繼絕表微，舊籍重光

——讀程蘇東(dong) 《漢代洪範五行學：一種異質性知識的經學化》

作者：侯金滿

來源：《經學研究》第七輯《清代經學與(yu) 學人年譜》，福建人民出版社，2024年6月

【作者簡介】

侯金滿，河南南陽人。上海交通大學文學博士，清華大學曆史係博士後。現為(wei) 中國人民大學文學院中國古典文獻學專(zhuan) 業(ye) 講師，主要從(cong) 事經學史與(yu) 經學文獻學研究。在《文史》、《文獻》、《史林》、《北京社會(hui) 科學》等學術期刊發表論文十餘(yu) 篇，並參與(yu) 《二十世紀七朝石經專(zhuan) 論》《石經研究文獻集成》《曆代賦匯》等係列圖書(shu) 的編校整理工作。

【內(nei) 容摘要】

程蘇東(dong) 新著《漢代洪範五行學：一種異質性知識的經學化》，廣泛吸納清代以來中外學者的代表性成果，基於(yu) 知識史研究的新視野，從(cong) 文獻層麵與(yu) 學說層麵，為(wei) 兩(liang) 漢《洪範》五行學的發生、發展、繁盛、衍變過程梳理出了一條清晰的學術脈絡。從(cong) 作者近年來在有關(guan) 先唐文獻研究方麵的具體(ti) 實踐來看，《漢代洪範五行學》一書(shu) ，顯示出作者為(wei) 了探討“異質性文本”這一早期經典流傳(chuan) 中的特殊類型文本的生成機製，嚐試將研究視角從(cong) “異質性文本”擴展至“異質性知識”。而在研究方法和理念上，作者當是基於(yu) 文本中心主義(yi) 的立場，以文獻比讀和文本細讀為(wei) 基本研究方法，善於(yu) 吸取中外理論資源，發現新問題，並能在一些學術史上聚訟難定的問題上取得重要突破，從(cong) 而形成新的研究範式。同時，在有關(guan) 《洪範五行傳(chuan) 》的文獻形態、劉向《洪範五行傳(chuan) 論》的文獻問題及漢代災異學的不同側(ce) 麵等問題的探討方麵，此書(shu) 在取得豐(feng) 富成果的同時，還存在可以繼續供學者探討的空間。

【論文目錄】

引言

一、基於(yu) 知識史研究的新視野

二、從(cong) 異質性文本到異質性知識

三、從(cong) 文獻到文本

四、繼承與(yu) 創新：在古今中西之間

五、留待繼續探討的問題

結語

【關(guan) 鍵詞】

《洪範》五行學；“異質性文本”；“異質性知識”；“文本中心主義(yi) ”；兩(liang) 漢災異學

在近年的經學史及經學文獻學研究領域，程蘇東(dong) 的研究以其豐(feng) 碩的成果、開闊的學術視野，謹嚴(yan) 的文獻功底，嶄新而敏銳的理論視角，備受學界矚目。繼2018年刊出《從(cong) 六藝到十三經——以經目演變為(wei) 中心》【1】後，2023年他又推出《漢代洪範五行學：一種異質性知識的經學化》（以下簡稱“《漢代洪範五行學》”）這一最新力作。此書(shu) 可視為(wei) 程蘇東(dong) 近些年在兩(liang) 漢經學史研究方麵的一個(ge) 階段性總結，可以預期的是，其出版將使得學界對兩(liang) 漢經學關(guan) 注的熱點擴展到一個(ge) 一度研究較為(wei) 薄弱的領域——兩(liang) 漢的《洪範》五行學。

何謂“《洪範》五行學”？我們(men) 可以先來看看書(shu) 中對此所作的簡明概括：

《洪範》五行學是漢儒以《尚書(shu) ·洪範》為(wei) 基礎，雜合陰陽、五行、月令、星占等多種數術知識而構建的一種儒家災異學說，它包括夏侯始昌所立師法、劉向說、劉歆說、班固說、鄭玄說等不同形態，是相對獨立於(yu) 《尚書(shu) 》學的別傳(chuan) 之學，與(yu) 《易》占候學、齊詩翼氏學、《春秋》公羊學及緯學等共同構成漢代儒學的災異論體(ti) 係。【2】

對於(yu) 此前對這一領域關(guan) 注較少的讀者來說，通過這一概括可以快速而準確地把握這一研究的研究對象、學術源流及學術特點。而對於(yu) 長期關(guan) 注這一研究領域的讀者來說，至少從(cong) 其所涉及的兩(liang) 漢經學研究中的重要學者（如劉向歆父子、鄭玄）及陰陽五行、讖緯術數等專(zhuan) 門之學，也能體(ti) 會(hui) 到這一研究在選題方麵的重要價(jia) 值，以及研究中將會(hui) 遇到的基礎文獻與(yu) 知識背景方麵的難題。

從(cong) 漢代儒學災異論體(ti) 係的總體(ti) 構成來看，《洪範》五行學與(yu) “《易》占候學、齊詩翼氏學、《春秋》公羊學及緯學等”相並列，是最為(wei) 核心的構成，也是最能彰顯漢代經學時代特色的學說體(ti) 係。

漢代《洪範》五行學發端於(yu) 今文《尚書(shu) 》學，但與(yu) 立為(wei) 博士的章句之學不同，屬於(yu) “別傳(chuan) ”之學，其所混合的陰陽五行等數術知識，使其蒙上了深厚的“齊學”色彩。而在漢代特殊的政治文化環境中，《洪範》五行學雖肇興(xing) 於(yu) 今文《尚書(shu) 》學的經師夏侯始昌、夏侯勝等，卻在此後受到劉向歆父子、班固、鄭玄等不在今文經學師法係統內(nei) 的學者關(guan) 注，發展出了各具理論麵貌的學說體(ti) 係及經學文本。

從(cong) 研究史料的角度來看，漢代《洪範》五行學的核心文獻是撰人不明的《洪範五行傳(chuan) 》，《洪範五行傳(chuan) 》一方麵作為(wei) 伏生《尚書(shu) 大傳(chuan) 》之一篇，而有今文家夏侯勝、夏侯始昌、許商等的論說及鄭玄之注釋；另一方麵，因其依托《洪範》，融合陰陽五行術數知識，適應了漢儒以災異說經與(yu) 經世的風氣，而受到《尚書(shu) 》學以外不少學者的關(guan) 注，衍生出了劉向歆父子的《洪範五行傳(chuan) 論》、班固《漢書(shu) ·五行誌》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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程蘇東(dong) 《漢代洪範五行學：一種異質性知識的經學化》

北京大學出版社，2023年1月

單從(cong) 文獻角度來說，這一研究就存在著較大難度。首先是因為(wei) 《洪範五行傳(chuan) 》傳(chuan) 文及劉向、劉歆、鄭玄各家說解、注釋已經亡佚，今見各家輯本即使最優(you) 秀的輯本也存在誤輯、漏輯等問題，而班固《漢書(shu) ·五行誌》又是匯編各家學說而成，存在體(ti) 例不一、來源駁雜的問題。因此研究者首先要處理相關(guan) 經學文本的輯佚、辯偽(wei) 、校勘等一係列問題。

其次，則是因為(wei) 漢人各家《洪範》五行學作為(wei) 漢人的“天人之學”，融合了先秦以來的陰陽、五行、月令、星占等多種數術知識，這一類術數知識不但需要具有一定科技史知識背景的專(zhuan) 門之學，而且術數類文獻也是大量亡佚，直到近幾十年來方因為(wei) 出土材料的出現而使研究局麵得到改觀。

最後，即便解決(jue) 了以上問題，研究者如果想要在此基礎上勾勒出“《洪範》五行學”在漢代的起源、成立、發展、演變的過程，也需要對清代以來的兩(liang) 漢經學史研究及相關(guan) 經典文本足夠熟悉，才能結合兩(liang) 漢經學研究中的重要專(zhuan) 題，如師法家法問題、今古文經學等問題等，來探討這一學術史源流中的經學文獻衍生、經學家的理論建構及其所具有的學術史意義(yi) 。

了解了漢代《洪範》五行學的研究難度之後，我們(men) 來具體(ti) 看看《漢代洪範五行學》一書(shu) 的主要內(nei) 容。此書(shu) 總體(ti) 上分為(wei) 上下兩(liang) 編，共十章，上編“漢代《洪範》五行學基礎文獻研究”共三章，分別探討了《洪範五行傳(chuan) 》的成篇與(yu) 作者問題、劉向《洪範五行傳(chuan) 論》輯佚、《漢書(shu) ·五行誌》體(ti) 例等，偏重基礎文獻的輯佚與(yu) 考證。下編“漢代《洪範》五行學史”共分七章，重在經學史的探討，從(cong) 《洪範五行傳(chuan) 》的形成開始，以夏侯始昌、夏侯勝、許商、劉向歆父子、班固、鄭玄等學者及相關(guan) 經學文本為(wei) 中心，為(wei) 兩(liang) 漢《洪範》五行學的發生、發展、繁盛、衍變過程建立了一條清晰的學術脈絡。

這樣一種上下兩(liang) 編的結構正對應漢代《洪範》五行學的兩(liang) 個(ge) 層麵——文獻層麵和學說層麵，顯示出作者對文獻考證與(yu) 經學家理論建構的重視，以及對經學史發展鏈條中不同思想學說內(nei) 部結構和條理性的重視。

梳理有關(guan) 漢代《洪範》五行學的研究史可以發現，與(yu) 其他非常具有漢儒特色的學說相似，漢代的《洪範》五行學，在不同時期的學術風氣之下，經曆了一個(ge) 從(cong) 產(chan) 生、演化、繁盛、衰落、湮滅到重生的過程。而《漢代洪範五行學》在前人成果的基礎上，開啟了嶄新的研究視野。

《洪範》五行學在漢代曾經盛極一時，眾(zhong) 多學者參與(yu) 其中，雖然各家的意見頗有差異，與(yu) 京氏《易》學、齊詩翼氏學、《春秋》災異說之間也存在齟齬，但不妨礙它成為(wei) 兩(liang) 漢有關(guan) 災異認識的公共性知識。從(cong) 兩(liang) 《漢書(shu) 》所載君臣詔令奏議來看，災異說在當時政治文化中居於(yu) 主流話語，“其時人主方崇經術，重儒臣，故遇日食地震，必下詔罪己，或責免三公。”【3】而且從(cong) 《漢書(shu) ·五行誌》開始，綿延不絕的曆代正史《五行誌》也大致繼承了《洪範》五行學的知識結構。

但在漢代以後，這一學說日漸衰落，相關(guan) 文獻逐漸亡佚，之所以如此，從(cong) 後來各家如劉知幾、歐陽修、蘇洵、鄭樵、馬端臨(lin) 等學者對《漢書(shu) ·五行誌》及《洪範五行傳(chuan) 》的批評可以看出，正與(yu) 《洪範》五行學所混合的“異質性知識”相關(guan) 。而此時期學者對《洪範》的新闡釋，與(yu) 此前從(cong) 數術角度關(guan) 注災異的學術風氣具有根本不同。正如有關(guan) 學者所指出，此時以“伏生《尚書(shu) 大傳(chuan) 》、劉向《洪範五行傳(chuan) 》”為(wei) 代表的漢代《洪範》五行學“均退出了解釋的世界，這才是其成為(wei) 殘帙散篇的真正原因。”【4】

直到清代以來，在“漢學”複興(xing) 的潮流中，作為(wei) 漢代今文經學重要組成部分的兩(liang) 漢《洪範》五行學及相關(guan) 文獻才開始受到學界的關(guan) 注。清人研究中，最值得注意的是陳壽祺、陳喬(qiao) 樅父子以及皮錫瑞的研究，前者可視為(wei) 文獻考證方麵的代表，後者可視為(wei) 經學闡釋方麵的代表。

陳壽祺、陳喬(qiao) 樅父子的相關(guan) 研究體(ti) 現在《尚書(shu) 大傳(chuan) 》《洪範五行傳(chuan) 論》輯佚及《今文尚書(shu) 經說考》的《鴻範》篇中，前者為(wei) 學界研究與(yu) 利用《洪範五行傳(chuan) 》提供了較為(wei) 信實而可靠的文本，後者則廣泛征引與(yu) 《洪範》五行相關(guan) 的文獻“以資參觀互證”【5】，包括《尚書(shu) 大傳(chuan) 》《漢書(shu) ·五行誌》《續漢書(shu) ·五行誌》《南齊書(shu) ·五行誌》《隋書(shu) ·五行誌》《五行大義(yi) 》《春秋繁露》《論衡》《春秋考異郵》等重要文獻，並及《藝文類聚》《太平禦覽》《開元占經》等群書(shu) 引《洪範五行傳(chuan) 》佚文。

皮錫瑞則在其《尚書(shu) 大傳(chuan) 疏證》中不但對陳氏輯本有所改進，而且以案語形式分析鄭注與(yu) 伏傳(chuan) 各自學說理路的不同，並征引群書(shu) 引文作為(wei) 參證，對讀者清晰而準確地把握《洪範五行傳(chuan) 》的文本內(nei) 涵及學說源流有重要作用。又其《書(shu) 經通論》《經學曆史》中對兩(liang) 漢《洪範》五行學亦有評論，如《書(shu) 經通論》之“論五福六極明見經文不得以為(wei) 術數，五行配五事當從(cong) 《伏傳(chuan) 》《漢誌》”條【6】，因陳澧之說而發，考辨漢人災異學說源流，皆足啟迪後人。

清代學者的相關(guan) 工作為(wei) 我們(men) 提供了極大的便利，也是我們(men) 今日研究兩(liang) 漢經學史及經學文獻學的一個(ge) 起點。但我們(men) 在總結清人的經驗與(yu) 成就之外，更要反思和客觀評定其不足與(yu) 時代局限，否則不足以繼續推進這一領域的研究。從(cong) 研究材料和研究理念方麵來說，清人的相關(guan) 研究主要以文獻匯編、注釋形式呈現，其在資料收集方麵，在今天已普遍顯得不足，如考察清人《洪範五行傳(chuan) 》的各家輯本，則不僅(jin) 有誤輯、漏輯及誤置問題，更無法體(ti) 現群書(shu) 不同引文之間的參差互見關(guan) 係。在考論方麵，雖陳氏父子案語、皮錫瑞《疏證》中不乏精妙之論，包括部分文集、筆記中的論述，如俞正燮《五行傳(chuan) 用亥正論》對《五行傳(chuan) 》文本研究即頗具啟發意義(yi) ，但對於(yu) 現代學者來說，不免感覺清人所述有簡略零碎，缺乏縱深的問題，有時甚至流於(yu) 印象式的批評，實有待後人繼續加以考索與(yu) 闡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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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洪範五行傳(chuan) 》陳壽祺輯本，清刻本

至於(yu) 二十世紀以來的中外研究，受新的知識觀念和研究方法影響，至少在以下兩(liang) 個(ge) 方麵較之此前有所推進，一是有關(guan) 《洪範五行傳(chuan) 》等文獻的成書(shu) 及流傳(chuan) ，一是有關(guan) 漢人災異學理論和史料的新認識。

有關(guan) 《洪範五行傳(chuan) 》成書(shu) 方麵，以繆鳳林等學者為(wei) 代表，繼清儒趙翼的餘(yu) 緒，對傳(chuan) 統的《洪範五行傳(chuan) 》出於(yu) 伏生《尚書(shu) 大傳(chuan) 》之說提出質疑，並舉(ju) 證認為(wei) 此傳(chuan) 當出於(yu) 伏生後學夏侯始昌，本不隸屬於(yu) 《尚書(shu) 大傳(chuan) 》【7】。此說雖然至今尚未能坐實，但無論讚成還是反對，都引起了各家學者的討論，促成學界對《洪範五行傳(chuan) 》《漢書(shu) ·五行誌》等特殊類型文獻成書(shu) 及流傳(chuan) 的深入研究。

有關(guan) 漢人災異學說的認識方麵，可以發現，經學及思想史方麵的研究多數都持一種批判的立場，將其視為(wei) 漢代經學“術數化”、“神學化”的一種表現。在此之外的其他相關(guan) 研究則多有自然科學的研究背景，如李約瑟、盧嘉錫、陳業(ye) 新等對《漢書(shu) ·五行誌》的研究。

但在今日看來，這些已有的研究已經日漸顯示出其時代局限和不足了，如有關(guan) 《洪範五行傳(chuan) 》的成書(shu) ，考察繆鳳林等各家所主張的夏侯始昌所作說，其所提出的各項論據，不但並無一項可作為(wei) 鐵證，而且隨著對《洪範五行傳(chuan) 》研究的推進，更足見此說之不可依據。而之所以如此多的學者堅持此說，恐多少受到二十世紀疑古思潮的影響。

有關(guan) 漢人災異學說的認識，雖然學界不再以經學為(wei) 本位，陷入有關(guan) 《洪範》災異說是非的爭(zheng) 議中，卻也脫離了古典學術的原始情境，止步於(yu) 經典之外。這樣一種研究範式所存在的根本問題，正如有學者所指出的：“根據自己所處時代的理性作出的判斷，而沒有把《五行誌》放到它所屬的曆史環境中去考慮。”【8】學界普遍存在的對災異說的簡單否定和貶低，最終使我們(men) 固步自封於(yu) 已有的知識牢籠之中。

直到近些年來，海內(nei) 外開始有不少學者突破這一研究格局，在研究方法和理念上日益推進相關(guan) 研究，尤其是日本和台灣地區學者的研究，成果已頗為(wei) 可觀。以筆者管見所及，大陸地區的學者中，徐興(xing) 無、陳侃理兩(liang) 位學者的研究尤其值得注意。

徐興(xing) 無《經典闡發與(yu) 政治術數——<洪範五行傳(chuan) >考論》（2012）一文在吸收清代以來各家的研究成果基礎上，推進了有關(guan) 《洪範五行傳(chuan) 》的成書(shu) 、流傳(chuan) 、思想係統及文本結構等方麵的研究。此文以《洪範五行傳(chuan) 》為(wei) 中心，不但廓清了許多研究中的迷霧，而且旁涉諸多具有重要研究潛力的議題，預示著有關(guan) 漢代經學災異思想的研究將在此後形成研究熱點，打開新的局麵。

陳侃理《儒學、數術與(yu) 政治》（2015）【9】一書(shu) 旨在探討“災異政治文化”的形成和發展的曆史，漢代的《洪範》五行學是其中一個(ge) 重要的部分【10】。此書(shu) 不但改變了傳(chuan) 統上將漢代災異學說視為(wei) “迷信”而進行批判的啟蒙式立場，更能藉助災異學說產(chan) 生發展過程的梳理，深入探討兩(liang) 漢災異學說與(yu) 政治之間的互動關(guan) 係。較之此前，其新穎的研究角度和開闊的學術視野都更引人矚目。

程蘇東(dong) 《漢代洪範五行學》一書(shu) 正是置身於(yu) 這一研究潮流中的一本最新力作。不同於(yu) 以往普遍采用的從(cong) 總體(ti) 上探討兩(liang) 漢災異學發展的研究模式，此書(shu) 專(zhuan) 注於(yu) 兩(liang) 漢災異學說中的“《洪範》五行學”部分，而撇開了京氏《易》學、齊《詩》翼氏學、《春秋》公羊學及緯書(shu) 等方麵，實際上是給漢代的災異學理論提供了一個(ge) “包孕最豐(feng) 富的片刻”【11】。這一思想剖麵不但能關(guan) 聯處於(yu) 今文《尚書(shu) 》經學內(nei) 部的夏侯始昌、夏侯勝、許昌等與(yu) 師法家法外部的劉向歆父子，也能溝通以伏生及後學為(wei) 代表的前漢今文經學和以鄭玄為(wei) 代表的漢魏古文經學。同時，選擇“《洪範》五行學”作為(wei) 論述的核心，也把握住了兩(liang) 漢災異學理論體(ti) 係的核心。從(cong) 班固《漢書(shu) ·五行誌》中所展現的兩(liang) 漢災異學說的不同理論建構來看，《洪範》五行學地位也最為(wei) 重要，是漢代災異學譜係的本根所在。

而在具體(ti) 的研究中，此書(shu) 之創獲，首先使人注意到的是其所具有的嶄新的理論視野。如此書(shu) 的副標題所示：“一種異質性知識的經學化”，即從(cong) 知識史的角度直接點出了漢代《洪範》五行學理論建構的本質特征。在此書(shu) 《引言》中，作者在評論本田成之的研究時，談到了自己對經學及經學史研究的看法：

經學是一種在曆史上逐漸形成並不斷變化的動態知識體(ti) 係，本無恒定標準。……在傳(chuan) 統視域中，經學是一切知識的源頭和基準，是用以觀察和描述各種知識演變的參照物……從(cong) 更廣闊的知識史視野看，經學隻是時代整體(ti) 知識中的一部分，其發展受到時代知識水平的影響，因此，研究者應超越經學的自身視角，從(cong) 知識史的整體(ti) 背景中去理解經學知識體(ti) 係的曆時性變化。【12】

這一令人耳目一新的看法正是基於(yu) 作者知識史研究的新視野。為(wei) 此，作者為(wei) 我們(men) 清晰地勾勒出了《洪範》五行學在漢代產(chan) 生、發展、繁盛、分化的過程。而在這一過程中，透過作者的分析，我們(men) 也可以具體(ti) 而深入地認識到漢代經學的時代特色，以及有限的經典如何不斷含納“異質性知識”而生成闡釋的鏈條等。

同時，此書(shu) 在研究中不但貫徹了嚴(yan) 格的文本批判方法，更能結合早期文本不同於(yu) 後世的流傳(chuan) 特征而提出新的認識。比如在有關(guan) 《洪範五行傳(chuan) 》成書(shu) 方麵，古今學者多有不同看法，尤其是現代各家的研究，或主伏生，或主夏侯始昌，難以取得一致意見。而此書(shu) 不再執著於(yu) 為(wei) 其尋找一個(ge) 確定的作者，故既未依從(cong) 傳(chuan) 統的伏生說，又未從(cong) 夏侯始昌說，而是從(cong) 文本內(nei) 部尋找證據，以《洪範五行傳(chuan) 》文本中透露的歲始信息為(wei) 契機，提出這一經學文本“是成於(yu) 秦漢之際的一篇佚名文獻。作者以《洪範》為(wei) 本，將戰國以來流行的月令、五行文獻與(yu) 儒家重德慎刑的觀念加以整合，建立起六沴、五行災應體(ti) 係。此傳(chuan) 撰成之後一度湮沒，至夏侯始昌獲見其文，乃據以闡說災異，並傳(chuan) 授弟子，建立師法。”【13】較之以往，更能豐(feng) 富學界有關(guan) 《洪範五行傳(chuan) 》這一類不著撰人的特殊文本的編撰及流傳(chuan) 過程的認識。

前文所論，是從(cong) 學術史角度，來看程蘇東(dong) 這一最新力作的學術創獲及理論背景。如果我們(men) 能將視野擴展到程蘇東(dong) 近年在“漢代《洪範》五行學”以外的研究領域所取得的成果的話，我們(men) 將會(hui) 看到，《漢代洪範五行學》一書(shu) 其實是程蘇東(dong) 在有關(guan) 先唐文獻研究理論闡發和實踐的一個(ge) 示範。

結合程蘇東(dong) 近年來在先唐文獻研究方麵的一係列成果來看，他通過提出概念、闡發理論、案例實踐等方式建立自己有關(guan) 先唐經典文獻生成及流傳(chuan) 的理論體(ti) 係。在《漢代洪範五行學》出版以前，程蘇東(dong) 就以《洪範五行傳(chuan) 》《漢書(shu) ·五行誌》等文獻為(wei) 例，在具體(ti) 的研究中提出了“衍生型文本”、“異質性文本”以及“失控的文本”、“流動的文本”等相關(guan) 概念，並且通過對一係列相關(guan) 問題的研究來檢驗並深化這一研究思路。《漢代洪範五行學》一書(shu) 的撰作正是這一理念的一個(ge) 重要實踐成果。

根據程蘇東(dong) 的理解，作為(wei) 漢代《洪範》五行學的基礎文獻，劉向、歆父子的《洪範五行傳(chuan) 論》及班固的《漢書(shu) ·五行誌》是屬於(yu) 鈔者“利用既有的多種知識資源或文本庫創造出新的單一文本”【14】，是“異質性文本”或“衍生型文本”之一種。

在程蘇東(dong) 的理論體(ti) 係中，“異質性文本”與(yu) “衍生型文本”實為(wei) 一種，隻是命名角度不同，一是從(cong) 文本形態和內(nei) 容的層麵，與(yu) “單一型”文本相對，強調文本內(nei) 部在結構或語義(yi) 上的矛盾、重複、割裂等複雜情況。一是從(cong) 文本的生成與(yu) 傳(chuan) 播層麵，相對於(yu) 常規的理想化形態的“原生型”文本而言，強調文本與(yu) 文本之間的互見及繼承與(yu) 演變關(guan) 係等【15】。至於(yu) “失控的文本”、“流動的文本”則是對此類“異質性文本”各種極端形態的描述。

對於(yu) “異質性文本”的定義(yi) ，程蘇東(dong) 在《寫(xie) 鈔本時代異質性文本的發現與(yu) 研究》一文中有明確說明，我們(men) 不妨取來參考：

任何有述者或鈔者參與(yu) 的文本傳(chuan) 播過程都有可能加入新的意識形態或文本資料，從(cong) 而使得新生的文本區別於(yu) 其所據的文本。而這一切受到述者或鈔者意識形態、知識資源及其所知其他文本的影響而形成的新文本，就是我們(men) 所說的“異質性文本”。【16】

需要注意的是，這樣一種異質性文本的製造者，是述者或鈔者，而非傳(chuan) 統意義(yi) 上的作者，這需要我們(men) 改變傳(chuan) 統上有關(guan) 文本及其作者天然聯結的認識，而重視“述者”與(yu) “鈔者”在文本的生成及流傳(chuan) 過程中的特殊作用。具體(ti) 到本書(shu) 的研究中，漢代《洪範》五行學產(chan) 生的第一種文獻——《洪範五行傳(chuan) 》，本身就屬於(yu) 一篇作者不明的早期文本，而在此基礎上衍生的劉向歆父子《洪範五行傳(chuan) 論》、班固《漢書(shu) ·五行誌》及鄭玄《洪範五行傳(chuan) 注》更屬典型的“異質性文本”，如此，則包括夏侯始昌、夏侯勝、劉向歆父子、班固、鄭玄甚至伏生都屬於(yu) 參與(yu) 文本生成過程的“述者”或“鈔者”。對於(yu) 這一係列“異質性文本”，研究者不單要進入這些異質性文本內(nei) 部，抉發其異質性特征和形成原因，更要結合不同文本間的互見關(guan) 係等，考察述者與(yu) 鈔者是如何參與(yu) 了文本的生成與(yu) 傳(chuan) 播，從(cong) 而建立起文本生成與(yu) 傳(chuan) 播的立體(ti) 結構。在《漢代洪範五行學》一書(shu) 中，程蘇東(dong) 正是通過分析這一係列經學文本及參與(yu) 者的具體(ti) 工作和思想傾(qing) 向，為(wei) 我們(men) 梳理出了漢代《洪範》五行學發展曆史。

其實，除了《洪範五行傳(chuan) 論》《漢書(shu) ·五行誌》等文獻以外，程蘇東(dong) 還考察了諸如《月令》《史記·五帝本紀》《毛詩正義(yi) 》《莊子·讓王》《春秋繁露》“五行”諸篇等係列文獻，進一步推演和闡發寫(xie) 鈔本時代“異質性文本”研究的意義(yi) 。在《〈毛詩正義(yi) 〉“刪定”考》一文的結語中，程蘇東(dong) 特別強調了關(guan) 注“異質性文本”的學術意義(yi) ：

在一定程度上放棄對文本統一性的追求，承認其體(ti) 例的不完備性，並以此為(wei) 前提來嚐試辨識其不同的文本來源，如此不僅(jin) 不影響我們(men) 對於(yu) 這類文獻的整體(ti) 理解，還會(hui) 進一步豐(feng) 富我們(men) 對於(yu) 其複雜形成過程的認識，從(cong) 而對這類文獻形成立體(ti) 化的理解。【17】

對於(yu) 先唐文獻的研究者來說，當能理解這一探索的重要意義(yi)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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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漢書(shu) ·五行誌》，明崇禎十五年毛氏汲古閣本

中國國家圖書(shu) 館藏

隨著有關(guan) “異質性文本”文本結構、意涵及文獻形態探討的深入，就會(hui) 產(chan) 生一個(ge) 重要問題：此類不同於(yu) 原生型、單一型文本的特殊文本，又是如何產(chan) 生的呢？為(wei) 此，程蘇東(dong) 又從(cong) 知識史和思想史的角度，進一步提出了“異質性知識”的概念，這一概念對理解異質性文本的形成機製具有重要意義(yi) 。那麽(me) 什麽(me) 是“異質性知識”？在《漢代洪範五行學》一書(shu) 的引言中，他對此有明確的說明：

所謂“異質性知識”（heterogeneous knowledge），是指相對某種既有知識體(ti) 係而言具有獨立話語體(ti) 係、生產(chan) 與(yu) 傳(chuan) 播機製的知識。就儒學而言，《漢書(shu) ·藝文誌》所言諸子、兵書(shu) 、數術、方技，以及後世出現的玄學、佛學、西學等在不同程度上均可以被視為(wei) 異質性知識。【18】

結合“異質性文本”的生成機製，我們(men) 或可推論，正是異質性知識的存在和介入，生成了“異質性文本”，異質性文本與(yu) 新的異質性知識的結合產(chan) 生了新的異質性文本，或不同的異質性文本的結合也可以產(chan) 生新的異質性文本。至於(yu) 在異質性文本出現之前，是否存在一個(ge) 有確定作者的“原生型文本”或“單一型文本”，則並無必然。從(cong) 早期文本生成的角度來看，也許根本不存在，即使存在，如果已經湮滅於(yu) 曆史，對於(yu) 在此基礎上產(chan) 生的屬於(yu) “異質性文本”的經典文獻研究來說，也並無太大意義(yi) 。

從(cong) 這一角度出發，程蘇東(dong) 在探討漢代《洪範》五行學的過程中，就將重點放在了“經學與(yu) 術數的互動關(guan) 係”方麵，從(cong) 皮錫瑞所提出的《洪範》五行學是今文《尚書(shu) 》“別傳(chuan) ”之學出發，一步步梳理漢代《洪範》五行學的演變過程，揭示儒學與(yu) 術數知識、經典文本與(yu) 參與(yu) 者等不同要素之間的互動關(guan) 係，最終所強調的是“經學是一種在曆史上逐漸形成並不斷變化的動態知識體(ti) 係，本無恒定標準”【19】，“研究者應超越經學的自身視角，從(cong) 知識史的整體(ti) 背景中去理解經學知識體(ti) 係的曆時性變化”。【20】這一理念在《漢代洪範五行學》一書(shu) 各章的研究中得到了全麵貫徹，如作者在對劉向《洪範五行傳(chuan) 論》理論建構的評價(jia) 中認為(wei) ：

盡管其內(nei) 部存在各種各樣的的疏漏、錯置、重複，有些闡述也顯得迂曲、突兀，但劉向強烈的理論興(xing) 趣、廣闊的知識視野、細膩的理論洞見與(yu) 極富想象力的闡釋能力仍令人印象深刻。【21】

結合漢代以後有關(guan) 《洪範五行傳(chuan) 》及漢人《洪範》災異學說的評價(jia) ，可以看出，不同以往，這顯然是一種基於(yu) 新的知識史角度的具有積極意義(yi) 的評價(jia) 。

進一步地，作者還跳出漢代來看整個(ge) 經學史上經學與(yu) 其他異質性知識發生的互動過程，指出：“盡管‘六藝’始終占據傳(chuan) 統社會(hui) 知識體(ti) 係的中心，但其闡釋向度卻隨著時代知識觀念的更新而不斷轉變。對於(yu) 經學傳(chuan) 承而言，既需要固本持正的‘正義(yi) ’，也離不開與(yu) 時浮沉的‘時義(yi) ’，二者共同構成經學史研究的基本內(nei) 容。”【22】這樣一種嶄新的研究角度、開放的學術視野，相信對主張經學“不尚新”的固有研究範式的轉移具有極大的啟發意義(yi) 。

雖然具有了新的理論視野，但如何找到切實有效的研究方法，使其應用到具體(ti) 的文獻考證、文本分析與(yu) 理論闡發中，則是一個(ge) 非常現實的問題。在《漢代洪範五行學》一書(shu) 中，透過作者對文獻考證的重視及經學文本的分析與(yu) 闡發可以看出，作者當是遵循著“文獻本位”的研究方法。以文獻為(wei) 本位，不但如前文所言，要貫徹嚴(yan) 格的文本批判精神，以便為(wei) 理論建構確立堅實的基礎和具有確定性的起點，更需要在麵對紛繁多變而又爭(zheng) 議不斷的複雜文本時，能夠重回原始文獻，立足史料本身，反思已有研究中存在的不足和症結，最終取得研究的突破。

就《漢代洪範五行學》一書(shu) 來說，在第六章討論“劉向《洪範》五行學的係統性問題”時，有關(guan) 劉向《洪範五行傳(chuan) 論》，中外學者的研究已經頗為(wei) 繁多，既形成一定共識，也在不少方麵存在歧異。對此，作者在參考和總結了前人已有研究成果之後，指出“學者對於(yu) 劉向《洪範》五行學之係統性的看法雖存在差異，然若究其研究方法和文獻依據，則無不依托於(yu) 《漢書(shu) ·五行誌》；然而，就這一問題的研究而言，阻礙學者形成可靠認識的最大迷障正是《漢書(shu) ·五行誌》本身。”【23】為(wei) 此作者在基於(yu) 自己對中古文獻所見劉向《傳(chuan) 論》佚文係統輯佚的基礎上，來把握劉向《洪範》五行學學理體(ti) 係的建構方法並對其係統性進行合理評價(jia) 。結合作者在《流動的文本：劉向〈洪範五行傳(chuan) 論〉佚文考辨》一文中對中古文獻所見《洪範五行傳(chuan) 》佚文的認識來看【24】，作者在基礎文獻問題上的突破正是植根於(yu) 傳(chuan) 統的輯佚學，但又具有嶄新的理論認識。

同時，我們(men) 在此書(shu) 中也可以看到，此種以文獻為(wei) 本位的研究方法，不單是要利用已經非常成熟的目錄、版本、校勘等文獻學研究方法，更是要將“經典文獻”本身視為(wei) 研究的中心，將經典文獻的生成與(yu) 傳(chuan) 播過程視為(wei) 經學史的核心議題。如果說此書(shu) 上編三章“漢代《洪範》五行學基礎文獻研究”是以文獻為(wei) 中心，是常規經學史研究的必要工作的話，那麽(me) 下編“漢代《洪範》五行學史”七章，則足以說明作者文獻本位的研究方法。在下編的七章中，單從(cong) 各章標題就可以看出，作者所梳理出的漢代《洪範》五行學史其實就是由《洪範五行傳(chuan) 》《洪範五行傳(chuan) 論》《漢書(shu) ·五行誌》《洪範五行傳(chuan) 注》組成的文本譜係樹，經學史的展開正是《洪範五行傳(chuan) 》等經典文本衍生的過程。

至此，讀者或許會(hui) 發現，我在此處將程蘇東(dong) 的經學研究方法稱為(wei) “文獻本位”，這裏的“文獻”，並非通常意義(yi) 上的文獻，而更應該稱為(wei) “文本”。也就是說，程蘇東(dong) 采用的以文獻為(wei) 本位的研究方法，其實是文本中心主義(yi) 的研究方法。較之傳(chuan) 統文獻學更強調文獻的物質性和外部研究來說，文本中心主義(yi) 更強調文本內(nei) 部深層結構和意涵的細讀。對此，程蘇東(dong) 在《基於(yu) 文本複雜形成過程的先唐文獻研究——以〈漢書(shu) ·五行誌〉為(wei) 個(ge) 案》中有係統說明，這裏有必要加以引述：

版本、目錄、校勘等傳(chuan) 統的文獻學研究方法又已經不足以應對這些複雜的文獻學問題。先唐文獻形成過程的複雜性要求傳(chuan) 統文獻學的外部研究必須與(yu) 深層次的文本細讀密切結合。在這種研究理念中，文獻學研究不再僅(jin) 僅(jin) 是一種工具或手段，它本身就成為(wei) 文學史、思想史研究的主體(ti) 之一，成為(wei) 我們(men) 研究和敘述文學史、思想史的重要方式。【25】

此篇以《漢書(shu) ·五行誌》為(wei) 例，針對此類具有複雜形成過程的“異質性文本”，對其研究理念、研究方法等提出設想，並在其後加以實踐。這樣一種文本中心主義(yi) 的研究理念，強調文獻本身的主體(ti) 地位，其實體(ti) 現了程蘇東(dong) 以文學研究為(wei) 背景，進入經學研究的獨特路徑。

重視文本的細讀，甚至以文本為(wei) 中心切入經學研究，是很多出身中文係的經學研究者的共同風格與(yu) 內(nei) 在優(you) 勢。經學之成立，本即從(cong) 《漢書(shu) ·藝文誌》六藝之學而來，以經典文本為(wei) 中心，出於(yu) 文本，入於(yu) 文本，正與(yu) 傳(chuan) 統經學研究以群經為(wei) 中心的闡釋與(yu) 研究傳(chuan) 統相合。傳(chuan) 統的經學研究，尤其是漢唐經學，針對文本的研究與(yu) 闡釋，既形成了十分成熟的以文字、音韻、訓詁為(wei) 中心的語文學方法，又有以經典的結構、內(nei) 部條例為(wei) 中心的“以經證經”、比經推例等注疏學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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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尚書(shu) 大傳(chuan) 注·鴻範》，清雅雨堂叢(cong) 書(shu) 本

中國國家圖書(shu) 館藏

從(cong) 傳(chuan) 統的重視文獻物質性及外部研究的研究模式，轉入以文本為(wei) 中心，重視文本細讀的內(nei) 外結合的研究方法，研究者不但可以更加貼合文本本身，更能以文本為(wei) 橋梁，建立經典文本古今闡釋的鏈條，這正是經典能夠在不同時代得到傳(chuan) 續的根本原因。但我們(men) 又當如何超越文獻，進入文本呢？在《漢代洪範五行學》一書(shu) 中，我們(men) 看到，程蘇東(dong) 所提倡的正是他此前所提倡的兩(liang) 種最基本的研究方法：“文獻比讀和文本細讀”【26】。

文獻比讀的方法，主要是為(wei) 了發掘寫(xie) 鈔本時代不同“衍生型文本”之間存在的複雜關(guan) 係。在《<春秋繁露>“五行”諸篇形成過程新證》一文中，作者基於(yu) 《春秋繁露》中的《五行相生》《五行相勝》等九篇文本與(yu) 《管子·四時》《淮南子·時則訓》《淮南子·天文訓》、董仲舒《孝經解》以及劉向《洪範五行傳(chuan) 論》存在的互見關(guan) 係，通過文獻比讀的方法，發現《春秋繁露》“五行”諸篇所存在的“董子原作、後人續作及二次續作三個(ge) 層次”【27】，正是其利用文獻比讀的方法研究寫(xie) 鈔本時代“異質性文本”的示範。

而在《漢代洪範五行學》一書(shu) 中，此種研究方法得到了普遍運用，從(cong) 而在某些重要的研究問題上取得了突破。其例如第二章論述《漢書(shu) ·五行誌》“說曰”的出處問題，前人的觀點或是認為(wei) 屬於(yu) 《尚書(shu) 》今文三家博士說，或是認為(wei) 出自夏侯始昌至劉向諸儒。對此作者則另辟蹊徑，利用《南齊書(shu) ·五行誌》《隋書(shu) ·五行誌》互見的劉向《洪範五行傳(chuan) 論》引文，通過文獻比讀，最終認為(wei) 《漢書(shu) ·五行誌》“說曰”雖與(yu) 劉向《傳(chuan) 論》存在一定的互見關(guan) 係，但已經過較大程度的增刪、改筆，不宜再視為(wei) 劉向《傳(chuan) 論》佚文。較之前人，這一研究可見作者心思之縝密，有度越古人之處。

至於(yu) 文本細讀的方法，與(yu) 應用於(yu) 文學鑒賞領域的文本細讀不同，針對經學文本，作者更重視文本的體(ti) 例、深層結構及理論的係統性。這一研究視角，也區別於(yu) 以字詞訓釋為(wei) 中心的語文學方法，而與(yu) 傳(chuan) 統的經學注疏學、西方的結構主義(yi) 、闡釋學等具有相似之處。

具體(ti) 到《漢代洪範五行學》一書(shu) 來說，文本細讀的方法在書(shu) 中十分常見，也十分適合《洪範》五行學相關(guan) 文本的分析。由於(yu) 《洪範》五行學本就是為(wei) 了回答和解決(jue) 包括災異現象的分類及內(nei) 部的關(guan) 聯等一係列問題，這就使得一種完備的學說需要在五行、五事、六沴方麵存在符合邏輯的對應關(guan) 係，在災異發生機製及對應措施上存在內(nei) 部的思維結構。像這樣一種思想文本，正適合從(cong) 內(nei) 部的文本結構及條例、外部的文本關(guan) 聯及比勘等角度展開細致的閱讀與(yu) 分析。體(ti) 現在具體(ti) 研究中，書(shu) 中有關(guan) 劉向、劉歆、鄭玄各家學說的分析和評價(jia) ，都是這樣一種重視文本內(nei) 部深層結構、條例的文本細讀方法的實踐。如作者在第六章分析劉向《洪範》五行學的係統性問題時所言：

對於(yu) 一種占術來說，係統性和靈活性是一對矛盾而又必須共生的要素，係統性可以在形式上彰顯占術的合理性，而靈活性則在實踐中為(wei) 占驗者留下足夠的空間，使其可以左右逢源，理想的占術就是要在這兩(liang) 者之間取得平衡。【28】

這一論述不但可以適用於(yu) 漢代《洪範》五行學文本的分析，對其他具有明顯闡釋特征的經學文本的分析也具有借鑒意義(yi) 。再比如第三章“《漢書(shu) ·五行誌》體(ti) 例發覆”，作者基於(yu) 繆鳳林等有關(guan) 《漢書(shu) ·五行誌》體(ti) 例的研究所歸納的“《漢書(shu) ·五行誌》八例”，正是建立在文本內(nei) 部結構、體(ti) 例的分析與(yu) 歸納基礎上。對於(yu) 讀者來說，這一研究也十分有助於(yu) 讀者具體(ti) 而深入地理解《漢書(shu) ·五行誌》的文本結構、體(ti) 例及撰述背景等。

以上是結合程蘇東(dong) 長期以來所實踐的研究理念和方法，而對《洪範五行學》在研究理念和方法上麵的創獲進行討論。如果我們(men) 進一步追本溯源，將會(hui) 發現程蘇東(dong) 在研究理念和方法上對古今中外理論資源的吸收與(yu) 融合，以及在此基礎上所取得的重要成績。

在此，我們(men) 首先注意到的是，程蘇東(dong) 的研究方法和理念與(yu) 劉躍進先生所領導、以孫少華、徐建委等學者為(wei) 代表的“周秦漢唐讀書(shu) 會(hui) ”秉持的研究方法和理念之間的關(guan) 係【29】。“周秦漢唐讀書(shu) 會(hui) ”所倡導的是一種怎樣的研究理念和方法呢？歸納為(wei) 一點，那就是“從(cong) 文獻到文本”。在《從(cong) 文獻到文本：先唐經典文本的抄撰與(yu) 流變》一書(shu) 中，作者對此進行了描述：

當我們(men) 以傳(chuan) 統的文獻學手段備齊了材料，但不急於(yu) 判斷正訛，而是深入文本之間的差異，探索單個(ge) 文本內(nei) 部的機理，就會(hui) 發現一些真偽(wei) 判斷之外的問題。比如文本的編纂過程與(yu) 內(nei) 部結構的關(guan) 係、同一文本的漸次新變、不同文本之間的互動等。【30】

對比前文所歸納的程蘇東(dong) 的研究理念和方法，可以發現，雖然存在具體(ti) 研究對象和研究側(ce) 重點的不同，但此處所提倡的“單個(ge) 文本內(nei) 部的機理”與(yu) “不同文本之間的互動”正可與(yu) “文獻比讀”和“文獻細讀”的研究方法呼應，而重視寫(xie) 鈔本時代先唐文獻的特殊生成機製，強調“文本的編纂過程與(yu) 內(nei) 部結構的關(guan) 係、同一文本的漸次新變”也與(yu) 以文獻為(wei) 本位的文本中心主義(yi) 的研究理念相吻合。除此之外，可以看到，南京大學的程章燦教授在《中國古代文獻的衍生性及其他》《文本與(yu) 視野——拓展六朝文學研究的三點思考》等文中【31】，對文獻的衍生性、流動性的關(guan) 注，可能對程蘇東(dong) 的研究亦有一定啟發。對此，如果讀者對這樣一種研究方法感興(xing) 趣，不妨取來各家研究著作一讀，既可與(yu) 程蘇東(dong) 的研究互證，亦能更為(wei) 深入而具體(ti) 地把握這一研究方法。

進一步地，我們(men) 嚐試去探討和理解這一研究方法背後的理論背景，可以發現。這一研究理念和方法的提出，正是基於(yu) 對西方文本學理論的吸收和傳(chuan) 統經學研究方法的把握，從(cong) 而在此兩(liang) 方麵的基礎上實現了理論和方法的創新。沒有新的文本學的研究方法啟示和刺激，無法建立係統性的思考，無法在反思和回應中推進有關(guan) 早期文本的研究。沒有傳(chuan) 統研究方法的繼承，無法建立研究的根基，無法形成有效、有依托的研究路徑。

對於(yu) 相關(guan) 理論資源，從(cong) 程蘇東(dong) 《也談戰國秦漢時期“作者”問題的出現》《寫(xie) 鈔本時代異質性文本的發現與(yu) 研究》《失控的文本與(yu) 失語的文學批評》等論文中可以看出，程蘇東(dong) 主要參考了宇文所安、柯馬丁、普鳴等海外漢學家對早期中國文本生成與(yu) 傳(chuan) 播的研究。比如，程蘇東(dong) 所提出的“流動的文本”這一概念即參考了柯馬丁的文本的“流動性階段”這一概念【32】。宇文所安、柯馬丁等海外漢學家的研究為(wei) 我們(men) 探究早期文本生成與(yu) 傳(chuan) 播的複雜過程提供了新的理論視角，結合宇文所安、柯馬丁等學者的西方學術背景，我們(men) 嚐試加以分析，程蘇東(dong) 所受到的西方文本學研究方法的啟示，其實是一種經曆了形式主義(yi) 、結構主義(yi) 、接受主義(yi) 、闡釋學等不同時代思潮所形成的形式多樣的文本細讀與(yu) 分析方法。比如對文本內(nei) 部張力的關(guan) 注，對文本深層結構的關(guan) 注以及對文本生成和接受的社會(hui) 、思想背景的關(guan) 注等，在此書(shu) 有關(guan) 各家《洪範》五行學文本的分析中比比皆是。可以說西方文本學理論是支撐此書(shu) 文本細讀與(yu) 對讀的重要理論資源。

但我們(men) 要注意的是，對西方文本學理論的吸收，並不意味著就會(hui) 成為(wei) 西方理論的演繹和補充，最終還是要能適合於(yu) 所麵對的經典文獻本身，其關(guan) 鍵即是找到中國傳(chuan) 統與(yu) 西方理論之間的對接，比如經學傳(chuan) 統中義(yi) 疏學、經學史研究與(yu) 西方闡釋學、接受主義(yi) 的對接，傳(chuan) 統經學章句訓詁、文本校勘與(yu) 西方形式主義(yi) 、結構主義(yi) 的對接等。

具體(ti) 到《漢代洪範五行學》一書(shu) 的研究中，可以看到，作者針對一部分前人已有較多討論的問題，十分善於(yu) 綜合各家之說，尋找新的證據，引入新的觀念，來推進相關(guan) 問題的研究。如前文提及的《洪範五行傳(chuan) 》作者問題，是清代以來各家所關(guan) 注的一個(ge) 重要問題。各家研究中，清人俞正燮和日本學者島邦男的研究頗值得注意，他們(men) 都注意到了《洪範五行傳(chuan) 》存在的特殊的歲始問題。不同的是，俞正燮主張《五行傳(chuan) 》用亥正，而島邦男則主張以二月為(wei) 歲始。但是俞正燮和島邦男之說，都存在問題，難以坐實。

對於(yu) 俞正燮之說，徐興(xing) 無在《經典闡發與(yu) 政治術數》中曾加以分析，認為(wei) 俞正燮之說“雖能自圓其說，但不符合文中的本意。”【33】故並不同意俞氏的“《五行傳(chuan) 》用亥正”之說，而認為(wei) 《洪範五行傳(chuan) 》與(yu) 劉歆本“皆用夏正，以寅月為(wei) 正月”。對於(yu) 島邦男之說，程蘇東(dong) 根據《尚書(shu) 大傳(chuan) 》中所討論的三正之說，認為(wei) “即便《五行傳(chuan) 》作者據‘改正’之議作傳(chuan) ，也不應以二月為(wei) 歲始。島邦男的解釋難以成立。”【3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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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尚書(shu) 大傳(chuan) 注·鴻範》，清雅雨堂叢(cong) 書(shu) 本

中國國家圖書(shu) 館藏

雖然俞正燮和島邦男之說存在問題，但其所提出的歲始問題卻也為(wei) 後人從(cong) 文本內(nei) 部探討《五行傳(chuan) 》的成篇時代提供了一個(ge) 重要的契機。為(wei) 此，程蘇東(dong) 回歸《洪範五行傳(chuan) 》文本本身，從(cong) 《洪範五行傳(chuan) 》內(nei) 部結構及其學說係統性角度出發，敏銳地發現了在《洪範五行傳(chuan) 》中，不但在將“五事”、“皇極”與(yu) 十二月相配時存在“亥正”現象，更在對一歲朝、中、夕對應人事關(guan) 係的設定中也存在“以十月為(wei) 歲始”的現象。如果說，俞正燮等所發現的前一處證據尚難坐實《五行傳(chuan) 》用亥正之說，那麽(me) 後一處證據所顯示的《五行傳(chuan) 》災異理論的係統性卻可坐實此說。程蘇東(dong) 通過對歲朝中夕與(yu) “後王”“公卿”“庶民”對應的分析，確定了《洪範五行傳(chuan) 》所設定的“歲之朝”是十月、十一月、十二月、正月，也就是以十月為(wei) 歲首，正與(yu) “五事”、“皇極”與(yu) 十二月相配時存在的“亥正”現象前後呼應。因此，如果否定前文的“亥正”現象，就將導致後文在一歲十二月與(yu) 五事及“後王”“公卿”“庶民”的分配上存在結構混亂(luan) 的問題。行用於(yu) 秦始皇二十六年至漢武帝太初元年改曆之間的顓頊曆正是以十月為(wei) 歲始，由此可以推斷《洪範五行傳(chuan) 》成書(shu) 時代在秦漢之際。

通過這一研究實例可以看出，正是作者對文本內(nei) 部結構、係統性的重視，對古今中外學者研究成果的吸收，使其能夠在此類聚訟難定的問題上取得重要突破。而這一突破對於(yu) 整個(ge) 漢代災異理論發展的研究也具有重要意義(yi) 。有關(guan) 漢人災異理論發展脈絡，各家學者都會(hui) 引及班固《漢書(shu) ·五行誌》中的一段話：

漢興(xing) ，承秦滅學之後，景、武之世，董仲舒治《公羊春秋》，始推陰陽，為(wei) 儒者宗。【35】

又班固在《漢書(shu) ·李尋傳(chuan) 》讚中也說：

漢興(xing) ，推陰陽言災異者，孝武時有董仲舒、夏侯始昌；昭、宣則眭孟、夏侯勝；元、成則京房、翼奉、劉向、穀永；哀、平則李尋、田終術。【36】

根據這兩(liang) 段話，可以看出，以班固為(wei) 代表的東(dong) 漢人，認為(wei) 董仲舒是漢儒首言災異者，也就是漢代的災異學理論發端於(yu) 董仲舒的《春秋》學。但是如果我們(men) 認可《洪範五行傳(chuan) 》成書(shu) 於(yu) 秦漢之際，時代顯然早於(yu) 董仲舒，那麽(me) 漢代災異學理論其實發端於(yu) 《尚書(shu) 》學的《洪範五行傳(chuan) 》。

不止如此，我們(men) 通過作者對劉向《洪範五行傳(chuan) 論》及其所展現的經學災異理論體(ti) 係的分析中，也可以看出作者通過對古今中外研究理念和方法的吸收所取得的重要成果。有關(guan) 劉向災異學說的研究，成果眾(zhong) 多，作者依托於(yu) 《洪範五行傳(chuan) 論》的全麵輯佚，已較前人擁有了更為(wei) 堅實的文獻基礎。如在上編第二章，作者據《晉書(shu) ·江逌傳(chuan) 》引文確定了劉向《傳(chuan) 論》對《五行傳(chuan) 》進行了全麵的闡述論說，而非如《漢書(shu) ·五行誌》僅(jin) 取《五行傳(chuan) 》的“五行”、“五事”部分而舍棄“共禦之術”等。

在下編的第六章，作者將劉向的闡釋路徑概括為(wei) “通過對於(yu) 《傳(chuan) 》文的開放性闡釋，擴大“六沴”咎由在政治、人事上的關(guan) 涉度、從(cong) 而擴充《五行傳(chuan) 》‘推跡行事’的闡釋力”【37】，正是基於(yu) 對劉向《傳(chuan) 論》及其他《洪範》五行學文本的細讀與(yu) 對讀而建立。而在有關(guan) 這一闡釋路徑的評價(jia) 上，又滲透了知識史和闡釋學方法，所重即在《傳(chuan) 論》文本的深層結構和理論係統性。接著在對劉向《洪範》五行學學理體(ti) 係的分析中，作者在參考前此各家研究成果基礎上，重點討論的是劉向如何融合戰國以來不同的知識資源，來構建其占驗體(ti) 係。較之以往，其研究的視角已從(cong) 通常的思想史研究所重視的思想淵源分析轉向了探討思想文本中所呈現的不同知識資源之間的組合和互動關(guan) 係以及其闡釋方法、現實指向等，既體(ti) 現了作者一貫重視文本結構和係統性而非孤立的知識要素的傾(qing) 向，又兼括了對文本外部知識資源和社會(hui) 文化背景的研究。這樣一種重視文本所處“場域”、內(nei) 外結合的研究方法，不但可以加深我們(men) 對劉向《洪範五行傳(chuan) 論》災異理論的理解和把握，更有助於(yu) 我們(men) 從(cong) 宏觀的經學史和知識史視野來把握劉向《洪範》五行學的思想特質及其在漢代災異學理論發展中的重要貢獻和獨特地位。

諸如此類以文本為(wei) 中心，融會(hui) 諸種研究方法和手段，立足古今中外學者研究成果，對文本進行比讀與(yu) 細讀的研究實例，在此書(shu) 中十分常見，並且經常性地，諸種研究方法綜合使用，如此，不但能解決(jue) 一些疑難問題，更能發現新問題，形成新的研究範式。

但畢竟研究無止境，後之視今亦如今之視昔。此書(shu) 的問世，並不意味著漢代《洪範》五行學的研究已經終結，已經了無賸義(yi) 。我們(men) 在注意到此書(shu) 在相關(guan) 研究方麵所實現的創獲和重要成績時，也需要以此為(wei) 起點，發現值得進一步研討的空間，以供後續致力兩(liang) 漢災異學理論及兩(liang) 漢經學史研究的學者參考。因此，筆者不揣愚陋，根據自己的有限研究，就此書(shu) 中尚存在的幾個(ge) 有待繼續探討的問題，提出自己的看法，以供參考。

第一，有關(guan) 《洪範五行傳(chuan) 》的文獻形態問題。作為(wei) 漢代《洪範》五行學的開端，此篇在文獻上存在著一係列複雜的問題，作者在書(shu) 中已多有涉及。在此要補充的是，今人所依據的《洪範五行傳(chuan) 》文本，主要根據陳壽祺《尚書(shu) 大傳(chuan) 定本》和皮錫瑞《尚書(shu) 大傳(chuan) 疏證》，皮錫瑞《疏證》雖脫胎於(yu) 陳壽祺輯本而有所改進，但與(yu) 陳壽祺輯本存在同樣的問題。相對來說，《洪範五行傳(chuan) 》是《尚書(shu) 大傳(chuan) 》今存篇目中文本最為(wei) 完整的一篇。但作為(wei) 輯佚文獻，陳壽祺為(wei) 了保持其文本上的完整性，一方麵參考群書(shu) 引文搜輯佚文，另一方麵在文本結構上參考了清代前中期流傳(chuan) 最廣的盧見曾所刊雅雨堂本，而雅雨堂本其實並非“吳中舊本”，而是惠棟輯本【38】，最終導致陳壽祺輯本在結構上存在雜湊的問題。考察今本《洪範五行傳(chuan) 》各節來源文獻可知，此篇其實是組合了《六藝流別》所引《洪範五行傳(chuan) 》與(yu) 《儀(yi) 禮經傳(chuan) 通解續》所引佚文、《續漢書(shu) ·五行誌》，三種文獻所引佚文多少各有差異，陳壽祺曰：

《六藝流別》全載《五行傳(chuan) 》一篇，自“維王後元祀”至“上下王祀”，下卽接“東(dong) 方之極”雲(yun) 雲(yun) 至“小人樂(le) ”，惟無“六沴之禮”至“卒於(yu) 北方”之節，及“田獵不宿”至“水不潤下”一節。……盧氏本與(yu) 《六藝流別》同，而多“六沴之禮”一節，及末“田獵不宿”至“水不潤下”一節，今以盧本末一節“咎征”移置“東(dong) 方之極”雲(yun) 雲(yun) 之前，於(yu) 文爲順。【39】

從(cong) 中可見，無論是惠棟輯本還是陳壽祺輯本，都是根據自己的理解將群書(shu) 引文加以拚接，至於(yu) 文獻原貌如何，實不可知。更何況，佚文所出的《續漢書(shu) ·五行誌》《儀(yi) 禮經傳(chuan) 通解續》《六藝流別》又是時代相差甚遠的三種文獻，如此拚接，其文獻可靠性本身就值得懷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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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後漢書(shu) ·五行誌》書(shu) 影

南宋紹興(xing) 間刊本，傅增湘舊藏

另外，為(wei) 了保持文本的連貫性，陳壽祺還將“晦而月見西方”一節別置於(yu) 《洪範傳(chuan) 》，但根據群書(shu) 引文，顯然此節出於(yu) 《洪範五行傳(chuan) 》。也就是說，即便陳壽祺已盡力使《洪範五行傳(chuan) 》的文本達到最大程度的完整，但依然有漏輯之文，而且此節文字如何接入今本《洪範五行傳(chuan) 》，還是一個(ge) 問題。在此基礎上，我們(men) 可以思考《洪範五行傳(chuan) 》在文獻方麵所存在的相關(guan) 問題：比如今本《洪範五行傳(chuan) 》是否真的完整？《洪範五行傳(chuan) 》是一篇首尾連貫的傳(chuan) 文嗎？與(yu) 此相關(guan) ，今本《洪範五行傳(chuan) 》篇末的月令類文本是否是明人偽(wei) 造呢？《六藝流別》引文是否可信？而這一係列問題也會(hui) 關(guan) 涉我們(men) 對《洪範五行傳(chuan) 》成篇、結構及理論體(ti) 係的認識和研究。

第二，有關(guan) 劉向《洪範五行傳(chuan) 論》的文獻問題。在此書(shu) 中，作者基於(yu) 中古文獻所引劉向《洪範五行傳(chuan) 論》的全麵輯佚，獲得了諸多研究突破，但對於(yu) 與(yu) 此相關(guan) 的劉歆《洪範五行傳(chuan) 論》文獻形態的分析，似尚有未盡之處。與(yu) 劉向《洪範五行傳(chuan) 論》在中古時期得到大量征引不同，劉歆同名之書(shu) 亡佚甚早，僅(jin) 見引於(yu) 《漢書(shu) ·五行誌》和鄭玄《洪範五行傳(chuan) 注》，缺乏較為(wei) 豐(feng) 富的輯佚文獻來源。我們(men) 如何將其與(yu) 劉向本加以區分？而中古流傳(chuan) 的劉向《洪範五行傳(chuan) 論》是否包含了劉歆本呢？考慮到《洪範五行傳(chuan) 論》已經是匯編之本，並未保持劉向本原貌，那麽(me) 我們(men) 在對中古諸書(shu) 所引劉向《洪範五行傳(chuan) 論》佚文的認定中，如何排除其他文本，就成為(wei) 了一個(ge) 比較棘手的問題，而這會(hui) 進一步影響此下對劉歆《洪範》五行學的認識和評價(jia) 。對於(yu) 這一問題，作者在書(shu) 中已經進行了不少探討，但也留下了進一步探討的空間。

第三，此書(shu) 在具體(ti) 研究中還存在部分可補充之處。如第五章討論夏侯始昌、夏侯勝所傳(chuan) 《洪範》五行學，作者已經基於(yu) 現存文獻，進行了最大程度的勾稽和重建，但似乎忽略了《開元占經》所引“《尚書(shu) 》夏侯說”。《開元占經》卷四《地動》：“《尚書(shu) 》夏侯說曰：‘地動，大臣盛，將有為(wei) ，下不淨，兵數動也。’”【40】此條與(yu) 京房、劉向《洪範傳(chuan) 》等並列，但不見於(yu) 《漢書(shu) ·五行誌》，陳喬(qiao) 樅《今文尚書(shu) 經說考》引之，並有案語：“案《尚書(shu) 》夏侯說當卽夏侯始昌《五行傳(chuan) 》之文。”【41】此條但言“《尚書(shu) 》夏侯說”，無論是夏侯始昌之說，還是夏侯勝之說，鑒於(yu) 今存資料的匱乏，難以得知，但對探討《洪範》五行學師說當具有一定參考意義(yi) 。又第十章討論“鄭玄經學體(ti) 係中的《洪範五行傳(chuan) 》注”，稍覺薄弱，其中在討論《五行傳(chuan) 》鄭注體(ti) 例與(yu) 係統化趨向時，主要基於(yu) 與(yu) 鄭玄其他經注的對比，不過，鄭注《洪範五行傳(chuan) 》與(yu) 其注《尚書(shu) 大傳(chuan) 》他篇的體(ti) 例一致，其實可以先行加以對比、勾連，再擴展至其他經注。單就鄭玄來說，《洪範五行傳(chuan) 》即是《尚書(shu) 大傳(chuan) 》之一篇，似不當將其與(yu) 《尚書(shu) 大傳(chuan) 》注整體(ti) 孤立進行研究。

除此之外，此書(shu) 探討漢代災異學理論發展，選擇的是《洪範》五行學一係，但漢代災異學理論則遍及群經，若京氏《易》學、齊《詩》翼氏學、《春秋》公羊學及讖緯文獻等，雖有不少學者已進行研究，但還存在繼續探討的空間，也都值得我們(men) 繼續加以探討。而此書(shu) 在漢代災異學發展的研究上所取得的重要成績，所展現的嶄新的研究理念和方法，無疑是此下的研究所不容忽視的一個(ge) 重要部分。

皮錫瑞在《經學曆史》中盛讚兩(liang) 漢時期是經學的昌明與(yu) 極盛時代，後來的經學史研究也十分關(guan) 注兩(liang) 漢時期，但受限於(yu) 研究史料的殘缺與(yu) 斷裂，以及舊有研究範式的阻力，近些年兩(liang) 漢經學研究方麵的成果還未臻繁盛，尤其是在兩(liang) 漢今文經學的研究方麵，原始文獻的大量殘缺與(yu) 亡佚，使得經學史的發展出現了一係列的闕環，也導致意圖重建兩(liang) 漢經學史的努力限於(yu) 困境。而混合了異質性知識而具有鮮明時代特征的“《洪範》五行學”更是因為(wei) 學術風氣的轉向而在後世斷絕。麵對文獻的闕環和學說的斷絕，學者的工作其實是一種“繼絕表微”的工作，這一工作的艱難是眾(zhong) 所共知的，但其所獲得的成果卻也使得這些殘編斷簡得以重現其昔日的榮光。

程蘇東(dong) 在研究中善於(yu) 吸收中外研究成果，提出新的理論概念，進行理論總結，這對當前的兩(liang) 漢經學和先唐文獻研究，如何突破已有研究範式，開發新的研究領域，發掘先唐經典文本的深層意涵具有重要的啟發意義(yi) 。《漢代洪範五行學》一書(shu) 作為(wei) 作者最新的研究成果，是其研究理念的具體(ti) 實踐，已然受到學界的讚譽與(yu) 矚目。我們(men) 期待著作者此下在經學史及先唐文獻研究領域繼續開拓，取得更為(wei) 豐(feng) 碩的研究成果。也期待著更多的研究者去關(guan) 注以《洪範五行傳(chuan) 》《漢書(shu) ·五行誌》等為(wei) 代表的“衍生型文本”與(yu) “異質性文本”，探究此類文本的生成與(yu) 流傳(chuan) ，從(cong) 嶄新的理論視角去豐(feng) 富具有無限研究潛力的中國經學史和先唐經典文獻研究領域。

本文為(wei) 國家社科基金重大項目“兩(liang) 漢經學佚籍的新輯與(yu) 研究”（23&ZD281）階段性成果。

1 程蘇東《從六藝到十三經——以經目演變為中心》，北京大學出版社，2018年1月。
2 程蘇東《漢代洪範五行學：一種異質性知識的經學化》封底，北京大學出版社，2023年1月。
3 皮錫瑞《經學曆史》，吳仰湘編《皮錫瑞全集》第六冊，中華書局，2015年，第36頁。
4 徐興無《經典闡發與政治術數——<洪範五行傳>考論》，《古典文獻研究》，第15輯，2012年，第46頁。
5 陳喬樅《今文尚書經說考》卷十四中《鴻範弟六十五》，《續修四庫全書》第49冊，上海古籍出版社，2002年，第401頁。
6 皮錫瑞《經學通論》，吳仰湘編《皮錫瑞全集》第六冊，第213頁。
7 繆鳳林《洪範五行傳出伏生辨》，中國史學會編《史學雜誌》，第2卷第1期，1930年。
8 王愛和《中國古代宇宙觀與政治文化》，上海古籍出版社，2011年，第163頁。
9 陳侃理《儒學、數術與政治：災異的政治文化史》，北京大學出版社，2015年。
10 此部分曾以《洪範五行傳與洪範災異論》為題發表在《國學研究》上，參考陳侃理《鴻範五行傳與洪範災異論》，《國學研究》第26卷，2010年。
11 此借用錢鍾書語，參考錢鍾書《七綴集·讀<拉奧孔>》，生活·讀書·新知三聯書店，2004年，第49頁。
12 程蘇東《漢代洪範五行學：一種異質性知識的經學化》，第7-8頁。
13 程蘇東《漢代洪範五行學：一種異質性知識的經學化》，第46頁。
14 程蘇東《寫鈔本時代異質性文本的發現與研究》，《北京大學學報》，2016年第2期，第150頁。
15 程蘇東《失控的文本與失語的文學批評》，《中國社會科學》，2017年第1期，第164頁。
16 程蘇東《寫鈔本時代異質性文本的發現與研究》，第152頁。
17 程蘇東《〈毛詩正義〉“刪定”考》，《文學遺產》，2016年第5期，第94頁。
18 程蘇東《漢代洪範五行學：一種異質性知識的經學化》，第13頁。
19 程蘇東《漢代洪範五行學：一種異質性知識的經學化》，第7頁。
20 程蘇東《漢代洪範五行學：一種異質性知識的經學化》，第8頁。
21 程蘇東《漢代洪範五行學：一種異質性知識的經學化》，第241頁。
22 程蘇東《漢代洪範五行學：一種異質性知識的經學化》，第417頁。
23 程蘇東《漢代洪範五行學：一種異質性知識的經學化》，第201頁。
24 程蘇東《流動的文本：劉向〈洪範五行傳論〉佚文考辨》，《中華文史論叢》，2017年第1期，第261-314頁。
25 程蘇東《基於文本複雜形成過程的先唐文獻研究——以〈漢書·五行誌〉為個案》，《求是學刊》，2014年第5期，第157-160頁。
26 程蘇東《基於文本複雜形成過程的先唐文獻研究——以〈漢書·五行誌〉為個案》，第159頁。
27 程蘇東《<春秋繁露>“五行”諸篇形成過程新證》，《史學月刊》，2016年第7期，第27頁。
28 程蘇東《漢代洪範五行學：一種異質性知識的經學化》，第207頁。
29 參考孫少華、徐建委《從文獻到文本：先唐經典文本的抄撰與流變》所載劉躍進序，上海古籍出版社，2016年。又《求是學刊》2014年第5期刊發了讀書會第一期的主要觀點，可參看。
30 孫少華、徐建委《從文獻到文本：先唐經典文本的抄撰與流變》，《前言》第5-6頁。
31 程章燦《中國古代文獻的衍生性及其他》，《中國典籍與文化》，2012年第1期；程章燦《文本與視野——拓展六朝文學研究的三點思考》，《揚州大學學報》，2016年9月，第20卷第5期。
32 程蘇東《寫鈔本時代異質性文本的發現與研究》，第149頁。
33 徐興無《經典闡發與政治術數——<洪範五行傳>考論》，第55頁。
34 程蘇東《漢代洪範五行學：一種異質性知識的經學化》，第43頁。
35 班固等《漢書》卷二十七上《五行誌第七上》，中華書局，1960年，第1317頁。
36 班固等《漢書》卷七十五《眭兩夏侯京翼李傳第四十五》，第3194-3195頁。
37 程蘇東《漢代洪範五行學：一種異質性知識的經學化》，第202-203頁。
38 參考拙作《雅雨堂本〈尚書大傳〉底本來源及成書考實》，《文史》，2019年第2期。
39 陳壽祺輯校《尚書大傳》卷三《洪範五行傳》，《四部叢刊》據涵芬樓藏《左海文集》本影印，台灣商務印書館，1967年，第46頁。
40 瞿曇悉達等撰《開元占經》卷四，國家圖書館藏明代大德堂鈔本，書號08167。“淨”字當為“靜”之誤，陳喬樅《今文尚書經說考》引作“靜”，又“地動，大臣盛”作“地大動，臣盛”，今從明抄本原本。
41 陳喬樅《今文尚書經說考》卷十四中《鴻範弟六十五》，第409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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