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詩序》的時代及作者新探

作者：李秀強（魯東(dong) 大學人文學院東(dong) 北亞(ya) 研究院研究員）

來源：中國社會(hui) 科學網

時間：孔子二五七五年歲次甲辰十月初七日乙亥

          耶穌2024年11月7日

自漢代以降，《詩序》的時代與(yu) 作者問題便聚訟紛紜，大致分為(wei) 五類：春秋晚期孔子作、戰國初期子夏作、西漢毛公作、東(dong) 漢衛宏作、非一時一人之作。學術界一般認為(wei) ，《詩序》非一時一人之作。出土文獻的不斷豐(feng) 富，為(wei) 該問題的研究提供了諸多新材料，茲(zi) 對此再略作新探。

《詩序》產(chan) 生於(yu) 孔子之前

清華簡《耆夜》《周公之琴舞》以及《芮良夫毖》都保存類似《毛詩序》的“序”文，這些“序”應是先秦古“詩序”的遺存，可以分為(wei) “大序”和“小序”。《耆夜》開篇有“序”雲(yun) ：“武王八年，征伐耆，大戡之。還，乃飲至於(yu) 文太室。”這段序言雖與(yu) 《毛詩大序》的闡釋角度有所差異，但其總括詩歌創作目的和背景的風格，與(yu) 《毛詩大序》有異曲同工之妙，因此應屬於(yu) 先秦詩之“大序”的遺存。

《耆夜》不僅(jin) 保存了先秦詩之“大序”，還保存了“小序”。如“王舍爵酬畢公，作歌一終，曰《樂(le) 樂(le) 旨酒》”。詩前“小序”既交代了詩歌作者，還說明了詩歌的性質及創作動因。《毛詩小序》書(shu) 寫(xie) 體(ti) 例與(yu) 此相近，如《鴟鴞序》雲(yun) ：“周公救亂(luan) 也。成王未知周公之誌，公乃為(wei) 詩以遺王，名之曰《鴟鴞》焉。”可見，《耆夜》的詩前“小序”與(yu) 《毛詩小序》在書(shu) 寫(xie) 體(ti) 例上一脈相承。

清華簡《芮良夫毖》開篇之“序”，亦可分為(wei) “大序”“小序”，其風格亦類似於(yu) 《毛詩序》。“周邦驟有禍，寇戎方晉，厥辟、禦事各營其身，恒爭(zheng) 於(yu) 富，莫治庶難，莫卹邦之不寧。芮良夫乃作毖再終。”盡管《芮良夫毖》的“大序”僅(jin) 是對一首詩創作背景的概括，而非似《毛詩大序》對“詩三百”篇的概述，但它是單篇流傳(chuan) ，流傳(chuan) 時代應在“詩三百”還未完成結集之前，作序者隻能為(wei) 單篇中所含的一首或幾首詩作總序而概括全篇。可以說，《芮良夫毖》開篇之言“周邦至不寧”與(yu) 《毛詩大序》相似，都起到了總括的作用，都屬於(yu) “大序”；而“芮良夫乃作毖再終”一語，應為(wei) “小序”。

此外，清華簡《周公之琴舞》所載周公與(yu) 成王之詩的篇首亦各有類似“小序”之語，標示了詩篇的作者、性質及創作動因。

清華簡“詩”類文獻所見詩前之“序”，皆是先秦古“詩序”的遺存。這些文獻中，《芮良夫毖》所載之事的時間最晚，屬於(yu) 西周晚期。而《耆夜》所載之事的時間最早，屬於(yu) 西周初年。因而，要考察《詩序》的最早淵源，應先考訂《耆夜》的成書(shu) 年代。

關(guan) 於(yu) 《耆夜》的成書(shu) 年代，有學者認為(wei) 其史料應有較早來源，但簡文已非周初文獻的原貌，而是經過了後世學者的重新整理或改寫(xie) ，《耆夜》文本可能經曆了數個(ge) 階段的演變。《耆夜》在文本結構、句式、語詞等方麵與(yu) 西周中晚期的文獻存在許多共通之處，有學者據此推斷《耆夜》很可能成書(shu) 於(yu) 西周中晚期至春秋前期。如若此說不誣，據《耆夜》的成書(shu) 時代而言，《詩序》的最早年代可追溯至西周中晚期。質言之，《耆夜》中的“序”應是目前所見最早的《詩序》雛形，其產(chan) 生時代應當在孔子之前。

《詩序》為(wei) 西周國史初創

關(guan) 於(yu) 《詩序》的作者問題，明代郝敬在《毛詩原解》中說：“古人有詩即有題，或國史標注，或掌故記識，曾經聖人刪正，決(jue) 非苟作。”《毛詩大序》亦有闡發，所謂“國史明乎得失之跡”“以一國之事係一人之本”，蓋皆隱喻與(yu) “國史標注”有關(guan) 。清華簡《耆夜》《芮良夫毖》《周公之琴舞》、上博簡《孔子詩論》都在一定程度上印證了郝氏之說。

從(cong) 清華簡“詩”類文獻所見“序”來看，這些序文包含兩(liang) 方麵的內(nei) 容，即敘述曆史背景、記錄作者作年，這種書(shu) 寫(xie) 體(ti) 例應是國史所為(wei) 。此外，《耆夜》載飲至禮現場有史官“作策逸”，而《耆夜》很可能就是“作策逸”記錄的。這些都說明《耆夜》所見“詩序”應是國史所標注。《周公之琴舞》的應用場合應是嗣王大典，極可能是周公還政、成王嗣位之典，在這樣重大的曆史時刻，大都是史官在現場記錄，所錄之史料便包含典禮祭祀之詩，而詩前之“序”自然也是國史所作。《芮良夫毖》的書(shu) 寫(xie) 體(ti) 例與(yu) 《周書(shu) 》中的諸多篇章相似，學者或認為(wei) 《芮良夫毖》屬於(yu) 《尚書(shu) 》類文獻。實際上，《芮良夫毖》兼具“詩”類和“書(shu) ”類文獻的雙重特征，既屬於(yu) “詩”也蘊含“史”，是“詩史合流”的文本，應當出自國史之手。依此而論，《芮良夫毖》篇首的“序”也應出自國史。清華簡“詩”類文獻所見“詩序”在較大程度上彰顯了“國史標注”的可信性。

上博簡《孔子詩論》表明，孔子對國史所作《詩序》作了“刪正”。無論《孔子詩論》的作者是孔子還是子夏，其內(nei) 容都與(yu) 孔子密切關(guan) 聯。在《孔子詩論》中，總共出現了六次“孔子曰”，“孔子曰”之後的話語都是孔子論詩的原話。《孔子詩論》的作者引用孔子原話，作為(wei) 其說《詩》的重要理論依據，而孔子的話語明顯與(yu) 《毛詩序》同出一源，這說明孔子對《詩序》的發展起到關(guan) 鍵作用。其實，《孔子詩論》亦應當有其淵源和祖本，這便是西周國史所“標注”之序。

孔子並非拘泥於(yu) 國史“標注”之序。譬如，《耆夜》與(yu) 《孔子詩論》都遺存了《蟋蟀》詩的“小序”。《耆夜》載：“周公秉爵未飲，蟋蟀�降於(yu) 堂，周公作歌一終，曰《蟋蟀》。”《孔子詩論》載：“孔子曰：《蟋蟀》知難。”從(cong) 兩(liang) 者的闡釋角度來看，很難發現其承繼關(guan) 係。實際上，這正是孔子“刪正”的結果。“知難”的背景是“武王八年，征伐耆，大戡之”，不難想象，“征伐耆”應是十分艱難的，《蟋蟀》的主旨告誡人們(men) “知難”，而國史標注的創作背景以及周公作詩的目的也正暗含了“知難”之義(yi) 。但孔子略過了《蟋蟀》的創作背景及作者，開宗明義(yi) 直言主旨——“知難”，這說明孔子不僅(jin) 對國史標注之“序”作了“刪正”，而且對其作了“創造性轉化”。

清華簡“詩”類文獻所見“詩序”，很可能是學術史上所說的“國史標注”之《詩序》，是目前所見《毛詩序》的最早祖本，其基本書(shu) 寫(xie) 原則大多為(wei) 《孔子詩論》所賡續。值得注意的是，《孔子詩論》的基本闡釋取向大多被《毛詩序》所紹續。但事實上，《孔子詩論》並不見“美”“刺”之說， 這表明《毛詩序》在承續前賢理論的基礎上又進行了改造。

《詩序》誠非一時一人所作，最初應是西周國史所創，其形式便是“國史標注”，西周至春秋中期的國史對《詩序》的初創與(yu) 發展作出了重大貢獻；春秋晚期，孔子在“國史標注”的基礎上對《詩序》作了創新性發展，奠定了儒家對《詩序》書(shu) 寫(xie) 的基本原則；迨至西漢時期，毛亨、毛萇進一步對《詩序》作了改造與(yu) 加工。

責任編輯：近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