乾嘉時期宋學家批判漢學的學理脈絡

作者：雷平（湖北大學曆史文化學院教授）

來源：中國社會(hui) 科學網

時間：孔子二五七五年歲次甲辰九月廿六日乙醜(chou)

          耶穌2024年10月28日

“漢宋之爭(zheng) ”為(wei) 清中葉學術史的一大聚訟問題。學術界關(guan) 於(yu) “漢宋之爭(zheng) ”的既有研究多從(cong) 漢學家的立場出發，主要關(guan) 注漢學家對理學空疏學風的批評，而對理學陣營的聲音則較少關(guan) 注。筆者以為(wei) ，從(cong) 理學家的角度對“漢宋之爭(zheng) ”進行反思，厘清宋學家批判漢學的學理脈絡，或許能更好地把握“漢宋之爭(zheng) ”的關(guan) 鍵所在。

桐城派集矢於(yu) 漢學的“衛道”之論

乾嘉時期理學陣營中最早向漢學發起批判的當為(wei) 桐城派。桐城派堅守程朱理學，以“文以載道”相標榜，其代表為(wei) 方苞、姚鼐。方苞與(yu) 人交往，凡非議朱子之學者皆被視為(wei) 異端，嚐謂：“孔孟以後，心與(yu) 天地相似而足稱斯言者，舍程、朱而誰與(yu) ？若毀其道，是謂戕天地之心，其為(wei) 天之所不佑決(jue) 矣”，並極端地認為(wei) “自陽明以來，凡極詆朱子者，多絕世不祀”（《與(yu) 李剛主書(shu) 》）。其衛道之心顯露無遺。繼方苞之後，姚鼐將衛道的矛頭對準漢學家。

姚鼐曾經想師事戴震，但被戴震婉拒後提出“交相師”的說法。此段公案學界多有論述。劉師培說：“自桐城姚鼐以宋學鳴於(yu) 時，為(wei) 先生所峻拒，因集矢漢學，桐城文士多和之，至失其真。”其實，姚鼐對漢學之批評主要與(yu) 其在四庫館的經曆有關(guan) 。葉昌熾《緣督廬日記》卷四稱：“乾隆中開四庫館，惜抱預校錄之列，此其擬進書(shu) 題，以《提要》勘之，十僅(jin) 采用二三。”鄭福照所著《姚惜抱先生年譜》乾隆三十九年條記：“於(yu) 是纂修者競尚新奇，厭薄宋元以來儒者，以為(wei) 空疏，掊擊訕笑之不遺餘(yu) 力，先生往複辯論，諸公雖無以難而莫能助也。”姚鼐於(yu) 此種風氣之下在四庫館中的處境十分艱難，故入四庫館不到兩(liang) 年即被迫稱疾請辭，離開四庫館。姚鼐於(yu) 是年撰寫(xie) 《贈錢獻之序》對漢學展開了激烈的批評，認為(wei) 宗漢學者“專(zhuan) 求古人名物、製度、訓詁、書(shu) 數，以博為(wei) 量，以窺隙攻難為(wei) 功，其甚者欲盡舍程、朱而宗漢之士。枝之獵而去其根，細之搜而遺其巨，夫寧非蔽與(yu) ？”他譏諷漢學為(wei) “窺隙”，是“細”，僅(jin) 是枝節問題。姚鼐晚年對漢學的批評更加激烈，其鋒芒甚至直指戴震：“其人生平不能為(wei) 程、朱之行，而其意乃欲與(yu) 程、朱爭(zheng) 名，安得不為(wei) 天之所惡。故毛大可、李剛主、程綿莊、戴東(dong) 原，率皆身滅嗣絕，此殆未可以為(wei) 偶然也。”此種語氣已近乎謾罵，不是純粹意義(yi) 上的學術爭(zheng) 鳴，衛道色彩較為(wei) 明顯。

方東(dong) 樹的“漢學商兌(dui) ”

方東(dong) 樹為(wei) 姚鼐弟子，為(wei) 學宗主程朱，嚐自敘學行說：“見人著書(shu) ，凡與(yu) 朱子為(wei) 難者輒恚恨，以為(wei) 人性何以若是其蔽也！”方東(dong) 樹因憤懣於(yu) 《漢學師承記》對漢學的表彰及對程朱學說的批判，撰成《漢學商兌(dui) 》。

《漢學商兌(dui) ·序例》將漢學家分為(wei) “三端”，“一則以其講學標榜，門戶分爭(zheng) ，為(wei) 害於(yu) 家國；一則以其言心、言性、言理，墮於(yu) 空虛心學禪宗，為(wei) 歧於(yu) 聖道；一則以其高談性命，束書(shu) 不觀，空疏不學，為(wei) 荒於(yu) 經術”。他認為(wei) 漢學有害於(yu) “世教學術”，故“思有以彌縫其失”，仿朱子《雜學辨》例，摘錄漢學家言論，然後在條目之下附辨正之語。所辯駁之人自毛奇齡始，包括顧炎武、黃宗羲、萬(wan) 斯同、戴震、焦循、汪中，以至於(yu) 阮元。

方東(dong) 樹對漢學家關(guan) 於(yu) 程朱之學的批判尤為(wei) 不滿，他在《漢學商兌(dui) 》卷中雲(yun) ：“今漢學家，咎程朱以言心、言理墮禪，豈知程朱是深知禪之害，在不致知窮理，故以致知窮理破彼學，而正吾學之趨邪！”但方東(dong) 樹也具有深厚的“漢學”能力，於(yu) 漢學家的許多觀念都能以考據的方法進行反駁。如辨毛奇齡關(guan) 於(yu) “道學”名目源於(yu) 道家的說法，即通過考據的方式指出“道學”名目淵源於(yu) 孔孟。又如，阮元認為(wei) “克己複禮”之“己”即是“自己”之“己”。方東(dong) 樹指出，“此全祖述毛奇齡《四書(shu) 改錯》。阮氏平日教學者，必先看《西河文集》。故其所撰，支離悖誕，亦皆與(yu) 之相類”。接著，方東(dong) 樹通過對《論語》字義(yi) 的辨析，並引古人“言各有當，隨舉(ju) 自明”為(wei) 說，證明“克己”之“己”係“私欲”，而下文“為(wei) 人由己”之“己”則為(wei) “自己”，兩(liang) 者並不矛盾。

李慈銘評論方東(dong) 樹說：“頗究心經書(shu) ，以博洽稱，而好與(yu) 漢學為(wei) 難。《漢學商兌(dui) 》一書(shu) ，多所彈駁，一時漢學之焰，幾為(wei) 之熄。”梁啟超則認為(wei) 《漢學商兌(dui) 》“為(wei) 宋學辯護處，固多迂舊，其針砭漢學家處，卻多切中其病”。

“漢宋之爭(zheng) ”所爭(zheng) 在一“理”字

乾嘉時期“漢宋之爭(zheng) ”最後聚焦於(yu) 思想論爭(zheng) 。如前述，方東(dong) 樹即嫻熟於(yu) 作為(wei) 方法的考據，並不排斥“漢學”的方法；而漢學家也並未放棄對“義(yi) 理”的追求。惠士奇手書(shu) 楹聯雲(yun) “六經尊服、鄭，百行法程、朱”。也就是說，就“學”而論，尊崇“漢學”；就“行”而論，服膺“宋學”。

戴震向以擅長考據學示人，但卻對義(yi) 理情有獨鍾。在以義(yi) 理為(wei) 旨歸的《原善》中，戴震有言：“餘(yu) 始為(wei) 《原善》之書(shu) 三章，懼學者蔽以異趣也，複援據經言疏通證明之。”晚年更是自述“仆平生著述之大，以《孟子字義(yi) 疏證》為(wei) 第一，所以正人心也”。又稱“六書(shu) 、九數等事如轎夫然，所以舁轎中人也。以六書(shu) 、九數等事盡我，是猶誤認轎夫為(wei) 轎中人也”。此正可以見戴震於(yu) 義(yi) 理之旨趣。戴震身後，學者對其治學精神的認識頗有出入。戴氏所作《孟子字義(yi) 疏證》，當時讀者不能通其義(yi) ，唯洪榜“以為(wei) 功不在禹下”。焦循則認為(wei) ：“東(dong) 原生平所著書(shu) ，惟《孟子字義(yi) 疏證》三卷、《原善》三卷最為(wei) 精善。……即東(dong) 原自得之義(yi) 理，非講學家《西銘》《太極》之義(yi) 理也。”

在“漢宋之爭(zheng) ”中，宋學家所極力反對的正是漢學家對“理”的批判和改造。方東(dong) 樹指出“漢學之人，有六弊焉”，其中“力破‘理’字，首以窮理為(wei) 厲禁，此最悖道害教”。他對“東(dong) 原自得之義(yi) 理”極為(wei) 不滿，在《漢學商兌(dui) 》下卷雲(yun) “夫古今天下，義(yi) 理一而已矣。何得戴氏別有一種義(yi) 理乎？”戴震釋“理”為(wei) “腠理”，方東(dong) 樹批評說：“不知言各有當，執一以解經，此漢學所以不通之膏肓痼疾。”

漢學家淩廷堪和阮元均主張 “以禮代理”。淩氏雲(yun) ：“不知聖學禮也，不雲(yun) 理也，其道正相反，何近而亂(luan) 真之有哉！”阮元則認為(wei) ：“朱子中年講理，固已精實。晚年講禮，尤耐繁難。誠有見乎理必出於(yu) 禮也。”方東(dong) 樹反駁道：“禮是四端、五常之一，‘理’則萬(wan) 事萬(wan) 物鹹在。”在方東(dong) 樹看來，“‘理’是禮之所以然，在內(nei) 居先，而凡事凡物之所以然處，皆有‘理’，不盡屬禮也”。因此，他反對以“禮”代理。可見，“理”與(yu) “禮”何者為(wei) 先是漢宋學的爭(zheng) 議焦點。

皮錫瑞在《經學曆史》中指出：“戴震作《原善》《孟子字義(yi) 疏證》，雖與(yu) 朱子說經抵牾，亦隻是爭(zheng) 辨一理字。”可謂道出乾嘉“漢宋之爭(zheng) ”的關(guan) 鍵所在。在乾嘉漢宋學的論爭(zheng) 中，既有“爭(zheng) ”的一麵，又有“不爭(zheng) ”的一麵，“不爭(zheng) ”意在雙方都承認“考據”的方法論意義(yi) ，而其所“爭(zheng) ”則在義(yi) 理的內(nei) 涵以及具體(ti) 指向。從(cong) 思想史的角度看，梁啟超所謂清學“乃研究法的運動，而非主義(yi) 的運動”或失之偏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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