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標題：《蘇軾官箴法律文化中有何“人權”因子？

——專(zhuan) 訪北京師範大學法學院教授、博士生導師柴榮》

受訪者：柴榮

采訪者：呂少威

來源：中國新聞網

時間：孔子二五七五年歲次甲辰十月廿二日庚寅

          耶穌2024年11月22日

在中國古代國家治理體(ti) 係中，存在著怎樣的人權理念？官箴文化作為(wei) 中國古代勸諫君主、督促官吏履行職責的重要文體(ti) ，其中蘊含了怎樣的人權思想？北宋著名文學家、政治家蘇軾的官箴法律文化中又有何“人權”因子？

“中華典籍中的人權理念”國際學術研討會(hui) 18日至20日在湖南大學嶽麓書(shu) 院舉(ju) 行。受邀與(yu) 會(hui) 的北京師範大學法學院教授、博士生導師柴榮近日接受中新社“東(dong) 西問”專(zhuan) 訪，對此進行解讀。

現將訪談實錄摘要如下：

中新社記者：中國古代國家治理體(ti) 係中存在著怎樣的人權思想？有何具體(ti) 實踐？

柴榮：我認為(wei) ，人權是指人作為(wei) 人應該享有的自由或資格。人權基於(yu) 道德的基本要求而存在，表明人生存的基本資格。在中國傳(chuan) 統法體(ti) 係中，雖然沒有“人權”的明確概念，但存在著人權思想和人權保障的曆史事實。中國傳(chuan) 統“民本”思想源遠流長，影響廣泛，蘊含了豐(feng) 富而深刻的人權價(jia) 值理念。

《尚書(shu) 》中提出“養(yang) 民”的治國理念，孔子在《論語》中所言的“因民之所利而利之”，均深刻體(ti) 現了古代中國對民眾(zhong) 福祉的高度重視。這些思想不僅(jin) 奠定了中國傳(chuan) 統政治文化的“民本”基調，也將人民的基本生活需求及免於(yu) 貧困、免受侵害的權利置於(yu) 國家治理的核心位置，成為(wei) 曆代王朝確保其統治合法性的重要基石。

探討中國傳(chuan) 統“民本”思想，不僅(jin) 是為(wei) 了繼承並發揚這一優(you) 秀傳(chuan) 統文化，更是為(wei) 了在新時代背景下，將其精髓融入並推動中國當代人權事業(ye) 發展。在追求這一目標的過程中，官箴文化作為(wei) 古代政治智慧的重要載體(ti) ，其蘊含的“以民為(wei) 本”治理理念與(yu) 人權思想緊密相通，為(wei) 研究古代人權保障的實踐模式提供了生動案例。

在繼承與(yu) 發揚古代“民本”思想的基礎上，結合當代中國的實際情況與(yu) 發展需求，有助於(yu) 構建具有中國特色、時代特征和世界意義(yi) 的人權理論體(ti) 係與(yu) 實踐模式。

2024年11月20日，“中華典籍中的人權理念”國際學術研討會(hui) 在湖南大學嶽麓書(shu) 院開幕。中新社記者 賈天勇 攝

中新社記者：官箴文化經曆了怎樣的發展曆程？蘊含了怎樣的“民本”思想及政治智慧？

柴榮：“箴者，綴衣箴也。”“箴”最早指縫衣的針。古人通過針灸等療法治病救人，且針本身具有精細、精準的特點，寓意是為(wei) 人指出病痛所在，由此引申出規勸、告誡的意思。在古代中國的政治文化中，箴文成為(wei) 勸諫君主、督促官吏履行職責的重要文體(ti) ，伴隨著中國早期政治製度的演進而發展。

劉勰在《文心雕龍》中明確指出“箴”這一文體(ti) 的起源可追溯至夏、商、周三代，在西周形成了較為(wei) 完備的體(ti) 例，它的核心功能在於(yu) 通過文辭勸諫君主。著名的《虞人之箴》就是一篇典型的勸諫箴文，以後羿沉迷狩獵、忽視政務致使國家滅亡為(wei) 戒，規勸周成王節製狩獵，以保障國家政務的穩固運行，突出體(ti) 現了“以百姓為(wei) 本”的治理理念。

春秋戰國時期政治環境的惡化使箴文創作相對衰微。然而，戰國末期秦國的官箴文獻《為(wei) 吏之道》卻值得注意，強調為(wei) 官者在道德、行為(wei) 、政策執行等方麵應以百姓為(wei) 中心，並避免私利、暴政和苛政。

進入唐代，官箴文化日益成熟，官箴文獻經曆了從(cong) “箴文”到“官箴書(shu) ”的重要演變。這一變革在武則天的《臣軌》中得到顯著體(ti) 現，特別是第十章《利人章》，係統探討了惠民之道，內(nei) 容緊密圍繞民生問題進行論述，觀點明確且論證詳盡，進一步深化了“民本”思想在官箴文化中的體(ti) 現。

宋元時期，理學的興(xing) 起推動了官箴文化進一步發展。理學家們(men) 不僅(jin) 強調官員的道德自省，還要求官員在治理中以民為(wei) 本。

“明末清初官箴書(shu) 籍如雨後春筍般出現，與(yu) 當時的經世致用思潮有著不可分割的聯係……時代越往後，官箴文獻越呈現出細密複雜的景象。”黃六鴻的《福惠全書(shu) 》被稱為(wei) “清代縣政百科全書(shu) ”。

《福惠全書(shu) 》的結構和內(nei) 容都是以“民本”思想為(wei) 主線，深入探討了如何通過實際措施將“以造福之心，行惠民之事”的“民本”思想轉化為(wei) 實踐層麵的方法原則，並運用於(yu) 州縣治理的各項事務中。這一時期的官箴文獻不僅(jin) 形式上更加豐(feng) 富，內(nei) 容上也更加精細，展現了官箴文化的集大成。

通過對古代官箴文化的梳理與(yu) 解讀可以清晰地看到“愛民”“重民”“親(qin) 民”的思想在官箴文化中的核心地位。無論是規範、告誡還是建議，官箴的最終目的都是圍繞服務百姓和改善民生展開，這與(yu) 中國古代“民本”思想強調以民為(wei) 本、關(guan) 懷百姓疾苦的理念高度契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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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4年6月27日，“廣東(dong) 官箴文化展”在廣東(dong) 省方誌館開幕，吸引參觀者觀展。中新社記者 陳楚紅 攝

中新社記者：蘇軾的官箴法律文化蘊含了怎樣的“民本”思想？他一生篤行了怎樣的政治實踐？

柴榮：作為(wei) 北宋著名文學家、政治家，蘇軾的政治、法律思想多散見於(yu) 政論、史論、上書(shu) 或奏議之中，其官箴中治國理政的智慧對當代依然有著深刻的意義(yi) 和實踐價(jia) 值。具體(ti) 體(ti) 現在以下幾個(ge) 方麵：

第一，禮治為(wei) 本、德法相濟。蘇軾在“禮法”的關(guan) 係上，明確提出“禮本法末”的主張。蘇軾的禮治觀突出“以民為(wei) 本”，從(cong) “民本”角度看禮的起源、嬗變等。他指出，禮源自人情，禮製的設定應基於(yu) 人們(men) 的實際需求和情感，而不應拘泥於(yu) 固定不變的形式。

蘇軾讚同劉向“禮以養(yang) 人為(wei) 本”的說法，認為(wei) 禮的根本目的是養(yang) 護人民，即使禮的實施過程中有小的偏差，也無礙其核心功能的實現。

第二，法貴簡約、吏治清明。蘇軾主張“法貴簡當”“臨(lin) 下以簡，禦眾(zhong) 以寬”，反對“法令滋彰”。蘇軾以漢高帝約法三章、蕭何定律九篇為(wei) 論據，建議朝廷對官吏的要求應簡明扼要，其清廉公正應為(wei) 根本；治理民眾(zhong) 要寬宏大量，製定的法令不要太多太嚴(yan) 。

第三，慎用刑罰、益國利民。在刑罰方麵，蘇軾始終堅守著“仁者愛人”的儒家信條。認為(wei) 刑罰應當慎重，適用法律應寬嚴(yan) 相濟。蘇軾在《乞免五穀力勝稅錢劄子》中說：“臣聞以物與(yu) 人，物盡而止；以法活人，法行無窮。”“以法活人”的理論基礎是人本主義(yi) ，他認為(wei) 不僅(jin) 要以法懲罰罪犯，還要以法使人活命。這反映了蘇軾深厚的人文主義(yi) 關(guan) 懷。

2023年1月10日，農(nong) 曆壬寅年臘月十九，在北宋文學家蘇洵、蘇軾、蘇轍父子故裏，四川眉山三蘇祠舉(ju) 行“壽蘇會(hui) ”，紀念“不可無一，難能有二”的蘇軾誕辰986周年。 中新社記者 張浪 攝

蘇軾在政治治理中堅持“節用以廉取”的主張，反對鋪張浪費。“苟非吾之所有，雖一毫而莫取”，是蘇軾廉政思想的提煉。他一生清廉，為(wei) 官四十載，曆經多次貶謫與(yu) 重任，始終保持兩(liang) 袖清風。在從(cong) 政生涯中，他與(yu) 百姓有著深入的接觸，“民本”思想不僅(jin) 深植於(yu) 其內(nei) 心，還貫穿於(yu) 他的一係列政論與(yu) 為(wei) 官實踐中。

蘇軾一生曆典八州，從(cong) 築堤防洪、興(xing) 修水利，到賑災施藥、關(guan) 懷百姓，他始終常懷愛民之心，常謀利民之事，通過實際行動踐行著他的“民本”思想，展現出卓越的政治智慧與(yu) 仁政德行。

蘇軾的官箴法律文化以“民本”思想和“德治”理念為(wei) 核心，充分展現了中國古代優(you) 秀傳(chuan) 統法律文化的深厚底蘊與(yu) 現實價(jia) 值，體(ti) 現了傳(chuan) 統“民本”思想在法律領域的深刻影響。蘇軾憑借其卓越的政治智慧和深厚的人文關(guan) 懷，將“民本”思想貫穿於(yu) 其官箴法律理念與(yu) 施政實踐中，為(wei) 後世留下了寶貴的精神財富。(完)

受訪者簡介：

柴榮。受訪者供圖

柴榮，北京師範大學法學院教授、博士生導師、法學院黨(dang) 委書(shu) 記，入選“教育部新世紀優(you) 秀人才支持計劃”，牛津大學訪問學者。研究領域：傳(chuan) 統法律文化、土地法、文化遺產(chan) 保護等。在包括《中國社會(hui) 科學》《中國法學》《法學研究》等重要核心刊物發表論文近百篇，獲得過省部級等各種獎項10餘(yu) 項。主持國家級和省部級科研項目十多項。

責任編輯：近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