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唐文學流派的發展與(yu) 唐宋變革

作者：李桃（中國社會(hui) 科學院文學研究所副研究員）

來源：中國社會(hui) 科學網

時間：孔子二五七六年歲次乙巳三月初五日辛醜(chou)

          耶穌2025年4月2日

學術史中，關(guan) 於(yu) 學術流派的建立和研究具有重大意義(yi) 。在大力發展中國學派建設的今天，我們(men) 更要認識到一個(ge) 重要流派的淵源、產(chan) 生和發展，以及該學派建立背後的成因，甚至可以成為(wei) 某一段曆史時期國家和社會(hui) 文化發展的主線。

蕭—韓流派的傳(chuan) 承

文學流派是古代各類學術流派的重要體(ti) 現，它的形成有兩(liang) 個(ge) 淵源：學術流派——政治流派——文人群體(ti) ；鬆散的文人並稱——文人群體(ti) ——文人集團。一個(ge) 真正的文學流派具有以下幾個(ge) 特征：（1）傳(chuan) 承在一段連續的曆史時期內(nei) ；（2）每一代都有核心領袖，並有一定數量的追隨者；（3）較為(wei) 明確的師承關(guan) 係；（4）學術成果有一定的繼承性和密切關(guan) 聯；（5）對社會(hui) 文化影響深遠。

綜合以上要素，中唐時代，從(cong) 蕭穎士門人弟子到韓愈門下弟子可稱為(wei) 我國曆史上第一個(ge) 文學流派，該流派成員的活動時間集中在開元二十三年（735）蕭穎士進士及第到開成元年（836）韓愈弟子李翱逝世之間。從(cong) 蕭門到韓門五代門生座主活躍其間，後續仍有這一流派的兩(liang) 代傳(chuan) 承者來擇和孫樵傳(chuan) 道於(yu) 晚唐。

流派第一代宗主蕭穎士、李華，史書(shu) 上有記載的蕭門弟子數十人，盛名者如獨孤及、戴叔倫(lun) 、皇甫兄弟等。第二代座師獨孤及，晚年外放江南刺史期間開門授業(ye) ，從(cong) 學者甚眾(zhong) ，門生如梁肅、崔元翰、齊抗、陳京等，都深度參與(yu) 中唐亂(luan) 後禮製重建。第三代核心人物權德輿、梁肅，二人是德宗朝大力倡導古文的重要作家，盛唐末世開始的古文複興(xing) 通過此二人及其追隨者傳(chuan) 承至韓柳發揚光大，且權、梁二人都曾執掌貢舉(ju) ，拜入門下者甚眾(zhong) ，流派自此推廣壯大。第四代領袖韓愈，學識文采震古爍今，堪稱大家，韓門弟子李翱、皇甫湜、樊宗師、張籍皆署名從(cong) 學於(yu) 愈，自振一代。後又有孫樵在《與(yu) 王霖秀才書(shu) 》裏自述：“某嚐得為(wei) 文真訣於(yu) 來無擇，來無擇得之於(yu) 皇甫持正，皇甫持正得之於(yu) 韓吏部退之。”（《全唐文》卷七九四）點明從(cong) 皇甫湜到來擇，來擇再傳(chuan) 孫樵的流派譜係。他們(men) 是中國文學史上第一個(ge) 七代相繼的文人群體(ti) ，此前沒有任何一個(ge) 士人團體(ti) 有如此緊密的傳(chuan) 承和文化影響，而規模能與(yu) 之比肩的文學流派——宋代江西詩派直到三百年後才出現。

事實上，將上述士人群體(ti) 定義(yi) 為(wei) 文學流派略顯片麵，因為(wei) 這個(ge) 名稱隻凸顯出了蕭—韓流派成員的文學能力和作家身份，該流派成員同時還具有很多其他的社會(hui) 身份——儒者、禮官、史官、循吏，這些身份使蕭—韓流派成員在經學界、史學界、官僚體(ti) 係中都占有重要位置，在中唐士人從(cong) 文儒向通儒轉型的過程中起到引領風氣之作用。

文儒向通儒的轉型

中唐是整個(ge) 古代社會(hui) 政治、文化、階層轉型期的開啟，有百代之中的稱號。自從(cong) 日本學者內(nei) 藤湖南注意到中唐到北宋在中國曆史乃至東(dong) 亞(ya) 曆史中的重要性，並提出“唐宋變革說”的概念之後，各類研究成果層出不窮。比如，日本學術界對唐宋變革期的政治體(ti) 製、經濟形態、風俗文化的關(guan) 注，歐美學者對唐宋士大夫階層流動和學術思想演變的著述，以及國內(nei) 學者對宋學、宋型文化特征的研究。這些政治、經濟、教育、思想、文學藝術方麵的所有改變，都源自組成社會(hui) 的個(ge) 體(ti) ——人的轉型，尤其是士人的轉型。因為(wei) 士人是古代社會(hui) 精神文化的承擔者，決(jue) 策製定、經濟改革、政令執行、藝術創造等，往往要通過他們(men) 來完成，士人自我身份的認知和追求直接決(jue) 定了他們(men) 與(yu) 社會(hui) 變革的關(guan) 係。唐宋變革最重要的現象之一就是出現大批国际1946伟德、文學辭章、政事吏能結合於(yu) 一身的新型士人，造就了曆史上第一個(ge) 通儒盛世。

蕭—韓流派成員生活在李唐國運突變的時代，他們(men) 不再像盛唐時代的文儒一樣身居高位，以禮樂(le) 統合詩文，在政治文化體(ti) 係中確立儒學與(yu) 文學的契合點，而是在身經大亂(luan) 之後，將所學文史經義(yi) 與(yu) 國祚複興(xing) 期的基層職事吏幹相融合，投身於(yu) 具體(ti) 事務的解決(jue) 中，向支撐國家基礎的禮教、道義(yi) 、文風、史家意識、經濟生產(chan) 、地方管理等方麵輻射自己的才能，從(cong) 實務中尋求儒家教義(yi) 之旨歸，逐漸從(cong) 文儒進化成長為(wei) 通儒型士人。

從(cong) 通儒型士人所具有的綜合特征來看，蕭—韓流派成員禮學素養(yang) 深厚，經肅宗朝至憲宗朝，曾在禮官的各個(ge) 職位就任的流派成員有30多位，他們(men) 以職任重建社會(hui) 秩序，從(cong) 各個(ge) 方麵努力重建中央權威，期待回歸一統，一個(ge) 很典型的例證是德宗朝的禘祫祭祀之爭(zheng) 。

大量精研禮學的中唐通儒卷入這次大議禮事件，並分為(wei) 兩(liang) 派陣營，一派是以獨孤及、柳冕、陸質、張薦和獨孤及的弟子陳京為(wei) 代表的太祖神主派，一派是以儒學世家出身、時任山陵使的顏真卿和韓愈為(wei) 代表的獻祖神主派。透過雙方看似不相容的禮法爭(zheng) 論，在執著於(yu) 以何代君王為(wei) 神主的表象之下，體(ti) 現的是中唐禮官們(men) 麵對藩鎮分權的嚴(yan) 峻現實，從(cong) 不同思路鞏固皇族權力、恢複集權的政治意識。另外，戰亂(luan) 後的唐王朝製度方略和文化引導都轉向務實強國，這一時期執掌貢舉(ju) 的蕭—韓流派禮官整頓科場浮靡文風，製定新的文學標準，重塑士林風氣。他們(men) 主張應試文章要有經世之道，於(yu) 政治有所補益，選拔培養(yang) 真正具備道德修養(yang) 和政治才能的務實型人才，從(cong) 科舉(ju) 製度上推動複古文風的傳(chuan) 播，使流派的文學理念擴大到整個(ge) 文壇。

除了禮官，蕭—韓文學流派中有很多成員也擔任過史官職位。史學一向有以古鑒今、思齊內(nei) 省的作用，古代社會(hui) 對史官的要求很高，需雄文、博學、通識兼備，他們(men) 不僅(jin) 要掌握曆史知識，還要能夠貫通古今，通曉曆史發展及事物之間的聯係，充當統治者的政治顧問，能在中唐承擔這種重任的非通儒不可。從(cong) 流派第一輩中的韋述、蕭穎士，到梁肅、李翰，再到後幾代中的獨孤鬱、蔣氏兄弟、韓愈、沈既濟等人都擔任過史館修撰，楊綰、崔祐甫曾任監修國史。他們(men) 把持著從(cong) 天寶到大中年間史館的多數史職。這些流派成員在眾(zhong) 多作品中展示自己的曆史觀念，強調正統之道，發揮經世致用之效，他們(men) 把史官意識帶入立言立功的“文用”行動中去，這種意識伴隨古文運動的興(xing) 起和發展，不但影響到宋代文學、曆史作品的創作，更啟發了後世桐城派的古文義(yi) 法。

除了重振禮教、以史鑒今，吏能也是以蕭—韓文學流派成員為(wei) 代表的中唐通儒的最大特征。通儒士人奮戰在王朝政體(ti) 的各級崗位，與(yu) 那些身居高位、終極理想是輔佐王圖霸業(ye) 的盛唐“大人物”相比，他們(men) 更懂得用學識夯實民生基礎的重要。與(yu) 流派幾代傳(chuan) 承息息相關(guan) 的大唐“財相”劉晏，自天寶末拜度支郎中，三次“掌出納、監歲運，知左右藏”（《新唐書(shu) ·食貨誌》），在他主管財政和漕運時期每年運米數十萬(wan) 石以給關(guan) 中，大大緩解了國庫入不敷出的急難，《通鑒》對其評價(jia) 很高，稱“唐世推漕運之能者，推晏為(wei) 首，後來者均遵其法度雲(yun) ”。劉晏選材主通敏精幹，流派中以文學政事著稱的戴叔倫(lun) 就曾經任其幕下的鹽鐵轉運使判官，後來叔倫(lun) 還擔任容州地方官，因治理有方受到上峰嘉獎，這種綜合能力使其成為(wei) 中唐通儒的代表。戴叔倫(lun) 的蕭門學友獨孤及除了“洞曉玄經”、精通儒典之外，也具有很強的通經實幹才能。他曾經先後擔任舒州、濠州、常州刺史，精於(yu) 吏政，積極用“兩(liang) 稅法”進行地方稅務改革，是肅、代二朝國家複興(xing) 、社會(hui) 進步的中堅力量。

士人身份轉變的解讀

蕭—韓流派集大成者韓愈被百年之後的宋代官僚士大夫階層奉為(wei) 士人典範，他對儒學、文學、政事都表現出極大的熱情和使命感，並且在各個(ge) 領域卓有業(ye) 績，所謂“文起八代之衰，而道濟天下之溺，忠犯人主之怒，而勇奪三軍(jun) 之帥”的讚譽，表現了宋人從(cong) 文學、儒學、政事三個(ge) 方麵對韓愈所代表的中唐通儒形象的敬仰。縱觀中唐百年，韓愈在通儒群體(ti) 中獨占鼇頭，但是到了宋代士大夫定型的全盛時期，政壇位極人臣、文學堪為(wei) 宗師、思想高屋建瓴、吏術明敏強幹的通才大儒屢現於(yu) 世，比如範仲淹、歐陽修、王安石、“三蘇”、司馬光等名臣，都不再是文學侍從(cong) 或僅(jin) 僅(jin) 以文名傳(chuan) 世，他們(men) 的學識、政務能力包括國家經濟、政治、軍(jun) 事、文化各個(ge) 方麵，代表了北宋士人對中唐通儒身上綜合能力的認同。

這些在宋代開始大量出現的“複合型人才”契合了自中唐以來的士人渴望在繼承文化傳(chuan) 統的基礎上為(wei) 四海生民謀發展的精神追求，也符合士大夫渴望重振世風、倫(lun) 理綱常體(ti) 係的社會(hui) 責任意識。這種從(cong) 文儒到通儒，從(cong) 文學士人到官僚士大夫的精神追求，可以看成唐宋變革視野下士人身份轉變的另一種解讀，而這種轉變，始自中唐時期的蕭—韓文學流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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