吳汝綸的淑世情懷與(yu) 詩學歸旨

作者：黃振新（安徽師範大學中國詩學研究中心助理研究員）

來源：《光明日報》

時間：孔子二五七五年歲次甲辰十月初四日壬申

          耶穌2024年11月4日

吳汝綸是晚清桐城派的大師，被稱為(wei) “兼通新舊、融合中西的人物”。麵對晚清內(nei) 憂外患的政治局勢，他懷著濃鬱的淑世情懷，提出詩為(wei) “中國之奇寶”等重要論斷，期望通過詩歌煥發振作的力量，發揮拯救民族危難的功效。吳汝綸的詩學思想和行為(wei) 實踐，促進了晚清桐城派詩歌創作的繁榮，也形成了有價(jia) 值的思想資源。

濟時應變的學術歸旨

吳汝綸曾任曾國藩、李鴻章幕僚，出任深州、冀州知州，主持保定蓮池書(shu) 院，擔任京師大學堂總教習(xi) 。他一生大部分時間都活躍在政治前沿和教育一線，對政治局勢和社會(hui) 境況有深刻的認識，對如何改變中國現狀有積極的思考。

張宗瑛稱吳汝綸“不徇世論，大旨以濟時應變為(wei) 宗”，闡明了吳氏的人生追求和學術歸旨。吳汝綸立足時代變局，積極探尋應對之方。一方麵，提倡全麵學習(xi) 西方先進技術，認為(wei) 這是“振民之窮而使之富”的必然選擇。“語其實用，則歐美新學尚焉。博物格致，機械之用，必取資於(yu) 彼。”他對西方的科技、軍(jun) 事、建築、農(nong) 工、醫學等都表現出極大的興(xing) 趣，專(zhuan) 門在蓮池書(shu) 院設立西學堂，延聘外教培養(yang) 新式人才。另一方麵，重視中國傳(chuan) 統文化陶冶人心的作用，把詩文作為(wei) 古代“聖哲精神”的載體(ti) ，努力守護中華文明的根脈。他說：“漢魏以來大家之詩，皆中國之奇寶。”其將“文明”二字分而析之，指出歐美諸國自詡“文明”，“明”則“有之”，“文”則“未敢輕許”，中國傳(chuan) 統文化的獨特之處是以“文”取勝。因此，他強調要將西學的技法之用和國學的人文精神結合起來，“得歐美富強之具”而“以吾聖哲之精神驅使之”。

“應國家之須”是吳汝綸為(wei) 政、為(wei) 學的目標指向，其實施路徑是向內(nei) 以“治心”、向外以“治事”。他將修身、經世和文學聯係起來，提出為(wei) 學三要：“學為(wei) 立身，學為(wei) 世用，學為(wei) 文詞。”立身是基礎，世用是目的，文詞是手段。吳汝綸並非在狹小的文學空間中看待詩文，而是將其放在時代政治、文化語境中加以考察，彰顯了以“世用”為(wei) 歸旨的學術品格。

家國之憂的主題映現

憂患是中國古代文學的一個(ge) 重要母題。根據所憂內(nei) 容不同，可以分為(wei) “個(ge) 人之憂”“居喪(sang) 之憂”“家國之憂”“生命價(jia) 值之憂”等不同類型。吳汝綸的憂患主要表現為(wei) “家國之憂”，是內(nei) 心淑世情懷的外在映現，體(ti) 現了修齊治平的責任擔當。

吳汝綸在品評他人詩作時，格外關(guan) 注其中蘊含的憂世主題。其評鮑照《代東(dong) 門行》“此詩蓋憂亂(luan) 之旨”，評謝靈運《苦寒行》“此悲世亂(luan) ”，評江淹《步桐台》“此憂亂(luan) 之旨”，等等。個(ge) 中有兩(liang) 個(ge) 方麵著墨尤多：一是凸顯建功立業(ye) 的誌向和懷才不遇的遺憾。評曹植詩歌特地征引《魏誌》“植每欲求別見，獨談及時政。幸冀試用，終不能得”之語，揭示其雖有用世之心，但命途多舛，滿腔抱負難以施展。評陶淵明《讀山海經》組詩“恨不及生盛時”“言賢士放逐”“譏朝廷所用非材”，表達了對賢士不被重用的惋惜。二是抒發朝代更替的悲涼和物是人非的悲慨。評謝靈運《善哉行》“此感晉宋嬗代”、《豫章行》“此言晉室將亡”，揭示了詩歌寄蘊的興(xing) 亡之感。評陶淵明《讀山海經》“言宋君臣不自知死亡”“言忠良被害”，表達了對昏庸國君的批判之意。評沈約《孝古》“此豈有故君之思邪”，突出了對故主的思念之情。晚清世亂(luan) ，吳汝綸對相關(guan) 作品的理解具有很強的現實感，能夠引起強烈的情感共鳴。其讀庾信《寄王琳》時寫(xie) 下“家國之恨，百感交集”，讀陸雲(yun) 《涉江》落下“此痛吳亡”，拳拳之心，感人肺腑。

麵對國運維艱的政治局勢，吳汝綸的詩歌較少書(shu) 寫(xie) 個(ge) 人的悲歡，而是通過詩作來透視社會(hui) 鏡像，表達對國家盛衰、民族興(xing) 亡的思考。縱觀他的詩作，雖能偶聞“桑田滄海看今熟，青眼高歌聽穀音”遍觀風雲(yun) 的超脫之音，但是更多的是“天上黃河猶可塞，胸中五嶽豈能平”麵對複雜局勢的不平之鳴和“八尺畫堂裹章服，可憐猿鶴故園心”無法扭轉乾坤的悲傷(shang) 之歎。“憂”“愁”“淚”“風”“雪”“浪”等字眼貫串了吳汝綸詩作的始終，映襯著詩人對艱難時世的悲慨和悲天憫人的情懷。

陽剛之美的自覺標舉(ju)

受到淑世情懷的影響，吳汝綸積極推舉(ju) 剛健詩風，期望通過沉雄豪邁、大氣磅礴的詩歌煥發精神力量，激發人們(men) 的鬥誌，改變國家衰敝的局麵。

吳汝綸標舉(ju) 陽剛之美，具有多個(ge) 方麵的表現。其一，凸顯“驚矯”之勢。在日記中記錄摘抄七言古詩時說：“李杜前名作殊少，獨鮑詩驚矯。”他對鮑照詩歌評價(jia) 很高，指出鮑詩具有“生峭”“疏仆”“俊逸”多種風格，最為(wei) 青睞的是“俊逸”一路。關(guan) 於(yu) “俊逸”之含義(yi) ，喬(qiao) 億(yi) 認為(wei) “逸”字當作“奔逸”解，如此才能“托出明遠精神”；吳汝綸則指出俊逸乃是有“氣勢”者，相較於(yu) “奔逸”更加凸顯了陽剛品格。其二，推崇“遒勁”之力。他在日記中又述：“近讀《瀛奎律髓》，知文字佳惡，全於(yu) 骨氣辨之。作家必沉雄，其未至者率浮弱。”強調詩歌要有氣骨，筆力當求雄健，不能輕率浮弱。範當世是其最得意的門生，他評價(jia) 範氏《上吳先生》：“句句橫亙(gen) 萬(wan) 裏，字字捫之起棱。不知肯堂胸中吞並幾許古人也。至其振懦起頑之盛心，挑戰致師之猛勢，令人和戰無策矣。”“橫亙(gen) 萬(wan) 裏”點出博大的氣象，“捫之起棱”折射出精巧的構思，“振懦起頑”反映了矯正孱弱的功力，“挑戰致師”彰顯了勇於(yu) 超越的勇氣。其三，昭示“兀傲”之氣。《答施均父》說：“竊觀自古文字佳者，必有偏鷙不平之氣，屈原、莊周、太史公、韓昌黎皆是物也。”評李剛己詩“氣勢驅邁，雄怪驚人”，評範當世詩“接筆突兀崢嶸”“後半兀傲可喜”“縱橫突兀處最可愛”。他將詩文創作與(yu) 作者人生經曆相勾連，強調了創作主體(ti) 內(nei) 心鬱積情緒對詩文創作的影響，著力彰顯詩文蘊含的情感力量和形成的跌宕縱恣之勢。

朱光潛曾用“雄偉(wei) ”一詞概括陽剛之美，以“雄”表征康德所謂“精力的sublime”，以“偉(wei) ”概括康德所謂“數量的sublime”，指出“外物的‘雄偉(wei) ’適足激起自己煥發振作”。吳汝綸認為(wei) 詩歌風格與(yu) 作者誌向緊密相關(guan) ，主張通過陽剛的詩歌煥發振作的力量。他本人詩作也具有“廉悍恣縱，直逼韓杜”的特點，是其詩學主張在創作上的延伸。

古雅品級的執著追求

尊古尚雅是桐城派文人共同的審美偏好。吳汝綸秉持桐城家法，立足時代語境，在繼承傳(chuan) 統的同時賦予“古雅”以新的意涵。

吳汝綸曾和蕭穆探討過劉大櫆、姚鼐詩文成就高低的問題。蕭穆認為(wei) 二人不相上下，吳汝綸則認為(wei) ，姚鼐功力深厚，詩歌“雅潔奧衍”，而劉大櫆時有“客氣”“俗氣”，故姚“過劉甚遠”。吳汝綸赴日考察學製期間，日本學者向其討教詩學問題，問及白居易、張問陶詩歌如何。吳氏警戒問者勿學白、張，因為(wei) 二人作品具有“輕薄”缺陷，不合古雅要求。他說，“詩學戒輕薄，杜牧之不取白香山，為(wei) 此也”，“船山之詩，入於(yu) 輕俗，吾國論詩學者，皆以袁子才、趙甌北、蔣心餘(yu) 、張船山為(wei) 戒”。吳汝綸不僅(jin) 認為(wei) 詩歌創作需要求雅，就是詩學評點文字也需避俗。《答廉惠卿》說：“顧氏《毛詩訂詁》自是佳著，獨其間時時雜用俚俗語，亦是一失。”《毛詩訂詁》乃為(wei) 訂《毛詩詁訓傳(chuan) 》而作，因其解說使用俚俗之語，受到吳氏“釋以淺陋”的詬病。吳汝綸還強調，這是清人解詩的一大弊病，應該予以警惕。

有學者將“雅”作為(wei) 中國古代藝術精神的“理想品級”，指出唯有“雅”才有生命意味，才能使主體(ti) 心神具有從(cong) “有限”躍入“無限”的可能。時至晚清，隨著西學的浸入，傳(chuan) 統詩學理論受到衝(chong) 擊，雅俗之爭(zheng) 也具有了新的時代內(nei) 涵。他積極支持嚴(yan) 複翻譯《天演論》《原富》等西方著作，一個(ge) 重要原因是要通過翻譯將桐城詩文的藝術精神予以延伸，傳(chuan) 揚高古典雅的藝術旨趣。在中西文化交流碰撞的大背景下，吳汝綸執著“古雅”理想品級，堅守傳(chuan) 統、弘揚國學，體(ti) 現了崇高的文化理想和濃厚的人文情懷。

責任編輯：近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