白鹿洞、嶽麓等著名書(shu) 院皆遭傾(qing) 覆；明末禁毀令下，天下書(shu) 院橫罹滅頂之災。盡管如此，時間或長或短，書(shu) 院終能恢複元氣，重整旗鼓。原因有多個(ge) 方麵，其中關(guan) 鍵一點在於(yu) 文化根基未斷。清鹹豐(feng) 間東(dong) 南地區迭遭兵燹，書(shu) 院毀損極為(wei) 嚴(yan) 重。同治以後漸次興(xing) 複，書(shu) 院重現當年“喁喁向學”之貌。薛時雨掌教江寧尊經書(shu) 院，感慨“曾未五年，而金陵文物，稱重東(dong) 南”。常州知府譚鈞培為(wei) 《毗陵書(shu) 院課藝》作序，稱“其才情橫溢、見地開拓者，頗不乏人，於(yu) 是知前人之流風餘(yu) 韻為(wei) 未泯也”。所謂“前人之流風餘(yu) 韻”，主要說的是書(shu) 院所建構的地域文化命脈。

從(cong) 景觀空間到地域空間，書(shu) 院在文學史上的意義(yi) 由此凸顯。具體(ti) 而言，文學史上受到關(guan) 注的，多為(wei) 處於(yu) “完成時”的作家作品，而書(shu) 院則是作家成長“進行時”的空間。無論是景觀空間與(yu) 寫(xie) 作思維，抑或是地域空間與(yu) 鄉(xiang) 邦情懷，都與(yu) 書(shu) 院的教學功能密切相關(guan) 。山長示範和指導文學，諸生學習(xi) 和體(ti) 驗文學，書(shu) 院是一個(ge) 可親(qin) 、可感、可觸、可悟的文學教學空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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