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標題：一種早期經典研究的新範式

作者：姚蘇傑

來源：《中華讀書(shu) 報》

時間：孔子二五七六年歲次乙巳正月廿九日丙寅

          耶穌2025年2月26日

《書(shu) 經之成立》，趙培著，北京大學出版社2024年6月，148.00元

中國早期經典的研究是一個(ge) 既有“傳(chuan) 統”又具“創新”的領域，近年越來越受到青年學者的關(guan) 注。以目前可總結的學術發展規律判斷，當學術到達特定階段後，要求得新的突破，必會(hui) 回歸於(yu) 文明的核心經典。看曆史上每次成規模的古典“複興(xing) ”，如典籍的“傳(chuan) 承”“整理”“注疏”“辨偽(wei) ”“古本”“輯佚”等，都代表著一種回歸模式，而今日則稱為(wei) “古典重建”。上世紀以來，西學影響下的新學術掙脫了經典與(yu) 政治的強關(guan) 聯，打破傳(chuan) 統的研究視界和範式，取得了極多的成果。然就其基本文獻來說，主要還是圍繞經典劃出一個(ge) 更大的圈，其中又有破壞與(yu) 建設的多重張力和反複過程。時至今日，已有的研究模式趨於(yu) “穩固”甚至內(nei) 容飽和，已不能滿足學術深入發展的需求，而回歸核心經典特別是早期經典，將成為(wei) 未來學術突破的關(guan) 鍵。學界近年漸為(wei) 潮流的，無論是早期文獻與(yu) 古代文明研究，還是中國古典學研究、早期書(shu) 寫(xie) 研究等，都可說是對這一進程的把握和回應。相關(guan) 學者在未來能夠融入這一趨勢，可借陳寅恪先生之語，便是新時期的“預流”。

《書(shu) 經之成立》一書(shu) 即從(cong) 早期典籍生成與(yu) 經典化的角度研究《尚書(shu) 》之早期形態、傳(chuan) 承與(yu) 流變等相關(guan) 問題，兼具理論性與(yu) 實踐性。就個(ge) 人反複閱讀的主觀感受而言，此書(shu) 很好地體(ti) 現出青年學者撰寫(xie) 博士論文時的銳意進取、大膽開創、嚴(yan) 謹與(yu) 嚴(yan) 肅，部分地方或許會(hui) 略顯“生澀”，似乎不夠“圓熟”，但其視野廣闊，極少空言，立論果斷，敢於(yu) 作全麵的論證，且理論布設足夠係統，論題探索足夠深入，確可稱開拓、創新之作。故不揣淺陋，將此書(shu) 部分特點及個(ge) 人體(ti) 會(hui) 略述如下。

該書(shu) 分上、下兩(liang) 編，下編為(wei) 研究實踐，內(nei) 容誠然更加充實，但上編“緒論”部分之理論架構，亦不容忽視。此研究很好地承接了近代以來學術理論的傳(chuan) 承與(yu) 更新，具有前瞻性。關(guan) 於(yu) 早期經典研究，傳(chuan) 統的經學體(ti) 係早已無法滿足學術需求。上世紀古史辨派關(guan) 於(yu) 早期文獻的考據，帶來了對經典文本的重新思考，但也存在不可忽視的理論與(yu) 方法局限。近半個(ge) 世紀以來，隨著出土文獻的出現和利用，對包括早期經典在內(nei) 的古典學術的再認識以及理論方法的革新，便成為(wei) 學界的共識。在此背景下，古典文獻學也受到重視，但正如書(shu) 中所說“古典文獻學的一些習(xi) 用概念，不僅(jin) 不能很好地服務於(yu) 有關(guan) 早期文獻的研究的實際，有時還會(hui) 引起一些理解上的混淆。”近些年，在出土文獻材料支撐下，在西方古典學相關(guan) 理念與(yu) 方法的影響下，早期文獻的流動性、複雜性進一步得到學界重視。由此，此書(shu) 著重理出“早期形態”“經典化”等概念，並選擇《書(shu) 》類文獻作為(wei) 對象進行實踐。可以說，這一研究正是對百年來古典學術研究理念演進的繼承和發展，有其意義(yi) 。故在該書(shu) 緒論中，作者先結合“古典學重建”的宏觀學術背景，對自身的研究範圍、相關(guan) 概念進行了定義(yi) ，特別是對“經典”“經典化”“早期形態”的細致辨析，確立了此研究的理論支撐。而在具體(ti) 方法的設計中，又進一步闡明基於(yu) 經典文本層次分析的研究路徑。其後的學術史回顧，將傳(chuan) 統研究與(yu) 近代以來的中外研究都包容入內(nei) ，亦堪稱宏富。從(cong) 中足可見作者學術知識儲(chu) 備之廣博，其討論涉及傳(chuan) 統經學、古典文獻學、出土文獻、小學、現代語言學、西方古典學、新語文學、早期文明研究理論等諸多領域和方向。個(ge) 人覺得，這種清晰的理論意識和寬廣的學術視野，將成為(wei) 早期經典研究中的一項必需，此書(shu) 則是很好的範例。

此書(shu) 下編為(wei) 主體(ti) 研究，分為(wei) 八章，內(nei) 容充實、結構嚴(yan) 整，且具有一定的開放性。所謂《書(shu) 經》之“成立”，書(shu) 中轉化為(wei) “早期形態”與(yu) “波動的成立”兩(liang) 個(ge) 前後相繼的階段，故下編也分為(wei) 兩(liang) 部分（各四章），各章在時代上前後相接。

第一部分討論《書(shu) 》類文獻從(cong) 上古（先周）到西周各階段的形態特征。第一章談文字產(chan) 生與(yu) 最早的曆史記錄，結合“口傳(chuan) ”“文化記憶”等理論進行分析，提出文字產(chan) 生之後仍存在較長的“口耳竹帛並行立言”階段。第二章結合出土材料，討論文獻書(shu) 寫(xie) 始於(yu) 何時，包括可能屬於(yu) 《夏書(shu) 》《商書(shu) 》各篇的內(nei) 容、性質如何，以及該時期甲骨、青銅器銘文中的紀事材料的屬性。第三章討論西周《書(shu) 》類文獻的形態，為(wei) 本書(shu) 最核心內(nei) 容之一。作者認為(wei) ，西周早期《書(shu) 》類文獻當名“訓典”，共和至宣、幽時從(cong) 中分流、整理出《書(shu) 》，並發揮“政典”功能，推行諸國（而同時諸國仍保有自己的訓典）。此說很有解釋力，許多材料可因此而得關(guan) 聯，個(ge) 人深表讚同。第四章談三代王官學之嬗變及西周《書(shu) 》教之核心，章節邏輯上與(yu) 第三章為(wei) 表裏。

第二部分“波動的成立”，討論《書(shu) 》類文獻經典化為(wei) 《書(shu) 經》的過程，大致分四個(ge) 階段，即春秋、春秋末至戰國、秦漢以及後世。其中第五章遍舉(ju) 《國語》《左傳(chuan) 》之引《書(shu) 》論《書(shu) 》，說明宗周“道裂”背景下王官學的傳(chuan) 承，特別提出其中“王德”“侯德”等重要觀念的轉變。第六章論孔子時代前後《書(shu) 》學的變化，即從(cong) “王官學”（官學）變為(wei) “百家學”（諸子學、私學）。孔子以子學精神注入經典（如將關(guan) 聯天命之明德轉化為(wei) 個(ge) 人之德行），確立了作為(wei) 儒家教本的《書(shu) 》（“新經”）。第七章論秦漢《書(shu) 》學被納入“新王官學”的情況。秦將東(dong) 周“官私並立”之學重樹為(wei) 官學而禁絕私學，但曆時很短；漢代重舉(ju) 官學而經典已殘，故作為(wei) 子學的儒學被官學化為(wei) “經學”，其子學屬性被壓製，失去了“博采與(yu) 折中”，由此造成了一定的“錯位”。第八章為(wei) 全書(shu) 總結，亦論及後世經學之發展。

早期經典研究一般會(hui) 將第二階段“波動成立”的過程稱為(wei) “經典化”。當然，從(cong) 嚴(yan) 格意義(yi) 上說，“經典化”應包括經典從(cong) 最初誕生到最終成立的全部過程。但東(dong) 周以後的演化確有特殊，因為(wei) 在此之前，《書(shu) 》本身就作為(wei) “正典”存在，而因宗周“道裂”產(chan) 生的“經典化”，可視為(wei) 正典淪落之後的“救贖”（重建）過程。另一方麵，經典化也不是一個(ge) 單向趨勢，其最終結果不是“經典”固化，而是一個(ge) 持續更新、更迭的過程。此書(shu) 的最後兩(liang) 章充分考論了漢代以來《書(shu) 經》波動成立的問題，特別強調了其中經學與(yu) 子學之間的張力，及由此導致的新王官學的複雜層次。同時，經學作為(wei) “官學化的儒學”，其子學屬性的外顯也影響了後世的道統建構以及道統與(yu) 學統的分裂。此部分雖然占全書(shu) 比重不多，但在內(nei) 容和結構上卻為(wei) 本書(shu) 提供了足夠的開放性，指明了許多關(guan) 涉學術史的重大問題的闡釋思路（或為(wei) 作者後續的研究方向）。

近代以來的學術發展，特別是出土文獻的大量發現，讓學者充分認識到先秦經典的“複雜性”。這也意味著，我們(men) 無法再用一種統一的、清晰的模式去認知經典，亟需新的方法。而此書(shu) 便展示了一種新的研究範式，姑且可稱之為(wei) “（核心）經典的成立研究”。此種範式之最關(guan) 鍵者，個(ge) 人認為(wei) 有三端。其一為(wei) 將《書(shu) 》類文獻的“早期形態”分為(wei) 載體(ti) 形態、文本形態與(yu) “經傳(chuan) ”形態三個(ge) 方麵。其二是將早期文本經典化研究根植於(yu) 細致的文本分析之上，而分析異文又注重其共時、曆時的層次。其三是將《書(shu) 》類文獻置於(yu) “王官學”“諸子學”“新王官學”的承變中考察，這也是貫穿此書(shu) 下編研究的主要脈絡。

以上三點核心，貫穿全書(shu) ，相信讀者閱讀時必能有感於(yu) 心。而除此之外，還有一些次級的特點，也可稱為(wei) 此種範式的組成部分。比如，此研究始終注意早期研究的複雜性，避免簡單化問題。如第四章討論《堯典》及甲骨卜辭中祭日有關(guan) 材料，此前學者多有爭(zheng) 論，各家多執一說。作者則辨析認為(wei) ：“甲骨刻辭中同日相關(guan) 者不能混雜處理，當分而言之：‘王賓日’類非祭日之辭，當從(cong) 島邦男之說為(wei) 同類卜辭的省略形式；‘又（侑）日’‘帝（禘）日’‘比（䃾）日’‘祼日’等確屬日神之祭；‘出日’‘入日’等迎日相關(guan) 祭禮中的日或同日神無關(guan) ，並非日日祭祀，而是有固定的行祭季節”，而第三類才能“同《堯典》等典籍中關(guan) 於(yu) 禮送太陽的記載相關(guan) 聯”。這一論斷絕非是為(wei) “調和折中”，而恰是基於(yu) 對早期經典複雜性的深刻認知而做出的判斷。

總之，此研究在綜合前人成果的基礎上，利用新材料，采取新方法，呈現新觀念，具有顯著的創新性，可為(wei) 早期經典研究者提供良好的參考範式。

最後，我想順帶再簡單談一點個(ge) 人在閱讀此書(shu) 時受到的具體(ti) 啟發。誠如李零等前輩學者所論，經典化是“結構性”或“全局性”的變化，不是一部書(shu) 或一類材料的特殊現象，不能隻盯著一本書(shu) 來談。這方麵，與(yu) 《尚書(shu) 》最相近的當屬《詩經》。顯然，《詩經》同樣存在早期形態和經典化的問題，也可以從(cong) 不同形態入手進行分析。在此前個(ge) 人的《詩經》研究中，我主張將其早期形態分為(wei) 功能形態、物質形態、文本形態三個(ge) 層麵，與(yu) 此研究有相似之處。所不同者，《詩經》有明確的禮樂(le) 功用，故其“功能形態”尤為(wei) 顯著。讀此書(shu) 後，我意識到應同樣注意《詩經》的“經傳(chuan) 形態”，它也具有“官學”“私學”“經學”的承變。由此，此前對《詩經》早期形態演化的階段劃分，也應進行重審。而基於(yu) 宗周“道裂”帶來的“王德”“侯德”轉變，似可解釋變風變雅中雖有頌美而被稱為(wei) “變”的深層原因：新生之《詩》不再遵循“天命”“明德”的王官學體(ti) 係，而開始容納反映諸侯（含卿大夫）之德的內(nei) 容（無論褒貶）。諸如上述之類的啟發與(yu) 感悟，在閱讀此書(shu) 過程中時時而有，很多觀點、爭(zheng) 論、材料，頗能與(yu) 相近領域的問題產(chan) 生共鳴，我想這是好研究的一種特點。

責任編輯：近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