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集解”新體(ti) 說

作者：孫曉磊（浙江師範大學副教授）

來源：《光明日報》

時間：孔子二五七五年歲次甲辰冬月三十日戊辰

          耶穌2024年12月30日

“集解”作為(wei) 中古時期產(chan) 生的新注體(ti) ，學界對它的體(ti) 式、產(chan) 生時間及淵源的理解仍存在不少誤區，現嚐試為(wei) 其提供一種新的視角和解釋。

一

三國魏何晏《論語集解》，向來被認為(wei) 是“集解”體(ti) 的濫觴。該書(shu) 之所以稱為(wei) “集解”，蓋因何氏序言中稱“集諸家之善，記其姓名”，即謂匯集孔安國、包鹹、周氏、馬融、鄭玄、陳群、王肅、周生烈八家之說而解之。凡何晏注首言“包曰”“馬曰”之類者，皆一一標明氏姓，示不剿說。東(dong) 晉範寧作《春秋穀梁傳(chuan) 集解》，序言亦雲(yun) “今撰諸子之言，各記其姓名”，即謂匯集範寧與(yu) 從(cong) 弟邵及三子泰、雍、凱之論而解之，凡範寧注首言“邵曰”“泰曰”“雍曰”“凱曰”者即是。此為(wei) “匯集眾(zhong) 說式”之“集解”。西晉杜預撰《春秋經傳(chuan) 集解》，序雲(yun) “分經之年與(yu) 傳(chuan) 之年相附，比其義(yi) 類，各隨而解之”。陸德明稱“舊夫子之經與(yu) 丘明之傳(chuan) 各卷，杜氏合而釋之，故曰《集解》”，是將原《春秋》《左氏》經傳(chuan) 別行進行合編，此為(wei) “分經比傳(chuan) 式”之“集解”。

今人所講“集解”體(ti) 式不外乎以上兩(liang) 大類，這種認識當源於(yu) 唐儒的總結。孔穎達指出：“杜（預）言‘集解’，謂聚集經傳(chuan) 為(wei) 之作解。何晏《論語集解》乃聚集諸家義(yi) 理以解《論語》。言同而意異也。”楊士勳也認為(wei) ：“《春秋穀梁傳(chuan) 集解》者，撰集諸子之言以為(wei) 解，故曰‘集解’。杜預雲(yun) ‘集解’者，謂集解經傳(chuan) ，與(yu) 此異也。”

二

“集解”尚有另一種體(ti) 式，今稱之為(wei) “廣集元典、傳(chuan) 注式”，與(yu) 前述“匯集眾(zhong) 說式”“分經比傳(chuan) 式”鼎足而三。所謂“元典”，博涉經、史、子、集四部；所謂“傳(chuan) 注”，泛指元典的各種注釋。“匯集眾(zhong) 說式”之“集解”實有賴於(yu) 某書(shu) 多家舊注產(chan) 生之後始能為(wei) 之，而“廣集元典、傳(chuan) 注式”則不受某書(shu) 舊注數量的限製，甚至首次作注之人即可為(wei) 之，南朝宋裴鬆之注《三國誌》、南朝梁劉昭注《後漢書(shu) 》、劉肜注《晉紀》、劉孝標注《世說新語》均屬此類。

裴鬆之追述自己如何注釋《三國誌》時說：“采三國異同以注陳壽《國誌》。”劉知幾《史通·補注篇》亦雲(yun) ：“少期集注《國誌》，以廣承祚所遺。”（裴鬆之字世期，避唐太宗李世民諱作少期。承祚，陳壽字）與(yu) 其類似者尚有劉昭、劉肜，《梁書(shu) ·劉昭傳(chuan) 》稱“昭伯父肜集眾(zhong) 家《晉書(shu) 》注幹寶《晉紀》為(wei) 四十卷，至昭又集後漢同異以注範曄書(shu) ，世稱博悉。《集注後漢》一百八十卷，《幼童傳(chuan) 》十卷、《文集》十卷”。後漢史、三國史、晉史，各有多家史書(shu) 專(zhuan) 載其事，互有簡繁、異同，但並無舊注可依傍。因此裴鬆之、劉昭和劉肜采多家史書(shu) 之異同，廣引元典、傳(chuan) 注，分別注釋《三國誌》《後漢書(shu) 》和《晉紀》，三人均為(wei) 首次為(wei) 這些書(shu) 作注。與(yu) 之性質相同的還有劉孝標注《世說新語》。《史通·補注篇》曾同舉(ju) 四人注體(ti) 而雲(yun) “掇眾(zhong) 史之異辭，補前書(shu) 之所闕”，“庶憑驥尾，千裏絕群”。實則，四人注體(ti) 同為(wei) “廣集元典、傳(chuan) 注式”之“集解”體(ti) 。此類“集解”體(ti) 的主旨，正如裴鬆之《上〈三國誌注〉表》所說，即補缺、備異、懲妄、論辯。南朝宋裴駰《史記集解》明顯也是承襲了裴鬆之的做法。其《序》雲(yun) ：“采經傳(chuan) 百家，並先儒之說，豫是有益，悉皆抄內(nei) 。刪其遊辭，取其要實，或義(yi) 在可疑，則數家兼列。今以徐為(wei) 本，號曰《集解》。”張守節申述道：“或取傳(chuan) 、說，采諸子百家，兼取先儒之義(yi) 。先儒，謂孔安國、鄭玄、服虔、賈逵等是也。言百家，廣其非一。”裴駰之前，《史記》舊注僅(jin) 徐廣一家，故裴駰以徐氏為(wei) 主，同時“采經傳(chuan) 百家，並先儒之說”，可見裴氏《史記集解》的一個(ge) 很重要的目的即是補缺、備異，而他所謂的“集解”，是因其所匯集者乃各類元典、傳(chuan) 注，而非匯集《史記》舊注。

明乎此，我們(men) 可以澄清前人的某些誤解。如南朝梁沈旋曾為(wei) 其父沈約所撰《邇言》作注。《南史·沈約傳(chuan) 》稱：“子旋，字士規，襲爵，位司徒右長史。《集注邇言》行於(yu) 世。”子注父書(shu) ，當首次為(wei) 《邇言》作注，但冠以“集注”二字，引起了後人的困惑，如清人胡元玉即對此事大為(wei) 不解：“子注父書(shu) ，固情理之常，獨不思父作之、子注之，有何舊注可集而以‘集注’名哉？”並進而認為(wei) 《集注邇言》當是《集注爾雅》之訛，即因其不知“集解”尚有“廣集元典、傳(chuan) 注式”之體(ti) 式，若皆以何晏、範寧書(shu) 的體(ti) 式為(wei) 準繩，則極易引發誤解。又如應劭是否集解過《漢書(shu) 》，乃學術史上的一大疑案。《後漢書(shu) ·應劭傳(chuan) 》稱：“凡所著述，百三十六篇。又集解《漢書(shu) 》，皆傳(chuan) 於(yu) 時。”《隋書(shu) ·經籍誌》載：“《漢書(shu) 》一百一十五卷，漢護軍(jun) 班固撰，太山太守應劭集解。《漢書(shu) 集解音義(yi) 》二十四卷，應劭撰。”顏師古始疑二十四卷書(shu) 的作者當為(wei) 西晉人臣瓚，後世如錢大昕、姚振宗、王先謙、吳承仕皆承其說，並進而認為(wei) 一百一十五卷書(shu) 的作者亦當為(wei) 東(dong) 晉人蔡謨。如此一來，《隋誌》所錄兩(liang) 書(shu) 均與(yu) 應劭無關(guan) 。但南朝齊王儉(jian) 《七誌》、梁阮孝緒《七錄》均將其歸之於(yu) 應劭（見顏師古《漢書(shu) 敘例》），與(yu) 《隋誌》同，當無可爭(zheng) 議。實際上，應劭之所以稱其書(shu) 為(wei) “集解”，正是因該書(shu) 采用了“廣集元典、傳(chuan) 注式”集解方式，注釋體(ti) 式與(yu) 裴駰書(shu) 同，而與(yu) 何晏、範寧書(shu) 迥異。若以何晏、範寧書(shu) 體(ti) 式為(wei) 準繩，則又誤入歧途。顏師古辯稱“《漢書(shu) 》舊無注解，唯服虔、應劭等各為(wei) 音義(yi) ”雲(yun) 雲(yun) ，其有誤解，根源在此。應劭集解《漢書(shu) 》時，《漢書(shu) 》舊注唯服虔一家；裴駰集解《史記》時，《史記》舊注亦唯徐廣一家。後人懷疑應書(shu) 者極多，卻極少懷疑裴書(shu) ，因裴書(shu) 尚存，不容置疑，而應書(shu) 早佚，無從(cong) 質證，又昧於(yu) “集解”體(ti) 式，遂釀成千年疑案。一百一十五卷者為(wei) 應劭原書(shu) ，二十四卷者乃世人從(cong) 應劭原書(shu) 中又單獨析出“音義(yi) ”內(nei) 容而成，析出之人極可能是臣瓚。今所見應劭注，出自二十四卷本，遠非應氏注全貌。司馬貞曾說：“（裴駰）作《集解》注本，合為(wei) 八十卷，見行於(yu) 代。仍雲(yun) 亦有《音義(yi) 》，前代久已散亡。”《日本國見在書(shu) 目錄》載：“《漢書(shu) 音義(yi) 》十三卷，顏師古。”均是世人從(cong) 裴駰、顏師古原書(shu) 中單獨析出“音義(yi) ”內(nei) 容而成，應書(shu) 當與(yu) 兩(liang) 者的情況相同。

三

漢代今文博士經學發達，一經而有數家，同一家法經說相同，家法不同則經說多異。經生自亦重視家法，多存異說則被視為(wei) 破壞家法。古文經學在東(dong) 漢熾盛，習(xi) 古文經學者多能突破家法的束縛，崇尚今、古文經學融通，尤其以賈逵、馬融、許慎、鄭玄為(wei) 代表。馬融《春秋三傳(chuan) 異同說》、許慎《五經異義(yi) 》，一一臚列古、今文經說，賈逵“詔令撰歐陽大小夏侯《尚書(shu) 》、古文同異”“複令撰齊魯韓《詩》與(yu) 毛氏異同”，鄭玄更是“括囊大典，網羅眾(zhong) 家”，這種經學兼綜風氣，本質上是對今文博士一家之學的反動，而“集解”體(ti) 的產(chan) 生，正是這種經學兼綜風氣的衍變。“廣集元典、傳(chuan) 注式”的注釋體(ti) 式重視征引各類元典、傳(chuan) 注，類似於(yu) 經學兼綜者重視古、今文經眾(zhong) 家兼采，衝(chong) 破一家之學的藩籬，而各類元典、傳(chuan) 注勢必有同、有異，若能在相異處予以征引，兼采眾(zhong) 長，正是此體(ti) 的精髓所在。

可見“集解”之為(wei) 注體(ti) ，其產(chan) 生時間應從(cong) 三國中期提前到東(dong) 漢末期，最先出現的是“廣集元典、傳(chuan) 注式”之“集解”，以應劭《漢書(shu) 集解》為(wei) 代表。因其失於(yu) 寬泛，故生活時代稍後的何晏加以限定，將體(ti) 式局限為(wei) 匯集一書(shu) 之舊注，遂成“匯集眾(zhong) 說式”。但“廣集元典、傳(chuan) 注式”之“集解”後世仍有用例，三國時期甚至出現了兼具兩(liang) 類“集解”體(ti) 式的著作，如吳韋昭《國語解》。韋氏序稱：“因賈君（賈逵）之精實，采虞（虞翻）、唐（唐固）之信善，亦以所覺增潤補綴。參之以《五經》，檢之以《內(nei) 傳(chuan) 》，以《世本》考其流，以《爾雅》齊其訓，去非要，存事實。凡所發正，三百七事。”“因賈君之精實”雲(yun) 雲(yun) ，是“匯集眾(zhong) 說式”；而“參之以《五經》”雲(yun) 雲(yun) ，則為(wei) “廣集元典、傳(chuan) 注式”。然隨著何晏《論語集解》的盛行，“匯集眾(zhong) 說式”日漸成為(wei) 集解的主流體(ti) 式，“廣集元典、傳(chuan) 注式”之“集解”則日益變得隱晦難明，甚至引起了後人的諸多誤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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