華夏民族價(jia) 值理念彰顯中華文明連續性

作者：李明蔚（重慶市中國特色社會(hui) 主義(yi) 理論體(ti) 係研究中心副教授）

來源：中國社會(hui) 科學網

時間：孔子二五七五年歲次甲辰九月廿八日丁卯

          耶穌2024年10月30日

中華文明具有突出的連續性、創新性、統一性、包容性、和平性。其中連續性居於(yu) 第一位，華夏民族價(jia) 值理念使中華文明充滿生命活力，鑄造了中華文明綿延不絕的連續性特征。

華夏民族價(jia) 值理念促使

中華文明連綿不絕

在世界文明史上，中華文明有著突出的連續性特征。中華文明的連續性，來自自身強大的民族精神與(yu) 價(jia) 值理念。早期中國人民，其價(jia) 值觀就具有一種跨血緣、族群、文化的認同意識。尤其是隨著血緣宗法組織與(yu) 地域社會(hui) 的結合，使得早期中國各區域文化逐漸形成一種內(nei) 聚性、向心力與(yu) 開放性、包容性相合一的特質。《尚書(shu) ·堯典》所謂“九族既睦，平章百姓。百姓昭明，協和萬(wan) 邦”，即是指堯舜禹時代部落聯盟對周邊區域開放、包容的“天下”觀。這種政治文化基因催生並強化了早期中國的政治、文化建構，形成一種世代相繼的有名物、製度、禮儀(yi) 特征的文化形態。在西周、春秋時期，這種製度範式與(yu) 禮樂(le) 文化形成的強大政治力量，導致華夏民族的文化認同感大大增強，“中國認同”則在這種名物、製度、禮儀(yi) 的基礎上發展起來。《尚書(shu) ·梓材》：“皇天既付中國民，越厥疆土，於(yu) 先王肆。”《詩經·大雅·民勞》：“惠此中國，以綏四方。”這些文獻中關(guan) 於(yu) “中國”的語義(yi) 雖然有指“國中”“中土”的意思，但是已蘊含著“中國”的禮儀(yi) 、製度、文化的含義(yi) 。《史記·趙世家》載戰國時趙公子成謂“中國”曰：“臣聞中國者……聖賢之所教也，仁義(yi) 之所施也，詩書(shu) 禮樂(le) 之所用也……蠻夷之所義(yi) 行也。”就標示了先秦時期的人們(men) 對“中國”及中華文明特質的理解。由於(yu) 這種禮樂(le) 文明包含著民族、國家、文化的內(nei) 聚力與(yu) 向心性，使它逐漸形成一種華夏民族精神。

在曆史演進中，這種禮樂(le) 文化及價(jia) 值觀逐漸積澱下來，形成華夏民族深層的價(jia) 值理念和社會(hui) 心理。尤其在西漢時期，漢武帝積極推行“大一統”與(yu) “有為(wei) ”政治，在強化國家統一的同時，也將構建民族一統、文化一統作為(wei) 王朝製度設計中“大一統”的重要內(nei) 容，由此為(wei) 中華文明突出特性的持續發展起到了重要作用。漢代史學家司馬遷撰《史記·五帝本紀》，就以黃帝為(wei) 華夏民族始祖與(yu) 華夏國家第一帝，由此構建了由五帝三王為(wei) 起始的中國五千年文明史，將黃帝作為(wei) 古代中國人“同源同祖”“聖王始祖”的族統、法統、治統的淵源。正是這種國家、民族、文化的“一統”與(yu) 演進，構建了武帝時期的王朝氣象，並在其後的曆程中逐漸形成一種具有強大生命力的中華文明特性。正是這種特性使中華文明在曆史長河中延綿不絕，為(wei) 華夏民族、國家的團結、統一奠定了堅實基礎。

“中國認同”與(yu) 中華文明連續性

秦漢以降，中華文明的互融性與(yu) 開放性更加突出。特別是中華文明所具有的超越種族、文化差異的巨大包容力所構築的“中國認同”，在中華文明的持續發展中起到巨大作用。如漢初分屬東(dong) 西部的關(guan) 中、鄒魯文化的交匯，分屬南北的楚、漢文化的相融，使華夏民族意識中的“中國認同”更加突出，使華夏民族互融、包容、開放的文化觀念更加發展。這種文明特質主要表現在深潛、內(nei) 蘊於(yu) 華夏民眾(zhong) 心目中的有容乃大、天人合一、崇尚一統、厚德載物、守中致和、生生不息等民族價(jia) 值理念上。正是這種價(jia) 值理念，使秦漢以來兩(liang) 千多年的曆史始終保持著持續演進的曆程。盡管在古代中國的曆史演進中，常常出現“合久必分，分久必合”的“分”“合”現象，但是在中國大地上出現的每一次衝(chong) 突、分裂，總是在民族關(guan) 係與(yu) 生產(chan) 關(guan) 係的調整中形成更加強大而繁盛的統一國家和民族共同體(ti) ，並且不斷鑄就著曆久彌新的中華文明的連續性、統一性等特征。因此，中華文明的這種文化特性，使中華文明不斷充實、豐(feng) 富著自身內(nei) 涵，也使中華文明在諸般艱難困苦中發展壯大。

宋元以降，中華文明雖然曆經挑戰，但仍然繁衍昌盛、生生不息。特別是在元、清等少數民族入主中原的“天下大變局”中，中華文明不僅(jin) 沒有被削弱，反而煥發出新的生機、活力，在民族文化的交往、交流、交融中獲得了更為(wei) 廣闊的發展空間。

元朝是中國曆史上第一個(ge) 由北方民族建立的大一統王朝。當它建立不久，就在漢族地區實行以儒家文化治理“中國”的方針，通過吸收、繼承中國傳(chuan) 統的製度與(yu) 精神文明，來維護大一統的多民族國家。元朝定國號為(wei) “大元”，就是“取《易經》乾元之義(yi) ”，“事從(cong) 因革，道協天人”，以見“天下一家”之義(yi) 。文獻記載，元朝名儒郝經常以“今日能用士，而能行中國之道，則中國之主也”來說服元代統治者用“中國”之“道”治理中國，這就在元代朝廷中逐漸形成了一股崇儒、重儒、推崇儒家文化之風。正是在這些儒家士人影響下，元朝統治者以儒學作為(wei) 治理天下的指導思想，使其“製度禮樂(le) 一出儒術”。清人入關(guan) 後，就以中華“正統”和華夏文化的繼承者自居。例如，順治元年（1644）十月，即宣布恢複孔子“至聖先師”位號，修飾京師文廟，表示尊崇中華傳(chuan) 統文化。康熙二十三年（1684），康熙親(qin) 至曲阜祭孔，並命擴建孔林，命孔子嫡後孔尚任在詩禮堂為(wei) 之進講經書(shu) 。及至雍正，亦以尊崇中華傳(chuan) 統為(wei) 己任，“所承之統，堯舜以來中外一家之統也”。康熙禦製《日講四書(shu) 解義(yi) 》，撰其《序》曰：“朕惟天生聖賢，作君作師，萬(wan) 世道統之傳(chuan) ，即萬(wan) 世治統之所係也。”

這些少數民族政權以中國“正統”自相標榜的目的，既有草原遊牧民族對中華先進文化的崇仰；又有通過加入“中國”王朝序列，來顯示其政權的天然合法性，以治理漢族居住的廣大區域。這歸根結底是由於(yu) 深植於(yu) 士人、民眾(zhong) 心中強烈的、時隱時現的華夏民族的深層價(jia) 值理念導致的。但蒙、滿政權對中華文化的認同，既擴大了中華文化對周邊民族、文化的影響力，也使中華文明蘊含的深沉價(jia) 值形態及所潛隱的巨大精神力量不斷延續、發展。因此，盡管這些少數民族政權仍然保留著自己的諸多民族特色，但是在對中華禮樂(le) 文化的接續上卻作出了重要貢獻。正是這種中華民族精神與(yu) 價(jia) 值理念，使中華文明具有持續不斷的生命力。

曆史大變局中的

中華文明連續性

鴉片戰爭(zheng) 爆發後，中華傳(chuan) 統文化麵臨(lin) 著嚴(yan) 峻的考驗。這種曆史境遇既使“救亡圖存”成為(wei) 當時最重要的時代主題，亦導致人們(men) 對民族、國家命運的思考。在這方麵，有要求仿效西方、發展工商、富國強兵的早期維新派人物王韜、薛福成、馬建忠、鄭觀應等人；亦有要求學習(xi) 西方先進的政治、經濟、文化製度，進行變法維新的康有為(wei) 、黃遵憲、嚴(yan) 複等人。在這一紛繁複雜的曆史進程中，中華文明的繼承、發展亦成為(wei) 人們(men) 關(guan) 注的重點。事實上，當時的一些思想家、革命者，大都主張在吸取西方先進文化的同時，發揚中華優(you) 秀傳(chuan) 統文化，促進中華文明的創新性發展。

近代思想史的一個(ge) 重要特點，就是當時的諸多愛國誌士和知識分子，在國家、民族、文化這些主題上，幾乎都將國家的主權、獨立、振興(xing) 和富強當作民族複興(xing) 的基本保障，將倡揚民族精神和發揚中華優(you) 秀傳(chuan) 統文化看作民族複興(xing) 與(yu) 國家富強的中心問題。這種思潮洶湧澎湃，既鼓舞了大多數民眾(zhong) 的愛國熱情，同時又使新的文化價(jia) 值觀念發展起來，由此使中華文明特性在揚棄中不斷持續發展。正是這種深層價(jia) 值理念，使中華文明曆久彌新，並在新的曆史條件下煥發出生機活力。

責任編輯：近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