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孟子字義(yi) 疏證》導讀（附書(shu) 訊）

作者：徐道彬

來源：《孟子字義(yi) 疏證》，（清）戴震 著 徐道彬 解讀

徐道彬

戴震（1724——1777，字東(dong) 原，徽州府休寧縣隆阜村人）是清代著名的人文學者和自然科學家，也是乾嘉時代一位極具個(ge) 性而又頗受爭(zheng) 議的思想家。他一生窮困，卻矢誌於(yu) 學，四處漂泊，而成就非凡。著述數十種，主要有《考工記圖》《毛詩補傳(chuan) 》《聲類表》《方言疏證》《孟子字義(yi) 疏證》等，以及纂修《汾州府誌》《直隸河渠書(shu) 》，校訂《水經注》《算經十書(shu) 》等，在小學、經學、哲學及自然科學諸領域，皆有顯著的成績和深遠的影響。他的同鄉(xiang) 好友洪榜稱讚道：“（戴）先生日夜孳孳，蒐集比勘，凡天文曆算，推步之法，測望之方，宮室衣服之製，鳥獸(shou) 蟲魚草木之名狀，音和聲限古今之殊，山川疆域、州鎮郡縣相沿改革之由，少廣旁要之率，鍾實管律之術，靡不悉心討索。”在哲學思想領域，戴氏主張“先考字義(yi) ，次通文理。誌存聞道，必空所依傍”，由此而舉(ju) 後儒“理欲”之說，認為(wei) 他們(men) 是以有蔽之心，而發為(wei) 個(ge) 人之“意見”，還自以為(wei) 得“理”，而所執之“理”實則大謬。可謂切中肯綮，痛砭俗儒之病。王國維稱讚其“以宋儒之說還宋儒，以三代之說還三代，而使吾人得明認三代與(yu) 唐宋以後之說之所以異”，“一方複活先秦之古學，一方又加以新解釋，此我國最近哲學上唯一有興(xing) 味之事，亦唯一可紀之事也”。戴氏以卓越的考據學成就和深邃的哲學理論建設，在清代中葉的學術界可謂兼涉多域，獨樹一幟。他對中國傳(chuan) 統學術的整理總結和思想提升，充分顯示出超乎時代的學術理念和治學方法，具有重要的思想啟蒙價(jia) 值和現實參考意義(yi) 。故民國胡樸安指出：“二百年來確有治學之方法，立有清一代考據學之基礎，衣被學者，至今日猶有受之而未盡，則休寧戴東(dong) 原先生其人也。”

《孟子字義(yi) 疏證》一書(shu) ，是戴氏最為(wei) 自信而又自負的一部重要哲學著作，自稱：“仆生平論述最大者，為(wei) 《孟子字義(yi) 疏證》一書(shu) ，此正人心之要。今人無論正邪，盡以意見誤名之曰理而禍斯民，故《疏證》不得不作。”[1]該書(shu) 通過自設賓主問答與(yu) “字義(yi) 疏證”的方式，援據經言，考鏡源流，對理、天道、性、才、道、仁義(yi) 禮智、誠、權等傳(chuan) 統哲學概念“比類合義(yi) ”，附以己見，對老莊之道、釋道之論、程朱理學、陽明心學等往昔思想，皆有所挖掘、總結和批判，進而提出了“聖人之道在六經”“以詞通道”“理存於(yu) 欲”的新學說，既是對古代社會(hui) 民本思想的繼承和發展，也是對新時代市民階層生活的情感表達和理性訴求。

該書(shu) 因對釋、道之說和程、朱、陸、王之學的批判，切中要害，一針見血，且能結合現實而針砭時弊，具有鮮明的衛道色彩和為(wei) 民請命的意願，故而頗受當時士大夫階層的非議和攻擊，隻有少數幾個(ge) 學者表示理解和讚同。如洪榜曾與(yu) 翰林學士朱筠，就如何評價(jia) 東(dong) 原的學術貢獻頗有爭(zheng) 議，雲(yun) ：“戴氏論性道，莫備於(yu) 其論《孟子》之書(shu) ，而所以名其書(shu) 者曰《孟子字義(yi) 疏證》焉耳。然則非言性命之旨也，訓故而已矣，度數而已矣。要之，戴氏之學，其有功於(yu) 六經、孔孟之言甚大，使後之學者無馳心於(yu) 高妙，而明察於(yu) 人倫(lun) 庶物之間，必自戴氏始也。”[2]隨著時代的發展，東(dong) 原哲學也逐漸得到學術界的普遍重視和深入研究。民國以來，因社會(hui) 進步和人性自覺在學理層麵上的諸多訴求，引起了許多學者對戴氏“體(ti) 民之情，遂民之欲”思想的強烈共鳴，戴震學說也因而得到極大的推崇和宣揚，章太炎、王國維、蔡元培、梁啟超等傑出人物，多有正麵評價(jia) 和讚頌。又如劉師培說：“戴氏於(yu) 聲音訓詁、典章製度，以及數學、地學，皆造其精微。然全書(shu) 之中，仍以說性理者為(wei) 最善。”“東(dong) 原之學，小疵不掩大醇。義(yi) 理必衷訓故，則功在正名；講學不蹈空虛，則學趨實用。凡小儒迂墟之說足以害政蠹民者，鹹掃除肅清，棄如苴土。信夫聖人複起，不易斯言矣。”[3]胡適也說:“其時有大思想家戴震出來，用當時學者考證的方法、曆史的眼光，重新估定五百年的理學的價(jia) 值，打倒舊的理學，而建立新的理學，是為(wei) 近世哲學的中興(xing) 。”[4]當代學者侯外廬先生對東(dong) 原哲學也頗為(wei) 認同，稱“他複活了十七世紀清初大儒的人文主義(yi) 的統緒，啟導了十九世紀的一線曙光”[5]。由此可見，戴東(dong) 原這一特殊人物，及其“正人心之要”的《孟子字義(yi) 疏證》，不僅(jin) 在清代思想領域享有重要地位和影響，而越往後來，越是能夠喚醒“人的自覺”，在中國思想史乃至當代社會(hui) 人生觀和價(jia) 值觀問題上，仍然閃耀著科學與(yu) 民主的光輝和人性智慧的光芒。

戴震出生於(yu) 典型的徽商家庭，雖然天賦異稟，博聞強記，是個(ge) 讀書(shu) 的種子，但因“少時家貧，不獲親(qin) 師”，僅(jin) 在家族私塾中習(xi) 得算學、文字和初始的學問基礎。據段玉裁《戴先生年譜》載：“先生十六七歲以前，凡讀書(shu) ，每一字必求其義(yi) 。塾師略舉(ju) 傳(chuan) 注訓詁語之，意每不釋。塾師因取近代字書(shu) 及漢許氏《說文解字》授之，先生大好之，三年盡得其節目。又取《爾雅》《方言》及漢儒傳(chuan) 注箋之存於(yu) 今者，參伍考究，一字之義(yi) ，必本六書(shu) ，貫群經，以為(wei) 定詁，由是盡通前人所合集《十三經注疏》，能全舉(ju) 其辭。”[6]但因家庭生計問題，不得不較早地結束了“本六書(shu) ，貫群經”的讀書(shu) 時光，隨即從(cong) 父經商去了。其父戴弁家世單寒，衣食無以為(wei) 繼，常年以販布維持家計。作為(wei) 家裏的長子，年少的東(dong) 原隻能放棄私塾，“隨父文林公客南豐(feng) ，課學童於(yu) 邵武”。然而，無論身處何時何地，東(dong) 原都時刻不忘讀書(shu) 研討，增長才幹。也正因為(wei) “少為(wei) 稗販，涉曆南朔”，如此四處奔波，遭遇萬(wan) 般苦難，養(yang) 成了他的獨立之精神和自由之思想，以至於(yu) 終生都沒有冬烘先生那些僵化的心態和保守的痼疾。

戴震像

戴震自閩、贛地區返回徽州後，有幸結識了同鄉(xiang) 程恂和婺源江永，二人都認為(wei) 他定能蟾宮折桂，仕途青雲(yun) ，前途不可限量。為(wei) 了科舉(ju) 進仕，又隨父到過江寧，拜訪同族長者、翰林學士戴瀚，請教他科舉(ju) 考試的成功秘籍，也被稱為(wei) “其學敏不可及，當世無此人也”，於(yu) 是轉而回鄉(xiang) 讀書(shu) 治學。在居鄉(xiang) 期間，與(yu) 同齡人歙縣程瑤田、汪肇漋、汪梧鳳、金榜等相互切磋，轉益多師，學問日進，漸次撰成《籌算》《六書(shu) 論》《考工記圖》《轉語》《爾雅文字考》《屈原賦注》《勾股割圜記》《詩補傳(chuan) 》等多部著作。由此內(nei) 容和範圍，可知戴氏早年的精力投入，多在實用性質的小學、曆算和典章禮製方麵，這與(yu) 作時文八股之法頗為(wei) 齟齬，格格不入，這也是他科場屢戰屢敗的原因之一。

因與(yu) 程瑤田、汪肇漋和汪鬆岑有“定交”之故，東(dong) 原得以結識西溪汪梧鳳，並坐館於(yu) 其家之“不疏園”，一方麵教授汪氏子孫，同時又與(yu) 諸君子切磋問學。正逢此時，江永也來此講學，一時間師友雲(yun) 集，一派樸學興(xing) 盛的景象。洪榜記載當時盛況雲(yun) ：“時郡守何公（達善）常以月某日延郡之名人宿學，講論經義(yi) 於(yu) 書(shu) 院之懷古堂。婺源江先生永治經數十年，精於(yu) 三禮及步算、鍾律、聲韻、地名沿革，博綜淹貫，巋然大師。（戴）先生一見傾(qing) 心，因取平日所學就質正焉……時先生同誌密友，郡人鄭牧、汪肇漋、程瑤田、方矩、金榜六七君，日從(cong) 江先生、方先生（楘如）從(cong) 容質疑問難。蓋先生律曆聲韻之學，亦江先生有以發之也。”[7]汪氏不疏園的學術活動，對於(yu) 戴震學術方向的確立和提升起到了很重要的作用，對於(yu) 清代徽州經學研究群體(ti) 的形成，也起到了適時的聚合作用。對此，汪中站在時代學術發展的高度，評論這一區域性的學術現象及其影響，曰：“國初以來，學士陋有明之習(xi) ，潛心大業(ye) ，通於(yu) 六藝者數家，故於(yu) 儒學為(wei) 盛。迨乾隆初紀，老師略盡，而處士江慎修崛起於(yu) 婺源，休寧戴東(dong) 原繼之，經籍之道複明始此。兩(liang) 人自奮於(yu) 末流，常為(wei) 鄉(xiang) 俗所怪，又孤介少所合，而地僻陋，無從(cong) 得書(shu) 。是時歙西溪汪君獨禮而致諸其家，飲食供具惟所欲，又斥千金置書(shu) ，益招好學之士日夜誦習(xi) ，講貫其中，久者十數年，近者七八年、四五年，業(ye) 成散去。其後江君沒，大興(xing) 朱學士來視學，遂盡取其書(shu) 上於(yu) 朝，又使配食於(yu) 朱子。戴君遊京師，當世推為(wei) 儒宗。後數歲，天子修四庫之書(shu) ，征領局事。是時，天下之士益彬彬然向於(yu) 學矣，蓋自二人始也。”[8]徽商汪氏的“賈而好儒”，熱心學術，為(wei) 日後江永“配食朱子”、戴震“征領局事”、“皖派”學術由江湖而登廟堂，奠定了長遠而又豐(feng) 厚的物資基礎。而在此一段曆程，戴震可以沉潛經籍，切磋問學，獲得深厚學養(yang) ，所以才能在其以後躲避仇家追索而逃入京城，因其學術深得同道讚賞，而“聲重京師，名公卿爭(zheng) 相交焉”。

戴震的“避仇入都”，緣起於(yu) 三十三歲時的一次人生遭際。隆阜戴氏一脈，世係繁衍，人口眾(zhong) 多，家族糾葛所在多有。東(dong) 原一家，單丁弱戶，屢遭同宗欺淩。乾隆二十年發生在東(dong) 原祖墳地上的爭(zheng) 端，讓這位蓋世大儒遭遇橫逆，終生不願再回故裏。據東(dong) 原後裔追憶此事曰：“（東(dong) 原）公祖墓在距隆阜二裏之茅山橋南，東(dong) 對公宅，遙望山勢，如書(shu) 架層疊，青烏(wu) 家謂為(wei) 萬(wan) 架書(shu) 箱，主子孫著作等身，血食萬(wan) 代。族豪某，意欲侵占，以廣己之祖塋。公訟諸官，縣令利族豪賄，將文致公罪。公乃日行二百裏，徒步走京師。”[9]弟子段玉裁對此也有記述：“先生是年訟其族子豪者侵占祖墳，族豪倚財結交縣令，令欲文致先生罪，乃脫身挾策入都，行李衣服無有也。寄旅於(yu) 歙縣會(hui) 館，饘粥或不繼。”[10]此事牽扯頗為(wei) 複雜，最終結局則是戴震力不能抗，倉(cang) 皇出逃，終身顛沛於(yu) 外。涉及此事的受賄縣令萬(wan) 世寧（湖北江陵人），為(wei) 乾隆元年丙辰科三甲進士，乾隆十六至二十年任休寧縣令。在審理戴氏祖墳一案中，萬(wan) 氏為(wei) 貪圖賄財，“不循法律，而以洛閩之言相稽”。他隨便一句“天理如此”的細小灰塵，落在了戴震身上，也像壓在身上的一座大山。在這座名叫“天理”大山的陰影裏，可以想見到宗族社會(hui) 溫情麵紗之下人性善惡的直接暴露，“學而優(you) 則仕”的縣令是如何喪(sang) 失了讀書(shu) 人的起碼道德和人道主義(yi) ，那些平日裏多受曲意陷害的弱者，又將如何去責問“天理何在”？

然而，戴震並未就此而悲觀萎靡，反倒因逃難入都，而在學業(ye) 上，如登近水樓台，如魚得水，以自己的學問和著作，在京師遍訪師友，找尋同道。他雖然困於(yu) 逆旅，“饘粥或不繼，而歌聲出金石。是時，紀太史昀、王太史鳴盛、錢太史大昕、王中翰昶、朱太史筠，俱甲戌（乾隆十九年，即1754年）進士，以學問名一時，耳先生名，往訪之。叩其學，聽其言，觀其書(shu) ，莫不擊節歎賞，於(yu) 是聲重京師，名公卿爭(zheng) 相交焉。金匱秦文恭公聞其善步算，即日命駕，延主其邸，朝夕講論《五禮通考》中觀象授時一門，以為(wei) 聞所未聞也。文恭全載先生《句股割圜記》三篇，為(wei) 古今算法大全之範，其全書(shu) 往往采先生說”[11]。相比於(yu) 被迫逃難而言，東(dong) 原在此得以播揚一己之學，由山村書(shu) 生，一躍而使“海內(nei) 皆知有戴先生”，正可謂失之東(dong) 隅而收之桑榆，在外開啟了生命曆程的一個(ge) 嶄新時代。

在此後的近二十年，東(dong) 原以自己的深厚學識，謀生於(yu) 名相公卿和商賈學者之間：（1）坐館於(yu) 王安國、裘曰修之家，教授王念孫、裘行簡等，日後皆有大成；（2）撰述於(yu) 秦蕙田、紀昀處，助修《五禮通考》，補注《考工記圖》；（3）在揚州盧見曾幕府與(yu) 盧文弨一同校勘經籍，結識了沈大成和惠棟等，擴大了學術視野；（4）遊幕於(yu) 山西朱珪、孫和相諸幕府，纂成《汾州府誌》《汾陽縣誌》，其《緒言》就在此間“偽(wei) 病十數日”而成；（5）因會(hui) 試落第而備考於(yu) 新安會(hui) 館，接受段玉裁為(wei) 弟子；（6）客遊浙江期間，主講於(yu) 金華書(shu) 院，與(yu) 章學誠縱論纂修方誌，刊刻自定《水經注》，作《六書(shu) 音均表序》。直至詔令赴京，“征領四庫”，辛苦五年而殉職館中。可以說，戴震的四處漂泊，幾乎都以坐館和入幕為(wei) 生。命運的乖蹇，往往促成學者思想的深邃與(yu) 博大；學術的演進，更需要思想的多方碰撞與(yu) 融合。這種命運對戴氏本人而言，確為(wei) 不幸；而對乾嘉樸學風氣的形成與(yu) 擴大，則是一大幸事。

《高宗實錄》“乾隆三十八年七月十一日戊辰”諭旨：“前據辦理四庫全書(shu) 總裁奏請，將進士邵晉涵、周永年、餘(yu) 集，舉(ju) 人戴震、楊昌霖調取來京，同司校勘，業(ye) 經降旨允行。但念伊等尚無職任，自當予以登進之途，以示鼓勵。著該總裁等留心試看年餘(yu) ，如果行走勤勉，實於(yu) 辦書(shu) 有益，其進士出身者，準其與(yu) 壬辰科庶吉士一體(ti) 散館；舉(ju) 人則準其與(yu) 下科進士一體(ti) 殿試，候朕酌量降旨錄用。”[12]至此，戴氏曾經為(wei) 之奮鬥的功名，如一夜之間甘露降臨(lin) ，且能與(yu) 諸同道共襄盛舉(ju) ，確乎人生一大幸事。如果說不疏園是戴震結識同道和提升學識的第一個(ge) 學術平台，那麽(me) ，進入四庫館校書(shu) ，又為(wei) 其提供了一個(ge) 更為(wei) 深闊的進階。這對於(yu) “孤起草澤”而又長期困頓於(yu) 科場的東(dong) 原來說，得遇乾隆帝的青睞與(yu) “幸邀”，可謂幸得機遇，獲得了為(wei) 中國傳(chuan) 統學脈的繼承與(yu) 發展建立功業(ye) 的職事。錢大昕述及東(dong) 原在館之事曰：“癸巳（1773）歲，天子開四庫館，妙選校讎之職。總裁諸公疏薦先生，以鄉(xiang) 貢士入館充纂修官。特命與(yu) 會(hui) 試中式者同赴廷對。乙未（1775）夏，授翰林院庶吉士。先生起自單寒，獨以文學為(wei) 天子所知，出入著作之庭。館中有奇文疑義(yi) ，輒就谘訪，先生為(wei) 考究巔末，各得其意以去。先生亦思勤修其職，以稱塞明詔。經進圖籍，論次精審。晨夕披檢，靡間寒暑，竟以積勞致疾。丁酉（1777）夏卒於(yu) 官，年五十有五。”[13]戴震進入四庫館時，才、學、識已臻極詣，加之朝廷中秘極為(wei) 豐(feng) 富的文獻資料，更使其得天獨厚，高出群儒。許多沉埋已久的古書(shu) ，也借東(dong) 原之手而重見天日。事實上，戴氏在館中所校小學、水地及諸多禮學與(yu) 算學典籍等，早在入館之前，就已沉潛有年，別有心得，在館後又加拾遺補闕，精心編纂，多被收入武英殿聚珍版叢(cong) 書(shu) 中。僅(jin) 就輯佚天算類而言，“戴震的貢獻是無與(yu) 倫(lun) 比的，倘無他的工作，有的算經，我們(men) 就會(hui) 永遠看不到了。而且他提出了若幹正確的校勘，對人們(men) 能通讀被冷落四百餘(yu) 年的這些算經，理解其數學內(nei) 容，表彰其數學成就起了極大的作用。戴震的工作掀起了乾嘉學派研究中國傳(chuan) 統數學的高潮。微波榭本《算經十書(shu) 》在有清一代被奉為(wei) 圭臬，研究十部算經者大都以此為(wei) 底本”[14]。隻因算學古奧難解，而戴震又“多識古書(shu) 原委”，故在館中別受殊恩，承受著古書(shu) 整理中難度最大的部分，其他如《水經注》和《方言》等也是如此。《算經十書(shu) 》的刊出，一則可與(yu) 西方數學加以相互印證，另則是大力推動了清代天算學研究的新高潮。戴氏整日埋首於(yu) 掇拾叢(cong) 殘，部次條別，疏通倫(lun) 類，以至於(yu) “積勞痿足，杜門一年中，屢換眼鏡，最後鬻眼鏡者曰：此老光之最者，過此無可換矣”，由此細節可以想見他的努力和辛苦竟至何種程度。但他在館中的生活卻是窘迫至極，自稱“仆此行不可謂非幸邀，然兩(liang) 年中無分文以給旦夕。曩得自由尚內(nei) 顧不暇，今益以在都費用，不知何以堪之”。此境此情，令人不禁潸然。戴氏以灼灼其華之才，晨夕披檢之勞，竟落得身無分文，借債(zhai) 度日，真學者的境遇往往如此。

《算經十書(shu) 》

關(guan) 於(yu) 戴震在館期間整理校勘的業(ye) 績，其子戴中立《與(yu) 段玉裁書(shu) 》有載：“先君所辦《永樂(le) 大典》散篇，如《水經注》四十卷、《儀(yi) 禮識誤》三卷、《中庸講義(yi) 》四卷、《五經算術》二卷、《海島算經》六卷、《九章算術》十卷、《五曹算經》五卷、《夏侯陽算經》三卷、《孫子算經》三卷、《周髀算經》三卷、《項氏家說》十二卷、《儀(yi) 禮集釋》三十卷、《儀(yi) 禮釋宮》一卷、《方言》十三卷、《大戴禮記》十三卷，計官書(shu) 十五種，俱武英殿刊刻。”東(dong) 原在館五年，不僅(jin) 完成了《永樂(le) 大典》中疑難古書(shu) 的輯佚和整理，還分校了許多“各省送到遺書(shu) ”，辨別真偽(wei) ，刪夷駢贅，彌補瑕隙，有力地推動了館內(nei) 外學者崇尚漢學、傾(qing) 心考據的學術風尚。

綜觀戴震一生，“性介特，多與(yu) 物忤”，“平生無他嗜好，惟專(zhuan) 於(yu) 讀書(shu) ”，故“家屢空而誌愈專(zhuan) ，學時進而遇日窮”。在故鄉(xiang) ，因卓爾不群，拙於(yu) 世俗應酬，而遭受同族豪強的欺侮和卑鄙縣令的淩辱；在京師逆旅，“饘粥或不繼”，卻能“處困而亨如此”，學界俊彥耆宿“爭(zheng) 相交焉”；進而有榮於(yu) 皇帝的“特達之知”，以舉(ju) 人身份充任纂修官，以至“聲譽日隆滿天下”，引領當時漢學群體(ti) ，為(wei) 《四庫全書(shu) 》的編纂奉獻了全部的學識乃至生命。民國梁啟超曰：“苟無戴震，則清學能否卓然自樹立，蓋未可知也。”言辭雖有過譽，但在某種程度上也說明了清代學術之昌明，戴氏與(yu) 有功焉。

戴震既是乾嘉考據學的中堅人物，也是一位純粹的儒家學者，故捍衛儒家六經的地位和孔孟之道的純正性，是終其一生而一以貫之的治學目的和人生追求。作為(wei) “生平論述最大者”的《孟子字義(yi) 疏證》一書(shu) 的撰述用意，段玉裁曾有所揭示，曰：“（先生）有自序一篇，說明用《孟子》書(shu) 字義(yi) 為(wei) 目之故，而用韓子求觀聖人之道，必曰孟子始之語為(wei) 歸宿，師之隱然以道自任，上接孟子意可見矣。”[15]可知戴震“以道自任”的“道統觀”及其哲學擔當，重在孔子的仁禮忠恕思想和孟子的性善論，目標是闡揚孔孟之道，實現人的天性之善，達到仁義(yi) 禮智。正如他說：“曰忠恕，曰仁義(yi) 禮智，豈有他哉？在常人為(wei) 欲，在君子皆成懿德。”

那麽(me) ，如何能夠實現忠恕仁義(yi) 呢？戴震認為(wei) 關(guan) 鍵在於(yu) “去私”和“解蔽”。曰：“人之不盡其才，患二：曰私，曰蔽。”又曰：“去私莫如強恕，解蔽莫如學。”“強恕”是“仁”和“不私”；“學”是“智”和“不蔽”。“欲不失之私，則仁；覺不失之蔽，則智；仁且智，非有所加於(yu) 事能也，性之德也”；“仁且智者，不私不蔽者也。得乎生生者仁，反是而害於(yu) 仁之謂私；得乎條理者智，隔於(yu) 是而病智之謂蔽”，但歸根結底仍然在於(yu) “學”。“惟學可以增益其不足而進於(yu) 智，益之不已，至乎其極，如日月有明，容光必照，則聖人矣”[16]。戴氏以“仁且智”來統括“四端”和“三達德”，用“去私”以“通天下之欲”，用“解蔽”來“達天下之情”。若要獲得仁與(yu) 智，那麽(me) “重問學，貴擴充”則為(wei) 首要條件和前提基礎，這就是東(dong) 原如何實現“誌在聞道”的心願所在。戴氏對此也頗為(wei) 自負，稱：“仆自十七歲時，有誌聞道，謂非求之六經、孔孟不得，非從(cong) 事於(yu) 字義(yi) 、製度、名物，無由以通其語言。為(wei) 之卅餘(yu) 年，灼然知古今治亂(luan) 之源在是。”[17]

《易》有“立人之道，曰仁與(yu) 義(yi) ”，此即聖賢之誌、六經之義(yi) 也。六經之用可以“知族類，行比義(yi) ”。故戴震承之曰：“六經者，道義(yi) 之宗，而神明之府也。古聖哲往矣，其心誌與(yu) 天地之心協而為(wei) 斯民道義(yi) 之心，是之謂道。”既然“聖人之道在六經”，然而，士生千載之後，今古音聲懸隔，遺文垂絕，隻有依賴經師故訓為(wei) 之傳(chuan) 導，求取經典本義(yi) 。故東(dong) 原指出：“夫六經字多假借，音聲失而假借之意何以得？故訓音聲相為(wei) 表裏。故訓明，六經乃可明。後儒語言文字未知，而輕憑臆解以誣聖亂(luan) 經，吾懼焉。”[18]為(wei) 了糾正前人不通文字聲訓，還喜好“緣詞生訓”和“守訛傳(chuan) 謬”，從(cong) 而造成“誣聖亂(luan) 經”的“鑿空”現象，戴氏對此而特別強調“故訓明，六經乃可明”，這也成為(wei) 戴氏解讀聖賢經典的不二法門。具體(ti) 一點說就是：“經之至者，道也；所以明道者，詞也；所以成詞者，未有能外小學文字者也。由文字以通乎語言，由語言以通乎古聖賢之心誌。”戴氏本著這個(ge) “以詞通道”的治學方法，自謂為(wei) 之卅餘(yu) 年，最終得以精通六經之書(shu) ，識得聖賢之意，“由考核以通乎性與(yu) 天道”。說到底，這些出於(yu) 聖賢之口的所謂“天道”，無非就是“民之質矣，日用飲食”；“天生烝民，有物有則；民之秉彝，好是懿德”，以及“理義(yi) 之悅我心，猶芻豢之悅我口”之類人世間平常的事理而已，根本就沒有什麽(me) “如有物焉，得於(yu) 天而具於(yu) 心”的“天理”之說。若從(cong) 自然萬(wan) 物的生存來說，就是“天地之大德曰生”“在天地，則氣化流行，生生不息，是謂道；在人物，則凡生生所有事，亦如氣化之不可已，是謂道”。具體(ti) 到個(ge) 人而言，就是“飲食男女，人之大欲存焉”“一人遂其生，推之而與(yu) 天下共遂其生，仁也”。大而言之，便是朝廷能省刑罰，薄稅斂，老百姓能仰足以事父母，俯足以蓄妻子，上下各行其是，和諧共生，則“仁政如是，王道如是而已”。這就是東(dong) 原哲學落實在人倫(lun) 日用的實在性的體(ti) 現，也是它區別於(yu) 程朱理學看重主觀超越性的關(guan) 鍵之處。它從(cong) 孟子性善論和民本思想出發，通過“先之以古訓，折之以群言，究極乎天地人之故”的方法，闡明了“體(ti) 民之情，遂民之欲”，以情絜情，生生不息的思想理念，博得後世民生主義(yi) 的普遍讚譽。可以說，戴震用《孟子字義(yi) 疏證》一書(shu) ，實現了治經先考字義(yi) ，次通文理，而終於(yu) “聞道”的目標與(yu) 心願，完成了“聖人之道，使天下無不達之情，求遂其欲而天下治”的學理證明。當然，戴氏哲學包含的內(nei) 容極其豐(feng) 富，後世學者正在從(cong) 各個(ge) 方麵予以詮釋和闡發。本文僅(jin) 就戴震的心性論、方法論和理欲觀三個(ge) 方麵，略談一下戴氏思想學說之大略。

1.心性論：“去私”與(yu) “解蔽”

從(cong) 心性論的角度來回溯曆史，朱熹的“心統性情”論最具代表性。其心統性、情，是在體(ti) 與(yu) 用、理與(yu) 欲、天與(yu) 人的二元話語體(ti) 係下所展開，即性為(wei) 體(ti) ，情為(wei) 用；性即理，情即欲；性為(wei) 心之未發，情為(wei) 心之已發。而戴震的心性論，是建立在孟子“性善論”的基礎上，在新的時代而又有新的發展。戴氏認為(wei) ：“性者，飛潛動植之通名；性善者，論人之性也”。“孟子道性善，察乎人之才質所自然，有節於(yu) 內(nei) 之謂善也”。“自古及今，統人與(yu) 百物之性以為(wei) 言，氣類各殊是也。專(zhuan) 言乎血氣之倫(lun) ，不獨氣類各殊，而知覺亦殊。人以有禮義(yi) ，異於(yu) 禽獸(shou) ，實人之知覺大遠乎物則然，此孟子所謂性善。”戴氏從(cong) 生物學的角度說明：血氣心知者皆有性，但禽獸(shou) 有知而無義(yi) ，“唯人之性，得之也全”，甚或能夠“明於(yu) 必然”和“進於(yu) 神明”，故“人之心知，於(yu) 人倫(lun) 日用，隨在而知惻隱，知羞惡，知恭敬辭讓，知是非，端緒可舉(ju) ，此之謂性善。於(yu) 其知惻隱，則擴而充之，仁無不盡；於(yu) 其知羞惡，則擴而充之，義(yi) 無不盡；於(yu) 其知恭敬辭讓，則擴而充之，禮無不盡；於(yu) 其知是非，則擴而充之，智無不盡。仁義(yi) 禮智，懿德之目也”[19]。由此承續了孟子“四端”之說，以說明人類不同於(yu) 禽獸(shou) ，乃在於(yu) 人能知惻隱、羞惡、辭讓、是非，再加後天的學習(xi) ，“擴而充之”，進而達到人性之善的仁義(yi) 禮智，即“人之知覺，通乎天德，舉(ju) 其知之極於(yu) 至善，斯仁義(yi) 禮智全矣，極於(yu) 至善之謂理”。

儒學以天、地、人三才並立，人是天地之心，能全天地之德，獨秀於(yu) 天地之間，顯示了人與(yu) 萬(wan) 物之間的差異性，突出了人的主觀能動性。認為(wei) 人才的獨特性在於(yu) 人心具有理性判斷力，這可以通過問學達到擴充心知。換言之，人的材質等差是問學的理由，讀書(shu) 治經是其途徑，能使心達到神明的狀態是其最終目的。到了戴震這裏，他認為(wei) ：“人之性善，故才亦美，其往往不美，未有非陷溺其心使然，故曰非天之降才爾殊。才可以始美而終於(yu) 不美，由才失其才也，不可謂性始善而終於(yu) 不善。性以本始言，才以體(ti) 質言也。體(ti) 質戕壞，究非體(ti) 質之罪，又安可咎其本始哉”。因性善而才美，若不“陷溺其心”，就需要學習(xi) ，學則近善，不學則易陷溺，這樣可以“知人之成性，其不齊在智愚，亦可知任其愚而不學不思，乃流為(wei) 惡”。東(dong) 原認為(wei) 命、性、才三位一體(ti) ，舍才質則無所謂性，“言才則性見，言性則才見”，“性”是質的規定性，“其不齊在智愚”；“才”是“性之所呈”，是量的完成形態，故戴氏所言心性論，尤以才質為(wei) 核心，尤其強調“學”與(yu) “智”的重要性。曰：“才者，人與(yu) 百物各如其性以為(wei) 形質，而知能遂區以別焉，孟子所謂天之降才是也。氣化生人生物，據其限於(yu) 所分而言謂之命，據其為(wei) 人物之本始而言謂之性，據其體(ti) 質而言謂之才。由成性各殊，故才質亦殊。才質者，性之所呈也；舍才質安睹所謂性哉！以人物譬之器，才則其器之質也；分於(yu) 陰陽五行而成性各殊，則才質因之而殊。”[20]既然“才質者，性之所呈也”，人性不齊又在智愚，那麽(me) 如何通過學而思，至於(yu) “牖之明”，讓人的才質得以修養(yang) 和提高，則是提升人性之善的關(guan) 鍵問題。對此，戴氏提出以“學”而“去私解蔽”，進而“擴而充之”，啟發和豐(feng) 富人的才、欲、情、知的原質內(nei) 涵和修養(yang) 功夫，向“至善”目標而努力。曰：“學以牖吾心知，猶飲食以養(yang) 吾血氣，雖愚必明，雖柔必強。可知學不足以益吾之智勇，非自得之學也，猶飲食不足以增長吾血氣，食而不化者也。”[21]東(dong) 原認為(wei) 人的血氣心知，本乎人性也，“心知之資於(yu) 問學”，而問學猶如飲食，“人之血氣心知，其天定者往往不齊，得養(yang) 不得養(yang) ，遂至於(yu) 大異”。隻有學問智識得以充足，且能自化所學，則“自得之，則居之安，資之深，取之左右逢其源，我之心知，極而至乎聖人之神明矣”。此“神明”並非是先天之稟賦，必須通過“問學”而來，由人倫(lun) 日用“擴而充之”，至於(yu) 深明乎惻隱、羞惡、辭讓、是非，於(yu) 是“心知之得其養(yang) 也，故曰雖愚必明”。戴氏在此以“人道——性——天道”的自然觀與(yu) 人生哲學為(wei) 研究路徑，對天道觀和認識論等也一並歸之於(yu) 人性問題的討論，認為(wei) 改變心性的首要任務就是後天的學習(xi) 。戴氏雖然依托於(yu) 人性“四端”之說，但重在強調“學”之一端，這與(yu) 荀子多有相通之處，故其對荀子《勸學》《解蔽》所論“知之失為(wei) 蔽”“解蔽莫如學”及“重學崇禮義(yi) ”的觀點頗為(wei) 讚賞和稱引，曰：“孔子之後，異說紛起，能發明孔子之道者，孟子也；卓然異於(yu) 老聃、莊周、告子而為(wei) 聖人之徒者，荀子也。”[22]由是觀之，戴震對先秦諸子之學皆有深究，明其優(you) 劣，取長補短，“實事求是，不偏主一家”。他的這種“誌存聞道，必空所依傍”的獨立自由精神，及其哲學思想的複雜性和豐(feng) 富性，確乎為(wei) 後人留下了廣闊的研究空間。

戴震的心性論，基於(yu) 性善而重於(yu) 問學，認為(wei) “古賢聖知人之材質有等差，是以重問學，貴擴充”，在認同孟子道德天賦論和批判佛道廢學毀禮思想的同時，肯定了人所具有的才、欲、情、知的本性和認識能力，也揭示出人性中的弱點：溺、黨(dang) 、慝、悖、欺，“其究為(wei) 私己”；惑、偏、謬、鑿、愚，“其究為(wei) 蔽”。對此，戴氏指出：“天下古今之人，其大患：私與(yu) 蔽二端而已。私生於(yu) 欲之失，蔽生於(yu) 知之失；欲生於(yu) 血氣，知生於(yu) 心。因私而咎欲，因欲而咎血氣；因蔽而咎知，因知而咎心。”[23]這是將人性之“欲”與(yu) 才質之“知”貫通而論，深入剖析，探賾幽微，並提出“去私莫如強恕，解蔽莫如學”的最佳解決(jue) 辦法。戴氏認為(wei) 私與(yu) 蔽的產(chan) 生，緣於(yu) “才”的“不化”，所以需要強化學習(xi) ，提升才質之“知”。究其因，在於(yu) “心知之資於(yu) 問學，其自得之也亦然。以血氣言，昔者弱而今者強，是血氣之得其養(yang) 也。以心知言，昔者狹小而今也廣大，昔者暗昧而今也明察，是心知之得其養(yang) 也，故曰雖愚必明”。就是說，人的血氣心知往往不齊，得養(yang) 不得養(yang) ，遂至於(yu) 大異；既知問學猶如飲食，則才質能否盡其利用，關(guan) 係到能否“取之左右逢其源”。因此，去私解蔽的根本出路，就在於(yu) 人性能否盡其才，解其蔽。故戴氏常與(yu) 人言：“儒者之學，將以解蔽而已矣。解蔽，斯能盡我生；盡我生，斯欲盡夫義(yi) 命之不可已；欲盡夫義(yi) 命之不可已，而不吾慊誌也。吾之行己，要為(wei) 引而極之當世與(yu) 千古而無所增，窮居一室而無所損。”[24]如果說“去私”屬於(yu) 道德範疇，則“解蔽”屬於(yu) 認識論範疇。在戴震看來，要“去私”必先“解蔽”，因為(wei) “聖人之言，無非使人求其至當以見之行；求其至當，即先務於(yu) 知也。凡去私不求去蔽，重行不先重知，非聖學也”。聖賢之道是要在人倫(lun) 日用之中落實仁義(yi) 禮智，實現人性之善，故“去蔽”先於(yu) “去私”，“重知”先於(yu) “重行”。這也充分體(ti) 現了東(dong) 原的知行觀與(yu) 其治學方法的一致性，即由“道問學”而至“尊德性”，故曰：“聖賢之學，由博學、審問、慎思、明辨而後篤行，則性者，行其人倫(lun) 日用之不蔽者也。”戴震認為(wei) 問學可以增進人的智慧，提升人的認知水平，使人心能夠達到神明的狀態。這樣心能知理，行事合情合理，“以情絜情”，理與(yu) 情欲自然能和諧共處，由此可見戴震哲學在心性論和重知主義(yi) 方麵的顯著特色。

2.方法論：“故訓明，六經乃可明”

戴震常言自己的治學路徑，就是“由文字以通乎語言，由語言以通乎古聖賢之心誌”，這應當是東(dong) 原學術方法論的重要表述。綜括戴氏一生的學術軌跡和風格，無非是由小學入經學，再入哲學；或曰起於(yu) 自然科學，而終於(yu) 義(yi) 理之學。總之，他是兼涉多域，且各成專(zhuan) 門，而終歸於(yu) “聞道”。在今天看來，戴震著述的數量與(yu) 同時其他學者相比，未必算是最富，但在方法論上的發凡起例和思想上的引領推動之功，當屬最為(wei) 顯著。如文字學上的“以字證經，以經考字”和“四體(ti) 二用”學說；音韻學上的“審音法”和“九類二十五部”分類法；訓詁學上的“訓詁音聲，相為(wei) 表裏”和“因聲求義(yi) ，不限形體(ti) ”的理論；校勘學上的“理校法”和“求十分之見”說；在水地方誌研究上注重山水屬性，“以山川為(wei) 主而求其郡縣”的理念；在自然科學上利用古代技術，結合西方科學，擅用圖表，“立度辨方之文，圖與(yu) 傳(chuan) 注相表裏”之法等，充分顯示出戴震超越時代的眼光及其獨到的思維方式，已經突破傳(chuan) 統，邁入近代。對此，劉師培讚道：“蓋先生之學，先立科條以慎思明辨為(wei) 歸。凡治一學，著一書(shu) ，必參互考驗，曲證旁通，博征其材，約守其例。複能好學深思，實事求是，會(hui) 通古說，不尚墨守。而說經之書(shu) ，厚積薄發，純樸高古，雅近漢儒。”[25]梁啟超在紀念戴震誕辰二百周年時，也特別強調了“東(dong) 原在學術史上所以能占特別重要位置者，專(zhuan) 在研究法之發明”[26]，這一觀點在民國時期頗為(wei) 世人所肯定和讚同。

《聲韻要刊》

戴震之所以在考據學領域成就卓著而享譽海內(nei) ，就是因為(wei) 他在方法論上的超邁前古。同時，他在義(yi) 理學方麵的著作，也因“以詞通道”的“字義(yi) 疏證”形式而備受世人關(guan) 注。因為(wei) 從(cong) 外表看起來像似考據學的著作，但內(nei) 容上卻是屬於(yu) 思想闡發的哲學範疇，確乎獨出心裁，不同凡響，作者也因此而受到當時學者的猜疑和非議。如章學誠一麵說“凡戴君所學，深通訓詁，究於(yu) 名物製度，而得其所以然，將以明道也”；又說“後學向慕，而聞其恍惚玄渺之言，則疑不敢決(jue) ，至今未能定戴為(wei) 何如人”[27]。相比於(yu) 章氏的疑惑，翁方綱則從(cong) 衛道立場而直接發聲：“近日休寧戴震一生畢力於(yu) 名物象數之學，博且勤矣，實亦考訂之一端耳。乃其人不甘以考訂為(wei) 事，而欲談性道以立異於(yu) 程朱。”[28]事實上，對此問題的糾結，段玉裁早已有所揭示，他稱：“先生之治經，凡故訓、音聲、算數、天文地理、製度名物、人事之善惡是非，以及陰陽氣化、道德性命，莫不究乎其實，蓋由考核以通乎性與(yu) 天道。既通乎性與(yu) 天道矣，而考核益精，文章益盛，用則施政利民，舍則垂世立教而無弊。淺者乃求先生於(yu) 一名一物一字一句之間，惑矣。”[29]對於(yu) 因不明戴震治學方法而僅(jin) 從(cong) 衛道程朱而評判是非的做法，這句“由考核以通乎性與(yu) 天道”的概括，可謂高屋建瓴，深得東(dong) 原之心，由此可見段氏盡管沒有專(zhuan) 門的哲學著作，但其著述的字裏行間也不乏講明性道、闡發義(yi) 理之言。若不理解東(dong) 原學術的深邃與(yu) 弘通，糾纏在“名物訓詁”和“性與(yu) 天道”之間的對壘，爭(zheng) 議誰是誰非，那是主觀臆想，私心自用，“淺者之惑矣”。

在戴震的心目中，“考核”是工具，“義(yi) 理”是目的，二者是同一事物的兩(liang) 個(ge) 方麵，不可須臾分離。故其典製考核之文中，時常滲出義(yi) 理之思；哲學著述中又不乏文字訓詁與(yu) 名物辨析之事。譬如《考工記圖》卷上解釋“所以持衡者謂之軏”雲(yun) ：“大車鬲以駕牛，小車衡以駕馬。轅端持鬲，其關(guan) 鍵名輗；輈端持衡，其關(guan) 鍵名軏。輈轅所以引車，必施輗軏然後行。信之在人，亦交接相持之關(guan) 鍵，故以輗軏喻信。”此處雖為(wei) 名物典製考釋之文，但東(dong) 原時刻不忘“有物有則”和“比類合義(yi) ”，從(cong) 中䌷繹出聖賢經訓和警世恒言，仁智禮信之義(yi) ，垂世立教之法，於(yu) 此也可燦然畢著矣。又如《雅記》二“豕”條之“艾豭，外舍之豕也；婁豬，家係之豬也”下，東(dong) 原雲(yun) ：“予謂婁豬與(yu) 艾豭對，艾猶外也。《國語》雲(yun) ：‘國君好艾，大夫殆；好內(nei) ，嫡子殆，社稷危。’韋昭亦以艾為(wei) 外，謂嬖臣。《孟子》以少艾與(yu) 妻子並稱，妻子為(wei) 內(nei) ，少艾為(wei) 外也。艾豭指宋朝為(wei) 外舍之男，則婁豬指南子為(wei) 有係於(yu) 內(nei) 者也。以豭豬言，所謂禽獸(shou) 狗彘之行是也。”此由辨析豭、豬文字入手，考證字義(yi) ，求之聲訓，釋文與(yu) 闡理並行互證，用豭豬反喻為(wei) 人以禮，為(wei) 政以德，由此而明人倫(lun) ，施教化，小則喻人以仁義(yi) ，大者可喻家國綱維，社稷利弊。此二例實為(wei) 名物考證，但字裏行間卻透露出仁愛之義(yi) 、性命之旨等諸多人文關(guan) 懷的信息。這種由考核以達性與(yu) 天道，於(yu) 一名物一字句之間皆究乎人事之善惡，世道之隆汙，政事之利病，這些都是人文學者本所應該具有的道德修養(yang) 與(yu) 思想情懷。乾嘉樸學者的著作多有此類或隱或現的寄寓之思，後世或稱他們(men) 有學問而無思想，於(yu) 此也可以糾正諸多誤解、還其本來麵目矣。

眾(zhong) 所周知，人類曆史上許多哲學家同時也是科學家，如墨子、楊泉、方以智、亞(ya) 裏士多德、笛卡爾、培根、萊布尼茲(zi) 等，戴震自然也在其列。從(cong) 戴氏早年的治學內(nei) 容來看，就是由天文曆算和語言文字之學，漸次進入經學哲理思想的研究。這種先“術”後“學”的學術路徑，與(yu) 徽州人文自然環境的影響，及徽商“賈而好儒”的生活經曆，有著密切的關(guan) 聯。待其走出徽州，融入京師學者行列，首先也是因《考工記圖》和《勾股割圜記》等自然科學的著述顯揚於(yu) 時的。可以說自然科學及其方法論，不僅(jin) 為(wei) 東(dong) 原的哲學思辨提供了科學方法，豐(feng) 富了他的思想內(nei) 容，而且還幫助他構建起邏輯嚴(yan) 密的“以詞通道”的方法論體(ti) 係。他在《與(yu) 是仲明論學書(shu) 》中說：凡經之難明，尚有若幹事，儒者不宜忽置不講。誦《堯典》數行至乃命羲和，不知恒星七政所以運行，則掩卷不能卒業(ye) 。誦《詩經》而不知古音，徒強以協韻，則齟齬失讀。誦古《禮經》，不知古者宮室衣服等製，則迷於(yu) 其方，莫辨其用。不知古今地名沿革，則《禹貢》職方失其處所。不知少廣旁要，則《考工》之器不能因文而推其製。不知鳥獸(shou) 蟲魚草木之狀類名號，則比興(xing) 之意乖。三角之法窮，必以句股禦之，用知句股者，法之盡備，名之至當也。五聲十二律，宮位乎中，黃鍾之宮四寸五分，為(wei) 起律之本。可見在戴氏的心目中還沒有今日的學科分界，小學、經學、哲學、自然科學混而為(wei) 一，彼此貫通，並常以淹博、識斷、精審的思想高度來提升自己。因為(wei) 在那個(ge) 時代，還沒有真正意義(yi) 上的“科學”稱謂，戴氏所尋求的真理，其實就是傳(chuan) 統的“聖人之道”，聖賢所言“性與(yu) 天道”皆在六經、孔孟之中，即所謂六經者，道義(yi) 之宗、神明之府也。但士生千載之後，“時之相去，殆無異地之相遠，僅(jin) 僅(jin) 賴夫經師故訓乃通，無異譯言以為(wei) 之傳(chuan) 導也者。又況古人之小學亡，而後有故訓，故訓之法亡，流而為(wei) 鑿空。數百年以降，說經之弊，善鑿空而已矣”[30]。聖賢之意曆經千年，在時間和空間上都有很大的不同，如何求得本真之義(yi) ，隻有憑借語言文字的訓詁和典章製度的考證，才能“上接古聖人立言之旨”，即“故訓明，則古經明；古經明，則賢人聖人之理義(yi) 明，而我心之所同然者乃因之而明”。基於(yu) 如此“通古今之異言，然後能諷誦乎章句，以求適於(yu) 至道”的理念，戴震的哲學研究及其著作範式，也顯著地表現出由文字考證到義(yi) 理闡釋的學術路向，即如當下很多人將《孟子字義(yi) 疏證》視為(wei) 小學字訓之書(shu) ，以為(wei) “戴氏之學雖不以普通經生之業(ye) 自限，而其思想則深受小學之暗示殆無疑。以訓詁為(wei) 根，而言義(yi) 理，此所以有《孟子字義(yi) 疏證》之名也。《疏證》之書(shu) ，在初觀其名者，豈不以為(wei) 普通訓詁之書(shu) 耶？故戴氏思想之出發點乃在於(yu) 小學，其注釋義(yi) 理，亦即其小學之結晶品也”[31]。事實上，《疏證》之所以能夠顛覆和摧毀理學家的思想基礎，就是因為(wei) 它不是從(cong) 思想到思想、理論到理論的那種“虛對空”地辯來駁去，而是從(cong) “文字”這一思想載體(ti) 上，以“字義(yi) 疏證”的方式，將“今之治人者”的“洛閩之言”所承載的思想脈絡及其謬誤，挖掘出根本，考證其源流，揭示出真相，讓人知其“鑿空”所在。

《勾股割圜記》

《孟子字義(yi) 疏證》用來破解宋明理學的主要方法，是對理學家們(men) 所常用的理、道、氣、欲等諸多概念範疇及其文獻語境，逐一進行實詞虛辭的界定和文字聲訓的疏證，從(cong) 原始本義(yi) 到引申義(yi) 、比喻義(yi) 的發展脈絡，以此探賾索隱，闡發己意。如該書(shu) 卷中“天道”條中，對《係辭》“形而上者謂之道”和《中庸》“天命之謂性”的詮釋，戴氏認為(wei) ：朱熹釋為(wei) “一陰一陽者理也，形而上者也；道即理之謂也”，其經義(yi) 解讀是誤解古人，疑惑今人。因為(wei) “六經、孔孟之書(shu) 不聞理、氣之辨，而後儒創言之，遂以陰陽屬形而下，實失道之名義(yi) 也”。為(wei) 了證實朱子的誤讀，戴氏從(cong) 古漢語詞匯義(yi) 的區別入手，指出：古人言辭，之謂、謂之有異：凡曰之謂者，以上所稱解下；凡曰謂之者，以下所稱之名辨上之實。《周易》此言，本非為(wei) 道、器言之，則以道、器區別其形而上、形而下耳。形謂已成形質，形而上猶曰形以前，形而下猶曰形以後。陰陽之未成形質，是謂形而上者也，非形而下明矣。戴震對於(yu) “謂之”和“之謂”的訓釋，深得浙東(dong) 黃式三的推重，其《申戴氏說》三篇對“形而上”“形而下”以及“氣”“性”“理”範疇的區分和理解，皆遵循戴氏之說，並予以多方闡揚。之後，章太炎對此也予以肯定和遵循，曰：“凡言‘何謂’者，據名而求其實也；凡言‘謂之何’者，據實而求其名也；凡言‘謂之’者，據實而定其名也。”[32]可見章氏與(yu) 戴氏之間在治學主張、語言風格等方麵密切的傳(chuan) 承關(guan) 係。近人何樂(le) 士用現代語言學的分析方法，對上述古漢語的語詞辨析，予以總結道：“A謂之B”是對A的品題和歸類；“B之謂A”是對A的認同、釋義(yi) 、印證和舉(ju) 例。換言之，“謂之”句常用以表示社會(hui) 上共同的認識和稱謂，以便區別；“之謂”句常用以表示說話人的主觀見解，以便確認[32]。至此，何謂道？何謂性？以及形而上、下的區別，都被抽去了超自然的神秘因素，而轉向於(yu) 社會(hui) 生活層麵的訴求。那麽(me) ，宋儒所賴以支撐的“道即理”和“理在氣先”之類的學理依據，也就不複存在了。

又如該書(shu) 卷下“才”條，戴氏引用孟子回答公都子所問，就“乃若其情”中“情”的詮釋，先是剖析朱熹集注所言：“惻隱羞惡辭讓是非，情也；仁義(yi) 禮智，性也。心統性情者也，因其情之發，而性之本然可得而見。”認為(wei) 朱子是錯解了孟子之意，此處之“情”，並非是指“性之本”“情之發”中的性情之“情”，而是指事物本來的實際情況，即“情，猶素也，實也”。此處之“情”是具象性的，不具有抽象性或主體(ti) 超越性。對此，我們(men) 可以從(cong) 《孟子》“夫物之不齊，物之情也”；《左傳(chuan) 》“小大之獄雖不能察，必以情”；《莊子》“吾未至乎物之情”等文獻中找出許多佐證，說明如果舍棄血氣心知和人倫(lun) 日用，則別無所謂“情”，而有且隻有“情之不爽失”，是謂得“理”。諸如此類的文字本義(yi) 的辨析，在《孟子字義(yi) 疏證》中所在多有。又如，戴震就多次說到過“實體(ti) 實事”與(yu) “純美精好”之名的辯證問題，實際上就是今天我們(men) 所言詞性和詞義(yi) 的界定。他說：學者體(ti) 會(hui) 古賢聖之言，宜先辨其字之虛實。今人謂之字，古人謂之名，以字定名，有指其實體(ti) 實事之名，有稱夫純美精好之名。如曰道曰性，指其實體(ti) 實事之名也；曰善曰理，曰仁曰禮曰義(yi) ，稱夫純粹中正之名也。戴震所謂的實體(ti) 實事之名，今天視為(wei) 事實範疇，也叫做“物”；純粹中正之名，屬於(yu) 價(jia) 值範疇，也叫做“則”，物是第一性，則是第二性，“則”從(cong) 屬於(yu) “物”。故戴氏曰：“天地、人物、事為(wei) ，不聞無可言之理者也，《詩》曰‘有物有則’是也。物者，指其實體(ti) 實事之名；則者，稱其純粹中正之名。實體(ti) 實事，罔非自然，而歸於(yu) 必然，天地、人物、事為(wei) 之理得矣。”[33]可見戴震的哲學著作正是通過文字訓詁、經學詮釋和新思想的闡發，來實現其哲學邏輯體(ti) 係的展開與(yu) 建構。其中，對於(yu) 虛實詞匯的辨別、文法修辭的表達、章法結構的安排，都表現出戴氏修辭立誠、精益求精的治學態度。段玉裁稱其著述為(wei) “百煉之金，精糳之米”，可謂切中肯綮、深得真諦之語。

可以說，戴震通過“故訓明，六經乃可明”，實現了“由考核以通乎性與(yu) 天道”的目標，批判了“宋以來儒者，以己之見硬坐為(wei) 古賢聖立言之意，而語言文字實未之知；其於(yu) 天下之事也，以己所謂理強斷行之，而事情原委隱曲實未能得，是以大道失而行事乖”。這樣的結果，就是“以六經孔孟之旨，還之六經孔孟；以程朱之旨，還之程朱；以陸王佛氏之旨，還之陸王佛氏；俾陸王不得冒程朱，釋氏不得冒孔孟”，正本清源，各歸其是。正如胡適所言：“《孟子字義(yi) 疏證》的宗旨，隻是取哲學上的重要觀念，逐個(ge) 剝去後人加上去的顏色，而回到原來的樸素的意義(yi) 。”說到底，古聖賢所謂“理”，就是“情之不爽失也”，“有欲而後有為(wei) ，有為(wei) 而歸於(yu) 至當不可易之謂理”；而所謂“欲”，“無非以生以養(yang) 之事”。“欲，其物；理，其則也”。總之，通過對古聖賢經典的文獻考證、字義(yi) 疏證，剝去了附著其上的“虛理”成分，歸還“理”字的本來麵目，至於(yu) “聖人治天下，體(ti) 民之情，遂民之欲，而王道備”的最終意義(yi) 不至於(yu) 埋沒，而讓世人得以盡行知曉。此乃戴氏哲學之功業(ye) 、心願之得遂也。

3.理欲觀：“體(ti) 民之情，遂民之欲”

《周易》有“天地之大德曰生”及“生生之謂易”；《詩經》有“民之質矣，日用飲食”；《禮記》有“飲食男女，人之大欲存焉”，意為(wei) 上天有好生之德，飲食男女，有血氣心知，就必有欲望，而生養(yang) 之道，存乎欲也。可見上古聖賢所言理言欲，無非是飲食起居、生老病死之類的人倫(lun) 日用，少有類似老莊、佛教的玄遠幽眇之語。戴震繞過了宋儒的“天命之性”及其理欲之說，而上溯求道於(yu) 儒家原典和聖賢之意，說：“耳目百體(ti) 之欲，血氣資之以養(yang) ，所謂性之欲也，原於(yu) 天地之化者也。是故在天為(wei) 天道；在人，鹹根於(yu) 性而見於(yu) 日用事為(wei) ，為(wei) 人道；仁義(yi) 之心，原於(yu) 天地之德者也，是故在人為(wei) 性之德。”又說：“仁者，生生之德也；民之質矣，日用飲食，無非人道所以生生者。一人遂其生，推之而與(yu) 天下共遂其生，仁也。”可見東(dong) 原的理欲觀根本於(yu) 孔孟仁學和性善之論，即“口之於(yu) 味也，目之於(yu) 色也，耳之於(yu) 聲也，鼻之於(yu) 臭也，四肢之於(yu) 安佚也，性也”。故《疏證》中對孟子之言屢有稱引，反複說解，認為(wei) ：“天下必無舍生養(yang) 之道而得存者，凡事為(wei) 皆有於(yu) 欲，無欲則無為(wei) 矣；有欲而後有為(wei) ，有為(wei) 而歸於(yu) 至當不可易之謂理；無欲無為(wei) 又焉有理！老、莊、釋氏主於(yu) 無欲無為(wei) ，故不言理；聖人務在有欲有為(wei) 之鹹得理。是故君子亦無私而已矣，不貴無欲。”戴震所謂“天道”“人道”和人性的欲望，是指人性需要得到基本的生存條件和適度的生活滿足，社會(hui) 才能得以生存、延續和發展。生存之道是人類發展的第一要義(yi) ，隻要是“無過無不及”，都應當視為(wei) “得天理”。

何謂天理？朱熹雲(yun) ：“天地之間，有理有氣。理也者，形而上之道也，生物之本也；氣也者，形而下之器也，生物之具也。是以人物之生，必稟此理然後有性也，稟此氣然後有形。”朱子認為(wei) “未有天地之先，畢竟也隻是理”，理是萬(wan) 事萬(wan) 物的本原，“宇宙之間，一理而已”。天理體(ti) 現在人性中，有“天地之性”，至善至美；有“氣質之性”，因食色情欲而善惡混成。因此，若要成人成才，必須變化氣質，去惡成善，“存天理，滅人欲”，虛靜其心而“複其初”。其實，這種理論如果多用於(yu) “正君心，去淫奢”，控製統治階層的窮奢極欲和橫行霸道，倒是很有積極的政治意義(yi) 。但是，現實社會(hui) 中那些真正把持著“理”的人，卻都是那些權者、尊者，戴震稱之為(wei) “今之治人者”，他們(men) “憑在己之意見，是其所是，而非其所非，方自信嚴(yan) 氣正性，嫉惡如仇，而不知事情之難得，是非之易失於(yu) 偏，往往人受其禍，己且終身不悟”。當這種莫名地來自於(yu) “物外”的“理”，逐漸泛化為(wei) 尊者強者的“意見”時，他們(men) 對凡是提及老百姓的饑寒愁怨、飲食男女及常情隱曲的情感欲望，都會(hui) 被看作是犯上作亂(luan) 的“人欲”。這些居高位、握實權者“執其意見，方自信天理非人欲。而小之一人受其禍，大之天下國家受其禍”。他們(men) 以此處斷一事，責詰一人，挾其勢位，加以口給者，理伸；力弱氣折，口不能道辭者，理屈。長此以往，對於(yu) 生活在社會(hui) 底層的廣大民眾(zhong) 而言，這種“理”自然就剩下了摧殘弱者的欺騙性和危害性的一麵。因此，為(wei) 了破除這一危害，從(cong) 理論根基上理清後儒為(wei) “理”所傅會(hui) 的內(nei) 省工夫和佛道色彩，揭露神秘理學的真麵目，深知民生隱曲的戴震揭竿而起，將目光定格在人間生活的合理滿足與(yu) 道德人格的現世提升上，認為(wei) 六經、孔孟之言以及傳(chuan) 記群籍，理字並不多見。所謂天理，也絕非超然物外的神秘之物，“理義(yi) 非他，心之所同然也”，“情之不爽失也”，僅(jin) 此而已。

為(wei) 了徹底弄清這一關(guan) 鍵“理”字，戴震“征之古訓，協於(yu) 時中，充然明諸心，而後得所正”。他認為(wei) 古聖賢之言及其箋注傳(chuan) 記中，“理”字都是指客觀實在的事物及其規律，並無幽微玄遠的奧妙之義(yi) 。曰：“理者，察之而幾微必區以別之名也，是故謂之分理；在物之質，曰肌理，曰腠理，曰文理（亦曰文縷。理、縷，語之轉耳），得其分則有條而不紊，謂之條理。”又曰：“理又訓分，而言治亦通曰理。理字偏旁從(cong) 玉，玉之文理也。蓋氣初生物，順而融之以成質，莫不具有分理，得其分則有條理而不紊，是以謂之條理。”戴氏引《說文》：“理，治玉也。”又從(cong) 聲訓上考察理與(yu) 縷，聲近義(yi) 通，證實“理”為(wei) 剖析之義(yi) 。玉雖至堅而治之，得其文理以成器謂之理，引申為(wei) 萬(wan) 物皆有文理。粲然昭著曰文；循而分之，端緒不亂(luan) 曰理。再由此而上推，舉(ju) 凡天地、人物、事為(wei) 的不易之則皆曰理。可見“理”就是審察是非而至於(yu) 纖悉無憾，征之古而靡不條貫，合諸道而不留餘(yu) 議，進窺於(yu) 天地之純，終極乎人道之本，而不是超然物外的特殊或崇高的神秘存在。在文獻參證方麵，戴氏征引《詩經》“有物有則”；《孟子》“條理”；《中庸》“文理密察”；《禮記》“通倫(lun) 理”；《莊子》“依乎天理”及《周易》《儀(yi) 禮》《方言》等經典文獻，旁征博引，探賾索隱，予以總結道：“天理，即所謂彼節者有間，而刀刃者無厚，以無厚入有間，適如其天然之分理也。古人所謂天理，未有如後儒之所謂天理者矣。”又雲(yun) ：“天理雲(yun) 者，言乎自然之分理也；自然之分理，以我之情絜人之情，而無不得其平是也。”戴氏認為(wei) 理就是氣之理，它是事物的本質屬性，不可須臾離開事物而獨立存在，它通過具體(ti) 事物的規律而表現出來，是事物自身具有的條理和必然，就在天地、人物、事為(wei) 之中，也在衣食住行、生老病死的人情欲望之中，都不外乎人倫(lun) 日用的平常之事。可見戴氏闡述一“理”字，綜合運用了以形索義(yi) 、因聲求義(yi) 、據文證義(yi) 諸方法，字字剴切，句句確鑿，由此而推翻了後儒以“理”為(wei) “如有物焉，得於(yu) 天而具於(yu) 心”的謬說，用“由詞以通其道”、由考據而至義(yi) 理的樸學方法，顛覆了幾百年來理學家賴以支撐學說的“性理論”，並在此基礎上“有破有立”，建設起新時代的新義(yi) 理之學。胡適曾將戴震思想定性為(wei) 一種“新理學”，認為(wei) 東(dong) 原秉持了“理智主義(yi) 的態度”，致力於(yu) 建設“一種致知窮理的哲學”；劉師培也指出：“東(dong) 原解‘理’為(wei) ‘分’，確宗漢詁。複以‘理’為(wei) 同條共貫也，故以‘理’字為(wei) 公例，較宋儒以渾全解理字者迥不同矣。至謂‘理在欲中’，亦非宋儒所可及。”[34]在民國諸大儒中，相比於(yu) 章太炎、王國維等來說，劉氏對戴氏學術的諸多論斷更為(wei) 全麵、係統和深入，影響也頗為(wei) 廣泛。胡樸安接續劉氏所論，更為(wei) 淺近而切實，曰：“（戴氏）由聲音以求文字，由文字以求詁訓，由詁訓以求典章製度，由典章製度以求義(yi) 理，與(yu) 專(zhuan) 講義(yi) 理，蔑視詁訓，所謂宋學者不同；與(yu) 專(zhuan) 講詁訓，蔑視義(yi) 理，所謂漢學者亦不同。此先生之學所以高於(yu) 乾嘉諸儒，而其治學方法則為(wei) 乾嘉諸儒所未能盡也。夫治學之目的在於(yu) 求義(yi) 理，而義(yi) 理必由聲音、文字、訓詁、典章製度而來，始免宋儒空談義(yi) 理之弊。”[35]

戴震曆來對釋、道之學的幽深微妙和頓覺妙悟，頗持反對態度，但對宋儒“涵養(yang) 須用敬，進學則在致知”，還是有所保留的。他評論程朱“詳於(yu) 論敬而略於(yu) 論學”，可謂開宗明義(yi) ，切中肯綮，故其哲學之路是反其道而行之，即“詳於(yu) 論學而略於(yu) 論敬”，從(cong) “去私解蔽”和“致知窮理”上去超越程朱，將理學從(cong) 高妙玄遠、敬坐觀空中拉下地麵來。戴震認為(wei) 學者不能馳心於(yu) 高妙，而應明察於(yu) 人倫(lun) 庶物。“理”存在於(yu) 實實在在的人性情欲中，“古之言理也，就人之情欲求之，使之無疵之為(wei) 理。今之言理也，離人之情欲求之，使之忍而不顧之為(wei) 理。此理欲之辨，適以窮天下之人盡轉移為(wei) 欺偽(wei) 之人，為(wei) 禍何可勝言也哉！”東(dong) 原把“理”置於(yu) 飲食男女、生老病死的日常生活中，即“理在物中”“理在欲中”，理與(yu) 欲是一個(ge) 事物的兩(liang) 個(ge) 方麵，不可須臾分離。所謂“欲者，血氣之自然，其好是懿德也，心知之自然，此孟子所以言性善”也。一言以蔽之，“理者，存乎欲者也”，“仁義(yi) 禮智非他，不過懷生畏死，飲食男女”，“未有情不得而理得者也”。經過戴氏如此一番破解，何為(wei) 理，何為(wei) 欲，便平平常常，一目了然了，就是《詩經》所言“天生烝民，有物有則”而已。戴震的“破而後立”，得到了鄉(xiang) 邦後學胡適的極力推崇，說：“戴氏論性論道，論情論欲，也都是用格物窮理的方法，根據古訓作護符，根據經驗作底子，所以能摧破五六百年推崇的舊說，而建立他的新理學。戴震的哲學，從(cong) 曆史上看來，可說是宋明理學的根本革命，也可以說是新理學的建設、哲學的中興(xing) 。”[36]所以，到了民國時代，當“科學”與(yu) “民主”思潮風起雲(yun) 湧之時，也就是戴學大行其道之日，一些社會(hui) 進步人士努力從(cong) 戴震的學術中汲取思想營養(yang) ，由戴氏“研究方法”和“情感哲學”裏提煉出“科學”與(yu) “民主”的因素，以便“古為(wei) 今用”，推陳出新。東(dong) 原哲學就是因為(wei) 主張“去私”與(yu) “去蔽”而與(yu) 近代科學精神相一致；又以經典闡釋於(yu) 外，針砭時弊於(yu) 內(nei) ，故能“為(wei) 生民立命”，呼籲“遂情達欲”，契合了時代的需求，喚起了人的自我覺醒，故而得到世人的普遍認可和推崇，同時也確立了戴學的曆史地位及其深遠影響。

《杲溪詩經補注》

自乾隆四十二年始，戴震在四庫館中校書(shu) 五年，因勤勉王事，積勞成疾，病逝於(yu) 崇文門西範氏穎園居。京師同誌共製挽辭謂：“孟子之功，不在禹下；明德之後，必有達人”，簡要地概括了戴氏在乾嘉學界的中流砥柱地位，以及在諸多領域中的蠶叢(cong) 開山之功。

鑒於(yu) 戴震生前的學術貢獻和個(ge) 性特點，同時代的學者對他已有諸多議論，既有“尊奉太過，至有稱謂孟子後之一人者”，也有“橫肆罵詈者”，但這些都“不足為(wei) 戴君累”，也印證了東(dong) 原自己為(wei) 人為(wei) 學的心跡：“立身守二字曰不苟，待人守二字曰無憾。事事不苟，猶未能寡恥辱；念念求無憾，猶未能免怨尤，此數十年得於(yu) 行事者。其得於(yu) 學，不以人蔽己，不以己自蔽，不為(wei) 一時之名，亦不期後世之名。”[37]那位自稱“戴氏生平未嚐許可於(yu) 仆”的章學誠，對戴氏的評論還算比較客觀，曰：“凡戴君所學，深通訓詁，究於(yu) 名物製度，而得其所以然，將以明道也。時人方貴博雅考訂，見其訓詁名物，有合時好，以謂戴之絕詣在此。及戴著《論性》《原善》諸篇，於(yu) 天人理氣，實有發前人所未發者；時人則謂空說義(yi) 理，可以無作，是固不知戴學者矣。”[38]章氏雖然與(yu) 戴氏不睦，卻又深得戴學神韻，對其“深通訓詁”的路徑、“將以明道”的目標，可謂得其肯綮，入其堂奧。他不僅(jin) 稱道“戴君學問，深見古人大體(ti) ，不愧一代巨儒”，且冠之以“戴學”之目，使得後世學者競相使用這一稱謂，以“戴學”或“皖派”之名，為(wei) 分析清代學術的地域性風格，開辟山林，導引門徑。

《戴氏遺書(shu) 序》

戴震生前好友，多為(wei) 乾嘉樸學界的人傑翹楚。他們(men) 對於(yu) 戴學的評價(jia) ，多半是注目在文字訓詁和名物典章方麵，對其“究極乎天地人之故”則較少關(guan) 注。如盧文弨曰：“吾友新安戴東(dong) 原先生，生於(yu) 顧（炎武）亭林、閻（若璩）百詩、萬(wan) （斯同）季野諸老之後，而其學足與(yu) 之匹，精詣深造，以求至是之歸，胸有真得，故能折衷群言，而無徇矯之失。”[39]王昶說：“東(dong) 原之學，苞羅旁搜於(yu) 漢魏唐宋諸家，靡不統宗會(hui) 元而歸於(yu) 自得；名物象數，靡不窮源知變而歸於(yu) 理道。本朝之治經者眾(zhong) 矣，要其先之以古訓，折之以群言，究極乎天地人之故，端以東(dong) 原為(wei) 首。”[40]汪中在概述清代學術大勢時，總結道：“古學之興(xing) 也，顧氏始開其端；河洛矯誣，至胡氏而絀；中西推步，至梅氏而精；力攻古文《書(shu) 》者，閻氏也；專(zhuan) 言漢儒《易》者，惠氏也。凡此皆千餘(yu) 年不傳(chuan) 之絕學，及戴氏出而集其成焉。”[41]上述言論，可以代表清代學者對於(yu) 東(dong) 原學術的總結和讚許，從(cong) 中可見時人大多景仰其考據之學，而忽視其義(yi) 理之論，以為(wei) “戴氏可傳(chuan) 者不在此”，章學誠因此而歎“是固不知戴學者矣”。

戴震的哲學之所以不為(wei) 時人關(guan) 注和認可，除了因其考據學的聲譽掩蓋了他哲學思想的光芒，主要在於(yu) 他“立異於(yu) 程朱”，“奪洛閩之席”，招致了讀書(shu) 人的普遍反感。因為(wei) “四子書(shu) ”既是讀書(shu) 人的啟蒙讀本，也是學者由“四書(shu) 五經”而入孔孟之道的階梯。若平地而起反對程朱，那就是“破碎大道”和“詆毀父師”。朱筠就明確提出“程朱乃大賢，立身製行卓絕，其所立說，不得複有異同”。其他如翁方綱、姚鼐、程晉芳、章學誠等，多持這種觀點。他們(men) 欽服於(yu) 戴氏考證，而不滿於(yu) 東(dong) 原義(yi) 理，甚或施與(yu) 口誅筆伐，也在情理之中。事實上，古今學人之間的論爭(zheng) ，往往與(yu) 社會(hui) 道德和政治倫(lun) 理錯綜交融在一起。若論東(dong) 原的學與(yu) 行，他與(yu) 同時代的樸學家一樣，都屬於(yu) “六經尊服鄭，百行法程朱”之列，他對朱熹個(ge) 人始終禮敬，於(yu) 其治學思想和方法也多有傳(chuan) 承。皮錫瑞曾言：戴震作《孟子字義(yi) 疏證》，雖與(yu) 朱子說抵牾，亦隻是爭(zheng) 辯一個(ge) 理字而已。其意就在說明戴氏與(yu) 朱子之間隻存在學術是非的爭(zheng) 論，而絕無人身攻擊摻雜其中。戴震所猛烈批判的程朱理學，在一定意義(yi) 上已是明清意識形態下的“官方理學”。我們(men) 不能以理學末流之弊，而歸罪於(yu) 作始。君不見《疏證》中的抨擊對象，顯然是指那些“執意見為(wei) 理而禍斯民”的“今之治人者”。他們(men) 扛著理學的大旗，“憑在己之意見而執之曰理，以禍斯民”；若要製止這種“以理殺人”的行為(wei) ，就必須砍倒這杆已經變色變味的“理”字大旗。若能理解和看透這一點，就可以明白戴震為(wei) 何批判程朱，卻又對他們(men) 始終如一的禮敬了。

其次，作為(wei) 清代古文經學家，戴震的文辭表達極為(wei) 簡要，而內(nei) 涵極豐(feng) 富，較之老莊之語、陸王之言，尤為(wei) 艱深古奧，這也是其著作不為(wei) 大眾(zhong) 所接受的又一原因。段玉裁稱之為(wei) “百煉之金，精糳之米”，且以“簡而嚴(yan) ”界定之；王念孫也謂之“精而簡”，其難讀程度可想而知。《孟子字義(yi) 疏證》一書(shu) 對古代哲學概念範疇的解讀，皆先之以文字聲訓，而後征引曆代相關(guan) 文獻，涉及孔孟、老莊、釋道、韓愈、李翱、周敦頤、張載、程朱等諸多人物的言與(yu) 行，又牽涉到動植物、機械物理、教育心理、政治倫(lun) 理等學科的知識交融，如此艱澀的文字、淵深的知識背景，淺嚐輒止之輩隻能望而卻步。如戴氏早年所作製藝時文，“每有所出，意既奧曲，辭複超遠。淺學讀之茫如，或相與(yu) 非笑之”；考官閱過戴氏答卷，也屢屢稱其文筆古奧，窮幽極渺。《孟子字義(yi) 疏證》為(wei) 東(dong) 原晚年的思想結晶，時人讀之多有“疑不敢決(jue) ”之處。對此，淩廷堪就曾指出過：“先生所著書(shu) ，文辭淵奧，兼多微見其端，留以俟學者之自悟。今取其發古人所未發者，稍稍表出之，非敢謂能舉(ju) 其大也，亦非敢有所損益去取也……而義(yi) 理固先生晚年極精之詣，非造其境者，亦無由知其是非也。其書(shu) 具在，俟後之人定論雲(yun) 爾”[42]。由此可見，東(dong) 原學問“究極乎天地人之故”“統宗會(hui) 元而歸於(yu) 自得”，當世學者願知者較少，而能知者更稀。至於(yu) 那些因己所不能而攻人所長者，可借劉師培的一言以蔽之：近人有對東(dong) 原施加微詞，可視為(wei) “以蜉蝣而撼大樹，以蜩鳩而笑鶤鵬。鄙儒之說，何損於(yu) 東(dong) 原萬(wan) 一哉！”

乾嘉時代，能夠傳(chuan) 承戴震哲學者有其同鄉(xiang) 後學淩廷堪和揚州大儒焦理堂。淩氏“自附於(yu) 私淑之末”，作《戴東(dong) 原先生事略狀》，極力闡揚戴震“實事求是”之學。曰：“昔河間獻王實事求是，夫實事在前，吾所謂是者，人不能強辭而非之；吾所謂非者，人不能強辭而是之也，如六書(shu) 九數及典章製度之學是也。虛理在前，吾所謂是者，人既可別持一說以為(wei) 非；吾所謂非者，人亦可別持一說以為(wei) 是也，如理義(yi) 之學是也。”淩氏此言，成為(wei) 後世學者用來分析“考據與(yu) 義(yi) 理”“漢學與(yu) 宋學”公案的常用論點和判辭，也是他自己日後治學之路的重要指南。他以東(dong) 原“為(wei) 學須先讀禮，讀禮要知得聖人禮意”為(wei) 著力點，花費二十二年功力，撰成《禮經釋例》一書(shu) 。該書(shu) 篇首冠以《複禮》上中下三篇，為(wei) 全書(shu) 之宗旨，努力詮釋戴氏“去私解蔽”和“重學重禮”的理念，闡明了“求諸理必至於(yu) 師心，求諸禮乃可以複性”，隻有人倫(lun) 日用之行無失，才可以謂之理，也可謂之禮。雲(yun) ：“夫人之所受於(yu) 天者，性也。性之所固有者，善也。所以複其善者，學也。所以貫其學者，禮也。是故聖人之道，一禮而已矣。”[43]淩氏以性善論為(wei) 基礎，本著戴學“先之以古訓，折之以群言，究極乎天地人之故”的路徑，由禮學研究推之於(yu) 德性探討，辟蹈空之蔽，探天命之原，倡導“聖人之道，一禮而已”“禮之外，別無所謂學”，並化用唐代李翺“複性”之論，撰述“複禮”一書(shu) ，踐行了戴氏“理義(yi) 非它，存乎典章製度”的思想旨趣。

儀(yi) 征劉師培在總結戴門後學的各自成就時曾說：戴震文字之學傳(chuan) 於(yu) 金壇段氏，訓詁之學傳(chuan) 之高郵王氏，典章之學傳(chuan) 之興(xing) 化任大椿，測算之學傳(chuan) 之曲阜孔廣森，義(yi) 理之學則江都焦循能擴而廣之，“故先生之學，惟揚州之儒得其傳(chuan) ，則發揮光大，固吾郡學者之責也”[44]。可以說，在乾嘉時代有學問而又有思想的學者中，以戴震與(yu) 焦循最為(wei) 顯著。他們(men) 的整體(ti) 學術雖以經史考據見長，但也有專(zhuan) 門探討“以情絜情”的義(yi) 理之作，並廣為(wei) 後人接受和闡揚。

與(yu) 淩廷堪一樣，焦循雖然未及麵見戴氏，但始終心懷欽佩，目之為(wei) “世所共仰之通人也”。自稱“循讀東(dong) 原戴氏之書(shu) ，最心服其《孟子字義(yi) 疏證》”，認為(wei) 該書(shu) “發明理道情性之訓，分析聖賢老釋之界，至精極妙”；“於(yu) 理道天命性情之名，揭而明之如天日”。故所著《易通釋》《論語通釋》《孟子正義(yi) 》等，多依戴氏義(yi) 例之法和性道之論，並特作《申戴》一文，為(wei) 東(dong) 原的“義(yi) 理”之說正名辯誣，以弘揚戴氏“體(ti) 民之情，遂民之欲”學說。焦循認為(wei) “性善之說，儒者每以精深言之。性無他，食色而已。飲食男女，人與(yu) 物同之”；“以我之所欲所惡，推之於(yu) 彼，彼亦必以彼之所欲所惡推之於(yu) 我。各行其恕，相讓而不相爭(zheng) ，相愛而不相害”，呼籲和向往“牧民者苟發其良心，不為(wei) 賊盜，不相爭(zheng) 訟；農(nong) 安於(yu) 耕，商安於(yu) 販，而後一二讀書(shu) 之士得盡其窮理格物之功”。溯源此論，皆本於(yu) 東(dong) 原“理存於(yu) 欲”和“同欲絜情”之說，隻是顯得更為(wei) 具體(ti) 和直白而已。焦氏在揚州深居簡出，直接影響和帶動了阮元、汪中等當地學者對性命古訓的探索與(yu) 實踐，在新的曆史時期，將戴氏義(yi) 理之學和“格物絜矩之道”一以貫之地“向善而行”。作為(wei) 焦循同鄉(xiang) 兼親(qin) 戚的阮元，以封疆大吏和戴學護法的身份，在杭州和廣州建立書(shu) 院，弘揚乾嘉樸學，闡發戴氏性命與(yu) 仁學旨趣，蔚成一時風氣。故劉師培和胡適對此一時期的學術思潮評介道：焦（循）理堂作《論語通釋》《格物說》《性善說》，攻乎異端，解以申戴氏仁恕之說。阮（元）芸台作《論語論仁論》《孟子論仁論》《性命古訓》，亦多本戴氏之說。學術所及，風靡東(dong) 南，若錢（大昕）竹汀、孫（星衍）淵如、孔（廣森）巽軒、王（昶）德甫，其解釋性理，鹹本於(yu) 戴氏之說。因此，胡適判定道：“從(cong) 戴震到阮元，是清朝思想史上的一個(ge) 新時期。這個(ge) 時期，我們(men) 可以叫做新理學時期。”

焦循《孟子正義(yi) 》清光緒間刻江都翁氏印本

晚清時期，戴震哲學的繼承者，應數浙江的張惠言和黃式三、黃以周父子用功最力。黃式三曾作有《申戴氏氣說》《申戴氏性說》《申戴氏理說》三篇專(zhuan) 文，依據東(dong) 原的氣本論、心性論和理欲觀，批判了翁方綱、方東(dong) 樹等一批理學家和文人攻擊戴學的不公正言論，捍衛了戴震的學術見解和進步思想。他認為(wei) “戴氏謂人之形體(ti) 資乎飲食之養(yang) ，始於(yu) 幼小，終於(yu) 長大，非複其初。人之德性資乎學問之養(yang) ，始於(yu) 蒙昧，終於(yu) 聖智，亦非複其初。孟子是以貴擴充，不言複初也”。因此，“欲不可窮，非不可有。有而節之，使無過情無不及情，即合乎天理矣”。為(wei) 了捍衛戴氏哲學的平民性和公正性，黃氏指出：“夫後儒之疑戴罵戴者，為(wei) 其說之駁程朱耳！而以程朱之所自言，與(yu) 尊信程朱者之所言，參互引證，學者可平心讀之。去戴氏之矯枉過正，而取其所長，在善學者之實事求是也。雖然，今之言人同此心、心同此理者，其說如無星之稱、無寸之尺矣，何能與(yu) 之強辯也哉？”[45]黃氏通過比較東(dong) 原“人心之所同然”，與(yu) 理學的“別有一物”之間根本性質的區別，證實了戴震哲學的實在性和實用性，為(wei) 維護和發明戴氏“實事求是”之學，接續和弘揚乾嘉樸實學風，做出了顯著的成績，產(chan) 生了深遠的影響。可以說，乾嘉時期的戴學及“皖派”學術，隨著徽商的經營活動而多匯聚於(yu) 蘇南周邊，致使揚州有“徽商殖民地”之稱。而道鹹以後的“皖派”學術，則因時事的變遷和新安江流域經濟文化的繁榮，而逐步向浙江一帶擴展和延伸，故清末民國的漢學人才之盛，以兩(liang) 浙為(wei) 最。對此，支偉(wei) 成指出：浙、粵詁經、學海之士，大都不惑於(yu) 陳言，以知新為(wei) 主，雖宗阮而實祧戴焉。武進張惠言久遊徽歙，主金榜家，乃取所得，流衍南方。晚近尚有俞樾、孫詒讓、章炳麟丕振墜緒。人才之盛，誠遠邁他派矣。[46]這便是“徽學”得以在近代進入江浙一帶，並逐步拓展學術傳(chuan) 播領域之大略。

清末民初，隨著帝製統治的解體(ti) 和五四運動的爆發，民主主義(yi) 和科學思想成為(wei) 當時社會(hui) 革命的急切需要。由於(yu) 戴學富有“體(ti) 民之情，遂民之欲”的民本思想，具有傳(chuan) 統自然科學和西學的思維方法，以及去私解蔽和實事求是的人文精神，使得社會(hui) 進步人士能夠從(cong) 中汲取思想養(yang) 料，啟發現實關(guan) 懷，於(yu) 是迅速掀起了一場以研究和宣傳(chuan) 戴學為(wei) 主題的社會(hui) 熱潮。一大批學者和革命家如宋恕、章太炎、劉師培、王國維、蔡元培、梁啟超、胡適等皆投入其中。1924年初，梁、胡等人就以“戴東(dong) 原生日二百年紀念會(hui) ”為(wei) 契機，舉(ju) 辦了一次盛況空前的學術活動。他們(men) 站在時代的前沿，反思“近三百年”的社會(hui) 發展，利用戴學的科學精神去爭(zheng) 取自由民主、平等人權、科教興(xing) 國、民族富強的發展道路，取得了一定的社會(hui) 影響和學術引導之功，啟動了以近代科學的理論方法來發掘舊學的豐(feng) 富價(jia) 值，找到了“存亡繼絕”的可持續發展路徑，啟發後人從(cong) 傳(chuan) 統資源中找尋出現代文明的新內(nei) 涵。侯外廬先生曾記述此事說：“自炳麟開始，戴學在哲學方麵才被人所注意。至了一九二三、一九二四年，胡適吹起皖人治皖學的法螺，還在北京安徽會(hui) 館舉(ju) 行了戴震的紀念會(hui) ，出席講演的人有梁啟超、錢玄同、朱希祖等。當時整個(ge) 的一年期間，官辦的報紙副刊與(yu) 雜誌上，幾乎成為(wei) 戴學的天下。在所謂整理國故的反動風氣之下，戴學最出風頭。”那麽(me) ，戴學為(wei) 何如此“出風頭”？一言以蔽之，因為(wei) 契合了“科學”與(yu) “民主”的時代的要求。戴震出身低微，一生所學所行，皆以反對專(zhuan) 製思想和同情下層民眾(zhong) 為(wei) 職誌，最為(wei) 理解社會(hui) 民眾(zhong) 的心聲和革命時代的需求，即如章太炎所言：“震自幼為(wei) 賈販，轉運千裏，複具知民生隱曲，而上無一言之惠，故發憤著《原善》《孟子字義(yi) 疏證》，專(zhuan) 務平恕，為(wei) 臣民訴上天，明死於(yu) 法可救，死於(yu) 理不可救。”因為(wei) 能夠“為(wei) 臣民訴上天”，而深受廣大民眾(zhong) 、學者和革命家的鼓呼和推崇，戴氏形象也隨之豐(feng) 滿和高大起來，戴學分布在各個(ge) 領域的成就和影響，也逐漸被挖掘和梳理出來，以為(wei) 時代所利用。梁啟超稱之為(wei) “科學界的先驅者”和“哲學界的革命建設家”；胡適稱之為(wei) “朱子以後第一大思想家、大哲學家”及“新理學的建設者”，諸如此類的讚譽，雖然有言過其實之嫌，但若撇開時代的客觀局限，他們(men) 的評判在今天看來還是很有現實啟示意義(yi) 的。

新中國成立以後，戴震哲學的研究也出現了嶄新的局麵。此時的學術界稱東(dong) 原為(wei) “早期啟蒙思想家”和“唯物主義(yi) 哲學家”，賦予了東(dong) 原哲學以積極的時代意義(yi) ，這是戴學遺產(chan) 的重要價(jia) 值能夠在新的曆史時期被“重新發現”。如侯外廬的《中國早期啟蒙思想史》認為(wei) 東(dong) 原“人等於(yu) 我”的哲學思想，一定程度上反映下層社會(hui) 的生活要求，複活了十七世紀的人文統緒，開啟了十九世紀的哲學曙光。周輔成的《戴震——十八世紀中國唯物主義(yi) 哲學家》一書(shu) ，對戴氏哲學思想的來源及其唯物主義(yi) 自然觀、認識論、社會(hui) 道德論問題，做了詳盡的介紹和闡述，提出戴震是中國哲學史上最有鮮明色彩的唯物主義(yi) 啟蒙思想家，也是與(yu) 封建壓迫和反動勢力作鬥爭(zheng) 的英勇戰士。楊向奎《中國古代社會(hui) 與(yu) 古代思想研究》一書(shu) 中，對於(yu) 戴震哲學思想的演變過程作了深入的探討，認為(wei) 戴氏早期是程朱理學的信徒，是理一元論的客觀唯心主義(yi) 者，而後期思想有所轉變，將東(dong) 原哲學研究向前推進了一大步。

隨著改革開放後的“百家爭(zheng) 鳴”，一個(ge) “多元戴震”的形象也得以逐步展開，研究內(nei) 容涉及到他的“義(yi) 理”“考據”“詞章”“經濟”以及自然科學諸方麵，對其著述的整理、研究與(yu) 總結也成就斐然。同時，作為(wei) 戴學的核心內(nei) 容，東(dong) 原哲學的淵源、性質、宗旨以及曆史地位和影響等問題，也在不斷地探討與(yu) 總結中賦予它以新時代的情境和內(nei) 涵，煥發出更為(wei) 豐(feng) 富多彩的思想光輝。如王茂《戴震哲學思想研究》、張立文《戴震》、周兆茂《戴震哲學新探》，以及港澳台和國外學者的相關(guan) 著作，如台北張光甫《戴東(dong) 原教育思想之研究》、日本村瀨裕也《戴震的哲學——唯物主義(yi) 的道德價(jia) 值》等。特別是近年來，一批碩博士論文如雨後春筍般地湧現出來，使得《孟子字義(yi) 疏證》與(yu) 東(dong) 原哲學的研究漸成人們(men) 關(guan) 注的熱點。相信戴學研究在繼承前人研究成果的基礎上，將會(hui) 更加碩果累累，為(wei) 學界所矚目。總之，三百年來，戴震的哲學思想已經成為(wei) 近代啟蒙思想研究的重要資源；時至今日，《孟子字義(yi) 疏證》也仍然具有重要的學術影響和社會(hui) 意義(yi) 。

戴震的哲學著作，除了《孟子字義(yi) 疏證》外，還有《原善》《孟子私淑錄》和《緒言》存世，這幾種著作之間存在著一定的內(nei) 容重複和時間上的先後遞進關(guan) 係，從(cong) 中也可窺見戴氏在撰寫(xie) 、修訂和思考之間的心路曆程，感知東(dong) 原哲學思想形成、發展和成熟的軌跡。學界對東(dong) 原哲學著述文本的成書(shu) 時間和名稱確定，稍有不同的看法和爭(zheng) 議，此不贅述，可參閱段玉裁《經韻樓集·答程易田丈書(shu) 》及王茂《戴震哲學思想研究》等著述。但世人皆以《孟子字義(yi) 疏證》為(wei) 最終集大成之作，則無可置疑。

《孟子字義(yi) 疏證》一書(shu) ，為(wei) 戴震“平生所得力而精魂所屬”之所在，直至臨(lin) 終前才算完成，可謂一部藏之名山、傳(chuan) 之後世的傑作。該書(shu) 生前未及刊布，其姻親(qin) 曲阜孔繼涵一族，在戴氏去世後，隨即承擔起全部整理和刊刻戴氏遺書(shu) 的工作，曆時三年(1777—1779)而成，學界稱之為(wei) 微波榭本《戴氏遺書(shu) 》。盧文弨為(wei) 之序曰：“東(dong) 原之書(shu) 出，天下後世必有能闡揚之者。餘(yu) 是以不為(wei) 東(dong) 原惜，而且為(wei) 東(dong) 原幸。”該叢(cong) 書(shu) 第九部分即為(wei) 《孟子字義(yi) 疏證》三卷。此後，《疏證》一書(shu) 的各種版本陸續刊出，多以此為(wei) 底本。如道光年間，金山錢熙祚《指海叢(cong) 書(shu) 》本；光緒年間，番禺梁鼎芬《端溪叢(cong) 書(shu) 》本；光緒宣統間，上海國學保存會(hui) 所輯《國粹叢(cong) 書(shu) 》本；民國十三年（1924），由北平樸社排印的《戴氏三種》（《原善》《緒言》和《孟子字義(yi) 疏證》）本；以及1936年安徽叢(cong) 書(shu) 編審會(hui) 所輯《戴東(dong) 原先生全集》本等。戴震的哲學著述之所以能夠如此得以“闡揚”，也是由於(yu) 它的學術價(jia) 值和社會(hui) 影響非同一般。績溪胡適為(wei) 《戴氏三種》所做序言末尾一段話，可以反映出戴氏哲學在民國學界的地位和影響。他說：“人都知道戴東(dong) 原是清代經學的大師、音韻的大師、清代考核之學的第一大師。但很少人知道他是朱子以後第一個(ge) 大思想家、大哲學家。他在經學考據的方麵雖有開山之功，但他的弟子王念孫、段玉裁等人的成績早已超過他了。他在哲學的方麵，二百年來隻有一個(ge) 焦循了解得一部分。但論思想的透辟，氣魄的偉(wei) 大，二百年來，戴東(dong) 原真成獨霸了！”

自新中國成立至今，隨著國家經濟和文化的繁榮，古籍整理與(yu) 研究事業(ye) 出現了生機勃勃的新氣象。戴震《孟子字義(yi) 疏證》以及其他的著作，也逐步得以整理、點校和出版。如中華書(shu) 局在1961年出版了何文光的《孟子字義(yi) 疏證》校點本，於(yu) 1979年出版了安正輝的《戴震哲學著作選注》本。1980年上海古籍出版社和中華書(shu) 局分別出版了湯誌鈞和趙玉新點校的《戴震集》和《戴震文集》。1992年由巴蜀書(shu) 社出版了冒懷辛的《孟子字義(yi) 疏證全譯》本。特別是1991-1999年，清華大學出版社出版了《戴震全集》；1994-1997年，黃山書(shu) 社出版了《戴震全書(shu) 》，這兩(liang) 部大型的古籍整理和研究成果，對於(yu) 戴震學術的全麵研究，尤其是對《孟子字義(yi) 疏證》的深入探討，起到了很重要的學術推動和社會(hui) 普及作用。

《孟子字義(yi) 疏證》一書(shu) 共分三卷、八目、四十四條。其中卷上為(wei) “理”十五條；卷中為(wei) “天道”四條、“性”九條；卷下為(wei) “才”三條、“道”四條、“仁義(yi) 禮智”二條、“誠”二條、“權”五條，全書(shu) 四萬(wan) 字，承載了戴氏一生對儒家之道、聖賢之誌的景仰和追求，也是他繼承先賢，“為(wei) 生民立命，為(wei) 往聖繼絕學”的心路曆程的反映，在中國學術思想發展史上占有重要的地位，業(ye) 已成為(wei) 中華傳(chuan) 統文化的經典之作。本次對《孟子字義(yi) 疏證》的解讀，將全書(shu) 三卷全部收錄，按照“中華傳(chuan) 統文化百部經典”的具體(ti) 要求，予以導讀、注釋和點評。版本方麵是以微波榭本《孟子字義(yi) 疏證》為(wei) 底本，主要參校本為(wei) ：（1）1924年北平樸社《戴氏三種》本；（2）1994-1997年黃山書(shu) 社《戴震全書(shu) 》本；（3）1979年中華書(shu) 局《戴震哲學著作選注》本；（4）1992年巴蜀書(shu) 社《孟子字義(yi) 疏證全譯》本，同時也參考了當代諸多學者一些新的研究成果，在此謹表謝忱，特此說明。

【注釋】
 
[1]戴震《與段茂堂書劄》第十一，《戴震全書》第六冊，黃山書社1995年版，第543頁。
[2]洪榜《上笥河朱先生書》，《二洪遺稿》本。朱筠作為當時的學壇領袖，極為推崇戴震的小學和經學研究，對他的反理學思想則持有異議，認為“戴學根本在訓詁，而非在程朱之外複有論說”。戴震的同鄉後學洪榜因此寫信與之辯論。
[3]劉師培《東原學案序》，《左庵外集》卷十七，《劉申叔先生遺書》，江蘇古籍出版社影印1936年寧武南氏刊本。
[4]胡適《幾個反理學的思想家》，薑義華主編《胡適學術文集·中國哲學史》，中華書局1991年版，第1154頁。
[5]侯外廬《中國思想通史》第五卷，人民出版社1956年版，第455頁。
[6]段玉裁《戴東原先生年譜》，《戴震全書》第六冊，第651頁。
[7]洪榜《戴東原先生行狀》，《二洪遺稿》本。這段引文是寫戴震在居鄉讀書時，與其他幾位學友請教江永的一段佳話，後人於是將此七人（外加吳紹澤）稱為“江門七子”，而把汪氏不疏園當作“皖派”樸學的搖籃。
[8]汪中《大清故貢生汪君墓誌銘序》，《新編汪中集》，廣陵書社2005年版。
[9]戴琴泉《戴東原先生軼事》，1924年2月26日《新聞報·副刊》。
[10]段玉裁《戴東原先生年譜》，《戴震全書》第六冊，第666頁。
[11]段玉裁《戴東原先生年譜》，《戴震全書》第六冊，第667頁。
[12]《清高宗實錄》卷九三八，《清實錄》第二〇冊，中華書局1986年影印本，第654頁。
[13]錢大昕《戴先生震傳》，《嘉定錢大昕全集》第九冊.，江蘇古籍出版社1997年版。
[14]郭書春《關於〈算經十書〉的校勘》，《文史》輯刊，中華書局2000年第4輯。
[15]段玉裁《答程易田丈書》，《經韻樓集》，上海古籍出版社2008年版，第183頁。
[16]戴震《孟子字義疏證》，《戴震全書》第六冊，第156頁。本文以《孟子字義疏證》為研究對象，所引出自該書的文字，較大段落的，或標有出處；較為短小的引文，為了簡潔而省略出處。
[17]戴震《與段玉裁書》第九劄，《戴震全書》第六冊，第541頁。
[18]戴震《六書音均表序》，《戴震全書》第六冊，第384頁。
[19]戴震《孟子字義疏證》，《戴震全書》第六冊，第184頁。
[20]戴震《孟子字義疏證》，《戴震全書》第六冊，第195頁。
[21]戴震《與某書》，《戴震全書》第六冊，第495頁。
[22]戴震《緒言》卷下，《戴震全書》第六冊，第140頁。
[23]戴震《孟子字義疏證》，《戴震全書》第六冊，第160頁。
[24]戴震《沈處士戴笠圖題詠序》，《戴震全書》第六冊，第396頁。
[25]劉師培《戴震傳》，《左庵外集》卷十八，《劉申叔先生遺書》本。
[26]梁啟超《戴東原生日二百年紀念會緣起》，《梁啟超全集》，中國人民大學出版社2018年版。
[27]章學誠《書朱陸篇後》，《章氏遺書》，北京文物出版社1982年版。
[28]翁方綱《理說駁戴震作》，《複初齋文集》卷七，《清代詩文集匯編》，上海古籍出版社2010年版。
[29]段玉裁《戴東原集序》，《經韻樓集》，第370頁。
[30]戴震《古經解鉤沉序》，《戴震全書》第六冊，第277頁。
[31]蕭一山《清代通史》，華東師範大學出版社2006年版，第二冊第482頁。
[32]章炳麟《王伯申新定助詞辯》，《經傳釋詞》附錄二，嶽麓書社1985年版。
[33]何樂士《左傳虛詞研究》，商務印書館1989年版，第71頁。
[34]戴震《孟子字義疏證》，《戴震全書》第六冊，第164頁。
[35]劉師培《東原學案序》，《左庵外集》卷十八，《劉申叔先生遺書》本。
[36]胡樸安《戴東原先生全集序》，《安徽叢書》第六期。
[37]胡適《戴東原的哲學》，《胡適學術文集·中國哲學史》，第1039頁。
[38]戴震《答鄭丈用牧書》，《戴震全書》第六冊，第373頁。
[39]章學誠《書朱陸篇後》，《章氏遺書》本。“戴學”一詞，自章氏提出以後，即為梁啟超、胡適、錢穆、侯外廬等人的認同和引用，今日學界亦多沿用之，故本書行文也采用這一說法。
[40]盧文弨《戴氏遺書序》，《抱經堂文集》卷六，中華書局2004年版。
[41]王昶《戴東原先生墓誌銘》，《春融堂集》卷五十五，《續修四庫全書》本。
[42]淩廷堪《汪容甫墓誌銘》，《校禮堂文集》，中華書局1998年版，第320頁。
[43]淩廷堪《戴東原先生事略狀》，《校禮堂文集》，第316頁。
[44]淩廷堪《複禮》上，《校禮堂文集》，第27頁。
[45]劉師培《戴震傳》，《左庵外集》卷十八，《劉申叔先生遺書》本。
[46]黃式三《申戴氏理說》，《儆居集》“經說”三，《清代詩文集匯編》本。
[47]支偉成《清代樸學大師列傳》“列傳敘目”，嶽麓書社1998年版。

附書(shu) 訊：

圖書(shu) 信息

著述者：（清）戴震著徐道彬解讀

裝幀：精裝、平裝

開本：16開

ISBN：978-7-5013-7617-9（精裝）

978-7-5013-7618-6（平裝）

定價(jia) ：79元（精裝）

54元（平裝）

作者簡介

徐道彬，安徽大學徽學研究中心研究員、博士生導師。研究領域：經學、學術思想史、地域文化研究。著有《戴震考據學研究》《皖派學術與(yu) 傳(chuan) 承》等。目前主持國家社科基金重大項目“《江永全書(shu) 》整理與(yu) 研究”。

【目錄】

導讀

一、生平事跡（ 3 ）

二、思想學說（ 9 ）

三、曆史地位及影響（ 25 ）

四、版本介紹與(yu) 校點說明（ 33 ）

孟子字義(yi) 疏證序（ 39 ）

卷 上（ 50 ）

理 （ 50 ）

卷 中（164）

天 道 （164）

性（188）

卷 下  （261）

才（261）

道（286）

仁義(yi) 禮智（313）

誠（339）

權（350）

主要參考文獻（399）

責任編輯：近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