國學與(yu) 中國古典學
作者：楊慶中《光明日報》（ 2024年10月26日 11版）

  近幾年興(xing) 起的中國古典學熱，與(yu) 世紀之交以來的國學熱有著內(nei) 在密切的關(guan) 係。溯其源，有三個(ge) 時間節點值得注意，一是1993年北京大學創辦《國學研究》，當年曾有人在《人民日報》撰文，報道“國學在燕園悄然興(xing) 起”。二是2005年11月中國人民大學成立本碩連讀的教育科研實體(ti) 機構國學院，海內(nei) 外媒體(ti) 爭(zheng) 相報道，可謂轟動一時；三是2023年中國人民大學國學院申報中國古典學專(zhuan) 業(ye) 獲得教育部批準，被納入2024年普通高等學校本科專(zhuan) 業(ye) 目錄，填補了國學作為(wei) 學校自設交叉學科在教育部本科專(zhuan) 業(ye) 目錄中沒有專(zhuan) 業(ye) 的空白。

  20世紀90年代悄然興(xing) 起的國學，基本局限於(yu) 學術圈子之內(nei) 。新世紀第五個(ge) 年頭中國人民大學創建國學院，是基於(yu) 社會(hui) 層麵廣泛的國學熱和學術界對中國傳(chuan) 統學術整體(ti) 特性的反思，嚐試破除學科壁壘，打通文史哲，還中國傳(chuan) 統學術及其研究、弘揚一個(ge) 整體(ti) 的麵貌。中國古典學專(zhuan) 業(ye) 的獲批，則是基於(yu) 國家發展戰略，即培植根脈，賡續文脈，構建中國自主知識體(ti) 係，實現“第二個(ge) 結合”，在文明互鑒中貢獻中國智慧、中國方案、中國力量。

  說到中國古典學，人們(men) 自然會(hui) 想到西方古典學，西方古典學專(zhuan) 注於(yu) 對古希臘、羅馬的曆史、哲學、藝術、考古等方麵的研究。有學者認為(wei) ，“中國本有與(yu) 古典學相關(guan) 的概念，稱為(wei) ‘國學’”（劉釗語）；有學者指出，“應將國學看作中國古典學”（朱漢民語），這些說法是富有深意的。從(cong) 這個(ge) 視角論，中國古典學就是中國的國學。在國學熱持續多年的今天，人們(men) 研討構建中國古典學專(zhuan) 業(ye) 和學科，是國學研究發展過程中，自我審視，與(yu) 時俱進，更新和完善原有知識架構的新努力，是國學研究的新拓展，也是呼應國家發展戰略，滿足時代需要的新嚐試。今天所謂的中國古典學，是以中華古代文明與(yu) 典籍為(wei) 研究對象，以探源、培根為(wei) 基點，以整體(ti) 把握、係統呈現為(wei) 方法，以服務當下、走向世界為(wei) 目標，深挖經典內(nei) 涵，辨章其流變脈絡，梳理中國傳(chuan) 統經典知識體(ti) 係的結構特征，考察其在曆史不同發展階段對中華文明乃至周邊世界的意義(yi) ，揭示中華文明對人類文明發展的價(jia) 值。

  中國古典學作為(wei) 一個(ge) 專(zhuan) 業(ye) ，其學科交叉的特征十分明顯。追求學科交叉，恰恰是當年包括中國人民大學國學院在內(nei) 的國內(nei) 諸多國學研究機構成立的初衷，即破除學科壁壘，打通文史哲，解決(jue) 近現代學科分類造成的對中國傳(chuan) 統知識整體(ti) 性的割裂、肢解等等。問題在於(yu) ，如何才算交叉？如何才能打通？把文史哲等各院係從(cong) 事中國傳(chuan) 統學術研究的學者抽調到一起，拚成一個(ge) 小學院，開授經史子集等方麵的課程，就能夠交叉、就可以打通麽(me) ？近20年來大家幾乎都走過這樣一條探索的路。回過頭來看，問題遠非如此簡單，交叉或打通絕非文史哲等課程的簡單相加就能實現。文史哲等作為(wei) 幾種不同的學科範式，其研究理念與(yu) 研究方法等是有著明顯的差異的，隻有在差異中求其同，才能找到交叉並進而打通的切入點。

  有沒有這個(ge) “同”呢？有的。例如，文史哲都離不開對經典的研讀，尤其是對中國古代經典的研讀。這就需要研讀者掌握最基本的研讀經典的知識與(yu) 方法，如語言文字層麵、文獻層麵、經典意涵詮釋層麵等。在這些層麵，文史哲等是可以也是必須交叉並進而打通的。從(cong) 這個(ge) 意義(yi) 上說，中國古典學專(zhuan) 業(ye) 的設置，並不是要顛覆文史哲分科體(ti) 係，也不是要淡化文史哲學科範式，而是在交叉的意義(yi) 上為(wei) 人文領域（甚至包括自然科學如中醫）傳(chuan) 統經典的研讀打下更好的“地基”，以便在相對的意義(yi) 上整體(ti) 呈現古典知識體(ti) 係的麵貌，從(cong) 而避免過早地先入為(wei) 主地局限在某一範式之內(nei) ，戴著有色眼鏡去研讀或闡釋經典文獻與(yu) 史料。

  中國古典學的研究，宜乎遵循“入乎小學，參稽西學，出乎大學，結穴於(yu) ‘第二個(ge) 結合’”的進路。這是一條由“通而精”到“專(zhuan) 而深”，再到“明體(ti) 達用”地紮實推進的學、研、履的進路。“入乎小學”中的“小學”較傳(chuan) 統小學內(nei) 涵要略寬泛些，特指文字學、文獻學、語文學等，其中的文字學包括文字、音韻、訓詁以及古文字學中的甲骨文、金文、戰國文字等；文獻學包括版本、目錄、校勘、出土文獻整理以及與(yu) 人工智能科技相關(guan) 的古籍數字化等；語文學則特指少數民族曆史語言學等。“入乎小學”，目的在於(yu) 引導學生打下堅實的語言文字、文本文獻史料等方麵的根底。這一點十分重要，是經典研讀的入手功夫。在近現代中國大學學科設置過程中，這些本來應該是人文領域的研究者所普遍具備的小學知識，卻被作為(wei) 少數高校相關(guan) 院係的二級學科，成為(wei) 專(zhuan) 門之學，且隻有相關(guan) 院係從(cong) 事該專(zhuan) 業(ye) 研究的部分學生修習(xi) 。所謂“方法變成了目的”，造成了方法與(yu) 方法所要服務的對象之間的割裂。“參稽西學”中的“西學”，一方麵是指借鑒和吸收國外漢學研究的方法、理念和成果；另一方麵是指借鑒和吸收西方古典學研究中的經驗和成就。當然，也包括借鑒和吸收西方人文研究領域的前沿理論，兼通中西，參學互鑒，以培養(yang) 學生寬博的人文視野和振拔中國學術於(yu) 世界學術之林的胸懷與(yu) 勇氣。“出乎大學”中的“大學”，較傳(chuan) 統所謂的“大學”內(nei) 涵也略寬泛，或許謂之“經典學”更為(wei) 恰切，除傳(chuan) 統的經學、子學外，還包括曆史、文學、宗教、自然科學以及少數民族的經典等。運用小學的方法，參稽西學的經驗，借助於(yu) 經典的詮釋，梳理中華文化的基因圖譜，探源中華文明的淵源流變，揭示中華民族共同體(ti) 形成的曆程，解析中華文明的特征及其對人類文明發展的貢獻與(yu) 現代價(jia) 值等，是“出乎大學”的主要工作。這毫無疑問也是文史哲等各學科交叉互通的一個(ge) 點。習(xi) 近平總書(shu) 記在文化傳(chuan) 承發展座談會(hui) 上強調：“讓馬克思主義(yi) 成為(wei) 中國的，中華優(you) 秀傳(chuan) 統文化成為(wei) 現代的，讓經由‘結合’而形成的新文化成為(wei) 中國式現代化的文化形態。”“結穴於(yu) ‘第二個(ge) 結合’”是從(cong) 明體(ti) 達用的層麵，實現中華優(you) 秀傳(chuan) 統文化的創造性轉化與(yu) 創新性發展，構建中國自主知識體(ti) 係。

  習(xi) 近平總書(shu) 記在中國人民大學考察時指出：“加快構建中國特色哲學社會(hui) 科學，歸根結底是建構中國自主的知識體(ti) 係。要以中國為(wei) 觀照、以時代為(wei) 觀照，立足中國實際，解決(jue) 中國問題，不斷推動中華優(you) 秀傳(chuan) 統文化創造性轉化、創新性發展，不斷推進知識創新、理論創新、方法創新，使中國特色哲學社會(hui) 科學真正屹立於(yu) 世界學術之林。”這就是中國古典學專(zhuan) 業(ye) 建設的初心與(yu) 使命。

（作者：楊慶中，係中國人民大學國學院院長、教授）

中國古典學的語境和特性
作者：王中江《光明日報》（ 2024年10月26日 11版）

  一個(ge) 文明隻要有人文經典，就有古典學。從(cong) 最一般的意義(yi) 上說，古典學是研究自古以來流傳(chuan) 的人文經典的學問，是語文學、文獻學、曆史學和哲學等彼此關(guan) 聯的一門交叉性學術。這算得上是東(dong) 西方古典學的最大可通約性，這一可通約性也不排斥其他的可通約性。由於(yu) 這種可通約性，古典學（Classics或Classical Studies）這一詞匯雖來自歐洲，但也適用於(yu) 中華文明。若用中國古老的“經”“典”和“學”這三個(ge) 字，立一個(ge) “經典學”名稱，它完全可以同古典學一詞互換。

文本的經典化

  廣義(yi) 的人文經典包括古代流傳(chuan) 下來的各種正宗性、典範性、權威性和最有價(jia) 值的一類著作。從(cong) 這種意義(yi) 上說，在歐洲，Classics指稱的是典範性的著作，Bible或Holy Bible指稱的是具有正宗性和神聖的著作（如基督教、猶太教的聖經等）。在中國，儒家信仰的六經、《漢書(shu) ·藝文誌》所稱的“六藝”類書(shu) 籍、四庫全書(shu) 所稱的“經部”書(shu) 籍都是經典，儒家對六經（或六藝）、十三經的注釋類著作也是經典；道家《老子》《莊子》《列子》和《文子》等是經典，對它們(men) 的解釋性著作也是經典；佛家的經、律是經典，解釋經律的論也是經典。若對這兩(liang) 類進行區分，最具原創性、正宗性和典範性和被不斷解釋的可叫元典，對元典進行解釋的子學類著作可叫次典，合稱為(wei) 經典。儒家及其信奉的六經在漢代被體(ti) 製化後，在中國傳(chuan) 統社會(hui) 中就具有了世界觀、真理觀和價(jia) 值觀的正統性地位。《漢書(shu) ·藝文誌》單列為(wei) “六藝略”，使之不同於(yu) 諸子略和其他略，《四庫全書(shu) 》單列“經部”使之不同史子集三部就是如此。

  文本能夠成為(wei) 經典和被經典化是一些合力的結果。文本的古老性本身就有魅力，文本的創造性使之具有了內(nei) 在的力量，人們(men) 的不斷閱讀和解釋使之不斷煥發出活力，人們(men) 對文本中的真理和價(jia) 值的認同使之具有了權威性和典範性，表彰和規範性的詞匯的產(chan) 生使之從(cong) 無冕之王成為(wei) 有冕之王。這一切都發生在早期中國從(cong) 殷周之變到東(dong) 周時代的巨大轉變中。從(cong) 東(dong) 周開始，天下體(ti) 係動搖，士階層紛紛從(cong) 官學走向私學，諸子各家放言立論。孔子述而不作，整理和編纂的六種文本《詩》《書(shu) 》《禮》《樂(le) 》《易》《春秋》被大體(ti) 確定，並成為(wei) 他和他的弟子學習(xi) 的主要書(shu) 本。《禮記·經解》篇中，“經”就明確被用來指稱《詩》《書(shu) 》《禮》《樂(le) 》《易》《春秋》。《莊子·天運》“丘治《詩》《書(shu) 》《禮》《樂(le) 》《易》《春秋》六經”，是東(dong) 周時期將六種書(shu) 明確叫作“六經”的例子。叫經和六經就是肯定這些書(shu) 的典範性和權威性。與(yu) 此同時，儒家還將自己的著論叫作經，如帛書(shu) 《五行》分“經”“說”。

  儒家之外的其他諸子如道、墨、法等，也有將其著述叫“經”的，道家有《黃帝四經》，墨家有《墨經》，法家也有“經”。漢代以後，儒家因被體(ti) 製化，經典係統源遠流長，從(cong) 最初的“六經”到“五經”（“樂(le) ”失傳(chuan) ）再到九經和十三經，“經”的範圍不斷被擴大；東(dong) 漢之後中國道教和佛教的誕生，其文本的經典化也不斷變化。老子在西漢就被廣泛叫經。在唐代，道家的元典《老子》《莊子》《文子》和《列子》被叫作《道德真經》《南華真經》《通玄真經》和《衝(chong) 虛真經》；慧能的說法被弟子記錄下來也被叫作“經”。“佛藏”和“道藏”概念中的“經”都是古典學的中心。新立的“儒藏”體(ti) 係不言而喻。

詮釋的大鏈條

  文本意義(yi) 的開放性和不斷被解釋，不需要也不能被誇張到它們(men) 都是由詮釋者決(jue) 定的，否則古典學就真的要陷入無公度性的泥淖中。一個(ge) 基本的事實是，文本的經典性永遠不能脫離閱讀、理解和解釋。豈止如此，從(cong) 東(dong) 周以來，幾千年來的中國曆史敘事、語言文字、文學評說，特別是哲學義(yi) 理的建構在很大程度上都是通過注釋和詮釋展開的。這是一個(ge) 巨大的解釋和詮釋之鏈。東(dong) 周時代同“經”相對的諸如“述”“解”“說”“傳(chuan) ”“序”等，都是用來表達解釋和詮釋“經”的詞匯；漢之後使用的“訓”“詁”“注”“釋”“正義(yi) ”“疏”“箋”等也是如此。由此可見不同曆史時期形成的解釋和詮釋鏈條是何其長又何其複雜。

  中國經學史整體(ti) 上是從(cong) 六經到十三經的注釋史和詮釋史。孔子和他的弟子以及孟荀直接注釋“六經”的著作不突出。《論語》和《孟子》是語錄體(ti) ，《禮記》特別是《荀子》主要是按照主題展開論說的論述體(ti) 。《禮記》中的《中庸》《大學》《禮運》等久負盛名，新出土的郭店竹簡儒家類文本也是論述體(ti) 。漢代以後，《論語》和《孟子》重要性被升格。唐代《論語》入經，宋代《孟子》入經。在宋代，《論語》《孟子》和《大學》《中庸》被單列為(wei) “四書(shu) ”，中國經學也從(cong) 漢唐以“五經”為(wei) 中心變成宋代以“四書(shu) ”為(wei) 中心。此外道家、佛家也都形成了自己的詮釋史，收入“佛藏”“道藏”和“儒藏”中的著作除了“經”的部分，更大的部分則是對“經”的注解和詮釋類的著作。這些巨大解釋和詮釋鏈條中的著作後來也都成了古典學研究的對象。

詮釋方法和形態的多樣性

  中國古典學，廣言之就是中國的古典語言學、文學、藝術、哲學和曆史學等。南北朝時期設置的玄、儒、文、史四科，前兩(liang) 者屬於(yu) 義(yi) 理學，後兩(liang) 者屬於(yu) 文學和曆史；明代將學術分為(wei) 質測、通幾和宰理。通幾學屬於(yu) 哲學和人文學；清代區分義(yi) 理之學、考據之學和辭章之學，分別相對於(yu) 哲學、史學和文學。章太炎在《國學講演錄》中將國學分為(wei) 小學、經學、史學、諸子和文學，這是狹義(yi) 的國學概念，屬於(yu) 廣義(yi) 上的古典學。中國古典學不同領域的劃分，也是中國古典學的不同方法和形態。

  漢代古典學主要是儒家經學，又有今古文之爭(zheng) ，這是儒家內(nei) 部古典學之爭(zheng) 。爭(zheng) 論的焦點，一是書(shu) 寫(xie) 經典的文字和來源不同；二是對孔子的理解和認識不同，古文同時崇奉周公，認為(wei) 五經是記載先王典章製度的書(shu) ，保存了王道的理想；三是今文以“六經”為(wei) 孔子所作，古文以六經為(wei) 古代史料和典章製度的匯集；四是今文與(yu) 古文對經典的詮釋方式和方法不同。這些爭(zheng) 論主要是文獻學、文字學、訓詁學、曆史學與(yu) 義(yi) 理學之間的爭(zheng) 論。鄭玄合今古文之學而用之，但他的義(yi) 理學仍弱於(yu) 訓詁學。

  與(yu) 漢唐主要是以五經為(wei) 主的注疏之學有別，宋代興(xing) 起的新儒家既詮釋五經，又詮釋四書(shu) ，主要發展的是義(yi) 理之學；清初黃宗羲、顧炎武開始將義(yi) 理之學往文字學、考證學方向推動，批評義(yi) 理之學末流的空疏，後發展出清代考據學，在乾嘉時期達到興(xing) 盛。江藩的《漢學師承記》所謂的“漢學”，實指漢代的古文經學，認為(wei) 清代的考據學、乾嘉之學或者所謂樸學是漢代古文經學的複興(xing) 。方東(dong) 樹則著《漢學商兌(dui) 》，批評江藩之說，為(wei) 宋學和程朱理學辯護，批判漢學。

  漢宋之別，義(yi) 理考據之辨，是經學古典學中兩(liang) 種不同方法的爭(zheng) 論，對解釋義(yi) 理文本來說，兩(liang) 者都是需要的；宋學和義(yi) 理學的解釋離不開語文學基礎。因此，焦循、阮元等主張漢宋兼容。儒家之外，道家和釋家的詮釋方法和詮釋形態也多種多樣。魏晉道家詮釋學發展出了玄學；唐代道家詮釋學發展出了重玄學。佛家詮釋學發展出的學派更多，隋唐佛家宗派興(xing) 盛。三教之爭(zheng) 並行也好，三教合一也好，都集中表現在信奉、詮釋的經典不同及其相互競爭(zheng) 和融合中。

意義(yi) 和價(jia) 值信仰

  人類是社會(hui) 性的存在，是按照理性、規範和價(jia) 值而生活的存在，是靠意義(yi) 、信念和信仰支撐的存在。除了硬性的強製性規範，倫(lun) 理規範、意義(yi) 和價(jia) 值信仰，理性和智慧，都來自人文經典，特別是來自宗教、倫(lun) 理和哲學經典及其詮釋。中國的意義(yi) 和價(jia) 值信仰，不僅(jin) 來自儒家的六經，也來自儒學的經傳(chuan) 和論說；不僅(jin) 來自道家，也來自佛家。按照正統與(yu) 非正統之分，儒家主要是正統性的，道、佛主要是非正統性的。

  中國古典學，不僅(jin) 是追求知識，而且是追求智慧；不僅(jin) 是追求理性，而且是追求價(jia) 值；不僅(jin) 是論道理，而且是論道德。道家尊道貴德，儒家求仁求義(yi) ，佛家信佛信空（悟真悟法），皆為(wei) 意義(yi) 和價(jia) 值追求。東(dong) 周時代，各家各派就有不同的世界觀和價(jia) 值觀。儒家詮釋“六經”其主要表現是將“六經”的意義(yi) 符號化。

  儒家古典學是天人統一之學，是倫(lun) 理本位學，成人、成物和成就天下之學，是價(jia) 值和意義(yi) 信仰之學。《漢書(shu) ·藝文誌》謂儒家“遊文於(yu) 六經之中，留意於(yu) 仁義(yi) 之際”。《韓詩外傳(chuan) 》強調儒家的價(jia) 值信仰說：“儒者，儒也。儒之為(wei) 言無也，不易之術也。千舉(ju) 萬(wan) 變，其道不窮，六經是也。若夫君臣之義(yi) ，父子之親(qin) ，夫婦之別，朋友之序，此儒者之所謹守，日切磋而不舍也。”儒家信奉的普遍價(jia) 值“仁、義(yi) 、禮、智、信”，漢代人叫做“五常”。儒家的德目非常廣泛，如“孝”“誠”“直”“勇”“剛”“寬”“恭”“敬”“廉”“讓”“惠”等，都是儒家所信奉的倫(lun) 理道德價(jia) 值。

  儒家的古典學自西漢被確立為(wei) 正統的學問之後，一直延續到清末。而佛道整體(ti) 上是非正統性的，但在不同時期，兩(liang) 者或多或少也有正統性。如漢初道家或黃老學具有官方性，《老子》這部經典在漢初七十年變成了官方的經典。在唐代，老子和道家受到特別的禮遇；佛家也有類似的情況，南朝的梁武帝熱衷於(yu) 佛家，唐代也有皇帝熱衷於(yu) 佛家，佛家在唐代最興(xing) 盛。中國古典學整體(ti) 上奉行三教並行又有主次之別。在三教爭(zheng) 論中，儒家自居於(yu) 正統，將道家和釋家看成是異端，宋明新儒家往往以釋道為(wei) 空無，抵製聲稱的虛無性，重建意義(yi) 和價(jia) 值信仰，並尋找根源論的基礎。古典學的方法和形態的不同，所引發的正統、道統與(yu) 非正統和異端的爭(zheng) 論，是意義(yi) 和信仰之爭(zheng) ；為(wei) 了調和、彌合各經典的差異性，使之井然有序和具有統一性，佛學不同宗派對各類經典的地位和意義(yi) 的判別、判定的教相判釋論，其實也是各宗派確立本宗的正統性和權威性的一種方式。

  整體(ti) 上說，古典學中的“道”，是中國文化的最高的原動力和最普遍的價(jia) 值。正如金嶽霖所說：“中國思想中最崇高的概念似乎是道。所謂行道、修道、得道，都是以道為(wei) 最終的目標。……各家所欲言而不能盡的道，國人對之油然而生景仰之心的道，萬(wan) 事萬(wan) 物之所不得不由，不得不依，不得不歸的道才是中國思想中最高的概念，最基本的原動力。”（金嶽霖：《論道·緒論》）  

（作者：王中江，係北京大學哲學係教授）

相關(guan) 鏈接：【王達三】中國沒有什麽(me) “古典學”，更沒有什麽(me) “中國古典學”