傳統士紳的社會構建
    作者：吳鉤
    原載：西曆2012-09-29華商報
    來源：作者惠賜《儒家郵報》發表
    
    
    
    電影《白鹿原》的上映，讓觀眾對這部作品的故事背景——傳統“士紳—宗族社會”的治理形態有了直觀地了解的機會。受“五四”以來曆史敘述與巴金“家春秋”等小說的影響，今人對傳統社會的士紳群體與宗族組織已經形成了一個刻板的印象，即認為士紳與宗族是維護“封建禮教”的代表人物與組織機製，而“封建禮教”則如魯迅所說，是“吃人”的。《白鹿原》則展現了一個更接近曆史真實的士紳群體形象與宗族治理秩序，原著中的朱先生就是一位寄托著作者對士紳美好人格之想象的靈魂人物（可惜電影將朱先生整個人物線都刪掉了），他主持白鹿書院、體恤災民、訂立鄉約、以禮化俗，體現了傳統士紳致力於禮俗秩序構建的理想。
    
     
    
    文學作品是虛構的，不過朱先生有曆史原型，那就是晚清的關中大儒牛兆濂先生。光緒二十七年，陝西大旱，牛先生親力主持賑恤；二十九年，關中再遇大旱，牛先生每頓以藜藿充饑，說“餓殍載途，吾忍饑乎！”這樣的德行，在傳統士紳群體中並不鮮見。尤其是關中一帶，自北宋大儒張載建立關學以降，關中儒者對民間“教與養”的重視，有著十分深遠的傳統。將士紳與宗族想象成“吃人禮教”維護者的朋友，也許應該了解一下：為什麽包括張載在內的宋代儒家要提出重建宗族、修複宗法。北宋立國之初，由於剛剛曆經過五代戰亂，原來維係秩序的士族門第已經瓦解，社會陷入失序當中，以致“骨肉無統，雖至親，恩亦薄”，“父在已析居異籍，親未盡已如路人”。對於主要依靠宗法倫理聯結起來的傳統社會來說，宗族之不存，即意味著社會的潰散。鑒於此，張載、程頤等北宋儒家才呼籲“收宗族，厚風俗，使人不忘本”，重建社會禮俗秩序。
    
     
    
    在宗族重建的實踐層麵，範仲淹創設的“範氏義莊”可謂是典範。北宋皇祐二年（1050年），範仲淹以個人官俸所得，在原籍蘇州吳縣購置良田千畝，作為族內公益基金（義田），義田每年收取的租米，用於贍養族人、供養族學（義學），又設立管理範氏宗族公益基金的機構（義莊），製訂《規矩》十三條（族規）。從北宋至清代，範氏義莊維持了八百年，無數範氏子孫從中受惠。
    
     
    
    站在現代個人主義的立場看，宗族毫無疑問束縛了一部分個人自由，然而，曆史地看，在傳統社會，宗族是個人的立身之根。宗族的功能，可以這樣概括：以族譜和祠堂為族人提供基於血緣與倫理的共同體認同；以義田與族學為族人提供公共救濟與福利；以族規與族內權威發展出一個相對獨立於國家權力的民間自治架構。可以說，宗族使個人不再孤立無援，也不致生存於叢林狀態。
    
     
    
    重建宗族隻是宋代士紳構建社會優良秩序的組成部分。張載還計劃在關中“興學校，成禮俗，救菑恤患”，經過關中理學家群體對禮俗的倡導，關中一帶逐漸形成了敦厚、和睦的風俗，張載說：“關中學者用禮漸成俗”。中國第一個完全自發、自治的村社共同體——呂氏鄉約，由張載的弟子呂大鈞創立於關中平原的藍田縣，實現了鄉人之間“德業相勸、過失相規、禮俗相交、患難相恤”的自治目標，呂大鈞因此獲得老師張載的稱讚：“秦俗之好化，和叔（大鈞）有力”。
    
     
    
    曾有朋友問我：即使傳統社會中的宗族組織有你描述的那麽好，但還是有兩個問題未能解決：其一，宗族提供的救濟與庇護是對內不對外的，宗族組織之外的人何以受惠？其二，既然有宗族，就必有大族、小族，大族欺壓小族怎麽辦？我想，這樣的問題也一定擺在以前的士紳麵前。而事實上，我們的先賢已經給出了方案並付之實踐。南宋士紳設立的鄉曲義莊，即提供了跨宗族的救濟；鄉約則提供了協調宗族間關係的機製。清代福建長樂縣梅花裏成立的鄉約是一個範例。梅花裏原本是一個治理秩序潰壞的地方，“大族巨姓勢豪，日肆其憑陵；單室寒門宵小，亦滋其狡偽”。道光七年（1827年），當地的鄉紳決心改變這種情況，便聯合各姓族長、耆老，成立梅花裏自治組織，“建設鄉約所，舉鄉族長董事，並議明約束規條”，梅花裏因此風俗漸厚。
    
     
    
    許多朋友囿於成見，要麽將傳統社會想象為“一盤散沙”，要麽將傳統社會想象成宗法陰影下的的宗族專製結構，有趣的是，這兩種指向相反的想象往往並存於同一個人的曆史敘述中。但如果我們願意像看電影《白鹿原》一樣去看士紳群體忙碌於社會構建的身影，將會發現我們的前輩、先人們並不缺乏組織社會自治的理想、智慧與成就。  
    
     
    作者惠賜儒家中國網站發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